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篇小说的内设重点，本是父女之斗。期望和失落，对峙与和解，是当下许多家庭的生活场景。扒开这些场景的深处，能见出平常日子里的家庭暗伤。不过写着写着，小说重点挪位了，不可阻挡地来到父亲的身上。这是因为，随着故事讲述的推进，一位中学同学悄然出现在了我的跟前。

这位中学同学已在三年前患病去世，点评其一生，有光亮也有暗黑。说有光亮，是指他从山上的放牛娃，通过读书和高考改变了人生轨道，先在杭州高校上学，又在杭州工作从政，一路似乎携着风光。而他的暗黑，则来自于儿子的生命变故。这种重力打击，沉到心底，成了永远的痛，最后损坏了他的躯体。他去世那天晚上，遗体运回家中暂留。我静坐在他的身旁，脑子无思无想，只听着哀乐在房厅里徘徊。

哀乐很快散去，但怀念留在了时间里。几年之后，这部小说成为一个机会，让我对这位同学的生命之路进行了回望和思考。我觉得他一辈子与生活缠斗，与自我周旋，想成为一个成功登陆城市的人，但他的身子上去了，精神却搁浅了，终未抵达向往中的自由之地。显然，这里所言的登陆城市，不仅是指生活躯体的进入，更是指生命意识的融入。

当然了，这部小说里的父亲不是我这位同学一个人的简单呈现。父亲是特别的，又是不特别的——他的崩溃，他的神往，有着这个年代的某种群体特征。是的，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都是从小镇的高考出发，一路辛苦地踏进城市，在高楼人群中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在城市扎根的同时，又惦记着故乡，时常在心里跟小镇眉来眼去。如果说我们下一代已天然生成了现代意识和城市病，那我们这一代的身上还残留着小镇意识和朴素向往，于是双方对抗在不少时候是难以避免的。我相信，这是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景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景象。

这话儿像是说大了，说点儿小的吧。写作是一件情绪流浪的事儿，少不了遇到焦虑或愉快时刻。这个小说进入后半部分时，我的状态有些紧，表现为思想活跃而睡眠不足。我劝自己闲淡一些，有的是时间，着什么急呀，可越劝越心焦，好像被什么赶着走似的。到了最后几天，虽然一到晚上就按时躺到床上，但好的睡眠根本无法拿到。事后想想，这或许是小说中人物对我的催促与逼迫，也可能是焦虑的城市病在写作中的投射。

而愉快上身，是因为我做了一小时的诗人。我一直坦言，自己是写小说的，不太懂诗。这不是谦语，而是实情。不过成不了诗人，心则向往之，譬如在小说中逮住机会就客串一把。在这个作品里，因为情节的需要，我替男主写了一首八十年代校园初恋诗：……我低头想在地上拾到一本书/让它启发我怎样去亲吻你/不了吧/我还是向夜色的天空开枪/让自己狂暴的激情马上起跑/奔向你温暖的怀里！呵呵，写着这样的诗句，我觉得自己拥有了朴素的快活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