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辉：叙述的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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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尔克斯那样重视小说开头的作家，这个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
1979年在哈瓦那会见古巴记者曼努埃尔·佩雷伊罗时，马尔克斯说过这样的话：“最困难的总是开头。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决定着作品的长度、语调、风格和其他一切。关键问题是开头。”（《两百年的孤独——马尔克斯谈创作》第144页）而在1982年接受本国作家门多萨的访谈时，马尔克斯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第一句话很可能是全书各种因素的试验场所，它决定着全书的风格、结构，甚至篇幅。”（《番石榴飘香》第34页）
马尔克斯念兹在兹的这些话，道出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体会，对开头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与强调，实乃现代小说家的普遍性特征。
当然，传统作家也重视小说的开头，但在重视的程度与方式上却与现代作家截然不同。
对传统小说来说，故事始终是第一位的，传统作家更重视讲什么而不是怎么讲，更重视内容而不是形式。所以，传统小说的开头差不多只是意味着故事的开始。虽然传统小说的开头也追求先声夺人的文学效果，争取一开始就吸引住读者的视线，但方式方法毕竟有限，不外乎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从风景描写、人物对话等方式入手，或者干脆从议论开始一部小说的叙述。因此，传统小说对开头的重视是一种战术上的局部性的重视。这样的开头，有点像走远路的人，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现代小说对开头的重视则完全是战略上全局性的重视了。
现代小说的艺术重心无疑已经从故事转向形式，对语言与文体的追求被放在了第一位。简单地说，现代小说已经从“冒险的叙事转向了叙事的冒险”。用马尔克斯的话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留给作家们的只有形容词了。”纳博科夫在长篇《黑暗中的笑声》的开头开宗明义地表示：如果讲故事的方式和过程不能带来裨益与乐趣的话，这部小说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写它的。
因此，现代小说的开头与其说是故事的开始，不如说是文体的开始或形式的发端，是对艺术上的实验性与新的可能性的启动。它不仅先声夺人，而且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决定着全书的风格、结构，甚至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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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在长篇小说《心兽》里，这么形容那个从没有脱贫的南方来的姑娘劳拉：
脸上写着一个地域。
现代小说的开头，差不多就是这样一张脸。
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换一个开头，传统小说也不至于就伤筋动骨，差不多可以写成同样一本书（仿佛掐掉了植物的梢头它还会再长出来一样）；而若把现代小说的开头去掉，就等于取消了整本书（仿佛砍掉了动物的头颅）。
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马尔克斯所说的开头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的难度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说起过，有的小说在他脑子里装了十几年一直没写，就是因为找不到那个要命的开头以及语调。对重视文体形式和艺术创新的现代作家而言，小说的开头像是一个关卡和魔咒，越过这个关卡解开这个魔咒（通关密码可能是灵感、经验、直觉、耐心和毅力甚或某种契机和运气），作家的身心才获得解放，他的写作才进入自由王国，他的叙述才能一下子跃入轻盈崭新的境域。
如果说传统小说的叙述像是走路，它的开头意味着迈开了第一步，那么，现代小说的叙述更像是飞翔，它的开头差不多就是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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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人心弦而又平稳有力的叙述起飞，是决定整个叙事飞翔的关键，起飞的着力点、独特角度、舒张程度和优美的姿势，往往决定了飞行的姿态、线路和高度。有了别出心裁准确恰当的起飞，叙述的飞行差不多就成功了一半。
优秀的现代小说（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风格概念，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简单言之就在于：现代小说重视怎么写更甚于写什么；而传统小说则相反。所以，十八世纪的一部小说比如《项狄传》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小说，而21世纪的许多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却应该归之于传统小说）差不多都有一个精彩的决定性的起飞式开头。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小说的艺术性、开创性以及叙事智慧，在它们的开头、甚至在第一句话里就已然存在，至少可以看出个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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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的开头：
