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十六岁那年没考上高中，我爸要我去跟玉印街的严师傅学杀猪，学成之后也摆个档口卖猪肉。我爸说他已经跟严师傅打好招呼，我要是愿意，他还得给严师傅送两条香烟。跟我说这些时，我爸就坐在我家那张已经褪去一层漆的排骨椅上，似乎我愿意不愿意倒是其次，他要给人家送两条烟才是大事。我爸是和我妈大吵一架后才戒的烟，他这辈子买烟和抽烟都得偷偷摸摸，一天一小包，在玉印街固定的小杂货店里，从来没买过一整条。我猜想，我爸唯一羡慕的人就是卖猪肉的严师傅，他几乎是烟不离嘴，一边剁着猪骨头，烟灰还纷纷往下落。玉印街没人会觉得严师傅抽烟不合适，包括他老婆。

我死活不愿意——说是去学杀猪，其实就是给严师傅当帮手，没工钱不说，还要给他送烟，不合算啊——我心里想的却是，真要跟了严师傅杀猪，我这辈子可就完了，就算离开玉印街，那也只能去游搓街、建设路再摆一个猪肉档，跟严师傅一样，一天到晚油腻腻，衣服上永远粘着肉末和血迹。我才十六岁，我可不愿意这么小就一眼看到未来的模样，虽然一个连高中都考不上的人未来也好不到哪去。

我妈那会儿刚从街上回来，袋子里还装着在严师傅那割的猪肉。我妈说，喜仔要是不愿意我看就算了，严师傅也不是什么好人，不一定会把真本事拿出来教人。我妈说得严师傅好像真有一身绝活。我爸一下子气势汹汹，从座位上挺直腰身，你懂个屁！我爸难得那样硬气——他的硬气很大程度是靠戒烟换来的。我妈提着菜走进厨房，丢下一句，我不管，你们父子看着办。我妈这么说就是真的不管了。好多时候她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天天管，有时还管到街上去。

你真不愿意？我爸最后问。

不愿意。我说。

那好，不过我孬话说在前面，你以后还是得回来，到时严师傅答不答应可说不定。我爸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一度让我心生畏惧，像是他给我的人生下了谶语，我虽心存不甘，又总是不争气地觉得那就是我不得不遵循的命运。

那些年，我负气离开东海城，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大城市小地方，几乎什么活儿都干过，只要能来钱。我咬牙不回家，主要也是不想让我爸预言成真。也许，我爸早就忘了曾经说过的话，后来他身体不好，中风了，走路不太方便，进进出出都得靠我妈搀扶，已经完全没了硬气。我妈每次给我打电话，前十分钟总是痛斥我爸种种烦人的言行，说他以前身体好的时候天天喜欢窝在家里喝茶，行动不便了反倒老要人扶着去玉照公园散步；路过玉印街时，不长的街道，走走停停，遇见谁都得聊几句，似乎在刻意证明自己的好人缘，尤其是到了严师傅的猪肉档，一说就是半天，都挪不开脚。

我说，严师傅还在玉印街卖猪肉啊？

我妈说，还在卖，不卖猪肉还能干什么，有时城管会来赶，不过也就是做做样子。

其实我不太愿意谈及严师傅，每次想起他，就会想起我爸曾经说过的话，像是话音刚落，严师傅就站在玉印街头，一手抓着杀猪刀一手沾满猪油朝我招手。我甚至梦见过类似的情景。严师傅从一脸肃杀到面带笑容，他似乎还说了一句，你早就应该跟着我杀猪，也不用到处乱窜，活得挺累的吧？是的，还真让严师傅说中了，越往后，我越觉得当年的选择有些冲动——当然，还是因为我混得不好，要不也不会有那么伤自尊的想法。别人在外混不好有老家作为退路，我连这条路都堵死了，要回去，除非严师傅不再杀猪，东海城不允许再摆摊卖猪肉，要么就是我爸死了——如此想法真是大逆不道。

但一年后，我那两个自私的“愿望”竟然都发生了。先是严师傅出了事，有天早上，他用菜刀砍了城管的胳膊一刀。事情还被传上了网，在东海城不大的朋友圈里闹得沸沸扬扬。我不是在网上看到的，是我妈第一时间告诉我，说这下严师傅惨了，可能会坐牢。实际上，后来严师傅也没坐牢，事情好像莫名其妙就平息了，只是玉印街真应了我想的那样，被管得“一尘不染”。我妈还说，玉印街一干净，最不高兴的反而是我爸，他在街上再也遇不到熟人，尤其是见不到严师傅，每次走过空荡荡的大街，他都闷闷不乐。终于在一天黄昏，我爸在从玉照公园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半个月后就去世了。

