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长篇小说《国宝》：文物远征 精神崛起
当雪越下越大，把古都北平笼罩在一层雪幕中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书记员那文松走出了大方家胡同的家门，走进故宫东华门，踏上押运故宫文物南迁的旅程。
这是祝勇长篇小说《国宝》的开头，弥散于文字中的沉郁气息，既来自北平深冬的严寒气候，更来自当时艰难的国势。从此他的命运，他一家人的命运，就和13000多箱故宫文物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一天是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1933年2月16日。那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日军侵华野心暴露无遗，尤其是日军进犯热河、山海关沦陷后，平津一带形势日益危急。故宫文物是侵略者所觊觎的对象，已经危在旦夕。故宫方面决定申请南迁，并在争议声中获准。《国宝》这部作品所重现的，就是故宫文物南迁的浩大工程。13000多箱国宝的万里跋涉，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史诗远征，由此在这部作品的叙事版图上展开。
文物迁徙与家人离散：主副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
《国宝》的六卷文字中，主线自然是故宫文物的迁移过程，另一条副线则是那文松一家人辗转漂泊、由分别到团聚的过程，这两条线索被放置于全民抗战的历史背景中，辐射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的杀戮暴行、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溃败、国民党官场中的腐败丑行，以及北平、南京、成都、西安、潼关、安顺等地的民风民俗等信息。这些信息既是时代背景，又是叙事要素。《国宝》所采用的移位换景的叙事策略，使得文物迁移路线转化为观察战时中国的移动视窗，在辗转万里的轨迹中展开一幅容纳了众多历史场景的长卷。
小说的故事主线中，故宫文物的安危是叙事张力的枢纽。主人公那文松是从沦陷后的沈阳一路漂泊来到北平的。他凭借书画鉴定本领在北平立足，还进入了故宫，有了温暖的家庭。而当他走出妻子梅遇影的视线，来到正在进行文物装箱准备南迁的太和殿广场，他的身份由辨伪存真的书画鉴定者变为身系重任的文物守护人。文物南迁前，那文松的日常生活是文人化的，他一直活在古书画的褶皱间，松弛、写意。他能在《松柏寒盟图》题跋的“飞白”里辨认出真伪之间极细微的差异，这样的鉴定才能足以让在北平古玩行业混了半辈子的岳父梅从云汗颜。但是，当日寇铁蹄日益逼近千年古都北平，意识到自己毕生钻研的古人笔墨不再是案头雅玩，而是承载着千年文脉的密码，最终肩负起押运文物南迁的责任。为了保护文物，他身上知识分子的柔弱在战火中淬炼成钢。他和文物时聚时散，最终辗转十多个省份，和同事在战乱中步行穿过半个中国，守护文物直到抗战胜利。在小说中，文物专列的滚滚车轮，他守护文物的身影，成为穿缀一幕幕危急场景的网线。
作者深知调整故事呼吸节奏的重要，在扣人心弦的文物迁移过程中植入了精密的专业知识叙事。这部作品集纳了数十次文物鉴定过程，这类情节不仅仅增加了阅读趣味，更成为故事发展的推进装置。就前者而言，小说中对书画真迹鉴定方法、对“钩摹响拓”书画复制技术的介绍，都扩充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知识容量。小说中那文松曾经在古玩店、监狱长办公室等场景中看穿了对赵孟頫《松柏寒盟图》足以乱真的仿造。虽然那文松鉴定的是同一幅古画的多个摹本，但作者的叙述过程各有不同，各有各的生动之处，这也为那文松后来识破国民党高官和书画造假集团的勾结埋下了伏笔。
在《国宝》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中，另一条线索则是那文松家人的命运。那文松离京押运文物后，一家人因为他的迟迟未归而忧虑，又因为他锒铛入狱的消息而惊惧。日军占据北平后，为了压垮北平人民的反抗意志，实行了残酷的经济政策，全城因此陷入饥饿之中。那文松的岳母萧桂花，在外出买粮时被抓进日军拘留所里，她为了免遭凌辱撞墙而死。岳父梅从云用《昭君出塞图》只能换来十个鸡蛋，浩劫当前他不减民族气节，发誓不和侵略者合作，最后点燃满屋明式家具自焚而死。在这里，古书画、古器物等文物，都在侵略者的枪口下由文明的载体异化为生存的工具。作者用文物与食物的反向关联表现了战争对文明的摧残。
呈现“国家—文物”命运的同构性
旨在真实重现文物迁移过程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的互文性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与之不同的是，《国宝》针对那文松家人的命运，增加了大量虚构性内容。在《国宝》中，那文松家人的遭遇是卢卡奇所说的“创造性回忆”，这部分内容既是对侵略者铁蹄下普通百姓共同的悲惨遭遇的典型性记录，也是对故宫职工家属、北平市民这些特定身份者在战争年代里命运的展现。
