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方与“征赋”——读《黄河源传》
涉土游方,览观河源。在寻访黄河水道之前,阿来已经为这趟行程做好了“漫长的准备”,他用了二三十年走过河湟间的大片土地,又以半生的慎思为三江河源勾勒出人文地理的状貌,这才有了《黄河源传》这部征赋式的大书。
书写起于游方。从最初错认牛头碑的措日尕则山,到最终未能到达的卡日曲,与其说是阿来在黄河上游寻找源头,不如说黄河之源一直在耐心地等待他,等他带着嘉绒一地的汉藏之风,来破译河源的坐标,将一个摇摆于文化观念与地理知识间的古老方位,重新辨认出来。
“这可能是我愿意到这片广袤高旷地带亲历一番的原因。如果只是要得一些公共知识,在今天这个时代,依靠卫星地图和各种文字材料,就可以安坐书斋,作一次溯源之游。”
实地的考察要涉土访迹、遍观河川,这是古代地理游记常用的方法,包括《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及纪行赋类的《东征赋》《述行赋》《述征赋》等,大都是经史典籍的索引,加上山水土石等自然地貌,通过几代行旅者不断的书写与更新,丰富着古老中国的人文地理。
所以从文体上,《黄河源传》并不独属于新文学以来的任何形式,在沟通古典传统的层面上,甚至也不局限在文学范畴之内。除了大量的数据、地理行迹与文史材料,书中征赋的写法除了借镜了传统,还新增加了现代伦理的思考。《雁群与藏野驴》一节,作者欣喜于水泽吸引来的赤麻鸭、斑头雁,还有结实漂亮的藏野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珍稀动物的增加虽然滋养了草原的大生态链,牧人们却被迫减少了牛羊数量,因为草都被日益增加的藏野驴群吃掉了。由此,生物学理论与藏民现实生活间的矛盾形成的伦理难题,让作者深入思考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提出的“生态新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显然,这是纪行赋类、尤其是征赋体的写作才会有的“主体性”。再有《时间深处的宗日》一节,作者以大量精准的数据论证了居址与灰坑的发现,对于重建几千年前先民日常生活生产形态的意义。并通过详细介绍地下土层的情况,解释了处于不同深度的耕土层、灰黑色土层和黄褐色土层各自分属的人类文明阶段,将复杂理论中“历史的岩层”与眼前的现实地貌联系起来,也将本地的宗日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外来文明的融合演进,一一展现出来。
关注“人类文明在自然界留下的痕迹”,尤其要借此将一地的自然风物与他地相区别,这也是“征赋”与山水游记的最大不同之处。当作者在《后记》中谈及写作对象的处理,征赋便有了文体上的合法性。
“地理方面,三江源区都是雪山草甸溪流湖沼,差异不大,好多地方,除了名字各各不同,面貌却大同小异。要写得各有声色,很难。从地质成因上讲,三江源的形成,都由同一场漫长的造山运动所造就,其构造大戏,写起来,又难免雷同。”
差异恰恰是在人文,在浑厚久远的文化历史传统,“黄河上游,主流与支流上,自古迄今,多民族冲突融通,杂居共居,发展起了发达的灌溉农业,造成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征赋是重视文化影响的写作,当作者穿行于山川植被、水利村落,目光所及的山水风景,唤起心中所念的,是千秋人类文化史。对于写作者阿来,文体从不是束缚,而是翅膀,“诗性之美存在于我的文学观念之中,不只是诗歌、188体育官方ios、小说,而是所有艺术。”所以才有《黄河源传》中时时浮动的社会文化生活史,曹魏至隋的茶马互市、唐代的汉藏和亲,清朝的边地贸易,加上岑参、骆宾王、万世德、刘宪等人的诗词著述等等,有班彪《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等纪行赋体的抚今追昔、吊古评史,也有现代伦理意义上对于东西方人文历史地理的宏阔描述。
当然,也许对于《黄河源传》来说,重要的不是地理游记或纪行赋体的定义,甚至不是旅途尽头关于“约古宗列曲还是卡日曲”的源头辨识。而是借行旅之人涉土游方的双眼,重新观察生活过、且依然在生活着的华夏大地,更新当代关于世界、关于文化与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就像古代中国从《禹贡九州图》到利玛窦的《舆地山海全图》,再到《坤舆万国全图》的整体性变化,是地理知识改变世界观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圆的地球”代替“九州五服天圆地方”的所在空间想象的过程。观念革新的结果,是“坤舆万国”囊括了华夏大地,是“世界”取代了“天下”,是中国位于世界万国之中的自我认识。由此,古代中国也走向了近代世界。从地理认知更新与世界观关系的维度看,讨论人、地理与文明的互动也是《黄河源传》的立传之心。
“人与大地,大地与人,本就是相互依存,彼此映照。所以,我写此传,地理层面的自然变迁要写,而民族互动,文化演进,更是书写重点。”
这是不是意味着,本就敏感于民族文化与文明进程间伦理关系的写作者,也在黄河之源的寻访过程中,被牵动了心思,思考诸如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与文明进程的消弭差异性;文化固定不变的性格与文明流动扩张的气质;以及文化强调沿袭而文明主张改造等等文明互鉴中当代中国无法避免的问题。所以这才有了《黄河源传》,有了三江水道上,掬着水草、捻着泥土的行旅写作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