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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炜是出色的文学家（小说、188体育官方ios、诗词皆有代表作）、书画家、音乐家，也是重要的学者、师者，诸艺皆得心应手、颇有成就。苏炜的长篇小说《迷谷》，“以怪力乱神之奇幻，续接《山海经》之神话，再现屈赋之南方雄奇浪漫。《迷谷》创造无与伦比的感觉及审美世界，作者集神话、历史及现实为一体，于天大地大中树立人之大，是难得一见的奇书与大书，其貌及状，有如在赤水及昆仑之间遗失的玄珠”，《迷谷》得遇天赋极高、语言能力极强的翻译家温侯廷，因翻译而被重新发现，“为中西文明之通，提供极佳的文本”（1）。《米调》《迷谷》《磨坊的故事》可视为苏炜书写历史的“三部曲”，另有《渡口，又一个早晨》《远行人》等小说，在美学境界、文体及叙事手法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88体育官方ios集《听大雪落满耶鲁》《耶鲁札记》《走进耶鲁》《独自面对》等，心怀温暖和光亮，始终持有至善的力量与眼界，对人与己皆有卓越的认知。苏炜为交响叙事合唱《岁月甘泉》作词，歌词五味杂陈，用情极深，几代人之青春记忆的复杂性，跃然纸上，个中悲天悯人之意，暗合前贤康有为的心声——“众香国土薫历劫，微尘世界逰诸天”（苏炜悬于自家厅堂的对联）。苏炜另创作有交响清唱剧《铁汉金钉》剧本，发掘被历史湮没的华工血泪史；旧体诗集《衮雪庐诗稿》，再续传统诗教之道；人物传记《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亦可纳入长篇随笔的范畴，这些文字为历史留下珍贵史料。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一个留学生的札记》，不拘于八股文体，常以寥寥数语，道出学问真知。另有若干文艺批评及随笔散见于《读书》《书屋》《书城》《万象》《文学评论》等海内外多种刊物，文章兼具美学及史学价值。

若以“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戏解之，苏炜算得上是当代不多见的“游于艺”之士。偏偏这“游于艺”之人，又不执着各种名头，毫无“成圣”之心，更无占山为王之念。有学者曾疑惑，按苏炜的天分，继续写小说，或专事某一艺，会有更大的成就及影响——尽管苏炜已在不少领域去到“无人之境”。对此，苏炜的高徒温侯廷答曰：在苏炜眼中，世界上有趣的事情可太多了。温侯廷真解人也，这个回答，大概能很好地解释，苏炜有“游于艺”之能，有满腔的热情与天赋的才华，但无执着之世俗心（文章写出来，有时候就随写随丢，有些很重要的论题，点到为止，不迷恋长篇大论，经历极为丰富，阅人无数，但在文字上并不用到尽），要知道，赤子之心可比执着之心有趣得多。执着之心有诸多“不可一世”的小聪明，可得尽世俗好处，但赤子之心非有大智慧不可，比如存己修身与舍己为人的大智慧。以孔夫子为例，若无赤子之心，不可能懂得“不亦乐乎”之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若天天想尽办法“要人知”，执着于小道，哪里有什么“不亦乐乎”，想来想去，怕是只有“愠”，追来逐去，怕是只有“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及“难得之货”能满足斯人的胃口。赤子之心好比《红楼梦》里刻有文字的石头，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红尘里虽有许多乐事，但若少了这块刻有文字的石头，则无趣得多。人心不“补”，世有诸相。世间若无赤子之心，则相当于贾宝玉的失玉（失魂落魄）。赤子之心是补地补人之材，它以“美中不足”之至慧境界，为断壁残垣留下些不可磨灭的光泽。“游于艺”，但又懂得适可而止，眼近深渊，又深知光亮与温暖的重要，这是另一种赤子之心。苏炜最看重的，也许不是什么文学家、音乐家、书画家等，而是其师者的身份。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于苏炜而言，他至少得到了第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苏炜花了大量的笔墨谈师道与学记，有情怀有故事有方法，有趣味有智慧，微言见大义，堪称现代“师说”新语。这些基于“知行合一”的“师说”新语，既续接传统师道的精华，又为现代教育书写格外新鲜的学记，在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在需要重温韩愈“师说”、梁启超之教育趣味论的时代，在有必要追溯师道与学记之古今变迁的时代，这些“师说”新语有振聋发聩之功，其美学价值和思想远见值得重视。

