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达格曼：“确认我的话语触动了世界的心”
斯蒂格·达格曼
1923年，年轻采石工的女友来到男友父母家，一个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的一座小农庄待产。10月25日，一个男婴降生。由此，斯蒂格·达格曼（Stig Dagerman，1923-1954）便开始了他短暂却极具创造力的一生。达格曼的生母很早就离开了，后来他曾这样描述生母的离开：“新年的一天……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出了他们的生活。雪卷走旧年。她再也没回来。”男孩斯蒂格1927年初由生父抚养，改父姓雍松。1942年自行改姓达格曼。11岁时，斯蒂格被父亲接到斯德哥尔摩劳工聚居区。1940年9月，在他16岁时，乡下的祖父被疯子刺死，受惊的祖母10月离世。他曾回忆道：“听说刺杀事件的晚上，我跑到市立图书馆，试图为死去的老人写一首诗。可除了可怜的、因羞惭而让我撕了的几行字，什么也没冒出来……在虚弱和哀伤中，有一样东西产生了……那就是当作家的欲望；能去表达什么是哀悼、被爱过以及被孤独地抛下。后来，我继续写作，背后怀着同样的想法。”22岁，他以小说《蛇》登上文坛。
《蛇》（1945）参考了作家的兵役经历，表达了反战情绪。后来达格曼传记作者、评论家拉格尔克兰茨盛赞小说有非凡的出发速度和喷气式飞机的力量，“20世纪没有别的瑞典作家以如此震撼而令人信服的方式登上文坛”。达格曼1946年初开始专业写作，同年10月出版小说《被判者之岛》。受卡夫卡、加缪等人的启发，他1947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游戏》。他1948年出版的小说《灼伤的孩子》关注纯净和罪疚，1949年改成戏剧《无人得救》。1949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婚礼的烦忧》让他重返祖父母的农庄。此外，达格曼1944年担任《工人报》文化编辑。他和德国人阿奈玛瑞早早结婚，帮助岳父母一家定居瑞典。岳父母家是逃离纳粹的难民，在他们的帮助下，达格曼完成了对战争废墟中的德国的报道，1947年集成《德国之秋》一书，这本书让他名扬欧洲。
达格曼的创作主要分三个时期。“象征主义”时期以《蛇》《被判者之岛》为代表。《德国之秋》开启现实主义时期，如《夜晚的游戏》《灼伤的孩子》等。最后是看似现实主义却有显著象征主义元素的时期，如《婚礼的烦忧》。
消失的引号与自由的叙述者
乡村八月，怀着前男友孩子的希尔多将与鳏夫韦斯特隆德成婚。小说《婚礼的烦忧》从婚礼这一天凌晨四点差一刻开始，次日凌晨结束。这期间，各种纷乱的事件此起彼伏。小说推出后，有人盛赞作家的才情，也有人质疑人物和事件太过繁杂，书写有失控之嫌。
1949年夏秋创作这部小说时，作家处于声名和截稿期（圣诞节推出）的压力之下。而更大的压力，还是表达的野心。小说并非慢慢打磨而成，不能说是完美，却很有深度和广度。小说中人物众多，有人物必有对话，从现在时对话到个人独白、意识流及叙事中蔓生的过去的对话。一个显见特征是，除当下的直接对话，其他对话内容都不见引号。引号消失，意识流在人物间转换，外加相连句子里代表不同人物的“他”或“她”，阅读难度不小，须梳理出声音究竟由谁发出。而叙述者自由出入人物意识，这手法开篇即有运用。
小说中，凌晨3点45分，有人敲新娘的窗。叙述者同时进出不同空间，也进入多个人物的意识。小说通过新娘希尔多，以及新娘母亲海尔玛、父亲维克多、姐姐伊尔玛等人在各自空间对敲窗声的反应来演绎。交错和叠加放大了这一刻。不单表现此刻，还以人物意识中的次生对话和冲突展示出人物的前史。新郎韦斯特隆德出场后，他的美国经历、和前妻的对话与冲突再现。如此，小说的时间从婚礼日往前回溯多年，空间也从闭塞乡村延至遥远的美国。
叙述者和角色的声音界限也显模糊。小说中的叙述多顺叙，也充满回忆，在过去和当下交错。过去的一幕鬼魅般对当下穷追不舍，加大了紧张感和冲击力。时隐时现的叙述者有时还以全知姿态透露无人知晓的信息。
从“蜗牛壳”到“我们的房子”
维克多的原型之一是达格曼的祖父，从《一个孩童的回忆录》中可见，祖父和维克多一样，总疑心邻人要来抢他的农庄，八月里会咬一咬家人递来的黑麦穗。“房子”这个源自生活的意象却被作家照射出强烈的象征意味。
