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虹：《鱼挪活》及创作谈
创作谈：为什么是地苏
近年来我在小说里出于本能地写地苏，拢共十来个中短篇，《鱼挪活》是其中之一。
地苏是一个镇，我出生在这里。家乡于我，有原生和延展的概念。家乡当然首先指地苏，然后是都安瑶族自治县，河池市，广西，甚至有时候我自己理解为南方不特定区域。当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提出并被热议，我感觉自己的书写被赋予了某种定义。这是题外话。
我的家乡小有名气。地苏是竹藤编织之乡，其工艺列入非遗保护名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口欧美，现在还是县里创外汇最多的产业。都安瑶族自治县出名则因为贫穷落后，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其始终位居广西贫困地区“头牌”，人均GDP年年垫底。它是全市最大的县，也是最沉重的贫困包袱。根系于斯，我对家乡的体悟自然不一般。
除开上大学那几年，我都在家乡生活，有半个世纪了。客观讲家乡变化很大。当年吃不饱穿不暖，如今村里户户买摩托车，半数家庭有小车。过去上一趟市里或首府南宁，得耗三个时辰，现在坐高铁就半个钟，开车一个多小时，村屯全通了硬化路。不论走到哪儿，家家砖混住房，砖瓦房早已让位给猪牛鸡鸭鹅。乡亲们聊起来，没人不竖大拇指。
这里是有色金属之乡，自打唐宋凿石炼丹以来，采冶就没停过，加之曾经长期滥挖无序，可想而知空气河流土壤之恙，有多么久远痛彻。后来日益重视环保，境况大为改观。一些有识之矿老板，开始转行治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搞生态旅游。不少冶炼企业不再满足于环保达标，建起漂亮洁净的花园式工厂，引进国际一流的减排技术。但是，千百年病根岂能一剂猛药几招功夫便可斩断？历史回溯与现实所见，令我心与日凝沉。最早缘于此，我开始意识到，要写地苏。
思考人与环境的同时，我也关切物质和精神。前面讲了家乡物质上的变化，那乡亲们的精神层面呢？数据可以说明农村人受教育程度和文凭普遍得到了提升。但往深里看，农村外在可见之变，折射到人的身上，其实存在着被动与主动的区分。细细想来，路水电房和村容在日新月异，多大程度上靠外力推动，人们自身萌发的内生力占比多少？就算是内生力，有几成自觉自悟自行，又有多少只是在跟风，貌似主动实为被动？就像《鱼挪活》里，最难挪动韦明朗们的是观念，是思维，最难提振的永远是信心、勇气和内劲。
还有就是物质丰富了，硬件齐全便利了，农村文明水准会自然随之提高，还是原地不动，甚至某些方面在倒退？毫无疑问，新农村二十字标准中，实现“乡风文明”的难度最大。这点，出身农村，或者真正了解农村的人，多少都会有同感。所以我有意识地聚焦老辈人，写一个个退休公务员，老村干，老企业家，留守老人，尝试去洞见一个个表面养眼的村庄，寻找令自己内心困惑与焚急的症结。
诚然，农村的未来在年轻人。只住老妇幼的农村没有真正的希望。道理谁都懂，要紧的是，四十多年来青壮劳力向外转移已呈常态，渴望出去习惯出去的年轻人，还想不想回来，能不能回来，回来了又怎么帮到家里，激活村屯，推动村村寨寨沿着理想之轨发展。
如果说农村老辈人身上折射历史之艰难和现实的忧虑，那么势必要从年轻人身上寻找当今的抉择和明日的光亮。
我想起自己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夏天的田野》，那是我靠着中考考场某扇窗户，一边看学校围墙外的田野一边写的。由此联系起来，我一直写农村，早有了某种征兆。更贴切点说，从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就状摹村庄里田地上的景物人事，从我有记忆开始，家乡便镶进骨髓，融入筋脉血液。由此看，我写家乡，盼家乡越来越好，便是天生天职了。换言之，一个人半世纪都囿于偏僻的家乡，要想写家乡以外，也极其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