壹

“诲人不倦”：师者的乐乎之道

由古至今，教育确实是神圣而长久的事业，但教育有其复杂性及艰巨性，人生而平等，但天赋秉性不一，时代常治乱无序，这又使得师者并不能总是保持乐观的强大意志。难怪孔子会有朽木之斥。韩愈会发出嗟乎之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师说》）。连朱子都承认教育之难，“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近思录》）。梁启超倒是罕见的乐观主义者，他自称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情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作。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2）。梁启超主张趣味教育，他认为孔子特别过人之处就在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相应感受，“学不难，不厌却难；诲人不难，不倦却难”“人类活动的蒸汽在哪里呢？全在各人自己心理作用——对于自己所活动的对境感觉趣味。用积极的话来表他，便是‘乐’，用消极的话语来表他，便是‘不厌不倦’”（3）。诚哉斯言，要做到不厌不倦，非有积极之意志不可。“师道之不传”的风险，时不时会出现。历史上，时而师道昌隆，时而师道落魄，而今，随着人与手机的合而为一，人工智能进入世俗生活指日可待，人的主体性根基摇摇欲坠，教书育人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如何做到“不骄不倦”，确实是师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难题。要在师者群里寻找“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大概是很难的。践行者不少，迎难而上者不少，但知行合一、有情怀有行动有宏大理想的乐观主义者，是少之又少。读者大概能在苏炜的随笔188体育官方ios里体会到这种久违的“诲人不倦”之道。“诲人”难，“不倦”是难上加难，身为师者，苏炜也算得上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师说”新语，是不多见的、能与梁启超趣味教育之音遥相酬唱的浊世清音。苏炜视师道为安身立命之所，“作为漂泊海外的读书人，回到书本、回到专业，是摆脱这个‘正午的地狱’的唯一可行之道。在我自己，则是回到写作，回到母语中文，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开拓耕耘，才能找回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4）。苏炜能在师道安身立命且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个人的大幸运，当然，所谓“运气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一俗语用在此处也通。有此大幸运，又能以无比澄静的心境和无比热情的心肠投入师道，苏炜距“不倦”之至乐境界不远矣。

从自身经历出发，苏炜多层次地书写了师者之“不倦”。

首先是身体的“不倦”。关于这一点，苏炜稍微动用了一点神秘浪漫的色彩。苏炜在自述耶鲁20年从教记时，写到自己的两个综合征（两朵“奇葩”）。一个是“开学失眠症候群”，20年来，但凡开学第一夜，“我就一定会经历这么一个辗转无眠、脑子过电影的通宵”，如新生一样兴奋失眠，原因如何？“因为和你们一样，苏老师，永远都是耶鲁校园的‘新鲜人’哪！”（5）几十年都能保持新鲜感（当然，不建议以失眠来保持新鲜感），身体的感受是最真切的，这种兴奋与激动，实与梁启超的趣味信仰有异曲同工之处，新鲜感除得力于个人性情及毅力之外，当得益于师者对师道的信守，当然，也得益于师道环境的优良。另一个是“全勤上岗”，小病小灾都“堆”到假期——很会挑时间，只要是上课，小病小灾全消失，比如过敏性鼻炎，一上讲台，喷嚏、“涕泪横流加昏头昏脑”全消失，“马上，鼻子归鼻子眼睛归眼睛的，喉头润泽，气管通畅，人五人六的，从孔孟老庄到鲁迅莫言，一切就全都顺当下来了”（6），更神奇的是，一下课，回到办公室，喷嚏震天响的症状又来了，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对个中痛苦想必能感同身受。从经验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种身体的“忘我”反应，站在讲台，身体的“自我”变得至简，能量与精气神最大限度地聚焦于教学，激情“忘我”的师者，多能体会这种身体理性的玄之又玄。这20年的“全勤上岗”，是“教书比天大”的理念所致，也与耶鲁建校以来极其重视本科教学有关。苏炜记述了耶鲁的这一传统，2011年初，美国东部遭遇暴风雪，得系主任通知，可以取消课程，苏炜有此“圣旨”，也就乐得停课改课，第二天才得知，年过60的孙康宜教授（东亚系最资深、唯一的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为了不耽误正常上课，早已提前两天入住学校招待所，原来，“按课程表，昨天全校共有五十八门专业课要开，世纪大风雪中，其中五十门照常如期开讲；而敝人所任课程，正是那八门的停课之一”，五十门课的资深教授，多在课程前一两晚入住学校附近旅舍，有的甚至住在办公室，保证Professional的教学，此事让苏炜深深感受到耶鲁精神的强大，“全力聚焦本科生的教育，重视课堂教学，对教书有一种几近宗教的崇敬”，任何教授，“绝对不可以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7）。

