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螺旋桨飞机降落在海滩上时，一只趴在水边的年幼灰熊抬起头，看了看我。正值洄游季，浅湾里挤满了筋疲力尽的银鲑鱼。墨绿灌木匍匐在地，叶片下缀着发黑的蓝莓。过了一会儿，熊站起来，涉过曲折滩涂，走进了凉爽的高草丛中。

“在任何别的世界，你都不能离灰熊这么近。它们在这儿饿不着。” 来接我的船长塔皮萨说，“岛上的熊来得比人早。海平面上涨后，它们就回不去了。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单独的熊群。” 她长着本地人的宽阔棕脸，圆润下巴上有三条垂直刺青，穿法兰绒格纹衬衣和皮背心，头戴皮质船帽，帽子侧面画着翅膀和螺旋状标记，是鸟的眼睛。“熊会游泳吧？” 

“有些能沿着海岸游一小段，但不够横渡的。”

我点点头，“人的耐力比熊好。” 

“那你不妨试试看。”  她接过登山包和手提箱，塞进船舱，瞥了我一眼。卷边商标从船帽下的红毛线帽内侧翻出来，翘在染蓝的长发辫上。

汽船马达轰鸣。两分钟后，视野中的最后一艘捕鱼船提起闪闪发亮的饱满鱼网，消失在后方。船长一手把轮盘，一手旋转调频按钮，间或有拉杂人声，报告鱼群位置或洋流走向。海面平静得出奇。有好几次，我以为看到了船的影子，但只是薄荷色的远古浮冰。

夜里十点，我们才靠近目的地。天仍是灰蓝色，粉红和橘红色的片状云层被压得很低，遮蔽了大半个冰川的顶端，陡峭冰壁上悬挂着一条条金黄余晖，从上到下，渐渐透明，最终消失在幽蓝冰洞中。靠近海面的部分，冰盖退却了，露出黑足般的层叠岩。过去数万年里，这儿没有动物足迹。没有人，也没有熊。唯一的先驱是苔藓，在海浪冲刷的岩层根部留下细小的绿脚印，一次次，直到踏碎整座山岩，然后，仙女木、柳兰和有晶莹红色果实的无患子就会从碎石间长出来，用根系为比它们更高大的植物制造泥土。无线电讯号变得微弱，最后只剩下一道平滑的白噪声。

“以前来过吗？” 

“没有。” 

“从下面来的人总是会拿走些东西。” 塔皮萨没回头，“开始是金子。后来是鱼、木材、原油、天然气。” 

“这儿很富饶。” 我假装听不出她的意思，移开目光。两层楼高的冰山掠过船舷，冰上黑点长出了橙色的喙和脚，拍打翅膀，从耷拉的三角眼睛能认出是海鹦。我见过它，和戴户外帽的驯鹿、熊和雪橇犬的轮廓一起，出现在酒店广告和一日游优惠券中，在给孩子们的填色页上。

一沓几十年前的旅行小册子是我在出发前能搞到的全部合规信息。用厨房棉线扎成捆，包在蓝色垃圾袋里。卖给我的人坚决不让我拆开检查。“都是真正的书。” 他宣称，“上门收的，一个老太太，眼睛早就不行了。家里什么电子设备都没有。没有污染。”

于是，在付出预算的四分之一后，我得到几张沿折痕裂开的国家公园地图、散架的儿童绘本、十几本不同年份的广告和优惠券合订本。冰川邮轮广告上，举着香槟的游客含情对望，没注意到舷窗外的巨大冰山也看着他们。另一座小冰山正在桌角的不锈钢冰桶里融化。模糊的背景和一小角可触摸的细节，足够让人在回到办公室后闲聊几句，或是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几张照片，赏味期限不会超过一周。接着，他们拿走的东西——未经触碰的原始记忆，就会和票证存根、纪念书签、空白明信片一起，被匆忙塞进抽屉深处，和其他碎片一起，沉入黑暗，直到每次拉开抽屉都要费一番力气，直到某一次搬家，或者再也看不清楚。

