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传统顺流而下
有好几年，为了写作《猛虎下山》，我一再重读《史记》，在我看来，司马迁笔下的那些不世奇人，与我想要写下的下岗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张耳和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而后却为利欲争斗得片甲不留，在《猛虎下山》里，他们不过变身为密林中的刘丰收和张红旗。在刘丰收异化为虎之前，张红旗早早便将自己逼迫成一只人形之虎；为了当上将军，吴起不惜杀妻，未至卿相则母死不归，从本质上，与上山打虎的刘丰收为了证明山上的确有老虎，不惜用一个个谎言去裹挟自身及他人，直至再难返回人间尘世，其实是一样的：强烈的想象，终将产生事实，这事实，也终将吞没他们和他们面对命运时的热情与徒劳——当我尝试着将今天的工厂视作当年的朝堂，将今天的打虎密林视作当年的兵家必争之地，某种程度上，《史记》在我的体验里复活了：秦始皇将死之时，各路神灵妖怪纷纷现身，也许近似于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时，从工厂背后的山林里终日响起的隐隐虎啸之声？当刘丰收和张红旗不断穿上假虎皮来诱使真老虎现身之时，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酒而斩巨蛇，乃至《田单列传》里的火牛阵大破燕军，他们岂非正在刘丰收和张红旗的荒悖行径中得以重新生长？
传统顺流而下，穿越唐宋，来到元明，单以《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为例，它们所辑录的七百多种杂剧剧目之中，竟有一百八十多个人物或故事与《史记》有关，此中真义，一如T.S.艾略特所言：传统不在我们的身后，而是通过我们的加入，它才挪动了它的步伐。就好像，《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都曾经被前人书写，但是，当它们来到蒲松龄的笔下，近在他眼前的“于七之乱”便与孤魂野鬼们重新相逢了，几乎每一个落魄书生也都与蒲松龄自己的命运重新相逢了——这个矛盾的灵魂，因为终生未第，所以让《聊斋志异》通篇都弥漫着伤感与幽怨之气，然而，这便是“作者的诞生”，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作者，一边厌恶着“正统”，一边又忍不住被其附体，化名为“异史氏”开始了自己的点评；一边将书生们放置于《考城隍》式的悲惨境地之中，一边又将那么多的妖狐和奇遇送给他们，要我说，这诸多的馈赠，其实是肯定和赞美：这些可怜的人，会被天意送来偿报，在不为人知之处，他们会穿透种种不确定和不被理解，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幸运儿。
在写作《猛虎下山》之前，我阅读过蒲松龄所写的几乎所有“人化虎”的故事，《向杲》里的书生，为了替兄复仇，不得不化身为虎，复仇成功之后，再被人以箭射之，再度幻化为人；《黑兽》里的老虎，为了请黑兽吃饭，埋鹿于地底，鹿却被人偷走，最后的结果，是它被它请来的客人击杀了；《赵城虎》里的那只“义虎”，为了报答曾经救了它命的老妇人，一连多年，它都要衔来食物供养老妇人，即便老妇人去世，它也仍要避开众人去她的坟上致哀。这些老虎，或是有情有义，或是走投无路，从根本上来说，都在验证着蒲松龄式的慈悲与公正：处境莫测之时，生死更换之际，我们笔下的生灵，总要有一个去处，这个去处，如果阳间没有，那便去阴间里找；如果“做人”时找不到，那我们便要化作猛虎、化作孔雀与蝴蝶，去真假难辨的美学世界里找。
米兰·昆德拉在论及福楼拜时曾说：“福楼拜对人类愚蠢本质的发现，才是那个因为他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里最伟大的发现。”这句话，常常令我想起《金瓶梅》与《三言二拍》。在《三言二拍》里，几乎每个人都没有过什么愿景和理想，一个个怀揣着自己的欲望，被鸡零狗碎之事驱赶得四处奔走，绝少自控，绝少意志和纪律的干预，这些成书于明朝将亡之时的作品，流淌着真切的时代气息：人们不停地用及时行乐消遣着末世，像看待一个笑话那样看待着自己的生活，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度过此时此刻。也正是因为听见了这样的声音，《三言二拍》的作者才在时代情绪的基础上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家”。然而也别忘了，《三言二拍》里的丧钟之声，在成书更早的《金瓶梅》里就已经早早鸣响：哪里有什么善恶与因果？哪里有什么未来与过去？无非是，红炉点雪，生也生他不得，死也死他不得；无非是，一笑因缘荒诞，二笑世人偏偏朝着因缘去飞蛾扑火，是为兰陵笑笑生。有鉴于此，也许，我们也可以像昆德拉那样去断言：兰陵笑笑生对人类徒劳本质的发现，才是他所在的时间里最伟大的发现——《金瓶梅》顺流而下，变成凌濛初和冯梦龙手中之笔；伟大的传统顺流而下，让我们放不过传统，也放不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