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5年第3期｜金晖：先生（节选）
金晖，一九八九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小说见《人民文学》《钟山》《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188体育官方ios、评论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湖南文学》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188体育官方ios选刊》《海外文摘》等转载，出版有小说集《果壳形状的悲伤》，小说《云层深处》获第六届钟山之星文学奖。现为浙江省温州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教科研先进个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先生（节选）
金 晖
一
汽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余老师把头伸出窗外，看着下面浑黄的江水。平阔的水面上，几艘货轮仿佛静止不动。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课本里关于长江大桥的描述——汽车在桥上经过，火车从中间经过，轮船从桥下经过。想到当年捧着课本坐在教室里的小男孩如今已在讲台上度过了近四十年，余老师不禁感慨时光的流逝。他收回脑袋，将身子坐直，怀里的玻璃瓶发出轻微的响动。这是一早老婆准备的，为了不至于在路上磕碎，一层层包裹严实，最后一层的红色塑料袋已经将胳膊浸出一层汗来。
这趟来省城的目的，就是和这个玻璃瓶有关，他要把它送给他的学生丁小义。
丁小义这个名字重新被余老师记起大约在三年前，在此之前，余老师压根想不起来自己有过这么一个学生。
教丁小义时是一九九五年，春季学期，那一年余老师还教着语文，三个班，丁小义就是其中一个班的。他个头不高，圆脸，坐在倒数第二排，不爱讲话，说话时轻声细语的，即使被老师喊起来回答问题，脑袋也是垂着，声音小得可怜——这些都不是余老师回忆起来的，而是余老师的另一个学生，丁小义的同班同学王武帮忙回忆的。
余老师在塔镇初中教学，从一九九〇年一直教到现在，文艺一点说，余老师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在了讲台上。如果把老师比作蜡烛的话，刚走上讲台那会儿，他还是一根粗壮、笔直、几近透明状态的蜡烛，而如今，灯芯将灭，蜡油耗尽。他曾在某个深夜悄悄计算过这辈子所教过的学生，不管是先前教的主科，还是后来的副科，数字得出来，确实惊人。一茬又一茬的学生离开了，他也没记住几个，不过，学生们也没几个能记得住他。
乡镇初中的升学率不高，很多学生心思不在学习上，有的早早辍学，天南海北地打工去了，即使个别认真读书的，考进高中，毕业后也如泥牛入海，失了音讯。丁小义大概属于后一种。
过了大桥就进城了，高楼层出不穷，汽车窗户都装不下高耸的楼群。路两侧的门面多了，各种字体的广告牌撞入人的视线。正值上班高峰，小汽车左冲右突，只有这辆进城的汽车漫不经心地向前，有一阵还放慢了速度，好像刻意留给乘客饱览城市风光似的。车上有人不耐烦了，叫司机快一点，也有人站起来以行动来表示焦急。只有余老师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外面。
又向前通过两个十字路口，经过一条正在施工的小路，汽车拐进一个大院，同时拐进来的还有其他几辆周边城市的客车，有点牛羊入圈的意思。司机轻车熟路，在大院里行云流水地转两个弯，沿着一条白色实线停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车门刚打开，人们就拥了出去。余老师抱着玻璃瓶走在最后面，阳光很刺眼，噼里啪啦打在人身上。有人戴着凉帽上前招揽生意，问要不要住宿。一个中年女人跟着余老师兜售了很久，余老师当然不需要住宿。他算过，如果上午能见到学生丁小义，那么下午他就能赶回去；如果下午才能见到，他晚上也能赶回去。不管怎么说，他都没有理由在这里住上一夜。
余老师很少来省城，来做什么呢？像他这样一个在镇上教学的老师，和省城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有几年他倒是在省城的，在这儿读书，那是他人生轨道上旁逸出去的四年。毕业后，又老老实实回到塔镇。他出生在塔镇，工作分配在塔镇，在塔镇娶妻、生子，和大多数人一样，度过毫无波澜的一生。
二
