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次以已故作家贾大山小说的审美为主的研究过程，首先得益于对其文本的细读。我是反复细读贾大山作品的受益者，也是贾大山文本研究的入门者。在贾大山小说的艺术世界中，我察觉到了以前未曾注意到的其语言、文体的精妙之处，梳理出其文字细胞的色彩、韵味和词语组合的“DNA”。这让我意识到贾大山作品蕴含着中国传统美学以及五四以来的文学精神；也让我认识到可以批判性地运用西方叙事学、语言学等文本主义、形式主义理论来研究贾大山小说。这几年我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享受了阅读的快感，也获得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形而上的新认知。

细读之后就要细写。我带着问题意识、探究心理重温贾大山作品。既核对、归纳几十年来前人的有关评价，也想将自己的发现和感悟系统地表达出来。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克服有关短文普遍存在的空泛之弊。同时也想到，应该按照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中关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分野，着重对贾大山小说进行内部研究，充分发挥自己在丰富资料占有方面的优势，抓住其文本细部，详尽地论证贾大山语言雅中有俗、古今一体的特点，以及行文简洁、修辞精妙和暗含的叙述方式等，梳理出他的话语秩序、叙事伦理和细微之美，为后面较为宏观的情节结构、体式、境界、人物塑造的阐述做好铺垫，也为整体性的写作发生学的外部研究打下基础。这便是先内后外、先微观后宏观、先零碎后整体，从而形成我自认为适合贾大山小说研究的路径。这不是“理论先行”，不是故意向西方叙事学、新批评理论靠拢，不是用它们来套用在贾大山身上，而是基于实际的、有所借鉴地拿来。

本人运用一些叙事学和新批评学派的细读法，但不赞同其将文本与作者、读者割裂开的形式主义观点。韦勒克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也转变了思路。他和沃伦批评某些研究者想当然地把文学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或是生活的翻版，强调“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而非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这一观点既肯定了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又强调文学研究要具体且充分地展现作品内在的文学性，克服单纯意识形态的或极端决定论、因果论对艺术的遮蔽，是一种客观而公允的科学态度。所以我在本书第一、二章的细写中，对贾大山文本以意逆志，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进行以文论世、以文论人的夹叙夹议式点评，使贾大山的一句日常用语、一个比喻、一场对话在被解析时都与文本形成一种紧密联系。申丹的叙事学、童庆炳的文化诗学、郭宝亮的王蒙研究成果、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以及杨庆祥、邢建昌等人的美学著作也都对我颇有启发。

作为同时代人，我对贾大山及其作品怀有深厚感情，在反复阅读、与他“对话”的过程中，常常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激动。然而，大山兄和他的小说都是“被记忆”“被观照”的对象，也是不由自主地“被现代”的对象之一。我对其既要投入热情又要保持冷静，于是构建了一个对其进行纵横解析的坐标：纵向而言，回到上世纪中后期贾大山生活的那个时代，去理解、评论他的作品，挖掘他的文化底蕴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对五四以来一些现当代名家的艺术脉络加以梳理、对比，特别是与和他同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甚至同龄的作家作品进行多重比较，在他们的异同中展现贾大山的艺术匠心、美学追求和艺术特征，让人看到他曾是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从横向来看，则是用现代意识对贾大山及其作品进行观照，发现他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现代性理念，这自然也涉及他作为古城正定之子、当代燕赵作家所秉持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作品的文化内涵。

这便是在细读细说时必须秉持“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的基本立场。贾大山和他的小说如同费孝通所说的“活历史”，这一观点与西方神话——原型批评的理念相契合。贾大山笔下的事件、人物古已有之，未来也依然会存在，只不过会被打上时代、地域的烙印。如此看来，贾大山是1977年至1997年我国文坛上一位在继承中创新且极具个性的代表人物。在向往现代又缅怀传统的历史潮流中，他试图将二者融合。他心灵纯善美好，却总是喜中隐忧、忧喜参半。在他幽默、轻灵且精致的文字里，既有如盐基泡沫般的独特质感，又似先甜后苦的糖精。作为一名读者，我在自己的话语场域中对贾大山进行较为深入的精神剖析，试图重新塑造一个立体的、永生的贾大山形象。

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在理解贾大山作品时，遗漏、屏蔽甚至曲解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正如杜甫所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在自我反思，只是还有许多地方未能反思透彻，在此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再者，文学评论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定会有人继续塑造他们心目中的贾大山。

（作者系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