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北京与鲁迅杂文写作及革命言说
引论
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太古公司的“山东”号，离别广州，前来送行的只有廖立峨，与他初来时备受欢迎，简直是云泥之别。10月3日午后，“山东”号抵达上海，鲁迅和许广平上岸“寓共和旅馆”，“这是一个靠近码头的旅馆，并能为旅客代订船票、包运行李，可供暂时落脚的居所”。大多数鲁迅研究著述，都把这一刻视为一个标志性的起点，上海鲁迅的起点。“在他一脚踏上太古码头的那一刻起，作为‘没海’者，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注定与上海滩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鲁迅由此也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迁居上海的典型。“在1927至1928年的大迁徙中，鲁迅和沈从文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鲁迅从广州北上，然而却没有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去，而是走向了上海这一新的出发点。”
论及鲁迅缘何选择上海，大家首先都会提到租界，“设定的视点是鲁迅与租界化的上海”，“上海的租界无疑在鲁迅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然而又正是租界为‘堕落文人’鲁迅提供了庇护，使他得以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在上海的短短十年间，他多次往租界避难”。陈丹青在《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中明确指出，鲁迅选择上海的第一原因就是“上海有租界”，这篇讲稿以《鲁迅为何选择上海？》《鲁迅与上海》等为题，频现各大报刊，为众多门户网站转载，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可见，不论是严肃的学术探究，还是普及性质的论说，租界是鲁迅选择上海的主因，已然成为各方的共识。鲁迅选择上海的第二个原因，也为大家广泛认可，那就是大都市上海文化产业发达，书店林立报刊众多，出版业极其繁荣，可为鲁迅这样的“没海”文人提供生存保障，让他“卖文为生”成为可能。基于此，研究界普遍认为，鲁迅迁居上海的位移，亦是其身份转换的标志。“从1927年末起，鲁迅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定居于上海，最终从学院走向了文学市场，这一次空间转移，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鲁迅在上海生活这九年，是其一生中作为职业作家生活的时期，此前，他一直以做官教书为业，写作不过是业余的事。”鲁迅从北京到上海的空间位移，对应着从“官场”、学院到文场的身份转换，由此也可把鲁迅此前的厦门时期、广州时期纳入进来。“通过厦门和广州两个时期的亲身体验，他对当时的学院文化感到严重的失望，这是他后来离开学院派、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同左翼作家结盟，开始新的文化斗争历程的思想基础。”
诚然，鲁迅最终选择居住上海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确也可从中提炼出“鲁迅在上海写杂文”这一重大命题，并探析鲁迅杂文创作的种种“上海性”。但此种悬问题而寻论据的模式，是否遮蔽了鲁迅人生选择、后期书写更为隐蔽、更为内在的面相呢？鲁迅的生存“空间”和“时间”在其文字世界中必然是紧密嵌套在一起的么？考虑到鲁迅创作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不能“忘却”始终是他提笔的动力所在。北京时期的鲁迅恰恰是基于故乡（绍兴）经验而成，基于北京和故乡的双向互动而成。那么，居住时间比上海更久、体验更深的北京在其后的鲁迅文字世界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命题。因此，与其预设鲁迅选择上海、在上海写杂文是一种必然，不如回到历史情境，把他往哪里走和干什么，写什么和怎么写，等等，都视为问题而重新提出。
一、无法告别的北京与论争
1926年，鲁迅离开定居十四年之久的北京，这是他迫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国共两党‘首都革命’的一个必然后果”，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等人受到北京政府的通缉。尽管后有消息表明，鲁迅只是章士钊提交讨论的50人通缉名单中的一位，但“鲁迅对‘通缉令’的敏感以及匆忙避难的行动，正说明了他对革命的深度介入”。就流出的名单而言，陈西滢口中的“某籍某系”、语丝社的成员大都在名单之中，如许寿裳、沈兼士、林语堂、孙伏园等。因此，鲁迅把矛头指向“用软刀的”“屠伯们”，即亲北京政府、挺章士钊的“研究系”“现代评论派”，并非无限上纲，尽管他含混地使用这两个派系称谓，甚至有时简化为“现代派”或用“正人君子”“绅士派”替代。
很显然，“三一八”之后，双方就不再是文化理念的差异，也不再是文人间的个人或派系恩怨，而是上升到北京政府合法性认同与否的对立。最明显的例证还有此前提倡“稳健”“费厄泼赖”的林语堂，他原本是在努力调和《语丝》和《现代评论》阵营的冲突，甚至在价值理念上更接近陈西滢和胡适，但三一八惨案之后，林语堂对这种替北京政府站台而谋其私的做法强烈不满。他接连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闲话与谣言》《打狗释疑》《打狗檄文》《“发微”与“告密”》等，力主先除“文妖”，矛头同样直指章士钊、陈西滢等，言辞态度之激烈，较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打狗”的先锋。不过，随着冯玉祥国民军的撤出和奉系军阀掌控北京，此前列在名单上的人员，特别言辞态度激烈的，随时都有生命之虞，躲避和逃亡就成为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林语堂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渡过了一段东躲西藏的日子，回到北京政府尚未控制的厦门，并经朋友联系，促成“鲁迅，沈兼士，还有北京大学几个很杰出的人物，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鲁迅对南下的叙述，也强调是被迫出逃，且把“罪魁”直指章士钊、陈西滢等，“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