公交站台在不远处，站牌上密密麻麻写着时刻表，余老师觑着眼，手指在数字上慢慢逶迤向前。终于，他找到去往目的地的公交车了，五十八路转六路，都是吉利数字。
车上人不多，几个晨练的老人正叽叽喳喳交流经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想到自己也快要退休了，再过十几个月，他是不是也像这些晨练的人一样，背起一把剑或一只腰鼓呢？他没想过，他从没想过离开讲台后的生活，因为他分明还记得当年去塔镇中学报到的场景，那一幕如同昨天发生的一样。
那时候的塔镇中学大门还是朝北的，是那种用钢管焊成的大门，余老师去报到的那年暑假，大门刚刷了红漆，鲜艳艳的，与四周灰暗的色调不太相称。教学楼的青砖墙有些剥蚀了，灰色的脊瓦隐没在树叶后面，从办公室到教室是一条细瘦的水泥路，路的两侧栽着几行水杉，树干高耸，地上积着厚厚一层细长叶子。余老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条路，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将要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上几十年。一只虫子从树叶上突然坠下来，被一根看不见的透明丝线连接着，虫子通体泛绿，正竭力地扭动身躯。余老师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往后一退。不过，这并不影响余老师继续喜欢这条路。
报到那天，余老师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办完手续又骑车去镇上采买生活用品。车从镇中心的马路疾驰而过，风吹鼓起他的衬衫，有点意气风发的意思。
其实，余老师知道“意气风发”这个词跟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疾驰”也只是一种修辞，车轮在他脚下往往都是不紧不慢的，链条发出一种有气无力的哧啦声。是的，他的性格过于绵和了，像没有弹力的松紧带。
这个比方是他的老婆李梅说的。余老师惊讶于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李梅张口就是歇后语和比方。比如，她说自己和老余的婚姻就是一块馒头搭一块糕，余老师过于温和的慢性子，正好配上李梅的急性子。
李梅的性子很急，人一旦性子急了，就会显得有些暴躁，余老师是早就领教过的。年轻那会儿三天两头争吵，主要是李梅吵，余老师受着，至于吵架原因，还真说不上来，女人总能找到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对于吵架，李梅有两件辅助武器，即回娘家和擀面杖。前者用来对付余老师，后者用来对付儿子。
这半年来，这两件武器轮番上阵，这主要缘于儿子工作的事。怎么说呢，三十好几的人了，工作总摇摇欲坠。可儿子又大了，动不得手，擀面杖早失去以往功能，只是在争吵时传达一下情绪而已。
当然，急性子的李梅也有慢性子的时候，比如泡制青梅酒。泡青梅酒的过程她会极其细心、缓慢，甚至显得过于迂腐。因为这些，青梅酒也成了他们家最拿得出手的贵重礼物。青梅酒也不是每年都可以做的，一般选择青梅结果的大年，大年的果实好，肉质丰美，泡出来的酒色泽橙黄，宛如琥珀。当然，大年的果实也寓意风调雨顺。要是小年，这一年就会作罢。这为数不多的几瓶青梅酒中，李梅就用一瓶送给过儿子的领导，一瓶送给过余老师的老丈人，即李梅的父亲。仅此而已。现在余老师手里抱着的，正是那仅剩的一瓶，它将去向另一个重要人物的手里。
三
丁小义是什么时候发达的，余老师并不清楚。要不是王武在一次酒席上说起，余老师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个“大人物”学生。
王武一直和余老师保持着联系，余老师不记得自己曾经对王武有过什么特别关照。上学那会儿，王武很调皮，课堂上交头接耳讲话，或间歇发出奇怪的响声，像是故意跟老师作对似的。别的老师会在课堂上让王武站到教室后面去，只有余老师让他坐到讲台旁。王武讲话时，余老师就把手伸过去，轻轻落在王武脑袋上，提醒他注意。余老师没想到这个调皮的学生毕业后反倒记住了自己，每年的教师节都会发来一则祝福短信，信息是王武亲自编写的，虽然有些语句不通，但能看得出诚意。回乡时王武也偶尔会来看看余老师，或者请余老师在小茶馆里坐一坐，聊聊当年的“趣事”。