料理完我爸的后事，我妈还以为我又要出门，我却一直待在家里不动。

有一天，我妈忍不住问，喜仔你不出去了？

我说，我可不想你也像我爸那样，我要留下来陪你啊。

我妈说，净说雅话，你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吧。

我哂笑一下，默认了。

我隐约记得我爸葬礼那天，在嘈杂混乱的场面里，见到过严师傅的身影。那天他穿得很正式、很体面，黑色皮鞋、黑色西裤和灰色衬衣，头发也是刚理过的样子，两鬓的毛茬齐整，能看见发青的头皮，脸上也不那么油了，胡须刮得很干净……总之，一眼看去，他不再像是一个猪肉佬，更像是杂货店的老板或姐妹餐厅的主管。严师傅只是在葬礼现场晃了几下就不见了，他都没刻意让家属看见，也没像别的来吊唁的亲戚朋友那样，上前安慰我妈几句。我倒不愿意被谁关注到，那天我一身麻衣麻裤，头上还戴着麻顶，简直丑死了。我爸生前那些同事和朋友，似乎都没有想起我的存在，包括差点成为我师父的严师傅，亏我还心心念念七八年，原来都如过眼云烟。

我问我妈，严师傅还卖猪肉吗？

我妈笑着说，怎么的，你也想砍城管一刀？

我说，我就问问，再说卖猪肉也不一定非要到街上不可。

我妈说，今时不同往日，以前你爸让你学杀猪你不听，现在回来能干什么？

我说，妈，你当时也是反对的，说严师傅不是什么好人。

我妈说，我反对了吗？没有吧，严师傅人可不坏，就是爱抽烟。

我说，妈呀，这辈子都被你耽误了，要不我在东海城少说也能卖猪肉。

我妈说，严师傅都不卖了你卖个鬼。

我说，那他能干什么，他又不像你们有退休金。

我妈故意避开话题，当年你爸就这点想不通，说两个老教师的儿子竟然连高中都没考上，严师傅一个杀猪的，儿子却考上了名牌大学。

我说，是吗？我爸没跟我说过这些。

我妈说，你爸好意思说吗？他逢人都不敢提这事，他那时说你迟早会回来也是一时气话，故意激你的，这些年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另说，但你爸在严师傅面前总说你混得挺好的，幸好当初没让你学杀猪。严师傅说，张老师啊你是教书教傻了，让孩子留在这么个屁眼大的地方能有什么出息，肯定要去大城市啦。

我想我误会我爸了，不过说什么都迟了，我挺愧疚的。

我妈算是第一次在我面前说我爸的好话。接着我妈还跟我“诉苦”，说我爸中风过后那几年，全靠她一个人照顾，我一年都没回来几次，心真狠啊。严师傅都比你好，我妈说，严师傅时不时会给你爸留一整块饭勺骨，让我回家煲赤豆给你爸喝，说是喝了对筋骨有帮助，每次只是象征性地收几块钱。

我还纳闷呢，怎么老妈老喜欢用饭勺骨煲汤，原来是严师傅教的。

几个月后，离我家不远的北堤路新开一家大型超市，我跑去应聘了一份防损员的工作。说好听点叫防损员，其实就是内保，无论外保还是内保，归根结底都是保安。不过内保不用穿上那身松松垮垮的保安服守在门口，对我来说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每天的工作倒也轻松，就是在超市里到处晃荡，有时也会装成购物的顾客，暗中抓包那些手脚不干净的小偷，只是工资低。但因为有妈妈在，吃住不愁，也够我过上舒服的生活。

说实话，回到县城后，我心里虽有落差——老有一种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的挫败感——至于小城的生活节奏，我感觉还是蛮惬意的。超市九点才开张，离我家近，只要走过玉印街，在龙山桥头右拐，沿着螺河北堤走几步就到了。我每天把闹钟定在八点半，早一秒都不起床，匆匆忙忙洗漱，看着窗外玉照公园的老头在打太极，回到餐桌，就着菜脯喝一碗我妈煮的糜，赶到超市时刚好九点。