明了鲁迅在何种情境下离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后续的言行。
鲁迅离京后的第一篇作品，系8月30日在上海停留时写给李小峰的公开信《上海通信》，刊登在北京《语丝》第99期。有研究者认为，鲁迅自此开启了“路上杂文”，强调鲁迅之于北京的告别。“华盖运笼罩下的北京，连同女师大校园里的波澜、执政府门前的枪声、报纸杂志上的刀光剑影、教育部官僚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此刻都隐退在津浦路两边的茫茫夜色中。”“这是离开一个生活世界进入另一个生活世界的转折之旅；是新的人生阶段和陌生社会场景的开幕；当然，它也意味着写作条件和状态的改变。在隐喻意义上，鲁迅的离京南下，也好像是杂文本身的‘世界之路’和‘生活之路’的开始。”然而，细读此封寄回北京发表的公开信，不论是作者的书写意图，还是他预设的阅读对象，显然都指向北京。公开信的字里行间，与其说是告别的轻松和明丽，毋宁说反衬北京的昏暗与重压，路途上的每一次风波和刁难，其实都是在比对无法告别的北京。铺陈穿制服“税吏之流”的刁难、“长壮伟大”茶房的威胁，鲁迅并非以“‘闹中取静’的外在限制性环境框架”来展现自己“甜蜜的内心的宁静和自由”，因为紧接着一段就是明指北京“正人君子”的评论，“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描述和“现任的‘有枪阶级’”自“民国以来”的第一回“接洽”，甚至觉得他们也变得“非常客气”“倒并不坏”，并非因为鲁迅沉浸在江南的审美状态之中，而是为了映衬“正人君子”的更加卑劣，因为鲁迅紧接着说得很直白，“假使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的确，鲁迅给友人信中曾设想南下之后“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他心里也清楚，自己不可能做到，所以这句后面特意有带括号的补充“（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因此，鲁迅离京抵达厦门后并没有把过去的纷争抛到脑后，也无法做到“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在此关门读书一两年”，而是一直惦记着北京的“文妖”“屠伯”，念着旧恶处处刺向他们，“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
鲁迅一系列以“厦门通信”为题的公开信，一边描叙南方的现状，一边比对衬托北京的过去，天气和风景也沿此逻辑编排，作为隐喻呈现。凝视北京发“一通牢骚”，是鲁迅系列公开信或明或暗的主旨。“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可见，北京和在北京得势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总是作为鲁迅离京后的写作动力、编撰杂感的动力，屡屡浮现，从未缺席：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厦门通信》
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厦门通信》（二）
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记事，将学生们拦住。——《厦门通信》（三）
离开北京，反倒让鲁迅沉下来审视和回望在北京的过去，远距离地审视和回望，让他进一步确证了和陈西滢等“正人君子”论战文字的意义与价值。“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
10月14日，鲁迅编就和“正人君子”论战的《华盖集续编》，接连写下“小引”和“校讫记”，前者公开发表在北京《语丝》周刊104期，后者作为当时心态的记录又在1928年被用作《而已集》的“题词”。它们都在诉说和强调不能忘却的北京和论战，以及这些论战文字的意义。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不仅如此，鲁迅在厦门写成的“旧事重提”系列，像《琐记》《藤野先生》，“正人君子”也是如影相随，看似突兀地出现在作者的“旧事”之中，甚至是作品结尾和主题的升华之处。可见，《朝花夕拾》固然追叙的是久远的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后五篇写“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但鲁迅后面这句分明是在强调主题的延续，他离京后所写，依然是把北京的“流言”和遭遇“照进旧事”，依然是在回应无法告别的北京和仍在延续的论争。
鲁迅的私人信件，更能说明北京的无法告别和他对北京的始终凝视，特别是和许广平此时的“两地书”。鲁迅抵达厦门后，给许广平寄有简单的明信片和报平安信，14日他写的第一封长信（回信），首先告知许广平北京戒严和女师大的最新消息。“北京已解严，不知何故；女师大已被合并为女子学院，师范部的主任是林素园（小研究系），而且于四日武装接收了，真令人气愤，但此时无暇管也无法管，只得暂且不去理会它，还有将来呢。”两人之后多次讨论女师大的变动，根本没法做到“不理会”，许广平回复女师大学生的动态，并告知鲁迅研究系和留在北京《语丝》同人的冲突。“女师大事我收到两次学生宣言，教部诬助学生之先生为图自己饭碗，作人、祖正二先生且被林素园亲口当面（诬）为赤化，他们遭殃了，唉！（幸而当面要求他取消话语，经答应）。”鲁迅认为教员的更换，“当是研究系势力”的占据和扩充，他由此上升到整个北京的教界、政界形势来讨论，“总之，环境如此，女师大是不会单独弄好的”。后续许广平则直接把女师大的变动，视为国民党和研究系在北京的此消彼长。“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很显然，女师大的变动和被武力接收，对远在厦门的鲁迅刺激颇深，过去和“正人君子”的论战总萦绕在眼前。正是基于此，他开始整理编定《华盖集续编》，写下“小引”和“校讫记”，如前文所述，以此对抗“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其中，鲁迅特意编选《记谈话》并撰写“附记”，是他书信中关注北京和女师大事件的直接呈现。《记谈话》是鲁迅离京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发声，他8月22日在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上发表演讲，向培良以《记鲁迅先生的谈话》为题刊登在8月28日《语丝》第94期。10月14日，鲁迅不仅把这篇此前没有审定的他人记录的讲话，编入《华盖集续编》，还另外撰写“附记”，摘录两人书信中一系列有关女师大变动和被武力接收的言说，“作一个本年的纪念”，同日写就的还有《华盖集续编》的“小引”和“校讫记”。这再次印证，鲁迅人虽离开北京，目光却从未挪开，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不仅没有过去，且还在延续，“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在北京的越发得势，构成了厦门鲁迅的言说和写作动力。
