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昏前，淅淅沥沥的冷雨再次侵袭了小城”，落向脏污的小路、垃圾箱，顺着阴沟，“涌入人眼无法洞穿的黑暗深处”，向下，再向下，直至“归于虚无”。渐渐阴沉的天幕之下，某间陋室，一个中年男子正注视着起了水雾的镜子，那里面也有一双藏在镜片后微微发红的眼睛。当一直等待的那个时刻来临，他要起身登上已搭好的“舞台”——“台下已经有观众等不及了”——让他安心的是，手边铅灰色的帆布包里藏有自己需要的一切，不被世人所察觉的、闪着致命银光的道具。他将携带它们，连同自己不为人知的痛苦，沿着狭小昏暗的巷子，走近那年轻女子的身边……一切按预定程序完成，他来到街边的小饭馆，要了一碗素面，“新鲜面条喷起来的热气凝结在镜片上。他取下镜片，看到上面还沾着一滴耀眼的红色”。

90后作家马亿的长篇小说《隐身者》，开头便精心营造出充满戏剧性与悬疑感的氛围：暗夜冷雨，小城陋巷，冷血又自恋的凶犯，身份暧昧不明的受害者，以及，细节令人发指的罪行……以上种种，似乎也是推理小说或犯罪电影的典型配置。而第二章笔锋一转，讲述起青港中学的“高考神话”与周边“陪读村”的由来。作者似乎从一开始就留下了提示，这桩虚构的凶案不是发生于架空环境，其根须仍连接着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现实”。阅读经验丰富者不难就此判断，这部小说试图在符合文学期刊审美惯习的叙事中，引入类型小说的元素。跨越类型边界、组合异质元素的尝试，在当代青年写作中并不鲜见。马亿2019年回答《中华文学选刊》青年作家问卷时，曾列出三位影响过他的作家，苏童、王小波之外，便有松本清张。故而，能从他的新作中看到社会派推理的问题意识——借动机的挖掘、罪与罚的诘问，揭示背后的社会和时代问题——毫不令人意外，值得关注的反倒是，他对“类型”自身的限度是否有所省察，能否让前述三位作家分别给予他的启迪（文字秀美、结构精巧之美，思辨的乐趣，阅读的快感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处理）保持紧张、辩论的关系，借力翻新自我。

“这是个真正的案子”，《隐身者》中主持侦破雨夜凶案的刑警关朗一来到案发现场，便像鲨鱼闻到了血腥味。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疑点浮出水面：受害者小雨在按摩院打工，真实姓名无从得知，因为指纹在户籍系统里找不到记录；当线索指向曾与小雨当街冲突的摆摊老夫妇，老汉谢正德突然跳楼身亡，蹊跷的是，争执起因是一只狗——夫妇二人把它当成了早逝之独子的替身。凭借多年办案形成的直觉，关朗从两位死者的“黑户”与“失独”身份中，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然而小说后续部分，并没有让我们目睹期待中警匪斗智、破解谜团的过程，叙事者更像是借案件的调查与案情的转折，逐一走近并审视周遭相关联的每个人，让读者得以窥见日常生活背后的暗面，听到命运主调隐藏的低音。在结构上，亦打破围绕侦探或罪犯的线型或同心圆形态，多种视角轮换推进，编织成一张大网——凶手陈春生，他的妻子杨桂荣、女儿陈雨涵，前同事谢正德夫妇，受害者小雨，被一条条平行或交错的线索联结起来，那些刻骨的仇恨、伤痛的记忆、不堪的隐秘相互纠结处，罪恶的施行者与悲剧的承受者，两种身份相互反转。