那些“趣事”无非是学生的恶作剧，余老师常常是恶作剧的对象。比如学生们把粉笔盒里的粉笔悄悄倒空，用卷得紧实的纸代替。余老师不知情，拿起一支在黑板上板书，笔头刚碰到黑板，发觉不对劲了，这时底下一片哄笑，余老师便转过身，举着“粉笔”看着下面说，蛮有创意的。再比如，余老师走到教室后面，回到讲台时，身后就会贴了长长的纸条。要是发现纸条了，他会不紧不慢撕下，将纸条上的打油诗一字不漏地读出来。谁写的呢，还蛮有文采，他说。还有一次，他刚推门进教室，就被头上装着水的一次性杯子砸中。那半杯自来水将他的后背弄湿了，一节课时间那水渍都没干。不过，余老师是不会多计较的，偶尔也会假装发一发火，虎头蛇尾地训斥几句，说你们这点小把戏。又说，有这小聪明蛮好的，就是没用在学习上。再后来，他就有了绰号，余粉笔、鱼肚白、慢一拍、蛮好的，等等。有一回，下课了，因为余老师拖堂了两分钟，几个调皮学生便喊道，慢一拍，慢一拍。校长正好经过走廊，推门进来，把那几个学生给拎了出去。校长站在走廊上大声训斥学生，反倒弄得余老师很不好意思，仿佛校长不是在训斥学生，而是在训斥自己。
余老师在塔镇中学一共教了六年语文，其中教过三个毕业班，中考成绩并不太理想。他也找过原因，觉得是语文课和自习课被别的学科老师占用较多的缘故，还有，学生课后的时间也被其他学科的作业填满了。学生们机敏得很，哪个老师严厉，自然就会多花些时间。当然，成绩不理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教得不够好，这一点余老师从不否认。
过后，余老师就不教主科了，被调去教了政治。那时候政治还算分数，这门课对老师的要求不高，主要靠学生课后背诵。自觉性高的，考得还行；自觉性差的，依然会考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分数来。
王武一聊起“趣事”，就笑得前俯后仰，那短暂的几年学生生涯，成了他日后的重要谈资。余老师也跟着呵呵笑，说，蛮好的，蛮好的。不知道是热茶的作用还是什么，余老师的脸上泛着微微红晕。此时的余老师有了一些老态，头发稀少，头顶逐渐裸露。“蛮好”是他的口头禅，几十年了，说这两个字时他的上下嘴唇轻轻抿在一起，脸上有些少年般的羞涩。
王武最喜欢和余老师聊的还是丁小义，当然，余老师也喜欢听。王武说去年有一次同学聚会，丁小义原本也说来的，可他太忙了，走到半路临时通知开会，又返回去了。后来他让驾驶员送来两罐好茶，说是给同学们品尝品尝，表示歉意。服务员给在场的人各泡了一杯，确实是极品。
王武又问余老师是否还记得丁小义喝酒的事。余老师摇摇头，说，不记得。王武说，嘿，可有意思了，丁小义这家伙可有意思了。王武说当年他和丁小义一个宿舍，501，在楼梯边上，有一次，一个舍友生日，买了一瓶白酒，大家打算在宿舍里悄悄干掉。那天巧了，正好是余老师查寝。学生们是喜欢余老师查寝的，约定俗成般，余老师查寝的这天等同于欢庆日。
余老师走进501时，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他问谁喝酒了，酒在哪里？大家都摇头，说没有酒，没人喝酒。余老师一眼就看到了柜子上面的酒瓶，由于慌忙，毛巾只覆盖了半个瓶身。余老师说，既然你们都不承认，那我就——
后面的话余老师自己也没想好，他只是想吓唬吓唬学生。余老师边说边将手向酒瓶伸去，就在快要碰到酒瓶时，被丁小义抢了个先。你没权力没收我们的酒。丁小义嚷道。不知道是余老师那天心情本来就不好，还是丁小义的这句话刺激了他，余老师有些生气了。没有权力？喝酒是违反校规的，没收酒他都没有权力吗？余老师从丁小义手里夺过酒瓶，不由分说地出了寝室。有人在后面追，不知被谁截住了。大概是看到余老师生气了，硬来也不好。
战战兢兢过了几个礼拜，酒的事情不了了之。那瓶酒余老师没有上交，也没有还回去，他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是放在办公室，还是放在宿舍里？总之那瓶酒后来就不翼而飞了，要不是王武提起来，余老师都快忘了有这一茬事。
四
公交车突然一个猛刹，有人在横穿马路。车上的人叫起来，人们的身体惯性地向前一倾。余老师也撞在前排的坐椅上，后背顿时浸出一层汗。玻璃瓶和前座底下的铁杆轻碰了一声，他感受到液体对瓶壁的冲击。他扯开一小角察看，瓶完好无损，青梅由于撞击在酒液里，正轻轻漾动。
这些青梅可是李梅一枚枚精挑细选回来的，确保没有破损和过于熟透，当然，也没有虫洞，否则都会影响酒的品质。青梅要用盐水浸泡，去掉表面的尘灰和杂质，晾干，又用牙签在青梅上扎出小洞，以便果汁更容易渗漏。紧接着，是装入容器，一只透明的玻璃器皿，青梅一粒粒被分层放入，再倒入白酒，密封——李梅做得一丝不苟。
有个大人物的学生，使得余老师在家里扬眉吐气了几天。他开始变得爱看电视了，据说学生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上。不过余老师一次都没有看到，或许看到了，并没能与几十年前的那个初中生画上等号。倒是李梅看到了一次，因为大人物旁边标注了名字。李梅激动地喊余老师过来，等余老师从床上跳下来时，画面已经切换掉了。不过，尽管如此，这仍然使余老师高兴了一阵，当晚就做了个难得的美梦。