其实，倘若不是持续地凝视北京和念念不忘过去的论争，鲁迅在厦门的日子可谓一段难得舒服的时光。他也坦诚厦大待他很是不错，“薪水不可谓不多，教科是五或六小时，也可以算很少”，除了最初几天多少有些水土不服，饭菜吃不习惯，但很快他就“饭量照旧”“更能睡觉”“睡得早了”“身体却好”“和在北京的提心吊胆时候一比，平安得多”。但是，鲁迅终究还是放不下，也不可能静下来，所以，他给章廷谦的信中所说，“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
厦大和厦门的“好”，是因为和北京的比对、和北京的不一样。他给许广平第一封回信中就有描述，“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阶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最明显的例证是鲁迅在厦大和厦门感受到的双十节，和北京很不一样。“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北京的人，似乎厌恶双十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接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老旧。”
厦门的“不好”，是因为和北京相比没什么两样。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二封回信，就开始抱怨厦大的人事，许寿裳在厦大工作的无法落实，沈兼士的不能适应“似乎还要回京去”，只有“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另外，却是顾颉刚在厦大的“得势”，“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语言无味，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这一情形的描述，同样出现在鲁迅公开发表的《厦门通信》中，只是没有点出顾颉刚之名，但上升到北京“正人君子”群体、“现代评论派”在厦门的扩张。鲁迅10月16日给许广平信中说得更直白：“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20日，鲁迅给许广平信，“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此后，类似的牢骚可谓不少，几乎每封信都有。
很显然，鲁迅在厦大的人事纠葛，缘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是北京冲突的继续。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强调“不宜单从鲁迅一面立论，将冲突各方推向反面或视为异类”，认为“朱山根虽然自称佩服胡适、陈西滢，但他在组织上却属于《语丝》派，是《语丝》的十六名撰稿人之一，同现代评论派毕竟有所区别”。事实上，鲁迅对顾颉刚在北京的活动，尤其是“在当时三一八惨案发生的背景下，顾颉刚频频参与研究系的活动”，很了解，包括鲁迅此后认为“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也都是基于他对顾颉刚北京时期言行的掌握，这方面最近有学者已经作了详细考证。鲁迅对厦大和厦门的失望正缘于此，北京得势的一方，又在这里重新得势，厦门和北京没什么两样，甚至厦大“情形比北大还坏”。就像鲁迅10月21日给许广平信中所说：“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相同”；10月23日信，“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同一天给友人信中说的亦很明确：“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自此，鲁迅对厦门几乎没有多少好言辞，诸如“这里是死气沉沉”“此地空气恶劣”，就成了他书信中的常用语。同时，随着和他同一阵营，即先前列入“通缉名单”的沈兼士、孙伏园的离开，林语堂在厦大的备受排挤，而顾颉刚等人不断“荐人”，北京熟悉的一幕又挪到了厦大。因此，何去何从就成了鲁迅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生平第一次发出了“做文章呢，还是教书”的疑问。有不少研究者据此来分析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告别、诀别学院文化，这样的讨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在逻辑上略显跳跃。因为，鲁迅本可安静度日的厦门，俨然又是北京的延续，一方面是他放不下北京，另一方面是“现代评论派”在厦大的如影相随和逐渐得势。“做文章呢，还是教书”？与其说是鲁迅告别学院文化的发问，毋宁说他“哪里走”的再思索。
显然，许广平此时最知鲁迅，她动员鲁迅来广州，除了两人的情感因素，始终强调“现代派”在广州“是禁止的”“你们不来，郭沫若做官去了，文科人才是否不得你们就去访高一涵，陈源之流，也未可知，岂非大糟其糕”，中大“背后有政府帮助，周围北大毕业人多”。孙伏园的动员信除了凸显中大给予鲁迅的高规格待遇，“您的薪水已决定五百毫洋，且定名为正教授，现在全校只有您一人”，也特别强调中大对于“现代评论派”的不以为然，对于“研究系”的抵触。鲁迅对此的“踌躇”，也是怕广州“情形将和在北京时相同”，知道中山大学电请的几个人“内有顾颉刚”，鲁迅更加犹豫不决，“当看以后的情形再定”，而他最终下定决心来中大，就是他的“一点野心”——在广州更好地“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以及他最后相信中大“非研究系的，不至于开倒车的”。
二、打到北京：离京之后的畅想与漂流观望
鲁迅怀着“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的“一点野心”，决定离开厦门前往广州，后面还有一句，“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额外补充的这一句，恰恰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真正期待。厦大方面也在渲染，鲁迅的离开与“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有关，而鲁迅对“位置说”的在意和公开回应，足以说明他并非不想回去，只是没法回去。“研究系”的全面得势，北京的确没有了他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北伐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和认同。他把回京的期望寄托于北伐的进展，确切地说，是南方国民革命军打到北京，一如他因深度介入首都革命而被迫离京。