曾经的人们就是如此奢侈。付出一个月的生活费前往另一个世界，换取一份稍纵即逝的体验，再近乎丢弃地封存。有人说，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作为成年人，只要想想我们还记得多少教科书中的内容，其中多少成为了“一部分”，就能意识到这多荒谬。一想到那些被浪费的记忆，我就忍不住吸气。我是那种会在打烊前买打折面包的人，小冰柜总是填得满满当当。分装、冷冻、复烤后，面包表面会重新膨起轻盈的酥皮，我会站在水槽边吃掉它们，省去洗盘子和擦桌子的工序。柔软的分层吸收了唾液，释放出黄油和小麦的风味时，一切就显得还没那么糟糕。

马达停了。船被蕴含太阳余温的波浪推着，滑入山底深影中。塔皮萨在空荡码头下锚，将我带进一间仓库似的小屋。手电筒光照出墙上的破烂渔网，我打开窗，黯淡天光混着咸腥空气涌入，稍微冲淡了木头的腐味儿。

“先睡一觉。” 她看我拿出没吃完的半个鸡肉三明治，剥开锡纸，又说，“她们请你吃早饭。别让熊闻到这个。”

“你说过，这儿的熊不攻击人。” 角落里，有一摞落满灰尘的子弹箱。

她耸耸肩，没说什么，消失在白夜里。

我重新包好锡纸，躺了一会儿，想象洋流穿过海面下的曲折冰洞。海浪声里夹杂着白天的引擎声和肚子的抗议，我仍在移动。我总是在静止时更清晰地感到移动，时间和空间一波波冲刷过皮肤，它越来越薄了。某天早上的镜子里，它从右侧颞骨边塌下来，拉出两道半圆形的弧线，像错位的耳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那里也会长出皱纹。床硬得像甲板，床单是沉重的防水布，即使隔着抓绒衣和冲锋外套，还是能感到一组粗大的平行缝线贯穿布面。是个数字。我躺在一片旧船帆上。一片迎击风浪的强韧织物，如今笨拙地委身于此。一种熟悉感包裹住我，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自己能记住任何东西。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绘本书上的段落，让大人以为我提前认了字。我也无法理解遗忘，为什么别人会记不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最初的记忆是对周围世界的精确复写，像用一支新笔在新本子上写字。直到七八岁，我才意识到，墨水和纸张不是无限的，我刚刚用完了第一个本子。从发现遗忘开始，我有了将瞬间的光线、场景、动作印刻在脑海里的习惯，就像下锚。第一个锚点是个炎热黄昏，临近暑假，白衣红裙的队伍从灰色围墙中涌出来，散入等候的自行车流中。我对自己说，记住、记住这一刻。锚点是随机选取的，琐碎平庸，不适合写入日记。而在假期结束后上交的日记本里，那些用蓝黑墨水工整誊写的“一件难忘的事”，在第二个暑假到来前就失去了作为记忆的价值，稍稍改头换面，就能再次出现在作业本中。

在学习任何历史前，我无意中最早学习的，是区分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以及为特定需求伪造记忆。伪造的要点是充沛的、具有暗示性的自传性细节，看似合理完整的故事，以及共通的情绪或感受。大脑是一台连线机器，像自动织机，交错编织色彩纷杂的经纱和纬纱，具有意义的图案就会浮现。我们对意义的迷恋和对人脸、对故事的迷恋一样，是从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本能，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也容易被利用。

伪造日记在当时没有给我带来好处。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除了我，没有人在乎那些文字的真或假、平庸或优美，实际上，根本没人看过。它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怀疑一切日记、笔记或者自传类型的记录。是真的吗？在看似确切的日期下，在第一人称事无巨细的铺陈背后，有多少真诚并不关乎真相，而仅仅是一种姿态？比起真实本身，真实的姿态往往更便于操作、更夺人耳目、甚至更容易成为可被度量的指标，从而更有价值。

后来我没再写过日记。没有日记本，也没有博客日记、社交媒体日记，没有音频、短视频或超媒体日记。我发布过一些书评、影评、旅游指南，还有些拙劣的小故事，以事不关己和虚构代替记忆。偶尔，我还会下锚，如今锚点像洋面上稀疏的捕虾笼，隐匿在波浪里，我常常忘记它们的坐标。