这一年，余老师在家里的地位并没有因此高升，相反，倒是吵了不少架。主要是李梅跟儿子吵、儿子跟李梅吵，吵架的最后，都是以余老师无能为结语。一个穷教书匠，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李梅发现了办法，这是一次看电视后想到的，李梅一提出来，余老师就否定掉了。他没想过作为一个老师，有一天要去找自己的学生帮忙，更何况这个学生还不一定记得住他。李梅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师恩一生难忘。再说，又不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儿子，别说请学生帮忙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你都要去。
余老师支支吾吾，李梅打断他，说你这辈子不争不抢，来什么受什么，从主科让到副科，可为了儿子，再不能这样了。余老师很感激李梅把自己的平庸和窝囊美其名曰不争不抢，这种软硬兼施的方式使余老师败下阵来，不得不低头应允。之后，余老师又一拖再拖，直到李梅的青梅酒泡好了，色泽饱满澄净了，他才被赶上了前往省城的汽车。
公交车已经停靠在站台上，他从回忆里抽离出来，提起塑料袋下车。周围是热闹的集市，沿街商铺一溜排开，许多商店商品的摆放呈川字形结构，中间那一列延伸到门外，像是从里面吐出的舌头。
按照王武提供的地址，很快就摸索到了，没有绕路。眼前是一排白色院墙，院墙内四五幢高楼，楼与楼之间有树木掩映。院子的大门设在临街处，并不算大，但看着森严，一排防御障碍物立在大门外。
传达室里的两个保安透过玻璃窗向他看过来，余老师连忙上前。
什么事？一个保安问。余老师顿时有些紧张，说自己来找丁小义，没什么事，就是和他说几句话就走。
保安问有没有预约。他摇头表示没有，又问保安，丁小义在哪栋楼？保安没搭理，说，必须有预约，才能放行。余老师有点着急，嘴巴嚅动了一下，说，丁小义是我的学生。保安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网开一面，仍然面无表情地说，有预约才行。
余老师把玻璃瓶放在保安桌子上，刚要掏出手机，一个保安指着玻璃瓶说，哎哎，快拿走。余老师不得不又抱起玻璃瓶。他从通讯录里翻出丁小义的号码。这是王武告诉他的，说是可以联系到他。当然，他们都没有试过。余老师把手机递给保安看，号码前面真真切切写了几个字，丁小义，括号，学生。保安不看，说，你既然有号码，那你联系吧。这回轮到余老师愣住了，他没想过在见学生之前需要打电话。
他在传达室外踟蹰很久，太阳晒得脖颈火辣辣的。余老师又迟疑片刻，想起儿子和李梅，最终还是往那个号码拨了过去。
他将手机紧贴在耳边。电话通了，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余老师连忙自报姓名，问是不是丁小义。
对方说丁主任在开会，问什么事。余老师吞吞吐吐，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顺路经过，就想来看看他。又请对方转告丁小义，他是他的初中语文老师，塔镇中学的，不知道是否还记得……
五
挂了电话，余老师不知道何去何从，他懊恼不已，觉得刚刚的电话表述不好。当然，即使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仍然不能表述恰当。
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机铃响起来。
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说是转告过丁主任了。
余老师说，转告了就好，转告了就好。说完电话就断了，看着黢黑的屏幕，余老师一阵沮丧。不知道怎么，他又拨了过去，告诉对方说自己正在传达室呢。那头的人说，丁主任这会儿在外面开会，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
电话再次挂断时，余老师身上汗淋淋的。太阳像刀片，剐得他皮肤生疼。现在他不光是懊恼，甚至对自己感到失望。他想起那些教过的沉于人海的学生，想起那些讲授过的课程，想起自己在课堂上词不达意或有气无力的教学，想起代体育课时在操场上带领学生跑步的自己……那一幕一幕，都像此时头顶的阳光，一刀一刀落在他的身上。
他找了一片树荫，蹲下来，将青梅酒放在地上。这抱了一路的青梅酒，也有了疲沓的样子，这一刻仿佛也在嘲笑他。一只飞虫在他耳边嗡嗡而过，那嗡嗡声怎么都挥之不去。余老师站起来，这才发现不是飞虫的嗡嗡声，而是手机铃声。