1926年9月6日，许广平在回广州的船上写信给鲁迅，颇为自得地汇报她在船上参加北伐讲演宣传。“我也把北京的黑暗略略说了”，“把国家主义的人攻击一通，最要几句是把北京的晨报和现代评论，研究系之流骂一下”。可见，许广平对北伐的认同，并不只是来自政策理念或她的国民党党员身份，更多源自她的北京体验，黑暗的北京，在京作恶的“现代评论派”“研究系”，正是许广平所认可的北伐的动力和目标。许广平信中一再分享自己的喜悦之情，“感觉出一种欢欣，算是我途中第一次的喜遇，这现象，在北方梦想不到吧！”“MY DEAR TEACHER，你看这种情形是多么朝气呀！”抵达广州之后，许广平给鲁迅的第二封信就迫不及待地告知鲁迅广州革命气氛和北伐最新进展，“这里空气膨胀，但闻北伐顺利，所以英人从中破坏……”鲁迅的回信也很热烈，“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同样，他把“党同”北伐与“伐异”“研究系”相连在一起。自此之后，相互报告北伐动态和最新消息，几乎成了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的“必修作业”，鲁迅对此甚至更加投入：
北伐军是顺手的……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吴佩孚似乎在郑州，现正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1926年9月30日）
今天听到一种传说，说孙传芳的主力兵已败。没有什么可用的了，不知确否。（1926年10月10日）
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确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陈仪（孙之师长）等通电主张和平；四，樊钟秀已取得开封，吴逃保定（一云郑州）。但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1926年10月15日）
北伐军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确的；浙江确也独立了，上海近旁也许又要小战。（1926年10月20日）
浙江独立，是确的了；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力已与卢香亭开仗，那么，陈在徐州也独立了，但究竟确否，却不能知。闽边的消息倒少听见，似乎周荫人是必倒的，而民军已到漳州。（1926年10月23日）
浙江独立已失败，前回所闻陈仪反孙的话，可见也是假的。外面报上，说得甚热闹，但我看见浙江本地报，却很吞吐其词，似乎独立之初，本就灰色似的，并不如外间所传的轰轰烈烈。（1926年10月28日）
浙江独立早已灰色，夏超确已死了，是为自己的兵所杀的，浙江的警备队，全不中用。今天看报，知九江已克，周凤岐（浙兵师长）降，也已见于路透电，定是确的，则孙传芳仍当声势日蹙耳，我想浙江或当还有点变化。（1926年11月8日）
克复九江，则甚【其】事当甚确。昨天又听到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很高兴……（1926年11月9日）
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陈仪又独立，商震反戈攻张家口，国民一军将至潼关。此地报纸大概是民党色采，消息或倾于宣传，但我想，至少泉州攻下总是确的。本校学生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他们都不经训练，不深沉，甚至于连暗暗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1926年11月25日）
攻克武昌是北伐军事行动的重大突破。1926年10月14日，许广平给鲁迅信中分享了这一喜讯，以及她对未来的乐观想象。“此间报纸（载）北伐军（于双十节）攻下武昌，九江，南昌，则湖北江西全定了，再联合豫樊，与北之国民军成一直线，则天下事大有可为，此情想甚确。”进而，许广平期待（坚信）打到北京，彻底讨伐“研究系”，“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倒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作为经历过辛亥的鲁迅，起初并不像许广平那么乐观，但北伐的节节胜利，让期望“对研究系加以打击”的鲁迅，也多了一份对“以后”的期许和畅想。1927年2月，北伐军彻底平定浙江，并继续向江苏推进，3月21日、24日相继攻克上海和南京，宣告直系军阀孙传芳彻底失败。鲁迅不仅“私自高兴过两回”，还公开大做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更值得重视的是，文章中鲁迅再次指向北京的正人君子，重申和强调“痛打落水狗”的立场和态度，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因当前的胜利而“自高自满”，巩固既有胜利的同时，不要忘了北伐的最终目标就是北京。
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尽管也有研究者注意到鲁迅“心灵深处的政治意识”，但大都强调鲁迅对南方国民政府军事行动的关心和支持，一直持续到清党之前。事实上，即便“清党”之后，鲁迅对北伐军事行动的热心与支持，丝毫不减，因为他关注和期待着打到北京，并把自己未来的走向与此关联起来。6月12日，鲁迅给友人信中畅想“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6月30日给李霁野信中说，“我看看各处的情形，觉得北京倒不坏，所以下半年也许回京去”；7月12日他给江绍原的信有更直白的表达，“冯大帅不知何时可以打进北京，倘八月间能坐津浦快车而到前门，岂不快哉！”翻阅当时的报刊，特别是南方阵营的报刊，“打到北京以后”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话题，相关讨论极其热烈。
鲁迅站在南方北伐一边大作庆祝文章，开始畅想打到北京之后，就在此时，傅斯年、朱家骅决意聘请的顾颉刚来到中大。厦门，也就是之前北京的同样一幕，又开始在广州和中大上演，原本想在广州对“研究系”“现代评论派”“加以打击”的鲁迅，就像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于是，他又一次动了辞职和离开的念头。
