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融合与重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贺桂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思考和推动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当代性契机和理论资源，为重新建构百年文学史叙述的新形态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作为以“新”为现代性表征的文体，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旗帜下，新诗对“陈腐”却似乎难以撼动的旧体诗展开了摧枯拉朽的变革。孔子说：“诗者，天地之心。”作为对时代精神最为敏感的文体，在百年发展中，新诗对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有着更为自觉，甚至不乏激进的探索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末，新诗界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学概念。回顾中国新诗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虽震荡、缠绕，却颇为清晰的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为新诗所擘画的更有活力的未来和更加壮阔的图景。
一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
“白话作诗”的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也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如钱理群所说，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白话诗九首，“就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按照严家炎的说法，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比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起点要早整整三十年。而在中国文学中新诗又是最早走向现代化的文体。
虽然相比于“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的现代小说，新诗的成熟要晚一些，但如果按照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现代性”就是每一个“新”事物或“新”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特性，那么立志要新于一切已有诗歌的“新”诗，则体现出文体本位对现代性的高度自觉。
1921年郭沫若诗集《女神》出版，这一洋溢着惠特曼风格的诗集，以浪漫主义的肉身撞开了现代化的大门，被郁达夫评为“（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1923年《创造周报》第4号发表了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也称赞郭沫若的新诗才配称“新”，因为《女神》的精神完全是“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包括“动的本能”“反抗的精神”“科学底成分”，以及世界大同意识、在绝望与消极中挣扎抖擞的精神等。该文也被姜涛称作“可看作是新诗现代性内涵的一次自觉的、全面的阐发”。
但在一周后出版的《创造周报》第5号上，闻一多却以一篇《〈女神〉之地方色彩》的文章对《女神》“欧化的狂癖”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进而提出将新诗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初步构想：“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虽然早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就已经率先开始，但“现代化”一词在中国被广泛使用，则要迟至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发起的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当时东北三省和热河已经被日本占领，冀东22县也在日伪的势力范围之内。出于拯救民族危亡的迫切，该刊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国要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作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依托其繁荣的都市消费文化，1932年5月，倡导现代主义的《现代》杂志在上海创刊，并形成了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为代表的现代诗派。主编施蛰存认为，“纯然的现代诗”应该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
现代诗派的诗学与实践对推动新诗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对现代性的深刻把握与自觉追寻，更在于其某些主张对中国传统诗学观念的继承与转化，某种程度上弥合了新诗与旧体诗的断裂，也有力地回应了梁实秋对初期“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的尖锐质疑。游国恩认为，“30年代，戴望舒与卞之琳二人，一南一北，一主情一主知，与其他诗人一起，合力打造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
虽然新诗具体在谁的手中成熟，学界未有定论，例如有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等不同说法，但一般认为是现代诗派以其突出的创作实绩，以及丰富的理论建设将新诗推向了成熟。以《现代》杂志发表的作品为例，戴望舒的《印象》《乐园鸟》《寻梦者》《深闭的园子》，艾青的《黎明五章》《芦笛》，何其芳的《季候病》等均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
但正如前面《申报月刊》专号所描述的，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整体处于“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国防也正面临侵略者铁蹄的践踏。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再去书写大都市新潮的现代生活与现代人寂寞感伤的情绪，已经与国内形势、时代主题相脱节。因此，现代诗派所建构的新诗现代化道路还需要进一步地拓展。
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并于次年创办《新诗歌》杂志，发起诗歌大众化运动。不同于《现代》杂志对都市题材的开掘，中国诗歌会的关照视野转向底层民众，以工人与农民的苦难生活、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为主题，采用民歌、长篇叙事诗、朗诵诗等形式，探索新诗走向大众的路径。
同为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派主将，李金发与穆木天却在30年代“分道扬镳”。李金发成为《现代》的主要作者，继续着现代主义的诗艺探索；穆木天则转向“新诗歌”的书写，“成为大众中的一个”。穆木天在《新诗歌》杂志的《发刊诗》中宣言：“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的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然而，由于中国诗歌会的诗歌大众化运动过分强调诗歌的通俗化，矫枉过正地放弃了对诗歌艺术性的追求，导致中国诗歌会代表性作者（如穆木天、蒲风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语言粗陋，形式呆滞，不仅缺乏创新，甚至口号泛滥。过分强调题材而忽视艺术的结果反而造成了对题材的浪费，因此也便未能像现代诗派一样留下多少可以传颂的名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是《现代》杂志作者的戴望舒、艾青等诗人的写作主动或被动地转向抗日主题。戴望舒在抗战后写下动人的诗篇《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而艾青则写下名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时代的旗帜引导艾青修正写作的方向，而艾青也自信为新诗找到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道路：现实的内容和艺术的技巧已慢慢地结合在一起”。此后，他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他最动人的作品《北方》《我爱这土地》《黎明的通知》……正像吴晓东所评价的，艾青诗歌“背后正蕴涵了一种深沉的力量，反映着民族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