所以，灭绝来临时，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

定居点是苔原山谷间的一组预制板房，最大的一座两层高，我进去时，坐在云杉木中岛边上的三个女人一齐看向我，第四个女人站在岛台的另一侧，将开水沏入一只透明塑料壶。金黄茶汤像一缕烟雾，从黝黑的植物碎片间升起，她放下壶，在围裙上擦手。套袖边缘露出的手背纹身和脸上的一样褪色了。现在，将她脸部特征抽象化的线条被眼袋、法令纹和木偶纹分割成了片段，让我在注视她时容易了一些。大厅没有分隔，一张能坐下三十人的长木桌位于正中，岛台在右，连接烹饪区，多层烤箱占满一面墙壁，锅子挂在对面墙的铁架上，各色刀具足够武装一支小部队。第三面墙开窗，窗户和水槽中间的墙面上挂着几排杯子。空气里有淡淡的烟熏味。

“柳兰茶，我们用它代替乌龙。她将漂浮木雕成的杯子塞进我手里，手指干硬得像木头。

茶水只有半发酵的酸味儿。几双手在台面上传递杯盘，旱金莲的圆形绿叶和黄色花瓣拌的沙拉有生涩的青草味儿，沾着胡椒粒的粉色熏鲑鱼则太咸了，我将蓝莓酱涂在面包上，咬了一口，硬皮几乎划破上腭。“都是自产的。我们有一小片试验田。” 另一个女人自豪地说。她戴猫眼墨镜，用一块橙色丝巾裹住头发，递来一只木盘，里面有两块切得方方正正的红薯，“能尝出区别吗？”

 有脸部彩绘的女人说，她们住在这儿七年多了，起初人多一些，后来有些人走了，又有些人来了，现在岛上总共有十多人，今天大部分都去摘蓝莓了。在严格的配给制下，农庄自给自足，最大挑战是长达六个月的冬季，再过一个半月，她们就要开始混种覆土作物——大麦、燕麦、三叶草和冬豌豆。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它们无法孕育果实，唯一作用是保存土壤的水分和养料，为来年春耕做准备。

“土壤。” 戴墨镜的女人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土壤。只要照顾好，她能带来一切。在这儿，土壤比太阳可靠。”  她似乎在墨镜后面眨了眨眼。“还能指望每年三个月不露面的男人吗？” 另一个丰满的小个子女人用和身形不符的洪亮声音补充道，接着大笑起来。

“您呢？您从哪儿来？您的家人也和您住在一起吗？您怎么工作？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 坐在最远端的短发女人问，她最年轻，也最严肃。

“我居无定所。”我回答。“三个月前我在春雪初融的火山口湖畔，那儿的人们有最深邃的眼睛，在海拔两千百米的群山间，整夜凝视清澈星空，和他们的湖一起，组成小小的、有机的望远镜阵列。六个月前我在北半球最大的地下溶洞里，得用手膝爬行进入，那儿的人们视力不佳，但都有一副好嗓子，地底的钟乳石大厅就是他们的歌剧院，黑暗中的咏叹调会沿着地下暗河传得很远。我的工作方法都是非侵入性的，问卷、印迹分析、神经影像扫描或者经颅电刺激，完全自愿，数据也会经过匿名化和混淆处理。最大的影响是我需要在这里生活一小段时间，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们的数据会成为其他世界的某个人的一部分——当然，你们永远也不会见到他或她——这方面有严格的行业规范。我们注重隐私，数据描绘的具体内容对于所有经手人都是黑箱，包括我在内。采集后的工作不会在这里进行，而是在城市里的重建中心，具体的操作很复杂。这是个长链条，我只是其中一环。我在那个世界有个小房间，是一座老房子的半地下室，分租的，很便宜。春夏时节，雨水会倒灌进去，所以我现在来这儿了。不，不算是家，是没工作时睡觉的地方。我还有一辆开了多年的小车，她和我更亲近。我得说车是最伟大的发明，第二名是洗碗机、纸尿裤或者全地形轮椅，至少对女人而言。她现在年纪也大了，表面看起来完好，但轮胎上总有找不到的裂痕，打足气也会慢慢瘪下去，胎压警报灯一直亮着。我怀疑附近有某种动物游荡，以吸食车的精力为生。所以我现在不开她出远门了。我有过家人。”