无论梅遇影母子二人的凄惨遭遇，还是那文松和故宫同事们押运故宫文物的漫长旅程，都映衬着当时战事的描写。当满载文物的列车驶出北平平汉铁路火车站，车窗外的场景从正阳门城楼变成华北平原残雪遍地的田野，又渐变为大雨如注的南京浦口车站，文物专列中《竹林七贤图》里文人雅士的优雅日常、《踏歌图》中农家的丰收盛景，与车窗外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形成残酷对照。此时，文物虽然沉默不语，但已经不再是静态的审美对象，成了连接历史记忆和战争创痛的特殊媒介，“国家—文物”命运的同构性也就得到了深刻呈现。南京城破之际，当装满文物的木箱在木排上与逃难人群并行西去，这种历史与当下时空并置的叙事策略，将文明守护与野蛮摧毁的冲突推向极致。小说中还写到，即使到了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仍有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文物的运输、保存倾尽全力，如主动请缨在日军炮火中驾驶列车驶入潼关的年轻司机、为了让故宫文物免遭大火宁可烧掉自己房屋的峨眉县百姓，作品中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实际上也构建起文明火种在民间传递的精神图谱。
和普通民众阶层守护国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贪腐高官们所制造的荒诞现实。国民党元老、高官许初梨，一手炮制了易东篱盗取文物的冤案。而高居行政院副院长之位的宋子文，看似关心文物命运，但一旦涉及现实利益，对于显而易见的冤案也退避三舍。国民党监狱长王濯缨还请那文松鉴定大批文物仿品的质量是否过关，却被看出这种系统性造假的行为不是个别官员所为，“不是一个人、一伙人，而是一部行政机器”。
小说中，先秦石鼓、《四库全书》等文物不仅是祖先馈赠的物质遗产，更是民族精神的可触化形态。那些装载文物穿越战火的箱子，最终成了装载民族文化基因的诺亚方舟，在历史的洪流中证明：只要文明的血脉不息，一个民族就永远有重生之力。小说后半部分那个全家人死于日军狂轰滥炸的男童吴小雷，他在那文松的照料养育下渐渐成长，他的命运实际上是对上述主题的生动隐喻。在事关文明存续的宏大叙事里，每个为了国宝安危尽了一份力的普通国人都是文物的临时保管员，都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奋勇抗战的精神品格是无形的‘国宝’”这一诠释增添新的精神注脚。在13000多箱文物颠沛流离的轨迹里，不仅叠映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脉络，更折射出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立体光谱，整部作品也因此笼罩着一种沉郁苍茫的史诗气质。
在《国宝》之前，祝勇已经通过《故宫文物南迁》《故宫六百年》《故宫的隐秘角落》《血朝廷》等一系列作品完成了对故宫、故宫文物、故宫历史三位一体的多维度讲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表意体系。即便如此，这部《国宝》在祝勇的故宫主题文学系统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以往的作品中，作者与讲述对象之间主、客体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作者与故宫文物、故宫历史、故宫本身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关联，但在讲述过程中仍然把这些内容充分地对象化、客体化了。而在这部作品中，故宫文物不再是静置的，它的价值因为其本身处于湮灭的风险中而受到远超平时的极大关切。此时，作者叩问历史的姿态更接近中华民族的普通一员，他将共有的民族情感投射于文物之上，作品的叙事重心由故宫里有什么、故宫里发生过什么、文物的宝贵奇妙之处是什么，转向了故宫、故宫文物、故宫的历史对国家、对民族、对读者自身意味着什么。这既是作者本人在历经多年的持续性写作后对原有叙事框架、叙事姿态的突破，也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备受关切的当下，故宫这一超级文化IP的价值、内涵不断增值、不断扩充和延伸，日益深刻地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象征物的结果。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社新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