1927年4月19日，朱家骅前来告诉鲁迅，顾颉刚已然来到中大，鲁迅当晚整夜“失眠”。第二天，他写给友人李霁野的信说道自己的辞职，“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不料其中之一”“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当然，“鲁迅的‘顾来我走’，也绝非私人恩怨所能涵括，而是作为体认新民国一方的鲁迅，和代表旧民国一方的顾颉刚及现代派，‘两个民国’阵营的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这也再次说明，无法告别的北京、现代评论派的如影相随，又一次影响和左右着鲁迅的“哪里走”。鲁迅接着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有更明确的言说。“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就连翻译《小约翰》而写的“引言”中，鲁迅也大发感慨，讲述自己被“学者”之流追击，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的“节节败退”。“倘有误译，负责自然由我。加以虽然沉默的都市，而时有侦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因此执笔又时时流于草率。”“京式的流言”再次表明北京过去的一幕不仅没有过去，又在中大开始重演。后来中大发展的走向，印证了鲁迅的担忧并非多余。7月7日，鲁迅给川岛的信中说到了中大下半年的文科教员名单，“闻有丁山，容肇祖，鼻，罗常培，盖即除去你，我，玉堂之厦大国学研究院耳，一笑”；之后信中再次说道，“此地下半年之中大文科，实即去年之厦大而撵走了鼻所不喜之徒，而傅乃大贴广告，谓足为全国模范”。更让鲁迅再难以忍受的是，北京的“陈西滢张奚若也来此地活动”“吧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此地大学，已成了现代派的大本营了”，“南方没有希望”。之前的厦门成了北京，现在的广州也和厦门、和过去的北京没啥区别，鲁迅又一次既主动又被动地选择离开。
但是，不论鲁迅离开厦门，抑或他辞职中大，并不意味着他“穿越学院”“弃教从文”，更不能说明他就此走向上海文场，注定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
鲁迅得知顾颉刚来中大并决定辞职，给友人谈到辞职之后的打算。“此后何往，还未定；或者仍暂留此地，改定《小约翰》，俟暑假后再说。因为此刻开学已久已无处可以教书，我也想暂时不教书，休息一时再说。”教书时“忙于编讲义”的无奈和辞职后“无处可教书”的抱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的确，教书绝非鲁迅的最喜，授课与创作是有相互干扰，鲁迅对此也自觉论述。但考虑到谋职和饭碗问题，教界始终是他的首选，是他维系自己生存、维持北京一大家庭生计的基本保障。对鲁迅而言，有教职待遇的保障同时又有翻译、写作的时间和自由，那自然是最理想不过了，如果不能两全，那么前者作为生存保障，显然更为重要。很早之前，鲁迅曾以同样的理由亲自去日本把周作人劝说回国，可为佐证。
经过反复拉扯——鲁迅不断地提交辞呈和不断地被退回，1927年6月6日，他终于收到中大委员会“允辞职”的信。很显然，这个结果绝非他所乐见，当“鲁顾”不能两全时，中大还是做出了选择，鲁迅的失望和沮丧可想而知。自此，鲁迅在中大每月500元的薪水不再有，好在过去一年收入所得颇丰，他一时还不至于有“生计”问题，但谋职毕竟迫在眉睫。就在这个时间点，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蔡元培、李石曾等因拥戴新政府有功，开始获得主导教育革新。蔡、李提议改旧民国教育部为“大学院”、改制大学区、筹建中央研究院、创办劳动大学等。凡此种种，都昭示着教育界在国民革命新形势下的裂变与重组。
6月12日，鲁迅回复章廷谦5月30日信，感谢他和郑介石帮忙向蔡元培争取筹建中的研究院工作。章信未能留存，但从章廷谦5月31日给周作人的信，就可略知此事本末。“研究院筹备员已聘定张静江、石曾、孑民、梦麟、邵元冲、适之、夷初、陈世璋、邵裴子。为此事我曾和介石商量向‘世’争，介石举二周、一兼士、一百年、玄同，世说将来当然请，此刻筹备员是不重要的。我曾有一份章程寄给您，收到否？适之为茭白所荐”。不难推测，章廷谦前一天给鲁迅的信应该是同样的说辞，同样附有大学院章程。对鲁迅而言，这绝对是一份美好的差事，而且，从章廷谦信中推荐的人选来看，“某籍某系”色彩很浓，肯定也为鲁迅所乐见。不过，章廷谦的信中也提及顾颉刚等人在浙江活动，北方学界亦紧盯此事。事实上也是如此，蔡元培认可鲁迅这些旧识的同时，亦看重胡适、蒋梦麟、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对于蔡元培的“包容”和“用人”，鲁迅给章廷谦的私人信中颇有微词，甚至是不乏嘲讽之语。这就不难理解，随后的日子，鲁迅既有对研究院工作的真心期待，又有表面上的不以为然。至交好友许寿裳担任大学院秘书之后，写信延请他，特意强调此工作之于鲁迅“极相宜”。“大学院将设编译处，兄与绍原皆在延请之列。此机关办法，与从前北京的完全不同，系延请专心著述而不兼他务者为主……弟意此事于兄及绍原均极相宜；院来延聘时弗却至盼。多有熟人在一起，固我所最日夕渴望者也。”许寿裳显然是了解鲁迅内心所想，但颇有意味的是，鲁迅在给江绍原和廖立峨的信中，都强调于江绍原“颇相宜”，却略掉自己。当然，这并非鲁迅故作清高或心口不一，因为他始终盯着“现代评论派”，凝视着北方学界中人，他清楚地知道，像顾颉刚等人“以‘学者’而兼‘钻者’矣”“吾卜其必将蒙赏识于‘孑公’”。
如此不厌其烦铺陈鲁迅何去何从的种种细微之处，因为他的“哪里走”直接关联着“干什么”，继而我们才可以把握和理解鲁迅“写什么”“怎么写”的内在结构性因素。既往研究恰恰在这个地方太过跳跃，把清党和鲁迅的离职、和鲁迅告别学院径直对接，从而造成对上海鲁迅先入为主的误读，对他此时思想和创作理解的偏差。
其实，1927年七八月间广州夏期学术讲演之时，被树为“学术名人”的鲁迅多少还有些自得，他甚至动了继续留下来的念头。他7月17日给友人信，“革命时代，变动不居，这里的报纸又开始在将我排入‘名人’之列了，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但等到8月下旬，中大新学期的工作已经基本安排妥当，鲁迅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广州教界的彻底“失败”，于是他才真正着手处理走的事宜。也正因为他在广州教界的“败退”已成定局，自9月3日起，也就是各高校的开学之季，鲁迅接连写有《辞“大义”》《通信》《答有恒先生》《反“漫谈”》《忧“天乳”》《革“首领”》《匪笔三篇》《谈“激烈”》《可恶罪》《新时代的放债法》《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某笔两篇》《述香港恭祝圣诞》《小杂感》《再谈香港》等近乎20篇杂文。不可否认，1927年实乃鲁迅文学创作的“低谷”年，但9月不到两天一篇的写作频率，完全可与他杂文创作巅峰的1933年相媲美。不过，这一系列杂文公开见刊，大都是在鲁迅到达上海之后，同时也关联《语丝》杂志的由京迁沪，留待下文详述。