“您自己移植过吗？” 年轻女人直盯着我。只有年轻人才会这么看人。

“没有，太贵了。” 我没说谎，工作不稳定，一点点报酬几乎全用在了路上。

她撇撇嘴，显然并不满意，但没再问下去。

“哈娜总以为要捐献器官似的。” 小个子女人快活地说，“其实是旧货市场、换季衣柜大清理。我们以前在那些东西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理论上，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 我澄清。

“我们失去得够多了。” 有脸部彩绘的女人安详地把空盘子摞成一摞。

她们向我展示了夏收后的田地。土层不厚，但非常平整，母鸡和海鸥一起在耙子留下的网格间啄食剩余的种子，两只大火鸡在田边灌木中踱步。主谷仓有七八米高，干草垛垒成整齐方块，直通房顶，木桶和麻袋中装满了玉米和燕麦。一辆皮卡停在谷仓边，在能看到大海的牧场上，散落着几头奶牛和绵羊。生活区的间隙点缀有小片菜地，高架菜床用金属薄板围成，以便收集热量。在这里，罗勒、香菜和茴香都变矮了，只有薰衣草依然像卫士挺立，代价是从多年生变成了一年生，蓝紫色的花穗已经发灰。温室玻璃极厚实，一盘盘微型菜苗整齐排列，番茄藤蔓蜿蜒攀爬，黄瓜花在支架间绽放。我有点吃惊。

“地热。最关键的是减少熵，确保整个系统接近卡诺效率。” 女人摘下墨镜，捏着鼻梁上的印子，眼球凸出的大眼睛望向玻璃外，像能看见远方热气蒸腾的群山，“大地给我们一切。我们在火环带边上。”

菲以前是科学老师。当天傍晚，塔皮萨在小码头边告诉我。浅水中，鲑鱼鳞片失去了海中的银光，褪成繁殖季的暗红，更清晰地映出流动的云影。我问她们之前在干什么，为何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住下来，这不在规定流程中，只是出于习惯。其实大部分交谈都大同小异，礼貌而淡漠，面对来自他们离开的世界的陌生人，人们很难倾吐心声。不过，我还是会在每次出发前反复观看那几集情景喜剧，对着镜子练习谈论天气和讲笑话，检查手势和微表情，确保没有因独居太久产生的可疑处。有些比我更年长的人会在出门前用香皂反复擦洗，去除身上那种自己无法觉察的气味——那是我最深的恐惧之一。

塔皮萨是个很好的交谈对象，直接、坦诚，超乎年龄地懂得沉默，或许是因为她和我都是非母语者。但我听不清全部，几千只兴奋的海鸥不住打断我们，码头下的石滩几乎被白色鸟儿覆满了。河道另一侧的林间有隐约的黑影，黄昏是动物觅食的时间，我不确定在夏天的极地还是这样，也许持续整夜的暮色改变了它们的习性。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座简易房，鲜艳的蓝白漆皮在幽暗中发亮，水流在它脚下形成了一道小瀑布。

琼曾经是考古队长，退休后当过护林员。莉莉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哈娜大学一毕业就来了。塔皮萨说，人们需要能当做家的地方。我点点头。灭绝后，这样的世界并不少见。走入偏远荒野，形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社区，崇尚天然有机、以劳作代替观看、抵制媒介乃至一切电子产品，像两百年前一样生活。人们为了忘记失去了什么，就假装它从没有存在过。可我不觉得他们真能忘记。在溶洞里，人们默默传递过一只旧手机。

那儿以前是育苗场。塔皮萨指着房子说，鲑鱼记得回家的路。

回家也意味着死亡，我说，被海鸥和熊捕食，被人捉住后开肠破肚取出鱼籽，或是自然产卵后累死在浅滩上。我告诉她，记忆即使真实，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也可能是个陷阱。遗忘则是一种认知天赋。面对超出掌控的力量，遗忘不是记忆的衰退，而是一种适应与进化。据说，在日本海，有种长着樱色条纹的鲑鱼，偶尔会忘记出生地，所以不洄游产卵，而是整日在温和海水中游荡。由于储存了大量营养，迷路的鲑鱼比同类要壮硕许多。

