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今，我们的写作已然越发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日益严峻的伦理性问题。无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首先必须直面的都是伦理层面的考问。作家不是单一的手艺人，是作为责任和良知的主体而存在的。手艺人的劳动仅仅是制作或修复，作家的劳动则是创造，创造就是无中生有，即针对人类无意识世界的探索及发明。然而，这一探索及发明本身却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不得不受到伦理规约的限制，否则带来的便有可能会是“反文学”的灾难性后果。就此说来，一个作家的首要修养似乎不是写作的能力，乃是认识的能力，此种认识正是对于责任和良知的认识。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

就在不久前，一位法国汉学家联系到我，说她想翻译国内一部刚刚获奖的长篇小说。但在翻译之前，她觉得有必要求证一下，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究竟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恰好我对这部作品有所耳闻，我想它之所以能引起这位汉学家的翻译兴致，无非就是由于其中关于败落和挣扎的唱衰性描写使然吧。一直以来，在西方人的眼里，一个丑陋和落后的中国笃定要比一个美丽和先进的中国更加真实，也更加有趣，因而他们宁愿选择性地只看到我们的丑陋和落后。于是，我告诉她，目前中国乡村的现实生活是相当多元的，多元到许多作家对其都缺少深入的了解。这部作品揭示出的某些中国乡村问题不是不存在，但一定不是普遍性的存在。即使个中有普遍性的问题，那也多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被迫付出的暂时性代价。它写出的确是事实，可这事实是局部性的，不能等同于中国乡村现状的真实。真实的中国乡村现状不可能出现在孤立的哀叹之中，只可能现身于整体的共情当中。真实有着事实所没有的思想热度。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书写的凋敝村庄必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的未来。事实上，我们今天正在努力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恰恰是对它所关注的这一系列问题的积极回应。

我还告诉这位汉学家，我曾经亲自去山东威海好几个村庄做过实地考察。那里的村民过得安逸满足，并且健康长寿。如果说她打算翻译的这部长篇小说呈现的是中国乡村的现实，那又该如何解释我见证的与其完全不一样的乡村现实？不能不注意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远远走在了作家意识的前面。倘若不是走进乡村，我压根就不知道正有一批来自北上广等大都市的白领青年开始在这里扎根。他们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生态种植的商业化潜能，同时带动着当地的休闲经济。尽管他们的农耕实践经验尚显不足，但在对于土地和大自然价值的认知上，他们无不超越了传统农民的知识储备。作为一代新农民，这些具有远见的青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无可否认，他们必定要成为振兴中国乡村的新生力军。那么，我们这些关注农村生活的作家难道不更该去写写他们吗？写写他们的奋斗和艰辛，写写他们的成长和困惑。

听完我的讲述，这位法国汉学家当即打消了翻译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而我的阻止也绝非单纯为了所谓政治正确的立场，我考量最多的其实是作为作家的伦理责任，即面对西方，我们应当如何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蓬勃发展着的多元化现实的中国？我想指出的是，怀有敌意抑或谗意的写作都不可能真实呈现中国的形象，因为它要么无视中国数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要么无视中国在前进道路上随时遭遇的各种复杂处境。

“我和你”同“我和他”的区别

众所周知，西方之于中国的误解之深由来已久，因为他们始终是将中国当成一个他者来看待的。故此，在西方与中国之间，自一开始便很难确立起真正友善的关系。毕竟，真正友善的关系不是发生于“我和他”之间的，而是发生在“我和你”之间。作为对象的他，对于我势必是一种危险性力量，所以我能想到的唯有征服。换言之，爱向来不会在我和他之间萌生，只会在我和你之间生长。诚若马丁·布伯在《我和你》一书中所言：“爱是一个‘我’为一个‘你’尽责任。”想一想为什么郑和的航船带给西洋的是礼物与融合？哥伦布的航船带给新大陆的则是枪炮和杀戮？这岂不就是“我和你”同“我和他”的区别吗？