其次是情感的“不倦”。深沉的情感，来自对母语的热爱与虔诚。远离故土，又因个人勤奋、个人悟性及机缘巧合，苏炜幸运地获得在耶鲁教中文的教职。这种与故土有距离的教学，反而使苏炜更懂得中文的精妙，与天下英才的交流，更为苏炜提供不同的视角以体会母语之“奇丽、奇艳和奇伟”。比如说从识字蒙学、读经据典等方面，甚至从翻译以及双语对比的角度，来重新体会每一个汉字之妙，“远离了故土却更加贴近了原乡故土，品味浅近的日常汉语却让你更加亲近、贴紧了自己美丽深邃的母语——调动起内心的美来教学，用内心的美来感受母语、品味中文，然后再用内心的美、中文之美感染学生，如是，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可以澄怀观道，都可以花雨满天”（8）。有了距离感，有了多语对照，再回到母语的教与学、读与写，感受大不一样。在母语环境里，“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等话语，但凡是读书人都会背，但是，会背的人多，做到的人极少。苏炜自己可能也想不到，这样的话语会在异域落地开花，有些学生参透了这句话，在行动上落到实处。中文母语让苏炜拥有澄怀之心，师道让苏炜有安居之所，在立命之余，又能得超越之境。

身体及情感的不倦，归结起来，是对人的不倦，对无论是上知还是下愚的不倦。不用说，耶鲁的学生是万里挑一，但要老师以“诲人不倦”之态面对每一个学生，估计也是难的，学生也是人，人的复杂度有时候远超教育的把握能力，耶鲁的学生当然也不例外。对人的“不倦”，是现代社会奇缺的性情、见识及能力。它不是简单的情商高，而是对美好人事的珍重、怜惜与感恩，深沉的情感后面，有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定力。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是由日常生活的平常幸福来维系的，而不是由激烈的仇恨、无尽的怨恨来维系的。苏炜一定见识过最恶之恶，也见识过最善之善。从《“人生紧要处”的引路人》《大个子叔叔》《蓝手》《书箱渡海》《胶杯猪肉》《对着大山读书》《队长的眉头》《班长的身手》《巴灶山的蛇神》《那一个早晨我被挂在树上》等篇目的省略意味看，其经历虽然可以让读者想象时代之恶，但苏炜显然无意以此反复地消耗生命。更让读者记忆深刻的是，苏炜笔下的那些心怀大善之人，比如不远千里奔赴海南促成苏炜被“破格录取”的中山大学金钦俊教授、黑暗中叮嘱苏炜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的大个子叔叔、为苏炜“护驾”两箱书登船渡海的阮镜清与陈伟强、邻家长辈（秦牧）、苏炜的忘年交张充和先生、苏炜的命中贵人孙康宜教授等，这些充满善意又有智慧的前辈、恩师、同道中人、绝境中偶遇的贵人等，常常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改善一方人文水土，善意和善智，最值得人间珍惜。也许正是这些珍贵的人事际遇，使苏炜深刻领悟到至善对人的世界的重要性，在黑暗与光亮之间，苏炜选择的是光亮。