“渔民会喜欢的。”她笑了，摘下皮筋，缠在手腕上。

“别停下就行。” 我说。我曾去过一个波罗的海边的小村庄，那里的人们延续了十八世纪的信仰，相信只有处于移动状态才能避开恶魔的魔爪。

她同情地看着我，风吹开蓝色发丝，露出一缕挑染的鲜黄色。

我的工作常常面对误解。重建中心需要的是鲜活、独特的个人记忆，必须源自直采，没接触过被污染的媒介。有好几种认证体系从各个维度对数据进行认证。但能提供这些的人们离群索居，也最抗拒和怀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旅行算得上成功，现在我习惯了，但一开始不是。我记得那个冬季午后，阳光很好，高速路上几乎没车，我和小车停在小镇唯一的加油站兼杂货店门前。锈迹斑斑的油枪，合不拢的白色木门，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音乐，劣质香烟的气味。直到开出一百英里外，在森林保护区的休息站里，用带着硫磺味儿的冰冷地下水洗了脸，我才稍微感觉好点儿。唾沫飞溅的怒吼仍在轰响。滚蛋，老巫婆。别想再从我们这儿偷走什么。

我的确老了，但我不偷东西。像大多数不再年轻的女人一样，时间从我这里偷走的比我拿走的要多得多。现在，我是旧货贩子、拾荒者，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假装那些闪闪发光的小碎片有一刻属于我。我有过的漂亮东西不多。有人叫我们乌鸦，也有人叫我们猎人，但我更喜欢的名字是采集者，一项属于女人的古老传统。重建中心是记忆的温室，生长着来自各地的奇珍异草。未经污染。只有在那儿，人们才能假装灭绝还没发生，世界并未分崩离析，所有人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进行了工作的第一部分，将标准化问卷归档，分析简单认知和记忆能力基准测试的结果。生成一组面孔和名字的记录，单独或成对地看到面孔、听到名字；使用一项内容启发回忆另一项内容，同时使用轻型磁共振成像仪来绘制大脑活动图；决策能力测试。为了电磁屏蔽，临时工作室设在谷仓下面的地窖里，我用装土豆的木箱搭了工作台、两把椅子、单人床。塔皮萨来找我时，我在给认知区域按功能水平进行颜色编码。她放下一捆被褥，望着色彩斑斓的脑部切片示意图。

“今天晚上有寒潮。琼在大厅点了火盆。”

“谢谢，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个做完。”按照规范，我们应最小化对被采集者产生的影响。理论上，我不该在工作之外和女人们见面。

“像蝴蝶翅膀。” 她仔细看了一会儿。

“我还以为这儿没有蝴蝶呢。”

“我在夏威夷上的大学。这是海马体，这是前额叶？这是菲的吗？”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儿？” 我岔开问题，“八月初的寒潮。太冷，太严酷了。”

“这儿是家。我生来如此。她们则选择适应。”

“最开始呢？一万年前？我不相信树线下没有别的地方可待了。你们不是追着猎物迁徙的猎人的后代吗？为什么停下，不接着寻找？”

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田地的网状纹路间覆盖着一层亮晶晶的霜雾。我跟着塔皮萨来到小码头边，她跳下车，从皮卡车里拖出两条玻璃纤维的红色划艇，抛给我一件褪色的救生衣、一个防水包。“现在我们去打猎。” 她宣布，把桨塞给我，将船头拖到水中。

金色阳光在海面上舒展，头顶盘旋着早起的渡鸦，几乎无风，塔皮萨轻柔地点水，小艇笔直向前，像在冰间水道穿梭的红海豹，在平静水面上留下一对对括号似的长弧。看她划船的样子，不得不相信，她的祖先或许真能靠一叶扁舟来往于冰海岛屿间。但我只能紧握住比我高出半身的长桨，盯着她的船帽尾尖，左杵一下，右捣一下，摇摇晃晃跟上。即使是夏季，海水仍在零下，甚至不用伸手，用屁股就能感知到船底的水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肚子里填满了炸土豆、炒鸡蛋和热茶。

“如果船翻了，掉进水里，马上游开，别被船板盖住头。”塔皮萨在前面喊，“扶着船身，把它翻过来——”

“你不来救我吗？” 我满心后悔，但来不及了。

“我会划过来，但不能下水，否则我们两人就都完了——” 她用桨头推开浮冰，继续补上让人胆战心惊的安全须知，“尽量把水从船里舀出来，救生衣兜里有个勺子。”

