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在何玉茹笔下，“隔壁”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情感概念和人生概念。隔开的不仅是或亲密或疏远的邻里，也包括恍然回首不敢相认的自己。而造成人与人隔离的，恰恰是从未间断的历史长流。

何玉茹，1952年生于河北石家庄。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爱看电影的女孩》《冬季与迷醉》等,小说集《楼下楼上》《她们的记忆》等。

隔壁

文｜何玉茹

厚朴村纪念堂外的广场上，已经停了不少汽车了。

我坐在车里等待大哥、二哥。

这是个学校操场一样大的广场，广场上两排像是新栽不久的松树，直通一扇深红色大门。松树旁坐落了白色如玉的十二生肖石雕，那些小动物个个憨态可掬，睁了天真幼稚的大眼，或望向天空，或望向世俗的世界。大门两边，一道灰身红瓦的围墙将广场和纪念堂划开了界线。上回来，跨过大门，迎面就可见一座呈圆塔形状的建筑，红瓦飞檐，高大壮观，那便是厚朴村的纪念堂了。

纪念堂分了三层，一层可放两千多个灵位，据说第三层也快占满了，阴间竟也是人满为患。进到里面，与外面是巨大的反差，无数亡人牌位，被隔在一个挨一个的小格子里，狭小，拥挤，几乎是密不透风。一排排安放灵位的橱柜又高又陡，之间的过道只够走一个人的。我曾沿过道走过一圈，左右的格子间压迫得人喘不上气来，一颗心怦怦跳得厉害，鼻尖上竟还岀了一层汗珠……大哥、二哥笑话我说，都六十岁的人了，还怕这个。他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其实我也是，只不知为什么就是管不住自个儿。我一边暗自嘲笑自个儿，一边让目光随意定格在一个牌位上，挑战似的与那牌位对视。牌位上的名字是位女性，名字上方是一张镶嵌上去的圆形头像，三角眼，蒜头鼻，狮子口，一张大饼一样的圆脸。我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她，原来她叫鲁大凤啊！鲁大凤旁边，还有她的长子，长子没有照片，但他的模样我却记忆犹新。没想到他也早早地死了。接着我更吃惊地注意到，他们的隔壁竟然就是我的父母！我不禁脱口说道，不行，得换位置，爸妈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大哥、二哥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太了解这家人了，爸妈不会喜欢的。他们对我的顾虑嗤之以鼻，再说这个位置还是跟管事的好说歹说才弄到的。纪念堂每天都有人进来，有当下逝去的，有早年逝去又从坟地里迁出的，好位置就那么一些，再换还不知会换到哪儿呢。我却固执地坚持着。他们也固执地不肯让步，他们说，你老早就不在村里了，这家人我们过去都不大知道，你咋会知道？我说，老伍子曾是我同桌。他们当然知道老伍子，老伍子喜欢唱两嗓京剧，和他们一样都是厚朴村京剧社的常客。不过他们对老伍子的印象不错，我一提老伍子，他们就更不赞成换位置了，他们说，都成一把骨灰了，还喜欢不喜欢的，以为在这儿过日子呢。

他们就是这样，凡我上心的事永远和他们说不通，他们的心思就像人工水渠一样少有弯度和深度。

直到这次清明来纪念堂烧纸，我的固执仍不能让他们有一丝的改变。

其实我也不喜欢自个儿的固执，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事人都不在了，为什么还要跟不在的人过不去？可不知为什么，鲁大凤的样子总在眼前挥之不去，她就像复活了一样，赶也赶不走。三角眼，蒜头鼻，狮子口，一张大饼一样的圆脸。这老太婆，分明是她在跟我过不去呀！

大哥、二哥还没到，他们电话里说堵车堵得厉害，来烧纸的车太多了，要晚到一会儿。我不明白，厚朴村的人来厚朴纪念堂，也就跟过去下地一样远近，为什么一定要开上辆车呢？我想，也好，可以先跟爸妈说一会儿话了。