二 “中国气派”与“新诗现代化”
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们通过探索，已经逐渐意识到应该将现代主义与古典诗词或现实生活相结合，但新诗革命所遗留的“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立，仍旧是困扰不少诗人的诗学难题。直至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将民族化、大众化议题提升到与现代化同等重要的高度，由此引发了关于新诗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学习民歌形式，又蕴含现代思想的“民歌体叙事诗”是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成果之一，代表作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王九诉苦》，以及阮章竞的《漳河水》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对20世纪30年代“新诗大众化运动”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
力扬1940年发表的文章则从新诗的民族形式出发，展望了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方向：“诗的民族形式，是发展了自由诗的形式，它必须吸收民间文学适合于现代的因素，接受世界文学进步的成分，并切实地实践大众语的运用，而贯彻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为新诗描绘出了一幅既拥有文化自信自强，又具有开放包容精神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谈道，“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将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议题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同时又基于文艺自身的规律，“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讲话将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抗战诗坛提倡战斗性、忽视艺术性的偏颇。这次的新诗大众化运动还促进了40年代朗诵诗运动的开展。朱自清在《论朗诵诗》的末尾预言，配合着现代化，朗诵诗会“延续下去”。的确，新时期以来，以王怀让等为代表的朗诵诗创作者仍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除了积极参与朗诵诗的理论建设，朱自清还是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新诗现代化”课题的学者。1943年2月，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抗战形势向好的方向扭转。同年9月，朱自清在《诗与建国》一文中写道：“我们现在在抗战。同时也在建国；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朱自清将新诗现代化置于建国大业的宏大背景及中国诗歌史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探究，并将新诗现代化作为自己诗学追求的核心。正如李怡所说：“朱自清的探索表明……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学深厚的传统才能创造出新诗。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探索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1945年，抗战取得完全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迁回北京。读书人终于有了一张安静的书桌。1947—1948年，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的袁可嘉先后发表了《新诗现代化》《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等一系列文章，集中探讨新诗现代化问题，主张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民族传统高度融合，创作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包含的诗”。实际上包含了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要素。能代表这一诗学追求的诗人有冯至、穆旦、郑敏、陈敬容、杜运燮等。朱自清在《诗与建国》中与国际接轨，甚至“迎头赶上”的新诗现代化愿望似乎正变成现实。例如，许霆判断，中国新诗派“在40年代的崛起表明，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潮开始了同步的演变和发展。”李书磊也认为，以穆旦为标志，“现代的文学形式与文学精神在40年代初期基本上完成了它在中国的本土化”。
三 “中国式现代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方面，随着新诗大众化趋势的逐渐加强以及诗人们政治热情的不断高涨，朗诵诗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抒情诗，贺敬之、郭小川是这一诗体的代表性诗人。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石油诗人”李季为代表的工业诗人为新诗现代化和大众化增添了工业化的题材。再者，此前很少进入诗人视野的塞外边疆风景、少数民族风情成为书写的对象，扩展了新诗民族化的内涵和外延。
1956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难能可贵的开放、包容的氛围和环境。同年8月，为贯彻“双百”方针，中国作协等单位发起了“继承诗歌民族传统”问题的大谈论，深化了对于新诗民族化的探讨。1957年1月，北京的《诗刊》和成都的《星星》诗刊分别创刊。毛泽东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肯定和支持了新诗的发展。在执行“双百”方针方面，《诗刊》陆续发表了以新诗现代化为追求的冯至、穆旦、杜运燮、唐祈等诗人的诗作，唐湜的诗论，卞之琳的译诗等。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双百”方针受挫。1958年，作为新诗向民歌和古典学习的路径尝试，以工农兵为创作主体的“新民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将新诗大众化推向了高潮，但也迅速落潮。一方面，对新诗主体性的剥夺使新诗逐渐走向“非诗”，口号化的创作模式也偏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诗歌的理论指引；另一方面，脱离现代化的大众化或民族化探索，使得以“新”为特色的新诗不自觉地滑向了“旧”的窠臼。
1960年和1965年，《星星》与《诗刊》先后停刊。“文革”时，“双百”方针从党的文艺方针中被移除，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被迫中断。但以穆旦为代表的一部分诗人仍暗自坚持现代主义诗艺的探索，正如王佐良评价穆旦写于1975年、1976年的诗，“他的诗并未失去过去的光彩”。直至1976年1月《诗刊》复刊。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将“双百”方针写入总纲第十四条，“双百”方针重新得以实行，“中国又有了诗歌”（邵燕祥）。
新时期民主的文艺政策成就了“民刊”的繁荣。1978年12月，《今天》创刊，“今天”的命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自觉。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派继承了现代诗派、七月诗派、中国新诗派等前辈诗人新诗现代化的经验，并注重对民族传统的吸收，以充满启蒙理想与崇高精神的诗作，恢复新诗的主体性，重拾人性与诗歌的尊严。同时，“新诗现代化”也正式成为主流诗歌界的中心议题。