对人的“不倦”，说到底，是一个伦理与智慧层面的选择。这种选择，首先来自作者对文字的深刻领悟。文字对于人类世界，本来就是一道光亮，这光亮足够照亮蒙昧的世界。这一点，可能是现代人很难明白的道理，现代人通常只看到每一个字的权利，而很难看到文字来到世界的使命。相对而言，古代人对书面语是审慎的，现代人对书面语的运用是随意任性的。各式创世神话，大多只是告诉世人，鸿蒙之初的混沌状态，需要人力之外的力量来破开，关于文字，神话多以非常修辞的方式暗示世人，文字与神秘的力量同在，文字对混沌初开有大功劳。假如我们愿意回到文字的源流，其实也不难发现，文字的神圣性与人的神圣性本该是同在的。苏炜深悟文字对人的意义，所以他会发自内心地感慨这种幸运，“曾经走过早熟而孤独的童年，曾经坠入过弥天黑暗与漫漫长夜，也曾经被陌路感、零余感、荒芜感填满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转折沟壑、每一颗拦路石子的缝隙……首先是因为，文字—文学，汉字—母语，成为我跌宕生命中第一道自救的光亮，也成为臂助我半世人渡过各种挫折、危机、难关的永恒的光亮。文学，把我锻造成一个追光人”“正是文字之光，劈开了鸿蒙，廓清了混沌，掰裂了暗晦，照亮了微尘”（9）。文字之光，当然也能“看见”黑暗与罪恶，但若沉湎于此，也许就忘记了文字的原初使命，文字是世界的光，文字的使命应该是与文明的进步同在的。要知道，善有教化的功能，恶同样有“教学”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向善比行恶要难得多了（这一点，荀子比孟子看得更清楚，他深知争斗之心与声色之欲对人世之害），以文字为生的文学，对文字之原善的认知，远远不够。也许有文友认为苏炜的文字不够“狠”“酷”，因而也不够吸引眼球。殊不知，苏炜对文字之原善的理解实在通透，“不必讳言：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我始终喜欢自己的心中‘有火’与笔底‘有亮’。人生长路，心中有火，就不会被雪怒霜欺所冻僵；文学长程，笔带光亮，骄阴黑霾就将无法将你吞噬。存真气，秉烛行，少极端，循平常”（10），敬畏仓颉造字等传说的伟大，不美化现实不回避历史，以修辞之法隐去至暗人心，书写有度，这是更有智慧的伦理选择与更高的审美境界。对文字原善的领悟，也就是对人性的领悟与选择。行师道，需要师者心中“有火”“有亮”，否则，师者很容易被恐惧、厌倦等情绪裹挟，止步于“诲人”，难达“不倦”。“不倦”本质上是一种“乐”，对人的“不倦”，在师道这里，无善不能及乐。“诲人”需要原善，就如苏炜所讲的，教书育人，即便是在“大学校园里显得如此‘人微言轻’的语言教学职位上，其实也是性命攸关的——关涉到每一个年轻生命的走向，人生的色泽与光彩啊！”（11）那么，如何企及真正的“乐乎”呢？那又与文字之光有关系，文字点亮了这种“不倦”。“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12）师道固然是职业之选，“诲人”之路上大概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绝处逢生”及勇往直前，但归根到底，还是文字之光点燃了苏炜的“乐乎之道”。诸位先哲的“师说”，早已为师道预设乐乎之道。孟子高度重视师者的作用，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第三乐，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是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将君师相提并论，实际上也是将君师分而论之。荀子把师者的地位提得更高，他的“礼本说”谈到礼之三本，他视天地为生之本、先祖为类之本、君师为治之本，三者皆不可偏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这些基于生命成长常识出发的师说（人活一世，谁能无师自通呢，夫子亦从周公，墨子亦强调师徒），为师道的合法性、连续性与超越性，提供了几乎不可能更改的原道式理论预设。有此原道，师道才有可能立于天地不惧君道，有了不惧，才有可能不倦，孟子所说的第三乐才有可能实现。先哲所立的师道，是“诲人不倦”的前提，有此前提，师道才有可能抵达至乐，才有超越朝代、国别之限。我想，苏炜也一定是深知历史性与超越性对师道的意义，所以，他才会领悟到谦卑与责任对师者的意义，也深知“不惧”对师道的意义，太平时代，不需要师者不顾个人安危舍身殉道，但还需要不计个人得失的勇气。苏炜的语言课程，一直在耶鲁维持着他的“火”，他的书法课亦然，“都知道语言教师在大学里‘人微言轻’，但我从来不敢轻慢自己的工作。在这片容闳、詹天佑、林徽因踏过的土地上，在这个卫三畏、赵元任、黄伯飞、赵浩生以及郑愁予站过的讲台上，我学会了谦卑”“也许你并不自觉，自己其实同样是站在历史的队列里；历史，就在校园的某个转角处，与你交会，颜色照人”（13）。