父母的位置是1058号。我目不斜视，望着他们牌位上那两张小小的黑白头像。

我和他们隔了一层薄薄的玻璃窗。窗是锁着的，钥匙在大哥手里。

父亲穿的是白色衬衣，母亲的衣服则是淡淡的花色，他们所有的照片几乎都这样。父亲在城里上班，一生喜欢干净，在农村劳动的母亲喜欢的则是合体、雅致，每换一件新衣服她都会问我，雅致不雅致？仿佛雅致是她评价衣服的唯一标准。

我说，爸、妈，你们好吗？

他们微笑着看我。

我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

他们仍然微笑着。

我说，你们走得太早了，一个六十三岁，一个六十五岁，跟现在的我差不多大，为什么呀？

我说，你们像是商量好了，一个三月底走，一个四月初走，跟我招呼都不打一声，为什么？

我说，知道是我不好，我太自私了，只顾忙自个儿的事，认为自个儿的事才是天下最重要的……

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每回都这么说，每回都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这时候大哥、二哥就会说我，别说了别说了，爸妈早知道了，爸妈不会怪你的。他们一副息事宁人的表情，但听话听音儿，那意思似已认可这事是怪我的了。

我不想理他们，这是我和爸妈的事，和他们没关系。

爸妈是在我城东的房子里去世的，我住在城西。每星期我都去看他们，有时一次，有时两次。一去就不好走开，听他们说话，给他们做好吃的。虽说他们总说不用来不用来，但每回到楼下，都能看到他们站在阳台上的期盼的身影。我十分地想多来几次，但我把时间看得无比重要，许多事都是在时间的累积上做成的，比如看一页书需要一分钟，十分钟就可以看十页书，在这十页的阅读中若再加上感觉、思想、情绪的变化，那功效就远不止是十页的事了。所以每回去看爸妈，我都尽量选择去桥东办事的时间，以达到时间多用。我明白这是要不得的急功近利，但没办法，报社的稿件就像追在身后的狗，同事间的较劲更不容小觑，一切都不给人停下来的机会。有时梦里会有另一个方向的思考，但早晨醒来立刻就回归了惯性，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它只能朝了一个方向不可抑制地旋转下去了。

父母就是在我停不下来的旋转中走的。我想若是和他们住在一起，或是每天都去看望他们，他们绝不会早早离开的。这个想法从他们去世到现在，从没有改变过，并且随了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如真理一般地在心里扎下了根。

当然，大哥、二哥也不常去看望父母，他们甚至比我去得还少，每半月二十天才去一次。但父母对他们从无要求。我也没有。

他们每次去都是大包小包地拎一堆东西。有的是地里产的，有的是花钱买的，地里产的东西父母都还接受，买的东西大多都转手就送给我了。不是对我偏爱，是母亲的眼光太挑剔了，比如一套瓷质茶具，母亲的评价只两个字：村气。我呢，拿回去门都不入，就送对门邻居了。母亲一定知道我会送人的，那些东西她也再不会提起。还比如一床棉被，母亲的评价是花色太土，尺寸也不够，翻个身还跑风呢。而我也喜欢宽大的棉被，所以这次对母亲的转手相送坚决拒绝了，母亲只好永远压在了柜底。好在大哥、二哥都是粗心人，父亲曾多次为他们沏过茶，母亲也曾当了他们的面晾晒棉被，他们却好像从没注意过，自个儿送过什么兴许也早忘了。他们都有点像父亲，大大咧咧，不小心眼儿，但父亲在母亲的调教下，已经会看些母亲的眼色了，所以对这两个儿子送来的孝心，多半也是不以为然。

但父亲和母亲见到他们却是无比亲热的，做好吃的就甭说了，每回离开，送他们的东西比他们拿来的还多。我自是不在意这些的，只是不解父母的那份亲热，他们甚至有时会伸出手去，摸摸儿子们的脸，拉拉儿子们的手，就像他们是小孩子一样。而我，他们唯一的女儿，在我的印象里，手都很少被他们碰过。