我的工作更像是在逛超市，逛到想吐，当然也有偷懒的时候，主管如果没在，我乐意和导购员收银员们开开玩笑。她们大多还是小姑娘，初中或高中毕业，她们可聪明了，才懒得往外跑，没犯我当年的错误，直接在县城找个工作，过几年再找个人嫁了，一辈子就生活在这么个熟悉的小城市，走哪儿都不迷路，多好。我真是傻不拉几，白白浪费七八年，要是一开始就不折腾，说不定婚都结了，孩子也有了。

超市的小姑娘们都不怀好意地管我叫大叔，尽管我实际也大不了她们几岁，因为出去几年，脸上沾了风霜，看起来就显得“着急”一些。有时下了班，我还真以长者自居，请她们到河边吃烤鱼，听她们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传闻，仿佛想把缺席的时间用听说的方式补回来。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竟说起玉印街的严师傅。我说八年前我初中毕业，我爸要我跟严师傅学杀猪，据说严师傅是全城最会杀猪的人，别人杀一头猪从放血到上案要一个小时，他半个小时就能利索搞掂。一把磨得发亮的割肉刀在他手里堪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要半斤不会差一两，要骨头就真的不带一点肉……我难免有些浮夸，肃穆的表情像是在叙说一个传奇人物，我问，你们认识他吗？她们都摇头，一脸蒙逼。我又说起严师傅曾因为砍城管在网上火过一阵，她们对此有印象，但不关心，只有其中一个叫彩霞的收银员突然想起什么，她说，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和他儿子还是同学呢，不过不算认识。我说，是吗？这么巧，听说他儿子读书很厉害。彩霞说，好像是，那时我们在红星小学，他在我们班只读了一学期就去了别的班，记得有一次老师读了他的作文，写的就是他爸爸，在玉印街卖猪肉什么的，当时班上的同学都觉得好笑，他为此还哭了，我就有点印象。然后呢？我问。然后我怎么知道？彩霞说，现在见面都不一定认得啦。

是的，别看东海城是个小县城，人来人往都是那些人，真要没心，一辈子也可能见不着第二回。

这么说，我也不是有心之人。每天上下班路过玉印街时，出于一种类似强迫症的心理，我总是会想起严师傅。那种脑中一闪而过的思绪却又极其脆弱，或者说，它不足以对我产生动力，让我付诸行动，哪怕找些最有可能认识严师傅的熟人，打听一下他的情况，要么干脆去他的住处，见一见他。没有，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按理说，这并不难做到，小地方的人与人之间更像是一张网格，看似八竿子够不着，却总有隐秘的交集，就像你看到朋友圈一个人突然给另一个人点赞，他们都在你的朋友圈里，又恰好越过了你。这种事在县城算是稀松平常，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与严师傅也是有交集的人，至少他曾经是我爸的朋友，我还差点成为他的徒弟——哪怕出于一种对无聊生活的抵抗，我也应该主动去捡拾那些耷拉在地上的旧情，如此才算是真的接上我爸的班，成为一家之主。

直到有一天，超市的生鲜区出了事。

超市里起争执，有人闹事，这事自然归我管。我去到现场时，发现闹事的竟是一个老头，他叉着腰大骂工作人员，情绪激动，口沫横飞。老头口齿含糊，一时也听不清他在骂什么。这种事超市里时有发生，一般也就是劝离，不把事闹大。我正欲上前，有同事见到我，突然小声跟我说，这人脑子有问题。我问，怎么回事？同事说，他要禁止我们卖猪肉，说见一次砸一次。我诧异，以为还有黑恶势力在垄断市场。同事说不是，听人说他去市场也要砸人家肉档，被人打过一回。既然是脑子有问题，那其实更好办，轰出去就行了。

可我越看越觉得这老头眼熟——我心里一惊，天啊，这不就是严师傅吗？如果我爸葬礼那天算见面的话，我们也就一年没见，他却老成这样，又瘦又黑，一嘴的花白胡须。仔细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那套西装，只是已经旧得全是褶子。难以想象，严师傅这一年来都经历了什么，竟然苍老得如此快速，简直可以说是摧枯拉朽。我的第一反应是严师傅是不是病了，联想到同事说的，严师傅的脑子如果真有问题，还被打过，那就不是病了那么简单。