蜗牛壳小而封闭，如伊尔玛的床头板几乎触到房梁，她“拼命想逃脱，最终还是回到这里”，济贫院里“休息着穷人的命”，流浪汉睡在仓房的草窝或路边泥沟，没有前方，一直走，会回到“出发的地方”。对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尽管他们的日常无战争，孤独和恐惧却是每个人的感受，窘迫的日常也带来恐惧。
1948年秋，作家坦言自己因孤独而写作，目的是为他人缓解孤独。一旦意识到“人皆孤独”，人就可能接触到同样孤独的他人。共情和宽恕或成为改变现状的工具。
1952年，作家感叹：“我可以用脑海中燃起的最美的词语填满所有白纸。因为我渴望确认我的生命不是毫无意义，也不是孤独地存在于这世上，我将这些词语汇成一本书，献给世界。作为回报，世界给了我金钱、名誉和沉默。可我在乎金钱吗？我在乎自己为文学进步做出了贡献吗？我唯一在乎的是我永远无法得到的：确认我的话语触动了世界的心。”
早在1942年，作家创作过短篇小说《秋日将至》。小说中，无名氏走进铁道工小屋。铁道工问，你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无名氏答：“我大概是从某处来的，我大概要往某处去。去哪儿，不知道。或者，我兴许知道。这是我的生活或者说我的命运……有一天，当所有的人都明白爱是唯一能给予我们活下去的力量的东西……那天起再没有谁想要去死。那一天，永恒的春天将会到来……”
显然在这则短篇里，作家已得出“爱是抵抗死亡的唯一可能”的结论。岁月更迭，他的表述更为清晰，1950年，在回答“我们是否还对人类抱有信心”的提问时，作家回答说：“我相信团结、同情与爱是人类最后的‘白衬衫’。在所有美德中，我最重视被称为宽恕的那种爱。”在他看来，团结关乎人类和自然。“世界你无法重塑，平息你狂躁的灵魂！你只能做一件事：善待他人。”
斯蒂格·达格曼小说中理解和宽恕的主题受到同时代瑞典小说家拉斯·阿林的影响。过往创作沉浸于焦虑、恐惧和黑暗的达格曼，意识到了穿过焦虑找到自由、透过黑暗看到光明的可能性。小说实践了达格曼的愿望，通过一座桥打破“我”的孤立。
“而对光的渴望永不熄灭”
小说《婚礼的烦忧》中对乡村自然的描写也展现出了作家的创作天赋，生活赠予他自然万物的细节与讯息：被冷落的情人眼中充满悲伤的“露水”，痛苦像“子弹”射入驼鹿体内，黑暗的词汇从“深井”中取出，而太阳“发射了一些求救信号”……独特的譬喻赋予叙事幻觉般的力量。
这出悲喜剧狂野而多彩。农民、屠夫、流浪汉等个个有缺陷和压抑，忽隐忽现的月光下有酒精、性爱、疯狂和灾难。时间从一天拉到永恒。空间从蜗牛房扩展到无边大地。以超现实主义透视现实，在激烈冲突后寻觅和解。作家对记忆和想象中的人物充满同情，借其命运和一场婚礼，探讨孤独、恐惧、爱、宽恕和救赎。有评论家说：“万物都痛苦、令人愤怒而卑微，但这一切看起来仍然宏伟、崇高和纯洁。”书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瑞典乡村的文本因为对存在的思考跨越了时空局限，它是达格曼最后一部小说，让我想起书中哑了的歌者的绝唱：
他手中的毛巾松弛下来，如一面旗帜，他闭上眼歌唱，歌声充满疯子安德斯的房间，旗帜在风中飘扬，它笔直地挺立在风暴里。此刻，在整个地球上都能听见他，刺猬们听见了他醒了过来，藻类因他的歌摇摆，他越过山脉，他是一股将沙漠抽打得血淋淋的飓风。他独站在黑夜下，一顶草帽抵着胸膛，那是最大的巨人草帽，他将用歌声把它填满……
斯特林堡写过乡村婚礼，马丁松写过流浪汉，达格曼的小说让人想起不止一个作家。但它绝非模仿和拼凑，因为达格曼有才华，也有始终如一的书写焦点：存在的孤独和恐惧，获得安慰、救赎和自由的可能。
1954年，达格曼31岁时自杀身亡。他以一系列作品深切关注世界的战争和人的内心，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欧洲作家之一。回顾他的一生，如同他所写的诗句：“而今一朵花儿绽放在寒夜。/而今一只火鸟飞向天空。/对这样的鸟来说，飞行短促。/光的花园迅速枯萎。/燃烧之物生命短暂。/很快，翅膀将在黑暗的屋上消失。/很快，玫瑰将在夜花园里凋零。/而对光的渴望永不熄灭。”
（作者系文学翻译家，本书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