不过，每回进厨房为他们做饭，他们都在我身前身后转来转去的，生怕我一转身走掉似的。但也仅此而已，他们的手像是为儿子而生的。

我自信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他们了。和其他农村老人不同，他们格外地喜欢城市。所以父亲退休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接到了城里。我和丈夫都有单位的分房，我们搭上全部积蓄把它们买下了，虽说不大，但给父母住足够了。那套房子的家具全是新换的，厨房的锅碗瓢勺也是精心挑选过的，我了解母亲，她的眼光似是天生的，好坏高下一看一个准儿。母亲还是个爱看电影的，每回去我都会买两张电影票给他们。他们对电影不挑剔，只要在电影院里，屏幕上再烂的片子他们也能坐下去。电影院似乎成了他们在城市的重要依托。母亲有一回说，你们是不是觉得菜市场才是我和你爸该去的地方？我说，“我们”是谁？反正我从不觉得。她说，知道你从不觉得，唉！她的叹气让我吃了一惊，难道她还真在乎别人的“觉得”吗？

母亲从没说过她喜欢看电影，也从没说过她喜欢城市，像是羞于说出口似的。由于没说过，两个儿子就从不知道。父母答应我搬到城里住，儿子们还三番五次阻挠了一番，无非是尽孝应以儿子为主，老人搬走了做儿子的在村里情何以堪？大哥、二哥都是很讲道理的，该讲的讲了，该拦的也拦了，这事也就再没有他们的过错了。有一次母亲对我说，这个家里，你是最叫我放心的了。那时我正穿外衣，准备离开。我说，他们有什么不叫你放心的？母亲说，唉，他们，一辈子也就那样了。我没吱声。母亲又说，人总得有点不满意。我说，知足者常乐。母亲说，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可知足的。我说，将来市郊一拆迁，每家三套房，搁我也乐。母亲说，那就跟他们换换，你分三套房，把你的工作给他们。我说，行啊，换换就换换。我用了玩笑的口气，一边去看腕上的手表。母亲便没再说什么，她显然看出了我的敷衍。我不想随母亲往深里议论老大、老二，那是她一辈子的心事，大嫂、二嫂，大孙子、二孙子，也都不是她想要的样子……在她那里，大约我总是个强者，两个儿子反是弱者。唉，太费心力了，我自个儿的事还应接不暇呢。我终于推开了房门，下楼梯时很不应该地有种出逃的快感。

有一天，在我走进厨房开始忙活的时候，母亲到底是没忍住，忽然看了我说，我们多长时间没好好说话了？我手里拿了几棵菜愣在那里。菜刚从水盆里捞出来，水滴啪嗒啪嗒地落在地上。母亲又说，你是真忙还是不想说？我本想说，不是挺好的？但母亲的眼睛直视了我，我只好说，对不起，单位的事太多了。母亲没再说下去，只嘱咐我，下次来的时候别忘了把看过的书带过来。

看过的书可就太多了，再说看过的书就不需要再看了吗？我知道母亲是要让大哥、二哥把书带回去，给他们的孩子看，她认为她的眼力多半是读书读出来的。但我还知道大哥、二哥从没这要求，他们的孩子也没这要求，完全是母亲的一厢情愿。所以每回我都是口里应着，从没付诸过行动。母亲当然很不满意，有一次忽然说，你这做姑姑的，就忍心你的侄子像你大哥、二哥一样过一辈子吗？

其实我和母亲曾达成过共识，即人是不可改变的，试图改变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母亲还总是以父亲为例，说她一辈子都想让他懂她，她不说话他就明白她在想什么。但一辈子他也没做到，她不说出来他永远不知她在想什么。可共识归共识，事到跟前，她就将那共识抛到脑后了……

我望着微笑着的母亲，忽然说，妈，您知道鲁大凤这个人吧，现在她就在你们隔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这个鲁大凤，到底是又来了。但我仍不能停止，我说，比起鲁大凤，我爸、我大哥、二哥就真不算什么了。