严师傅还在骂，骂什么还是含糊不清，我只听明白会有什么报应之类。

我连忙上前，跟现场的同事使了个眼色。同事明白我的意思，便纷纷散开，把围观的顾客也疏散了。我叫了一声严师傅，笑着站在严师傅面前，说，还认得我吗？严师傅刚要骂出口的话突然卡在喉内，看着我愣了一会。他可能也觉得不可思议，竟然还有人喊他严师傅，表明又是一个老相识，十有八九还是玉印街的邻里，眼前这人说不出的熟悉，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其实我身体上的变化并不大，主要是我初中时就已经发育成型，人高马大，往后除了日渐成熟再没有多大的改变。我爸那时要我跟严师傅学杀猪，估计也是觉得我长有一个高大的身躯，适合干那行。我爸目光真是短浅，他就不知道身材高大还可以当保安。

见严师傅情绪已经缓和下来，只是一脸疑惑，我紧接着说，我是张老师的儿子，我是喜仔啊。严师傅终于恍然醒悟，他说，哦哦哦，是张老师的儿子，是喜仔，是喜仔，难怪看着熟头熟面……严师傅满脸堆笑，跟刚才比完全变了一个人——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只是在逛超市时偶然遇上了。

我问严师傅，怎么啦？没事吧？

严师傅摇摇头，没事没事，我就是看不得人卖猪肉，也绝不吃猪肉。

严师傅这话说得正儿八经，如果是不知情的人听了，大概会觉得严师傅只是念心拜佛爱吃斋，但我不一样，我知道严师傅曾经在玉印街卖过多年猪肉，一个猪肉佬突然说出这样的话，难免让人觉得讶异。

但我不便多问，或许就像同事说的，严师傅的脑子真的有问题。

就算真有问题，问题也不大，至少严师傅还认得我，知道我在超市做事后，他也很给面子，收敛起情绪，像个老相识那样和我叙旧。严师傅说，你爸真是太可惜了，他是个大好人，我说，我爸也经常说起你，说你也是个大好人，还有我妈，说你那时经常给我爸留饭勺骨……是吗？严师傅说，你们全家都是好人。我说，你们全家也是好人。

在超市门口分开时，我们还留了电话号码，并说有时间一起坐坐。

严师傅突然又跟我说，我记起来了，你还是我的徒儿呢，你爸给我拿过烟，我记得的，我抽过你爸的烟，就是认下了，就算你没来，我们也是师徒一场……

我被严师傅说得一头雾水。我爸当年不是说还没给严师傅送烟吗？到底是谁的话算真？我也懒得管了，毕竟死的死，老的老，头脑还不清不楚，送没送都无所谓，是不是真的师徒一场也无所谓。我笑着握了握严师傅的手，说，改天联系。

严师傅走上街道，消失在北堤路上熙熙攘攘的电瓶车流里。我发现他被西装包裹的瘦弱身躯显得很不协调，右边的肩膀明显塌陷下去，以至于他两个肩膀一边高一边低，整个身体也是倾斜的，走在路上像是随时都有可能栽倒。真是可怜，我记得严师傅在玉印街卖猪肉时又肥又壮，嗓门还大，街头喊一声，街尾的人都能听见。

几天后，我就接到了严师傅的电话。严师傅在电话里亲切地叫我徒儿，邀请我去他家吃个便饭。我那天刚好调休，想着无处可去，与其在家里躺着，不如去跟严师傅喝两杯。我不知道严师傅家住哪，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家在城北，离玉印街有几里路。跟玉印街比，城北那块属于县城的郊区，和乡下连在一起。我小时候去那边偷过农民家的甘蔗，稍大后就几乎没再去过。

我骑上老妈的电瓶车，先是去超市买了一条玉溪烟和一瓶稻花香，打包带上。这点礼数我还是懂的，不论是严师傅帮过我家，还是我们真是（险些）师徒一场，有缘重逢，就值得敬重。

电瓶车开上国道朝城北而去，天气晴朗，我的心情也很明亮，不知道为什么，这仿佛是我回县城后最开心的一天，心中满是期待。过望洋大桥时，我还特意停下来一会，在桥上看浑浊的河水携带枯萎的草木穿过涵洞，再奔流入海。县城还是挺美的，过了桥就是城乡接合部了，有山有水有村落，到处是夏天丰沛的雨水过后呈现出的盎然绿意。我只是觉得意外，原来严师傅住这么偏远，如果当年我真跟他学杀猪，对城北这一带就不会这么陌生，如今倒像是头一回来。我爸跟严师傅虽是多年朋友，但他肯定也没来过严师傅家。