管我叫以实玛利吧。几年前——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荷包里只有一点点、也可以说是没有钱，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海洋部分吧。这就是我用来驱除肝火，调剂血液循环的方法。每当我觉得嘴角变得狰狞，我的心情像是潮湿、阴雨的十一月天的时候；每当我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棺材店门前停下脚步来，而且每逢人家出丧就尾随着他们走去的时候；尤其是每当我的忧郁症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需要一种有力的道德来规范我，免得我故意闯到街上，把人们的帽子一顶一顶地撞掉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便认为我非得赶快出海不可了。
这可以说是十九世纪的小说中所能看到的最别致同时也是最有现代感的开头了。关于《白鲸》这部小说（作者曾写信给霍桑说：“我写了一本邪书，不过，我觉得像羔羊一样洁白无瑕”）的艺术独创性和另类文体，关于叙述的个性化与语言魅力，关于海洋，关于人性，关于这部书的不羁的怪异有趣的风格，在这个漂亮的起飞中都有恰到好处的征兆和暗示。这的确是小说史上一次让人刮目相看的叙述起飞。在传统小说的开头，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上帝的声音或作者的声音，但《白鲸》的开头却让我们听到了人物（不是角色不是提线木偶）的声音，这声音那么亲切那么自然那么鲜活，仿佛不是从遥远的19世纪中叶传来，而是在十九个小时之前传来并刚好被我们的耳朵听到一样。这真是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一大创举。
另外，“管我叫以实玛利吧”这句话里，还预示着这部小说在叙述视角上的创新：作者、人物、上帝一样的纯粹的叙事者被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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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卡夫卡这个石破天惊的开头，如文学史上的一道闪电，击穿了梦与现实之间的屏障，跨越了人类与动物的分野，打通了精神与肉体的界限，让自己的写作一蹴而就地从传统叙事跃向了现代小说，一种想象的飞翔的梦魇般的全新小说。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头，曾经让多年之后的马尔克斯醍醐灌顶恍然如受天启，这个剃刀般锋利的开头，划开了一个文学的新世界和新次元。
卡夫卡后面的叙事差不多只是这个开头的扩展、延伸与滑翔，他的叙述一直游走在梦与现实之间，游走在肉体感官与精神意识之间，游走在人与甲虫之间。格里高尔的意识依然属于人类，他依然是那个担心赶不上五点钟火车、担心上班迟到的旅行推销员，依然是为生活和工作忧心如焚的人之子，但它的感觉与本能却已然属于动物和甲虫，它感觉到自己挥舞着无数细腿，后背甲壳硌得生疼，嘴里流出了棕色的液体。
《变形记》不是暗黑童话而是现代小说，卡夫卡的叙事如此甲虫又如此人性，如此荒诞却又如此现实，我们不妨把格里高尔叫作人虫或虫人，而把这种开天辟地般的崭新叙事命名为荒诞现实或荒诞化的现实，并把这种开创性的文学手法叫作荒诞现实主义，它将预言或召唤的无疑就是后来轰动一时、风靡全球的魔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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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缓慢、延宕、放大、悬浮、分岔、自由的小说，是一部哲学论文般艰深滞重的小说，是一部逸出叙述历史的小说，是一部弥漫的似乎无始无终实际上也没有写完的小说，很像是《项狄传》的现代版，但无疑更艰深更滞重。怎样的叙述起飞才能带动这样一种写作历程呢？让我们好好看看这部小说的绝无仅有的开头：
大西洋上空有一个低压槽；它向东移动，和笼罩在俄罗斯上空的高压槽相汇合，还看不出有向北避开这个高压槽的迹象。等温线和等夏温线对此负有责任。空气温度与年平均温度，与最冷月份和最热月份的温度以及与周期不定的月气温变动处于一种有序的关系之中。太阳、月亮的升起和下落，月亮、金星、土星、土星环的亮度变化以及许多别的重要现象都与天文年鉴里的预言相吻合。空气里的水蒸气达到最高膨胀力，空气的湿度是低的。一句话，这句话颇能说明实际情况，尽管有一些不时髦：这是1913年8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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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的短篇《王佛保命之道》轻盈飘逸而又简巧结实，就像一部小说的诗篇。这部诗一样的小说是这样起飞的：
老画家王佛和徒弟琳两人，在汉朝的国土上，沿着大路漫游。