师道本该有乐，对此，孟子看得很清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至乐，是与“王天下”之“威”乐不可同日而语的。梁启超也盛赞教育家的田地，他认为天下职业，教育家的田地最大最丰富，因为教育这种职业可以教学兼得，“一面诲人，一面便是学；一面学，一面便拿来诲人。两件事并作一件做，形成一种自利、利他不可分的活动。对于人生目的之实现，再没有比这种职业更为接近，更为直接的了”（14）。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论”，有其理想主义及浪漫主义色彩，对于常倦、易倦、不得已而为之的师者而言，可能很难做到教学相长。有的人守着点老本，年复一年照本宣科，宣完就算，大概30岁以后就再没有成长，无学则无教；有的人碍于世风不古，退守书斋埋头苦学，只学不教，学不难，诲人最难。到了现代社会，“倦”更成为无所不在的情绪，就如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所论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生存绝对化，生命变得徒劳（15）。无限扩张的资本卷走所有劳作者的闲暇时间，“看不见”的某些力量精准“计算”劳作者与受教育者的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师者也是凡人，当然很难逃过这种“倦”。梁启超很有预见性，他视“厌倦”为“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16），他奉行趣味信仰及积极主义，以“乐”克“倦”，于师道实现孟子所说第三乐——做教育家比做皇帝还要快乐（17），“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不开的。自己对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习，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种趣味，教育是两重趣味”（18）。师道要摆脱现代社会之“厌倦”咒语，师者要获得最快乐的趣味，可能也别无它法，只能沿着孔子所说的“知之”及“乐之”的道路前行。梁启超对“教学相长”之理想境界的推行，他的承前启后之功，也值得后来者反复体会。

梁启超认为教育家的田地最大，“教育家特别便宜处，第一，快乐就藏在职业的本身，不必等到做完职业之后，找别的事消遣才有快乐，所以能继续。第二，这种快乐任凭你尽量享用，不会生出后患，所以能彻底。第三，拿被教育人的快乐，来助成自己的快乐，所以能圆满。乐哉，教育！乐哉，教育！”（19）。梁启超身体力行得到的教育“乐哉”，在许多不得不止步于“诲人”的师者这里，在师道遭遇挫折的时代，可能是理想主义。但在“诸子百家”的时代，未见得就好于现在的时代，只要在伦理与智慧层面有所抉择及取舍，作为个体的师者，依然是可以做到“诲人不倦”的。从苏炜的“师说”新语中，我们既可感受到“师者为人”的全情投入，也可以想象其赤子之心及言行一致，苏炜是当得起“诲人不倦”这四个字的。

贰

“学而不厌”：士子的存己之法

古代的师说，等级规定之余，多会强调师者的舍己为人及“行之以忠”，到了现代，“学”的范围变得更广大，“学以为己”之“己”，需要得到更多的阐释，在“求诸己”的基础上，“存己”之想似乎更合现代诉求。如师道只讲尽忠舍身而不能存己，如师道只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生存之道（退则师道，进则仕途），则教育的趣味与真理不能持久，所谓教育的“乐哉”只是空谈，“诲人不倦”的教育理想也只能勉强维系到“诲人”为止。梁启超引老子之语来形容师道之群己关系，“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20），他很了不起，因为他很早就看到，教育家是需要“存己”的。师道之“己”在传统教育中，常被尽忠舍身遮蔽，尽管现代学人可以不断地为师者之“己”添附意义，从个人道德完善之修身传统入手，为“己”的存在寻找各种证据，但只要“行之以忠”的制度事实存在，一定要为传统教育之师道的“己”正名的努力都将是徒劳。与其在“己”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倒不如回到“学”对“己”的意义上来。梁启超把“存己”与“学而不厌”并置，视其为“诲人不倦”的必要前提，有此见识，实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之幸。梁启超承认要做到“不倦”，很难，若要克服这个难题，有一个“切实防卫办法”——“只要学不厌，自然会诲人不倦”“当先生的常常拿‘和学生赛跑’的精神去做学问，教那一门功课，教一回，自己务要得一回进步，天天有新教材，年年有新教法，怎么还是倦？你想学不厌吗？只要诲人不倦，自然会学不厌”“还有一个更简便的法子，只要你日日学，自然不厌；只要你日日诲人，自然不倦。趣味这样东西，总是愈引愈深，最怕是尝不到甜头，尝着了一定不能自已”“真肯学的人自然不厌，真肯诲人的人自然不倦”（21）。按传统师道之序，“诲人不倦”在“学而不厌”的前面，到了现代，不妨将其顺序调整一下，把“学而不厌”置于“诲人不倦”的前面，有“学而不厌”，能“存己”，才有可能摆脱“行之以忠”的阴影，使师道从沉重的君师及师徒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学”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就会有大量的不学无术，若教师不学无术了，不要说“不倦”做不到，就是“诲人”也会变成“毁人”。现代大学教育体系里，为什么要称有志于学的大学老师为学者而非师父？现代人在大方向上也许是明白的——为学应该是为师的大前提。