总之，因为南方北伐军事行动停滞，教育界的革新又尚在进展之中，各个层面的前景都不甚明朗，姑且观望、暂时漂流，就是鲁迅很自然也是他不得已的姿态。鲁迅正是带着这样的姿态来到上海。
三、大革命浪潮中《语丝》的南北颠簸与京沪承续
1927年9月19日，已经定好前往上海的鲁迅，同天给两个友人的信中，谈到上海的暂时漂流，却又一再透露回北京的愿望与可能。
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北大改组的事已在报上看见了。
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约回去也不妨。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近来有些这样的情形，连和我熟识的学生，也会有人疑心他脾气和我相似，喜欢揭穿假面具，所以看得讨厌。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
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复次当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
凤举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我一去，一定又有几个学生要同去，这是我力所不及的，别人容易误会为我专是呼朋引类。我也许此后不能教书了。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1927年9月19日致章廷谦）
鲁迅虽谈到“政，教两届”“想不涉足”，甚至说“也许此后不能教书了”，但他始终关注着大学院制的推行，时时刻刻瞩目着北京的形势，特别是教界的人员变动，这都表明只要条件允许，鲁迅还是想着回京。他给章廷谦的信讲的就更明白更具体：“北京我本想去，但有一件事，使我迟疑。我的一个旧学生，新近逃到南京了，因为替马二在北京办报，其把柄为张鬍所得。……则我往北京，也不免有请进‘优待室’之虑，所以须待到沪后，打听清楚才行。”
鲁迅抵达上海后，依然没有长居或定居的打算，他给友人信中都是诸如“在上海小住”之类，“我现住旅馆，两三日内，也许往西湖玩五六天，再定何往”。诚然，鲁迅10月8日租定房屋，“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后来许广平写回忆录时也用了“景云深处是吾家”的标题，但她也坦诚，鲁迅“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随后，有两件事直接影响了鲁迅的选择，其一，他教界谋职终于有了着落；其二，《语丝》和北新书局在京被查禁，特别是后者，成为鲁迅暂居上海的主要原因。
鲁迅日记12月18日载，“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第二天给老友邵文熔信，亦提到此事。“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往，尚拟暂住，岁腊必仍在此也。时事纷纭，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近两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主导者蔡元培后来对此曾有记述：“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根据大学院的相关章程和条例，鲁迅300元的薪资待遇，属副教授第3级。较之于他在中山大学的待遇，他是委员会所定的唯一“正教授”，最高薪资500元（与大学院待遇规定中的教授第一级相同，最高），并被委以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的职务，降级明显。但其实，大学院首批聘请的也就五个人，吴稚晖、李石曾、马夷初、周豫才、江绍原，且都无具体任务，“听其自由著作”，属额外“补助”。要知道此外之后很多年，才有类似职位，极少数为教育部职员转任，其余皆为教科书编委会成员，且都在全面抗战爆发教育部西迁之后。5人名单中，除了之后的江绍原资历稍浅，吴稚晖、李石曾、马夷初这三位都是政界、教界的“实权”派，由此可见，不论是清党之前还是清党之后，鲁迅在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依然属于前列。这也再次表明，鲁迅选择到上海就意味着他脱离教界的说法，需要重新辨析。顺便提及一点，“特约著作员”虽没有居住地限制，考虑到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设有驻沪办公处，包括大学院负责实际事务的杨杏佛后来也常驻上海，蔡元培也常往返沪宁之间，而且大学区制最初率先在江苏、浙江、北京三地试行，实际上只有江苏、浙江两地有所推进。因此，鲁迅居住上海，与教界革新和其任职关系甚大，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鲁迅亦有足够的底气在教界和“正人君子”们继续缠斗。与此同时，北京教界革新的停滞和内乱，北方政治局势的越发紧张，让他一时看不到回京的希望。
北新书局和《语丝》杂志的变故，是左右鲁迅此时选择的又一主要原因。
10月22日，北新书局被奉系军阀搜查，李丹忱（李小峰之堂兄）和王姓同事遭抓，接着《语丝》24日被禁，北新书局于30日被彻底查封。一时间，在京《语丝》同人和作者“皆暂避”，主编周作人躲进日本医院避难。首先，鲁迅对周作人的安危很是担忧，就像清党期间周作人关心他一样，他亦通过三弟周建人和两人共同好友章廷谦等，劝其南下，“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鲁迅迫切希望周作人南下躲避，那么，他就更不可能北方情势严峻之际回去。其实，自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以来，特别是鲁迅离京之后，失和决裂的周氏兄弟虽分居南北，但没有了家庭琐事的牵绊，反而在内心深处互相走近。大革命时期，他们彼此价值观念共享，文章完全可以互换或共同署名，就像之前绍兴民元革命、五四时期一样，鲁迅在南方不方便说的话，北京的周作人则可直接发声。周作人以《语丝》为阵地，除了讽刺和批评北方知识界的堕落和虚伪，如批判丁文江的《丁文江的罪》、讽刺胡适的《人力车与斩决》，他还直接点名吴稚晖、蔡元培，怒斥他们作为知识界一分子却在南方支持清党。“国民党多年的北伐计划至此完全停顿，这个责任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应在吴蔡诸元老的身上”，讥讽吴、蔡为张作霖北方政府的“功臣”。特别是《语丝》第141期上周作人和“读者”荣甫来信一唱一和的《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自此《语丝》在南方开始“遭禁”。鲁迅对周作人和《语丝》的姿态，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都赞誉有加，他不仅“恭维”《语丝》“的确可爱”，还写有声援文章《扣丝杂感》，“这真所谓‘兄弟怡怡’”。