小说的开头，一般要交代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可在尤瑟纳尔梦幻般的笔触下，汉朝既是具体的历史时期，又是一种弥漫绵延的抽象时光，而国土和大路当然也不复是现实意义上的确切地理，至于漫游，与其说是发生在小说领域的真实事件，还不如说是诗歌领域的空幻事端。这个轻盈飘荡空穴来风般的开头，这种既抽象又具象的灵感话语，洞穿了历史和现实，逾越了文化和国度，使尤瑟纳尔的叙述拥有了一种微妙暧昧的诗性语感，为整篇小说奠定了一种不黏不滞不即不离的语言基调，尤瑟纳尔接下来的写作就具有了像翅膀一样轻盈的可能性，因为完成了这个叙述起飞之后，作者已然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和历史的羁绊，从而让老画家和徒弟琳这两个血肉之躯拥有了足够的虚幻性和自由度，让他们完全置身于天马行空般的艺术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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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男爵》是一部后现代风格的长篇，卡尔维诺在这部小说中写了一个贵族男孩，为了摆脱沉闷压抑的现实生活，爬上了高大的圣栎树，在树顶上体验到了新鲜怪异的乐趣，他感到自由和解放，从此再也不肯从树上下来，过起了史无前例的空中生活，直到生命的终点。卡尔维诺要写的不是一个童话而是一篇小说，为了让自己的叙述一开始就拥有足够的现实性和具体感，他为人物命名了一个如家族史般漫长逶迤的姓名；而为了通过叙述的翅膀把一个生活中的男孩送上树顶送上天空，卡尔维诺想出了一个悬念般的起飞式开头，这个开头几乎预兆了后面整部小说的叙述：
我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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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的开头简洁而又不动声色，海明威让自己的叙述起飞得平稳而又有力，恰如海明威一生的文学追求：
他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用一只小船打鱼的老头，他到那儿接连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捉到……那一面帆上补了一些面粉袋，收起来的时候，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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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勒斯的长篇《心是孤独的猎手》起飞得从容不迫，却又张力十足：
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
若无其事的叙述与淡定的语感中，蕴含着诡异的悬念与诱惑力：镇里有两个哑巴？而且总是在一起？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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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大师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则是这样起飞的：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从这个别出心裁的开头，从这种诗性、轻灵、华丽的语感源头，我们已经可以感应和预想纳博科夫接下来的叙述会是一种多么才华横溢的滑翔历程。而且纳博科夫把这样的华彩语感贯彻在整部小说并延伸到了小说的遥远的终点：
我正在想欧洲的野牛和天使，在想颜料持久的秘密，预言家的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这便是你与我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我的洛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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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除了一上来就确立了那种简称为“少年侃”的叙述语调：幽默、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颓废背后隐含的是沉重的感伤，成功预告了这部小说绝非传统的所谓成长小说。塞林格仿佛代表现代作家调侃并告别了传统小说的老套开头：
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戴维·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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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优异独特最轻灵自由的叙述起飞还数《百年孤独》的那个要多好就有多好的开头：
多年以后，当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个开头既像福楼拜那样客观，又像海明威那样简洁；既像卡尔维诺那样充满悬念感，又像尤瑟纳尔那样超越时空轻灵结实。这个开头不仅触及了核心形象（主人公奥雷连诺），奠定了叙述风格与语调（就像他姥姥讲故事：用坚定不移的语调讲述匪夷所思的故事），它还涉及小说叙事的循环结构与时间之谜（容纳了所有未来与过去的此刻与现在），涉及人类的记忆之谜（临终时想起的居然不是初恋之类而是冰块：非意愿记忆）。有了这样一个神启般的、决定着全书风格、语调、核心形象以及叙事结构的绝好开头，《百年孤独》就得以在文学史的停机坪上悠然起飞：支撑有力，弧线优美，角度独特，从而使马尔克斯的叙述一下子处在了蓝天般新颖自由的状态，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都无法约束他阻碍他，连上帝也无法阻止他接下来的叙述的飞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