苏炜乐于“诲人”，更乐于“学而不厌”。他的《走进耶鲁》《听大雪落满耶鲁》《独自面对》《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等随笔，既记述师道为人之乐，又讲述学而不厌及其对“存己”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天涯晚笛》，有如现代新“学记”，令人常读常新，此书的文史价值，必将被历史留下来。苏炜的“学记”，常常以事带学，读者往往记住了重要的历史人事，而不知不觉忘记了苏炜的“学而不厌”，也许这正是苏炜非常独特的存己之道，再往深处论，这是真正抵达忘我的澄静状态。从这些随笔中，读者只能管窥苏炜之“学记”的部分内容，更多的“学”，其实也无从得知，“存己”的真正乐趣在自得其乐，不一定要公之于众，于教育者而言，“学”虽依附于师道，但学到深处，说到底，还是个私人及“存己”的问题。但是，仅从这些问世的文字中，读者已经可以充分领略苏炜“学而时习之”的“乐乎”。于此，择其与师道相关的“学而不厌”，略述论之。下笔最慎重的，是苏炜写张充和先生，笔端之求实、郑重、深情与节制，让人感受到，“诲人不倦”与“学而不厌”中有大欢喜，复杂无常的历史与现实中有大幸运，践行与感恩能让人的境界更高远。张充和先生是国宝级的“国粹大家”，有学人认为她是“以通驭专”之大才，她曾与朱谟钦、钱穆、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张大千、查阜西等诸家有师友之谊，在书法绘画、昆曲、诗词创作等方面造诣极深（另，张先生喜古琴琴音，但因“跪指”指法太难，止步于《良宵引》），其“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寻幽》）、“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桃花鱼》）等诗词，心意疏朗、境界高古，写尽与世无争者的精气神、情意及命运，她为沈从文所写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其中的“不折不从，亦慈亦让”，也可以说是她的自我写照。若要更全面了解张先生，读者不妨进一步阅读《张充和手抄梅花诗》《张充和手抄昆曲谱》《张充和诗书画选》《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张充和小楷》《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曲人鸿爪：张充和曲人本事》《张充和诗文集》《沈尹默蜀中墨迹》等书，孙康宜、白谦慎、陈安娜等人在相关原始文献的编注方面，出力甚巨。苏炜是张先生最后一拨“书法入室弟子”，苏炜的洋学生邵逸青、温侯廷亦是其中的幸运儿，苏炜所记下的“听张充和讲故事”，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记忆。良师可遇不可求，有如此难得的师生际遇，“真肯学的人自然不厌”。真正的“学”，不仅要习得——习得是“知”（knowledge），还要懂得——懂得是“意”（intention），“学”也是一种知己之道，习得不难，懂得最难——要有悟性，也要有光亮和温热。