严师傅家在村里还算可以，两层小楼，外墙都贴了瓷砖，墙角还立着两根不伦不类的罗马柱，土不土洋不洋的，很不协调。小楼有些年头了，当年建造时应是蛮有本事的一件事。严师傅卖了几十年猪肉，赚点钱并不奇怪。不一样的是，严师傅家是独门独院，并没有按照村里规划好的分金水路，沿着巷子依次起厝——他家便像是村里的异类，突兀地杵在村口路边，门口还有院子，筑着围墙，可以想象，以前天未亮他们一家在院里杀猪的情景。我看院里还停着严师傅卖猪肉用的本田摩托车，看样子很久没骑了，角落里还堆弃着不少工具，一整段的蚬木砧板尤为显眼，严师傅常年把它绑在车后，带到玉印街，斩骨切肉，砧板中间已经凹陷如湖泊，像是一个岁月累积而成的伤口。

严师傅出门迎我，他身上还穿着几天前穿的衣服，只是花白的胡须已刮，整个人便显得年轻一些，也干净一些。见我手里提着烟酒，严师傅有些意外，他说，你爸给我提烟，你也给我提烟，哪好意思啊。这时从厝内出来一个女的，看样子是严师傅的老婆。你师母，严师傅急着跟我介绍。我只好跟着叫师母。过程很奇异，师父师母就这么认上了，仿佛时光回到八年前，我听从我爸的安排，上门跟严师傅学杀猪来了。

师母对我很客气，她先是跟我道谢，说那天要不是我，搞不好老严又会被人打，上次在六驿市场就让人打碎了肩胛骨……师母说完，眼睛红红的。

严师傅听着却在冷笑，突然来一句，肩胛骨就是饭勺骨，吃过那么多，迟早要还上。

师母冲我摇摇头，不说话，进了厝内。

这会儿我知道严师傅身体上的异样是怎么回事了，应该是背上有一块骨头被取走，就像当年严师傅用高超的刀技把饭勺骨从猪的身上取下来，既不能带肉太多，又不能完全不带肉，就是要刚刚好，才能拿回家煲出一锅好汤。

我和严师傅在檐下的茶几边坐下来，上午的阳光刚好被屋檐挡住，院子有一半沉浸在阳光里，一半躲在屋檐的阴影下。我们就坐在阴影里。严师傅靠墙，面对院子大门，似乎时刻得盯着大门看，看有谁上门；我坐外面，见师母在忙午饭的事。奇怪的是，我离他们家的客厅也就几步远，却硬是看不清厝内的情景，也许是光的作用，我像是面对着一个黑洞，只见师母一人在洞里钻进钻出。这让我的眼睛很不舒服，只好时不时抬眼望向围墙外，不远处便是郁郁葱葱的茶山，茶树绿得跟假的一样——我和严师傅喝的也是从那里摘下来的春茶。

严师傅冲好茶，抓起桌上的香烟，没问我抽不抽，随手就给我扔了一支。我不抽，但没说不抽，只是捏在手里，不点。严师傅见我不点，还以为我没火，特意又给我递过来火机。我迟疑着该不该接，严师傅说，不会要我帮你点吧。这下我没辙了，只好迅速接过火机点了。烟我也抽过，在外面晃荡的时候，一个人没点癖好过不下去，只是没上瘾，回来后就不抽了，怕被我妈骂。

跟你爸一样，想抽又不敢抽，他有时下楼抽根烟，东看看西看看，像个特务。严师傅笑着说，对了，你爸葬礼那天，我去了没有？

去了，我都看见了，我说。

你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了，师母插嘴。张老师的葬礼你能不去吗？

师母并不忌讳在严师傅面前提脑子，可见严师傅也不在意，他清醒的时候可能也清楚自己的脑子有问题，就是不知道问题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又一点问题都没有。

严师傅讪笑着说，你知道我脑子不好。

我问，怎么回事呢？

师母说，杀猪杀的呗，杀傻了，幸好你当年没跟老严学杀猪……

师母欲言又止。

严师傅说，张老师当年把烟都拿来了，是喜仔不愿意——喜仔你现在是在超市当经理吧？

我刚要说不是经理是保安，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师母看了严师傅一眼，还是张老师命好，我们啊……没那个命。