马丁·布伯又说：“借助‘你’，人成为‘我’。”其言外之意就是借助他者，人无以成为自我。一个非我又如何能够去爱？没有爱又如何能够去理解和认知？斯蒂芬·达尔沃也曾在其《第二人称观点》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包含不可还原的第二人称权威，它要求尊重这种权威，尊重那些赋予我们要求他人服从的立场的要求。尊严不只是一系列与人相关的要求；它也是人们通过认定彼此负有这样做的责任来要求彼此服从的权威。”也就是说，人类所有的道德、尊重以及责任，主要是针对“你和我”而言，而非“他和我”。可是今天，一些作家对此仍不明确，在书写自己的生活和人民时，他们依旧陷于“我和他”的西式对抗深渊而难以自拔。基于此，他们一直热衷渲染人们的不幸经历，借以消费他们的苦难，却经常忽略了对于价值和意义的追问，对于尊严和权利的争取。

我发现，在一位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他把笔下的人物赶向了绝路，干脆不再给其一丁点幸存的希望。凶狠到极致的描写昭示出的是作家心中爱的匮乏，试问，难道他的内心真的仅有残酷和仇恨吗？事实并非如此，再看看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写的是自己的亲人，写得多么慈悲，多么深情。被写的同是贫瘠村庄的农民，这位作家分配给他们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命运。为何会有如此看似矛盾的操作？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在有的作品里，作家同他笔下的人物是“我和他”的关系，而在有的作品里，此种关系却变换成了“我和你”的关系。这样的变换说明了什么？当然说明了作家的偏心和利己主义。他只愿把心中的爱与柔情全部献给自己的亲人，留给广大陌生同胞的便仅剩下冷漠了。

作家所擅长的这种区别对待，不是当代作家才有。在现代一些著名作家那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写自己家人的故事，用幽默。写别人的事，则用讽刺。讽刺与幽默的不同在于，一个是恨，一个是爱，一个是不满，一个是喜欢。幽默的故事中，蕴含的是“我和你”的关系；而讽刺，则寄身于“我和他”关系模式里。无情的挖苦怎忍用在自己人的身上？唯有用在他人身上才可以是心安理得的。在我和他之间，没有责任的联系，陌生的距离制造出的是旁观者的冷漠，暴力和死亡也正由此得以产生。

作家需要找回“爱”的能力

利用无辜者的受难来成全自己的道德焦虑，是现代以降中国作家们的惯用写作伎俩。殊不知，此种道德焦虑在本质上是冷酷的，是出于居高临下地位的优越感的炫耀，或许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自己所书写的对象。就连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都能轻易识破这一伎俩，正像他在批评朋友的小说时那一针见血的观点：“你们尽管去写盗贼、娼妓、狂妄自大的糊涂虫好了，但是别忘了他们是人。人道哪里去啦？你们想只用头脑写作！你们以为思想（理性）是不需要心灵（情感）的吗？不对，能使思想结出果实的是爱。你们应该向堕落的人伸出手去把他拉起来。如果他濒于毁灭，应该为他痛哭，而不是嘲笑他。你们应该爱他，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对待他像对待自己一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读你们的作品，并且向你们致敬……他们写盗贼，写娼妓，可是忘了写人，要么是不善于写人。有什么艺术性可言？您发现什么诗意啦？你们尽管去揭露腐败、肮脏的现象好了，不过请别拿你们写的东西来冒充诗。”

奥勃洛莫夫在此郑重指出的问题，不正同样发生在我们许多作家的苦难叙事癖好上吗？他们极尽能事宣泄人民的苦难，从中释放的是个人的怨恨。他们拒绝思考苦难，只想一味美化或者诅咒苦难，把人民的苦难当成自己的多巴胺。他们毫不理会齐奥朗的提醒：“只有那些对苦难感兴趣的审美者和业余爱好者，才会对苦难抱有轻松的热情，他们误以为苦难是一种娱乐，不明白苦难中既有毒药，一种可怕的破坏性能量，也有丰厚的肥力，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有鉴于此，我们对苦难的书写最终难以上升为悲剧性的原因在于，这里丝毫没有痛苦应该激发出的理性认知。我们只是凭借一己之任性挥霍着大众的自由，使得他们彻底丧失了走向崇高的机缘。苦难的激情满足的是作家的诗意，抛给大众的则是死亡或生不如死。

总而言之，对苦难激情的迷恋，表明的是作家们生命热情的贫困，是同情之心的不足。此外，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将人民的生活极度简单化了，亦使得我们的现实主义视野大大狭隘化了。而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则需要我们果断地将目光从“我和他”的模式中移开，转向“我和你”的写作。唯有如此，我们才会看到亲爱的生活和亲爱的人民。是的，亲爱的你。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