还是那个号码打来的，说余老师，丁主任中午可以赶回来，可不可以在传达室等一下，或者，去马路斜对面的小饭店等也行，中午就在那儿吃个便饭，难得来省城，学生请老师，也是应该的。电话里大概是这么说的，接电话的整个过程，余老师都处于紧张和激动之中，甚至有点眩晕。
余老师怔怔地立了一会儿，果断选择了后者，去饭店等。
马路上热气蒸腾，阳光变得像粉尘一样，到处闪着亮光。远处的景物在热气中显得有些虚化，树叶在轻轻颤动，他跃过斑马线——说“跃”字并不夸张，斑马线如黑白琴键似的，让他感到某种律动。是的，他觉得一身轻快。
对面果真有一个饭店，他来时经过的。饭店里很凉爽，大厅里的白色柜机正呼呼吐气，这时候还早，店里还没有客人，几个服务员懒洋洋地坐在吧台前看手机。有个年轻服务员上前问，吃饭吗？余老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在几个卡座之间来回端详。几个人？对方又问。两个，也有可能三个。他回答了。这个人数也是他认真猜想的，无非是加上那个接电话的助理吧。
他挑了一个靠窗的卡座坐下，这里视野好，可以看见外面的绿色树叶以及车水马龙。刚坐下，他又站起来，换成斜对面的卡座，似乎还不满意，就这样来来回回一阵后，他突然问服务员，有没有包厢？他觉得还是包厢好，因为和他一起吃饭的是个大人物，卡座显然不合适了。
服务员领他上了二楼，一间朝着湖面的包厢，窗户很大，仿佛要把碧绿的湖面包揽其中。他坐下来，感到十分满意。服务员问他什么时候点菜，他说等一等，对方又问喝什么茶，龙井、普洱，还是碧螺春？
碧螺春。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突然觉得“碧螺春”这几个字多么美妙。春，春回大地，春风得意，他将这些字在舌尖上轻轻赏玩着。
他想起许多和春天有关的事来。和李梅结婚后，他就从学校宿舍搬出来了。学校离家有一段距离，四十分钟车程。他骑自行车去学校，车还是从前的二八车，只是速度又降了一些。这辆车骑了二十多年，到处哧啦哧啦地响。后来还有学生给他起绰号，就叫“哧啦哧啦”。用脚下自行车的声音来代称，倒是有点意思。他想。
他喜欢链条的哧啦声，尤其在早春时候，那时地里刚撒了肥，空气里混杂着粪肥、泥土、麦苗的气息。这气息有种昂扬的意思，让人也感受到某种蠢蠢欲动。他骑得很慢，几个同路的小孩已经超过他很远了，他目不转睛看着前方。这些正在拔节的身子啊，在路上呼啸而过，四季流转，旧去新来，一帧一帧的画面里，孩子们在这条路上上学、放学，成长、离开，只有他仍旧还行驶在这条路上。
余老师回过神来，眼角竟有些湿润。
头顶的射灯送出几道金色光芒，恰到好处地落在圆桌上。餐具已经摆好了，繁复而有秩序。他在靠门边的位置坐下。位置还是很有讲究的，学生请老师，理应自己坐上座，可学生现在是个大人物了。
这时他才发现青梅酒还抱在手里，手与塑料袋接触的地方汗涔涔的。他将青梅酒搁在边桌上，觉得有些冷落了，又拎到餐桌上，摆正，一切妥当后，开始给老婆打电话。李梅急迫地问办得咋样，余老师说，应该蛮好的。他告诉老婆快要见到学生了，是在饭店里，那个成为大人物的学生将要请他吃饭。电话里，他的声音比往常高出几分，每个字都不拖泥带水。
挂了电话，服务员已经将茶水送进来了，碧绿的茶叶在玻璃壶里上下起伏。他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他平时是不喝茶的，就像有的人不喝酒、不喝咖啡一样，他对茶饮没有什么特别喜好，渴了就喝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茶水滚烫，他吹了吹，浅浅抿一下，醇厚、微苦。他不懂茶，却确定这应该是他喝过最好的茶。他又给自己续上一杯，并把茶杯端到眼前仔细端详，茶叶在杯子里沉沉浮浮，舒展、慵懒。看得入神了，竟生出几分醉意。等的时间久了，有些无所事事，便开始端详起包厢的布置来。包厢的装修带着几分古朴之意，墙上挂了一幅画和一幅字。字是“上善若水”，书者是一个叫熙之的人；画是吴昌硕的桃，桃硕大饱满，红中透黄，活泼生动。当然，是仿画。
他把墙上的画和字看了不下几十遍，枝枝叶叶都刻在脑海里了。
已经过了十二点，学生迟迟未到。服务员已经进来几次了，一遍遍问什么时候点菜。他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快了，人快来了。有好几次，他想打电话问一问，又担心这时候是不是还在会议中，抑或，是不是自己听错时间了。
他坐在椅子上，不知道是那浓酽的茶让他产生了睡意，还是一路颠簸有些困乏，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5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