1979年1月，《诗刊》社召集召开了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曾分属于不同诗歌流派的艾青、冯至、徐迟、贺敬之、李季等诗人在会上做了发言，卞之琳、阮章竞等诗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聚焦新诗现代化问题，听取了英美等国诗歌现状的介绍，探讨了诗与民主等议题。与会诗人认为，诗人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既要继承我国的民歌、古典诗歌等优秀传统，也要借鉴外国的一切好东西，努力使新诗达到现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并提出了重视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儿童诗创作、培养青年诗人等建议。同年3月，《诗刊》以《要为“四化”放声歌唱——记本刊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为题发表了上述会议纪要，还发表了徐迟的《新诗与现代化》一文，认为新时期诗歌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诗创作上来。上述发言和文章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新诗派在20世纪40年代有关“新诗现代化”的探讨，包括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诗与民主》等文章。
1981年，中国新诗派诗人诗歌合集《九叶集》出版，归来的诗人们继续着自己的新诗现代化志业。1988年，袁可嘉的理论专著《论新诗现代化》出版。同时，受“中国式社会主义”概念的启发，袁可嘉还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学概念，“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方法两个方面，与西方现代主义有同更有异，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到1985年前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韩东、翟永明等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选择了“最能体现时代的样式”，从“现代主义”走向了“后现代主义”。但正如韩克庆所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它是对现代性弊端的批评，而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新生代”诗人的反叛仍然在促进新诗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继承了8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努力与探索，同时也对80年代诗歌的启蒙倾向与纯诗倾向进行了反思。诗人们褪去了英雄的光环或“逆子”的标签，诗歌也隐退到市场经济的边缘。诗人们选择在个人化和日常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复与调整现代性与现实、历史、传统、本土的关系，进而构建可持续的新诗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如王家新、孙文波等诗人提出的“中国话语场”概念，以及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郑敏提出的“汉语性”概念等。
四 中国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新世纪以来，媒介变革成为推动新诗现代化的动力之一。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网络诗歌迅猛发展，并经历了从网站到博客，再到如今公众号、短视频、小红书等传播媒介和话语场域的更新与迭代；随着高校的扩招，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驻校诗人制度的形成，《诗刊》社“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培训班、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网络诗歌课程等来自官方、学院、社会等力量的联合培养，使得新世纪的诗歌创作向更加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谈道，“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并举例“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提出要以“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打造精品；“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等。为十八大以来的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规划和引导。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如贺桂梅所说：“全球性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人类科技及产业革命，迫切需要探索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人类文明史高度提出的新理论，不仅关涉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塑造人类文明史上的新形态。”
2024年7月，中国作协与浙江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来自金砖十国的72位青年诗人共赴诗歌之约。进一步加强了我国诗歌和外国诗歌的交流互鉴，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并以诗歌的形式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4年9月，由《诗刊》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共同主办的“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讨会召开。在长达一天的研讨中，与会诗人畅谈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议题。老诗人杨牧在发言中寄语，希望“中国诗人在新时代找到最贴近时代和人民的语言，创作具有底蕴和新意的现代诗歌”。评论家陈仲义认为，“新时代的诗歌，要在继承与薪传的基础上，以创新为最高准则与目标”。
2024年12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在京举行，探讨新时代，尤其是新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大众文艺的新现象、新问题，也阐明了“文艺大众化始终是党领导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回顾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是在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碰撞与融合，解构与重构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三者中任何一个面向都不容偏废。缺少现代化，新诗会丧失未来；缺少民族化，新诗会丧失主体；缺少大众化，新诗会丧失读者。
不知道未来新诗会不会有如唐诗宋词般完美的范式，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上，新诗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永远现代。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同样，起源于北大的新诗也是常为新的，总能发时代之先声，引领思想与文化的浪潮。相信未来，新诗也必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丁鹏，1991年生于吉林梅河口。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文艺报》《山花》等。著有随笔集《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敢向命运叫板》。主编诗选《诗颂中华》《祖国万岁》《春暖花开四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