母亲的微笑像是有些勉强，她必是不喜欢这样的比较。我自个儿也觉得这比较站不住脚，人家托尔斯泰不早就说过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鲁大凤这个人太强大了，一旦出现就赶也赶不走了，我总得找个跟母亲念叨的理由。

我说，老伍子你们总知道吧，就是和我同桌、你们叫人家老丑的那个。那时我上六年级，有一天下学，老伍子要我跟他一起上他家去，说晚上村里有电影。没电影的时候这话他就说过多少回了，我明白他是为了考试时能抄我的卷子，我便不说去，也不说不去。但他家住得的确是得天独厚，一出门就是放电影的广场，广场就像他家的院子，坐在房上电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再不用搬了板凳在人堆里挤来挤去的了。那天老伍子再次提起，我竟是想都没想就跟他去了。

就是这次我见到了鲁大凤。进门前从没想过老伍子的家人，好像他家就他一个似的。结果，一进门我就被吓了一跳，一个大脸大嘴巴的胖老太婆，左手叉腰，右手提了支擀面杖，正面朝了屋里大声叫骂呢。老伍子径直就奔上房的梯子，看也没看她一眼。我只好跟了老伍子，也朝梯子那边走。老太婆的嗓门儿大得，树上的鸟儿都被惊得飞起来了。她叫骂的词我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反正叫人又吃惊又难为情，那之前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骂法。经过她身边时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汗味儿，就见她深蓝色大襟褂子上有无数道白色的汗渍，也不知多少天没洗过了。她的头发有些花白，在脑后胡乱地绾了个纂儿，更突出了她大饼一样的圆脸。她肥胖的身体就像一只大缸，大缸里装满了污言秽语，就算她不停地骂上三天三夜，那污言秽语也似是骂不完的。

正当我扶住梯子，要迈上阶梯时，忽然就觉得脑袋被人拧了一下，一张脸不得不背向了梯子。我看到了一双凶巴巴的被皱纹包围着的三角眼，张开的嘴好大好大，几乎要把人一口吞进去。我敢说再小几岁我会哇一声哭出来的。我听到她问我，你是谁？我声音颤抖地告诉她，我是老伍子的同学。这时老伍子已爬上房顶了，她朝了老伍子大声喊，老伍子，行啊你，人小心不小，敢带女同学上家来了，哈哈哈哈……她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压在我脑袋上的手掌也随之颤动着。手掌的热度让我的忍耐到了极限，我不由猛地一甩头，摆脱了她的手掌。她的笑纹开始收敛，她说，小丫头片子，脾气倒不小，知道你是谁家的闺女了，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我不理她，一脸的气恼开始一级一级地爬梯子。她又说，跟你娘一个德行，识几个字就摆资产阶级臭架子，眼珠子都翻到天上去了，翻吧翻吧，小心摔你个半死！她又是一脸的凶相了。我站在梯子上，气得两条腿直打战，嘴唇哆嗦得说不出话来。幸亏，这时老伍子忽然冲老太婆嚷，你敢再说一句，我就从房上跳下去！

就见老伍子涨红着脸，一双脚贴近了房檐。老太婆像是受了惊吓，脸色大变，她一下闭了嘴，转身朝房里去了。

那天我不想再待下去，下梯子要走，老伍子下来一拦再拦，他不容分说，拉了我的手再次爬上了梯子。他说，放心吧，她再不敢说你了。我几乎是挣扎着被他拽上房顶的，他的手劲儿好大，我感受到一种陌生的固执和强蛮。房顶上平坦、开阔，能看到周围的人家，还能看到远方城市的楼房、烟囱。渐渐地我心情好了些，但不快和好奇心还是让我忍不住问了老伍子，我说，她是谁？老伍子说，我娘。我暗自吃惊，那样子倒像他的奶奶。我说，谁在屋里？老伍子说，我嫂子。我说，你娘骂的是你嫂子吗？老伍子点点头。我说，你嫂子就一声不吭吗？老伍子说，只要她还一句嘴，他们手就上去了。我说，他们是谁？老伍子说，我娘，还有老四。我说，你哥？老伍子点点头。我说，那你咋不拦着？老伍子摇了摇头，没再吱声。