先看习得。《张门立雪》篇，苏炜带上邵逸青、温侯廷，自2008年春，就开始每周四下午去张先生北港宅所习字，习字之余，也师从张先生学诗（“本来，二０一０我介绍助教张琬婷向老人学习昆曲时，张先生也要求我跟着一块儿拍曲学曲。可是我自己实在缺乏唱曲的慧根，听过一两次课就打退堂鼓了”），“从研墨、运腕、临写颜帖起步，一两年间，我和我的美国学生跟随张充和老人习字，虽未曾吃苦受困，却也曾顶风冒雪，风雨无阻，并甘之如饴”（22）。习字是从磨墨开始，张先生从不用现成的墨汁，学生习字也必须先磨墨。磨墨的规矩，往小处说，是练臂力（非腕力），把笔拿稳，把人定住，往大处说，是以静养动，以不动心养其力与志，研墨是“得力”与“养心”之始。何为“得力”与“养心”，梁启超认为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动心”“学者即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非有坚定之力，则一经挫折，心灰意冷，或临事失措，身败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养心的功课有两种，一种是静坐养心，一种是阅历之养心，“学者在学堂中，无所谓阅历，当先行静坐之养心”（23）。不得力，何以立志养心呢？这样一看，要习字，怎能不先磨墨呢？心无旁骛才能磨墨，磨墨才能“得力”，中国古人真是再聪明不过，仅写字这一事，就足将养心与得力合而为一。苏炜与洋学生们跟随张先生习字时，张先生已九旬过半，体格不能说健旺了，“但从肩膀到肘子的肌肉线条，都是紧绷结实的”（24），足见习字得力又养心。其实张先生已为洋学生们省去一道工序，那就是洗砚（当然，也可能是记录者略去不谈），洗砚堪称书画家的“存己”之道，一般不能假手于人，况且以笔洗砚也是写字的过程，先得浓厚之墨后得清淡之笔，刚柔并济水墨天成，费时太长，一个小时的学时，是远远不够的。据张先生记述，“当年重庆曾家岩陶园的吃用水都是用人工从嘉陵江挑上来的，涓滴都是可贵。尹师书桌上一盂清水，从早到晚，先用磨墨，后用洗砚，洗砚时用笔蘸水在砚上来回洗擦，就在废纸上写字画竹，到了满纸笔墨交加时现换纸，如此数番，砚墨已尽，再用废纸擦干。并又把笔一面蘸水一面用纸擦笔，也是到笔根墨尽为止。并曾对我说，‘笔根干净，最是要紧’”（25）。洗砚与磨墨，异曲同工，既“得力”也“养心”——笔根干净就是养心。习墨练臂是基本功，那从什么开始练呢，张先生的看法是，中国书法是从“点”开始，张先生反复要求学生练习“‘点’的落笔、走锋和收锋——先写好一‘点’，再把‘点’的运笔化进横竖撇捺，体味保持中锋走笔的感觉”，而且要从颜体尤其是《颜勤礼碑》开始（没有被裱托撑大的颜体，一般人难见到了）（26）。私以为张先生之所以强调要苦练颜体，固然与其蒙学之初受教于考古学家朱谟钦有关，更重要的是，颜体能练中锋与力道，练其点法、撇捺转笔、提按出锋，能得人之正与直。书法有如中国古代许多近身的木石器物，如物美合一的屋宇、桌椅、床凳等，都通过其形构及审美对人的成长尤其是行站坐卧等行为进行无声的教养。习字之余，苏炜还跟张先生学诗。习诗过程中，苏炜常有恍然大悟、醍醐灌顶、犯窘惊叹之感。苏炜醍醐灌顶，是因为张先生的诗论点化，张先生强调词要讲究音律，“就如平声，阴平阳平的字眼落到韵脚里，唱起来都不一样”，作诗喜用明白字，是好的，“我不喜欢把诗写得曲里拐弯的，费解，让别人看不懂。其实，文字的浅白，也可以写出诗味来。古人的好诗，大都是明白晓畅的”，在苏炜看来，张充和“善于把日常生活入诗”，有“以清浅文字写出蕴籍诗意的超凡本领”（27），再看张充和《桃花鱼》诸诗，确实有“不输古人”之境（28）。苏炜犯窘惊叹，是因为音律和意义重复等问题，张先生精通音律，有童子功，一眼就能看出苏炜诗作哪里出律和失韵。持之以恒定有成，《衮雪庐诗稿》不负师恩，而苏炜十多年来为耶鲁学生额外开设的书法课，亦能见师道传承。习字学诗诸事，读后生感慨，这样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今可去何处觅得？苏炜的学生屈光平曾感叹，“我们学生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幸运”（29），想必苏炜亦有此同感。

再看懂得。有持之以恒的习得，已是世间难得，但只有习得没有懂得，还算不上至乐的“学而不厌”。到“懂得”这一层，就得看文学的本领。苏炜的随笔，情意动人、心地敞亮又有活泼气，最为难得的是，他的笔端处处有懂得，为人、存己，也忘我，其深刻的洞察力，是情感之洞察力，不是经过史学及哲学训练而成的洞察力，是语言赋予的得天独厚之感受力。《天涯晚笛》诸篇皆有点到为止的节制，修辞可简可繁，不可说、不忍说、不必说的度把握得非常好。《哎哟，有鬼哟！》写张充和先生为沈从文先生写诔词之事，张先生自己都想不到十六个字中竟然含有“从文让人”——真是神来之笔，此篇就事情谈事情，历史与情感，懂的都懂，倒不必说透了。《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写的是张充和先生与一代书法宗师沈尹默先生的交往，张先生讲跟沈先生因昆曲而结识的故事，还谈到因担心高度近视的沈先生找不到回家的路，自己保持一定距离尾随其后偷偷护送沈先生回家的往事，讲述者与听者，都“看到”了那“时光消逝的背影”。《绿腰长袖舞婆娑》写的是张充和先生与沈传芷及昆曲之事，张先生因沈尹默先生的儿子电话中断而谈起沈传芷，忆及沈尹默先生书法在特殊年代之被毁，气氛变得沉重，苏炜不忍老人伤感，打住不谈沈尹默先生，转谈沈传芷先生，不预设不有意引导话题，由得张先生随意散漫地讲，曲人、琴人之往事，既远，又近，既疏淡，又清晰。其他篇目之好，有待读者慢品，此文不再赘述。苏炜之“懂得”，知轻重，知人，知事，《天涯晚笛》诸篇，皆远离是非且举重若轻，往事不必都灰飞烟灭，人生的苦乐悲欢与历史之无常无情，尽在这清朗而淡定的“懂得”中了。苏炜所记下的这些故事，多与张先生师友亲人有关，如果一定要说这些篇目有什么主线，那么可以说，这些故事大多与“教学相长”有关，《天涯晚笛》是张先生的“学记”与“语录”，也是苏炜的“学记”。苏炜曾以“程门立雪”喻其习字学诗之遇，“为待师教，学生立于门外深雪中而不觉其苦”“对师承的虔重和坚持与坚忍”自不待言（30）。不懂得良师益友，永远不可能有知己，更不可能“存己”。