《语丝》和北新书局在京被查封之后，业务只能全面转向上海，主编周作人不愿南下，因此，如鲁迅后来所述，于情于理他都应接手编辑《语丝》的任务。“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既往研究强调鲁迅之所以选择上海，就是因为上海发达的出版业，北新书局和《语丝》的迁沪，常被视为最有说服力的例证。的确，北新曾于1926年6月开设上海分局，但这和在广州开设分局、武汉筹备分局性质相类，属于正常的业务扩张，当然，这也和《语丝》的姿态及其国民革命的进展有关。1927年年初，李小峰就来到上海避难，然而即便如此，北京总局被查封之前，他几乎没有把北新和《语丝》迁移出去的想法，这从他和鲁迅、周作人两大台柱的通信中就可看出。特别是上海四一二之后，李小峰还有期待北新能全面回京，在他看来，上海“暮气渐深，革新的希望极少”“在沪了无趣味，喧嚣繁复，脑昏欲胀。待时局稍平静，拟即返京。此地物质的生活虽稍舒适，而精神上则不如在京之愉快。因在京时与诸师友相处于患难中，诸事都能相谅也。”其实，鲁迅所说的不应该“推托”，是因为他怀疑《语丝》在京被禁，与自己10月份见刊的系列文章有关。11月7日给江绍原信，论及此事：“北京之北新局于十月廿二日被搜查，捕去两人，一小峰之堂兄；一姓王，似尚与他案有关。《语丝》于廿四日被禁；北新局忽又于卅日被封。我疑此事仍有章士钊及护旗运动中人在捣鬼。有学生告诉我，见傅斯年于上海之道上。岂此公亦来追留校长欤？”11月18日，鲁迅给翟永坤信中再次提到《语丝》的被禁，以及“正人君子”们的得意。“听说《语丝》在北京被禁止了，北新被封门。正人君子们在此却都很得意，他们除开了新月书店外，还开了一个衣服店……”鲁迅明了“北新”是他案，但怀疑“研究系”“现代评论派”“国家主义派”的从中作祟，是《语丝》被禁的真正原因，毕竟军阀自己并不关心像《语丝》这样的杂志。鲁迅年底的《谈所谓“大内档案”》对此曾有明确总结：“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沿着鲁迅的“怀疑”逻辑，我们重新审视他9月所写而10月陆续见刊《语丝》的系列杂文，就不难看出他的瞩目点和重心所在，这也是笔者把这一系列杂文关联上海鲁迅讨论的缘由所在。
1927年10月1日《语丝》第151期上的《辞“大义”》，开篇第一段就昭示矛头所指：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同期《语丝》上刊载有给李小峰的《通信》，亦全然针对“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
土耳其鸡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这回我看见《闲话》出版的广告，道：“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语丝》第152期上的《反“漫谈”》（1927年10月8日），呼应徐祖正批评北京政府加强教育界控制，强行合并组建“京师大学”，整篇全然针对教育总长孤桐先生章士钊及其帮凶。
《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5日）的开篇亦很明确：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公理”之所在》（《语丝》第154期1927年10月22日），立场和姿态更加鲜明，讽刺批判意味更重，再一次揭露曾经的“正人君子”们过去站位北方政府，待到革命势力壮大时又手握“公理”南下投靠新政权：
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ℴℴ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而且，鲁迅开篇首先回应广州“学者”对他的言说和《语丝》“过时”的讥讽，指陈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的确是同样的话，同样的针对“正人君子”的论战。文章的最后鲁迅再次点名反问：“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周氏兄弟价值理念共享，文章几乎难分彼此，不过他们的重心还是略有不同，北京的周作人，更集中笔力“讨伐”南方的吴、蔡，而离京的鲁迅，目光所在、重心所在则是北京，全然针对的是北京的章士钊和“正人君子”们。毕竟没有在南方的周作人批南方知识界更便利，离京的鲁迅针对北京学者则更少有现实的顾忌。《语丝》南方遭扣，显然是因为周作人，而它在京被查封，大概率因为鲁迅，这才是鲁迅后来所说的不应“推脱”。由此不难推论，漂流到上海之后的鲁迅，肯定不会放过北方和北方的论敌们，正如他一再宣传的那样，杂文写作乃至生命的“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
鲁迅接手上海《语丝》之后，还真还有了“语丝派”“主将”“首领”的“大义”，“加以打击”“研究系”的“野心”和抱负，表现得更为强烈。不过，研究界大多直接采信鲁迅后来的“反思”“检讨”，强调京沪《语丝》的变异，上海《语丝》“社会批评”“几乎绝无”，甚至由此推论上海版“更接近一份文学刊物”。诚然，上海《语丝》重新编号为第4卷，刊物的版式、开本、封面设计等，都与此前大不同，昭示出空间位移后的新气象，但内在精神理念上，它和北京时期的《语丝》，几乎是一脉相承。
首先，上海《语丝》的作者队伍，体现出京沪《语丝》的连贯性。例如，上海《语丝》第1期，鲁迅拉来的作者既有“长期撰稿人”江绍原、章衣萍，也有“老面孔”魏建功、许钦文等，“从作者队伍来说，这一期《语丝》的各种‘元素’可说是比较齐全”。第1期的重磅文章当属《语丝》“撰稿人”之一章依萍的《海上通信》，这本是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也可以说，它是编者鲁迅借章之口，向周作人和北京“语丝”同人喊话，特别是最后一段，堪称上海《语丝》的公开宣言：
《语丝》搬到南方来了，这里的伙计也不多，北京的同人还要多多帮忙才好。我们这个小社，竟开张了三个整年了，虽然中间经过了许多困难：为正人君子所嫉视，为新文豪所看不起，为军阀所摧残，但这一个水平线下的“学匪”的水平线下的刊物，能延长到这样久,实在也是可喜的事情。林黛玉临死时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语丝》在北京被禁，在南方又复活了，谁能料到《语丝》将来的寿命能延长到多久呢？但我们在北方没有领过什么人的一千元，在南方也不会受什么政府的津贴一千五百元罢。我们的身子是干净的。“只说自己的话，不用别人的钱”。这是“语丝社”的真精神。