这时候的老伍子和我并排坐在房顶上，就像在学校一样，又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了。他的脸真长，嘴唇真厚，一双大眼睛好好的，可长在这张脸上反而变丑了。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他显然是有些同情嫂子的，但一个小孩子在这个家是无足轻重的，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听的，除非像刚才一样，要从房上跳下去。我说，你当真跳过一回吧？老伍子说，你咋知道？我说，要没跳过，你娘不可能立刻闭嘴。老伍子说，那回一跳，把她吓坏了，可也把我跳傻了，一下就昏过去了，醒过来脑子就不好使了。我看着老伍子，发现他的大眼睛这时是呆板的，盯在一个地方半天不动。我想起他最怕的是做数学题，挺简单的题他吭哧吭哧会做半天。他还说，他上边还有仨姐姐，两个病死了，一个嫁出去再也没回来过，因为她嫁的人出身富农，他娘跟她吵翻了。他说，要是有个姐在身边该多好。我听着，不由得顿生怜悯，说，以后你不会做的题，就抄我的好了。他一下高兴起来，厚嘴唇张开，嘿嘿地笑了说，看，幕布挂起来了。

果然，就在我们的右前方，幕布犹如一面白色的旗帜悬挂起来，虽说在房上看去幕布显得小了许多，但幕布下的人也是小的，就见有拎小板凳的，有扛长板凳的，还有板凳摞板凳的，从房上看下去，不由得生出太多的优越感来。老伍子下去拿了两个煮好的老玉米，递给我一个，自个儿大嘴一张，先啃起来。我不由也学他的样子啃着，边啃边笑。我说，要是我妈看见，会骂死我的。老伍子说，咋了？我说，她从来是要切成几段，馒头、饼子也一样，不能整个地吃。老伍子说，你家跟我家就是不一样，我要像你家那么吃，也得被我娘骂死。

房下不断传来老伍子娘的叫骂声。

丝丝缕缕的，仿佛能闻到一股肉香。

紧接着，听到有自行车进了院儿里，想必是老四回来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伍子有点紧张。

这天晚上的电影是《刘三姐》，从前看过两遍，上面的歌儿都学会好几段了，但期待的心情依然迫切。

终于，幕布上出现了画面，先是个宣传安全用电的纪录片。这片子也演过无数次了，下面人声嘈杂，显出了对这片子的不耐烦。我也没耐烦看，指了房下问老伍子，你娘他们不来房上看电影吗？老伍子说，没准儿，有时看，有时不看。我说，也不知谁家在煮肉。老伍子说，我家。我说，行啊，你们家还能吃上肉啊。老伍子不屑地说，是老四从河坑捡回来的死猪。我正耸了鼻子贪婪地闻了又闻的，听老伍子一说，不由得一阵恶心。我知道河坑里的死猪死鸡多半都是得过瘟病的。我告诫老伍子，吃瘟猪瘟鸡要吃出病来的。老伍子说，他家十天半月就吃一回，也没见谁病了。我想起他有时打嗝儿气味儿难闻得要命，就说，你要再敢吃，我就要求老师调桌。老伍子立刻表示，往后再不吃了，反正也不那么好吃。

正说着，就听得梯子吱吱呀呀地一阵声响。第一个上房的是老伍子他娘。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靠了屏幕打来的亮光，依稀可看清她肥胖的身体和花白的头发。紧跟着上来的应该就是老四了，个头儿挺高，也挺胖壮，模样和老伍子蛮像。老四后面是老伍子的嫂子，单薄瘦小，脚下无声，就像是个影子。但唯有她手上没闲着，像是端了只粗瓷大碗，大碗黑乎乎的，碗里的东西也黑乎乎的，散发出丝丝缕缕的香味儿。这便是刚才闻到的肉香了，离近了，能闻出肉香里还混杂了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