严师傅说，现在不是还有喜仔么，你说是不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严师傅看着我，我有些不知所以，只能含糊地点头。

那是喜仔有心，师母说完又忙去了。

我猜严师傅的儿子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在某个大城市里工作，一年都难得回来一次，他们感慨的可能就是网上经常有人说的，养个厉害的儿子，等于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像我这种普普通通的，最后才能守在父母身边。事实上也不一定，我爸中风那几年，我也是不管不顾。

提及我爸，严师傅一下又来劲了，似乎有聊不完的事。严师傅说，张老师啊是玉印街最好的人。他刚去玉印街摆猪肉档时，找不到位置，街上还有人不高兴，就是我爸出面摆平的。我爸说街上人总要吃猪肉吧，不能老去市场买，又贵又远，下楼就有肉买，多好。最后我爸还在杂货店门口给严师傅找了个位置。玉印街有了猪肉档后，慢慢才有了鱼档、鸡鸭档、蔬菜档……以至于后来卖什么的都有，一大早就摆满整条街。玉印街的人出门逛一圈就可以买上整天的菜，越来越方便。

我真不知道我爸和严师傅还有这因缘，玉印街是怎么热闹起来，又怎么寂静下去，看来都跟严师傅有关系。我以前不关心这些，也懒得管。我记得读书那会，对家住玉印街还很是懊恼，街上总是吵吵闹闹，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甚至还有争吵声、咒骂声，以及各种味，鱼腥味、腐臭味、臭水沟味……玉印街上住的人家，既然得了方便就要忍受各种不便。我那时很少往街上走，每次上学放学都喜欢绕道，宁愿多走十几分钟的路程。如今听严师傅这么一讲，我又觉得玉印街还是热闹起来可爱，现在恢复原样，街上又挤满了汽车和电瓶车，依然嘈杂、依然有味，还是没有想上街逛一圈的想法。

严师傅说，张老师中风后，手脚不便，我每天给他留一块饭勺骨。

我说，我听我妈说过，我妈很感激你。

严师傅说，可是我后来不卖猪肉了，也不杀猪了，就帮不上张老师了。

我说，等你不杀猪的时候，我爸已经死了。

严师傅想了一下，他有些糊涂。我是什么时候不卖猪肉的呢？是张老师死之前还是张老师死之后？真是报应啊，我怎么就卖了那么多年猪肉？严师傅像是在自说自话。

这时师母出来，对我使了下眼色，我就知道严师傅可能一天当中就有这么一些时刻是头脑不清醒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跟那次砍伤城管有关？不至于啊。

师母看出我的疑惑，她一边择菜一边说，也幸好是头脑不清楚，要不现在还在牢里呢。

严师傅突然接过去说，在牢里好，我就喜欢在牢里，清净。

师母提高声调，你乱说什么啊，好好说话，喜仔在这里呢。

严师傅说，我知道喜仔在这里，可是，阿国已经不在了。

师母说，阿国早就不在了，他都不在两年了，你还想他干什么。

严师傅和师母的对话让我有些害怕——显然，他们在说一件他们以为我知道实际我并不知道的事情。

我猜得出他们话里的阿国是谁，我惶恐地问道，阿国怎么啦？

周遭一下子安静了，我甚至能听见阳光悄然移动影子的声音。

师母先说，我以为你是知道了的，就是……哎，我们没那命。

严师傅说，我们的儿子阿国两年前死了，自杀了。

严师傅说完，还抬头望了一眼二楼的窗户。

师母呵斥严师傅，别说了。

严师傅却一下子硬起来，有什么不能说的？事情都发生了，不说就能当作没发生吗？

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似乎是我的到来，让他们夫妻二人再次想起悲痛的事。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之前的好心情也一下子显得很不合时宜。

师母看我为难，缓和了语气，说，事情已经过去两年，阿国刚毕业，回来没多久就出事了——你师父，老严一时接受不了，慢慢就变成这样，他不再杀猪也不卖猪肉，还不让我往家里买猪肉，自己不吃，也看不惯别人吃，现在一出门就惹事……