章是鲁迅初到上海交往甚密的友人之一，这从鲁迅10月、11月日记就可看出，他写信给周作人就算不是出自鲁迅的授意，但信件被公开刊登在上海《语丝》第1期，显然是编者鲁迅的意图。特别是最后堪称宣言的这一段，针对“正人君子”和“语丝社”“真精神”的阐发，明显受鲁迅影响。
其次，此时志同道合的周氏兄弟，是《语丝》和“语丝精神”的基本盘，两人主编的接替，保障了《语丝》承续远胜于变异。周氏兄弟不仅有同样的立场，还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周作人尚未看到带有鲁迅印迹的章衣萍的公开信，他也从北京寄来一封名义上是给李小峰的信，后以《“三一八”的死者》为题，刊上海《语丝》第4卷第5号。周作人藉由翻检出燕大学生魏士毅纪念碑照片，慨叹时人对北方三一八的忘却，扼腕南方国民革命的停滞。“北方不必说，南方亦狂热地讨赤，仿佛国民党之宗旨是在灭共者，想更无暇来管别的闲事，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终于是白死了”。因此，周作人随信附有魏士毅纪念碑照片，希望上海《语丝》认真对待，希望南方读者能够瞩目北方。“在南方者大约未必知道，故附上，乞察收，如有机会时制铜板（稍放大更好）能在《语丝》等上一发表亦佳。”很显然，周作人信的口吻完全是给《语丝》编者，编者鲁迅自然明白其意，因为类似的做法，他此前就有过多次。例如，前文提及的鲁迅离京后的《上海通信》、系列《厦门通信》、广州时期的《通信》、离开广州时的《海上通信》等，同样是名义上寄李小峰，但实际是给《语丝》编者周作人，并示意公开刊登。
周作人看到章衣萍的公开信后，亦写信公开回复，而编者鲁迅以《新年通信》为题刊发于《语丝》第4卷第11号，兄弟二人的相互配合可见一斑。周作人信中诉说北京政界、教界的现状，他一边自嘲式地大讲“我在去年年底便已醒悟”“多磕头少说话”“莫谈国事”“有一点道统气”“食栗而已，不问国旗”；一边又正话反说，痛惜北伐进展停滞，“不知国民党终极目的究竟是北伐还是讨赤”。更值得关注的是，周作人信中处处指向“现代派”，揭批他们如何积极钻营到革命阵营，而“《语丝》的命——到处碰壁的命”，过去不为北京政府所容，“难免为革命官府所不喜”。这样的姿态和言说，也显然是配合鲁迅此前的一系列文章。因此，此信与其说是寄给章衣萍，毋宁说是周作人对兄长鲁迅的倾诉，或可说是兄弟二人对外姿态的公开展示。同时，《语丝》上的这些公开信，体现出南北方之间的深度联结和相互凝视。
众所周知，“通信”栏是“五四”以来新式报刊的一大特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强调“通信”式的交流让“独语”转化为“对话”，指出“报刊通信栏与言论空间建设”有着密切关系。就《语丝》“通信”栏而言，它既有普遍意义上的“对话”和“言论空间建设”价值，还承担更具体更直接的沟通功能。因为，已然失和的周氏兄弟分居南北之后，除了第三方如章廷谦、周建人转呈一些私人信件之外，《语丝》上两人发表或接受的“公开信”，就成为他们两人最有效最直接的沟通渠道。经由这些“公开信”，兄弟二人不仅传达他们各自对刊物的态度和建议，也分享和传达彼此的现状处境，互相声援、互诉衷肠。兄弟两人日常生活“失和”后的“面不和心和”，他们的“兄弟怡怡”之情和志同道合之感，尽显无遗。鲁迅编上海《语丝》期间，周作人还写有不少类似名义上给第三方的公开信，都可作如是解。例如，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周作人接连写信给川岛和章衣萍，其实也是给鲁迅诉说北京“克复”后的情形，以及自己的心得和感慨。“北京现在已挂了青天白日旗了，但一切还都是从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革，有人问，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还是革命的北京化呢？”他给章衣萍的《通信》论及此前张（作霖）主政北京，“苦雨斋中不知怎的渐渐寂寞起来了”，然而“北伐成功，北京变了北平，龌龊的五色旗换了青天白天了”，一切又似乎都没有变，苦雨斋更加落寞。很显然，周作人的情绪反应像极了“沪宁克复”后的鲁迅，同样是激动兴奋与心灰意冷交织，沉到书斋不问窗外事与忍不住的冷嘲热讽并存。很显然，兄弟二人同样基于南北之别来发声。
除了“公开信”的交流互动，鲁迅在上海编《语丝》，周作人也以实际行动给予兄长最大力度的支持。尽管因北方局势紧张和教界革新动荡，周作人此时创作有受影响，但他这一时间段所写的稿子，基本交给了远在上海的《语丝》。据统计，鲁迅主编的第4卷，周作人共发文32篇，“占他在这一阶段所写文章总量的90%以上”，比对之后柔石和李小峰主编的第5卷，周作人发文仅有4篇，而更多稿子则留在北方刊物，由此可见周作人支持上海《语丝》的鲁迅因素。可以说，京沪《语丝》的承续，既体现在鲁迅的编，也体现前主编周作人的继续大力支持，周氏兄弟显然是《语丝》和“语丝”精神的基本盘，这也就不难理解，此时和之后很长时间，外界仍总是把他们兄弟二人视为一体，不管是赞誉还是批评。
鲁迅在第2期就恢复了《语丝》最为经典的“随感录”栏目，并承接周作人北京《语丝》的序列编号，京沪《语丝》的延续性再一次展现。周作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栏目的支柱，他不仅为上海《语丝》提供了编号“七八”的第一篇随感录，而且发文数量最多，远超鲁迅自己。据统计，《语丝》第4卷“随感录”栏目共发文132篇，其中周作人计有24篇、鲁迅11篇。而且，周作人“随感录”言辞之激烈，较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大都基于南北革命与反革命之别来讨论。例如第4卷第11期的《女革命》，周作人讽刺知识界“官革命”“何尝不都是段章张孙时代的顺官乎？”周作人的“官革命”与鲁迅的“奉旨革命”，根本就是同义词。再如，周作人在《北京与北平》中讽刺先前拥戴旧政府的论敌们又成了“新国家主义”者，“声声口口叫先总理，很是亲热”，这和前文论及鲁迅的相关表述，如出一辙，周作人甚至更激愤一些，“本来北京与北平就只差了一个屁（P）字”。
总而言之，大革命时期分居南北的周氏兄弟，反而强化了彼此的关系，两人主编职务的接续，鲁迅全身心的投入，居北京的周作人不遗余力地支持，这都最大程度保障了京沪《语丝》内在理念的一致。《语丝》也因此在大革命的浪潮中遭遇“颠簸”，在南北两边都不怎么为“当局”所喜，但这也正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的“的确可爱”之处。就像鲁迅后来所总结，“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的“南北”颠簸和京沪承续，“南北”之间的深度联结，再一次彰显鲁迅和北京的无法告别和始终凝视。因此，要更好地理解鲁迅到上海之后的一系列“革命”言说，以及围绕着他和《语丝》而发生的一系列论争，“南北”问题特别是鲁迅的凝视北京才是关键之匙。由此延展，可以说，鲁迅持续的凝视北京（北平），关联着他杂文写作的成熟和自觉，当然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