古代“学记”，多为“建国君民”以及化民成俗，现代的“学而不厌”，自然有其崇高的使命，但不得不说，现代文明为人的“存己”开辟了道路，它为人的完善铺设了最大的善意。苏炜在耶鲁教中文，语言课程虽“轻”，但“轻”有轻的好处及“大义”，这种课程不必执着于立门派，自带超脱，可免去被学生异化之困。“诲人不倦”，但又无意成宗立师，将教学热情止于课堂，育人而不束心，此为逍遥。“学而不厌”，得力、养心、立志，此为士人的大自在。于“师道”中见逍遥，“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以中国古道行世界主义；以“学而不厌”化解士人的疑困与挣扎，于“学记”中得个人自在与自由。这些，大概就是苏炜的乐乎之道了。

苏炜的随笔，语言坦诚而生动，他能带着情感走，更能带着情节走，合情感与情节之力，成就自然天成又热情洋溢的文字世界，这种独异而超凡的书写能力，极大地开拓了当代188体育官方ios的文体世界。情感容易，但在188体育官方ios里实现情节之力，实属不易，这大概源于苏炜内心的敞亮与细致：日常生活不是杂乱无序，万事万物之间总有联系，善用眼耳口鼻嘴，善用身体的感知能力，自然能找出情感里的情节、情节里的情感。苏炜的188体育官方ios，真正回到了中国语言文字之温润入世的状态：事中有情，情中有事，人事合一。这种状态，也源于对人之“不倦”的语言大道，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每一个字，从其可书画的形体来看，都有其审美形态，即便是坏、恶、丑、罪等字，用书法写出来，都是美的，要说文字有光，这能书画出来的美便是光，文字本身的光亮，不是让人去使坏、作恶、择丑、犯罪，而是要用光的力量让人懂得美与善。“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这些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行”，就是对美与善的“知”与“意”，苏炜的188体育官方ios世界很大，单篇论文远不能及之，笔者择其师道及学记述之，不敢说懂得，只能说是对“游于艺”与“游于心”的感思，这些来自文明深处的“乐乎之道”，也是现代文明的光源之一。

注释：

（1）胡传吉：《“怪力乱神”里的历史与超现实》，《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

（2）（3）（17）（18）梁启超：《趣味教育》，陈漱渝、宋娜选编：《梁启超论教育》，第129、85、132、13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4）（5）（6）（8）苏炜：《代序：讲台的诗与香味——耶鲁二十年记》，《听大雪落满耶鲁：苏炜自选集》，第5、2、3、1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7）苏炜：《“教书比天大”——耶鲁大风雪记感》，《听大雪落满耶鲁：苏炜自选集》，第76-7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9）（10）苏炜：《后记：光亮种种》，《听大雪落满耶鲁：苏炜自选集》，第365-366、36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11）苏炜：《语言改变生命》，《走进耶鲁》，第6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2）（13）苏炜：《母语的诸天》，《走进耶鲁》，第10、19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4）（16）（19）（20）（21）梁启超：《谈职业》，陈漱渝、宋娜选编：《梁启超论教育》，第84、84、87-88、87、88-8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15）见〔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22）（24）（26）（27）（28）（30）苏炜：《张门立雪》，《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第175、165、169、177、179、1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3）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107页，北京出版社，1999。

（25）张充和：《从洗砚说起——纪念沈尹黙师》，白谦慎编：《张充和诗书画选》，第215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

（29）孙康宜：《序二：我所认识的苏炜》，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第2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