我说，是啊，严师傅去超市就不让人卖猪肉，把我都搞糊涂了。

师母似乎不愿意再说下去，严师傅却笑着问我，你认识阿国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认识吧，我们确实没见过面，我甚至是刚刚才知道他的名字，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严师傅的儿子，爸妈口中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要说不认识，那也说不过去，我几乎从小就知道他的存在，他无数次出现在我爸的话里，我爸每次看到我那惨不忍睹的分数，总是摇摇头，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要是有严师傅儿子的一半都好。我爸又不是阿国的老师，他其实也没见过阿国，关于阿国的一切，他都是在街上听严师傅讲的——可以想象，严师傅当时说起儿子时的骄傲神情。我爸一边听着，心里肯定也很不好受。我爸常说，还是严师傅的命水厚啊。语气中充满羡慕，自然也有小小的嫉妒。

关于阿国的死，严师傅含含糊糊说了一些，并没有详说。我理解他的心情，有些事情确实没法说。我大致听出，阿国读大学时谈了一个女朋友，外地的，毕业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人闹分手，阿国想不开就自杀了。我能听出来，真正让严师傅伤痛的不只是儿子的死，而是，他儿子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去死——还是一个外省女人，严师傅特意强调。我也谈过恋爱，但谈到要死要活的地步我不大能理解。世上女人那么多，命却只有一次，何况他的命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命要值钱一些，至少比我值钱。读书人的脑回路就是不一样。当然，我不会跟严师傅说这些，我只能安慰他，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得想开一点。

严师傅说，你爸在的时候，经常说我命水好，我们这一辈人啊，命水好不好不看自己，全看后代。那时我也觉得自己命水不薄，我儿子将来不是当医生就是当律师，整天穿皮鞋穿西装打领带，不用像我，没有一天是干净的……阿国没让我失望，他读的就是法学。我听人说，法学比较难，但我对儿子有信心，他从小到大就没让我们费心……我都想好了，等他一毕业，就帮他在大城市供一套房，不用再回到这破乡下来。

师母终于忙好午饭，叫我们吃饭。我们起身走进大厅的“黑洞”，好大一会儿才适应厝内的光线。我看见客厅墙上摆了牌位，不过没挂遗像。我刻意避开，也不想严师傅继续说阿国的事了。我把带来的稻花香打开，给严师傅和师母都倒上一杯，说，今天好好喝点，以前的事就别提了，以后要是不嫌弃，我常来看你们。严师傅和师母都笑着举杯，眼里泛着泪光。

那天中午，我和严师傅喝得很开心，也聊了很多。严师傅感慨道，阿国就从来没有这么好好跟我吃过一顿饭，更别说抽烟喝酒了……他从小就不喜欢我在家里杀猪、卖猪肉，他觉得残忍、觉得脏，他还不喜欢我抽烟，不喜欢我喝酒，不喜欢我说话大声，管得比老嫲人（潮汕地区方言，指年长的女性）还要多……他毕业回来后，对我有些不一样，我是想过好好跟他聊聊的……

严师傅端着酒杯，黯然神伤。

吃完饭，告别时，严师傅和师母特意送我出村口。他们目送着我离开，好像我就是他们的儿子。那一刻，我想起中风后的父亲，他肯定也希望我能多回去陪陪他。我不知道这些情感怎么一下都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心里一时之间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我跟老妈说起严师傅儿子的事。

我妈看着我说，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想想又算了，你那时刚回来，怕你也想不开。

我笑着说，我怎么会呢？要死早死了，回来就是赖着不死。

我妈说，难说，现在的孩子跟玩似的，动不动就跳楼。

我问，阿国呢？

我妈说，听街上人讲，阿国是上吊死的，在他家二楼客厅，绳子就绑在吊扇上—其实刚一吊上他就后悔了，一直乱踢乱叫，恰巧那时严师傅和他老婆正在院里杀猪，猪也一直叫……等杀好猪，他们的儿子也没救了。

我听完，浑身炸起一层鸡皮疙瘩。

一年后，我和超市的收银员彩霞结婚，准备在龙山酒店摆席宴请。我犹豫着要不要给严师傅发请柬，问我妈，她想了一下说，算了吧，万一他在喜宴上闹事怎么办？我觉得老妈说的也在理，毕竟是喜事，总要吃猪肉——我妈还特意安排了一道饭勺骨煲赤豆汤。

【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深圳。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发表作品百万字，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珍稀之物》等六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