“眼睛”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陈春生夫妇违反计生政策，遭同事举报，被开除教职。多年后妻子杨桂荣重遇当年的举报者谢正德，熄灭的仇恨之火重燃，她为了报复，花钱请小马去毒杀对方视同亲子的小狗。小马做这档生意已有三四年，第一次杀狗的经历却始终是他不敢触碰的梦魇：当那只被套住脖子的流浪狗黑黑的眼睛一眨一眨看着他，他不知不觉松了手，因为“他似乎认出了那两只眼睛”；在同伙催逼下动手后，他魂不守舍，当晚那双眼睛又出现在梦里，他终于认出，原来跟自己的儿时伙伴大黄狗一模一样。梦醒之后，他满脸是泪，呆坐良久，最终还是没法说服自己抗拒金钱的诱惑。自此之后，他每次打狗时牢牢记住同伙那句话：“别老是盯着狗的眼睛看。”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名著《我与你》提出，有两种看待世界的模式，“我—你”与“我—它”。前者将我们遇见的人与物都看成“你”。当四目对视，不管面前是爱人、亲人还是陌生人，甚至只是一只狗，双方都建立了一种“我—你”关系，在彼此对视与相互回应中，世界被赋予意义、现在变得充实。而后者把世间万物包括他人，都看成及物动词后面的“它”，“我”感觉、欲求、使用的对象，这不仅贬低了人之价值，也导致误解、仇恨与伤害。我相信，马亿写到打狗人小马与“眼睛”相遇这段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正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相近的意思——小说正文之前引用了罗尔斯《正义论》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于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最广泛的总体体系都拥有一种平等权利，这种自由是与对于所有人而言的相似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正义，便是“我”与“你”相互视为平等、自由的主体。

《隐身者》中的凶犯陈春生，把自己在陪读村与按摩女小雨的相遇，视为“爱”，抚慰身心、跨越边界的“爱”。小雨作为“不该出生的人”，因没有身份，过着下水道老鼠般的生活。当他罹患癌症、来日无多，他决定带小雨一起离开，以了结这一切——在这个他自认为由“爱”转化而来的“可怕念头”中，小雨只是一个“它”，从未成为“你”。就像冷雨之夜那幕黑暗戏剧的舞台上，他唯一的观众便是“我”。

按照推理小说的预设，“凶手怎么会成为凶手”“因何选择这种手法作案”被揭破之时，“恶”便被仪式性地驱除、隔离起来，不再威胁世界的正常运转。但很多时候，文学的力量偏偏源自逆向的探寻：审视被隔离封存的未知事物，丈量其与我们每个人的距离，寻找洞穿黑暗的破口。《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一书作者西蒙·巴伦-科恩认为，“我—你”关系即“共情”，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方式回应；而这个世界上种种不可理喻的残酷行为，与其归因为“恶”，不如解释为“共情腐蚀”。该书从神经科学的视角，包含大脑的磁共振成像，解析共情回路异常带来的后果。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神经科学所解释，或许尚可存疑，但其启发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共情腐蚀”视为一条连续的光谱，陈春生式的恶行是最极端的状态，日常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冷漠、敌意、报复，则位于不同的位置。在这条光谱上，自然也可找到谢正德、杨桂荣、小马的影子，甚至备受欺凌侮辱、被人当狗来对待的小雨，也曾在街头踢了谢正德家的爱犬，一个比她更弱小的生灵。那共情能力失灵的一刻，她应该没有从狗的双眼中认出另一个自己。

借助推理小说给予的启迪，《隐身者》得以发掘“现实”表层下的暗面和低音；叙事的力量，又让作品溢出了社会派推理的预设。但这并不是否定其通过人物遭遇揭示社会问题的努力。《恶的科学》中写道：“如果你所处的文化告诉你，殴打仆人、马匹或者烧死有女巫嫌疑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它也会腐蚀你的共情。”甚至小说中的青港中学，乃至现实中无数的黑港中学白港中学们培育的成绩至上、竞争为先的风气，也在无形中抑制孩子们共情能力的生长。小说里的琳琳就曾感受到，“每个人都躲在课桌上堆起来的复习资料后面，形成一个一个的孤岛”。在此意义上，她投向同学陈雨涵的充满善意的目光，正是一座孤岛向另一座孤岛呼救的火光信号，虽然微弱，但借由叙事之镜的反射与凝聚，也可洞穿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