几百次划桨后，在上臂和腰背的酸痛中，我找到了节奏，有余力观察四周。从下水处出发，我们一直航行在岛岬围成的半月湾里，岩石顺着岛屿延伸，挡住了大部分风浪，时不时能见到筑巢的海獭，露出湿漉漉的光滑头顶。绝大多数时候，耳边只有划水声和粗重呼吸，偶尔的话语穿过海岬坍塌形成的海蚀洞，发出一两声遥远空洞的回响。戒指上的宝石仿佛是海湾深处的小岛。蓝天下，映着朝阳的冰山看起来和地图上那样壮美，但越靠近，美变得越森然，当完全处于冰山的影子下时，美已经令人畏惧了。

我们在卵石滩上岸，这里的“卵石”大如桌面。时间在世界尽头慢下来，还没有做完它在别处完成了千万年的工作。云层未经裁剪，厚重低垂，山脉间的岩层也只是由行星尺度的笔勾出了粗犷轮廓。皮划艇如玩具般散落在巨石缝隙间，我像站在造物主的草图上。

石头形成了天然阶梯，不过是给巨人用的。我只能学着蜥蜴，紧贴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手脚并用往上爬。风中带有夏日苔原的甜香，但没有动物的踪迹。没有跳上跳下的极地松鼠，没有身着棕色夏装的狐狸或熊，没有在山岩间如履平地的白大角羊，没有在草丛深处孵蛋的鹬鸟，甚至连无处不在的巨大蚊子都没有。塔皮萨轻巧地在岩壁间转身、换手，从一个突出的岩角横跳到另一个。背阴处的石头根部，偶尔有小片白色苔藓似的、毛茸茸的霜。我猜想，更寒冷时，她是在陡峭冰面上练习的。防水包和救生衣一起留在了划艇里。我们什么也没带。没有武器。

等我爬到山顶，却沮丧地发现，只是一处缓坡形成的小平台，真正的山顶在山脊的另一端。“这儿没厕所，需要的话，在下面找块石头。”塔皮萨在远处喊。

我的确需要。在靠近山顶阴面的山洞前，她等着我，捏着一朵不知哪儿来的小花，蓝色花瓣里嵌着鲜黄花心，她头发的颜色。她搬开几块毫无特征的卵石，漏出半人高的洞口，侧过身，“别用手碰。”

我向里看，忽然睁大眼睛。壁龛似的洞穴里有个木架，上面坐着一个小女孩。她双手交叉，脸侧向内，斜靠在石壁上，像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她睡着很久了。

暗黄皮肤和骨骼间仍有一层薄薄的血肉。鹿皮缝制的皮袄看不出本色，领口处露出海豹皮内衣，袖口滚边密缝有传统几何图案，勾勒河流与山川。双手交叠在膝盖上，戴着海兽牙手链和指环，指间紧握一片发灰的骨刀，缀着贝壳磨成的串珠。手指、颧骨和脖子上，许多条褪色刺青蜿蜒、深入至被衣物遮盖的身体，在皮肤下的血液干涸后，成为暴露在外的、新的血管。我意识到错误。没有哪个小孩会有这么多刺青。象征生命经验与社会地位的线条提示，这是位部落首领、巫师或者老祖母，出于某种原因，或许天生如此，或许因为脱水、组织收缩——我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像古埃及人那样取出内脏——或许，是因为她的姿势和我的观看方位，如今缩小了，像孩子般，沉睡在大山隆起的子宫中。

我等着塔皮萨介绍她，但她只是把洞口复原，将小花留在石头缝隙里。我们滑下石梯，回到岸边，坐在卵石滩上，吃着防水包里的酸面包和酱红色的鲑鱼干，从保温杯里倒出温热的茶。太阳隐入云后，杯盖里的茶水冒出蒸汽，像一座小小的活火山的白烟，转眼便消散在冷风中。我将冲锋衣的拉链拉到头，顶住下巴，戴上毛线帽，再套上兜帽。我想起阿尔卑斯山的奥兹冰人、印加高原上的木乃伊、西伯利亚冻土层里有粉红肌肉的猛犸尸体。在微生物也难繁殖的地方，冷冻效应保持了遗体的原始形态和大部分软组织。鱼干很硬。我费尽力气才咬下一条，摇晃的后槽牙被扯得更松了。

“我们擅长以各种方式保存。” 塔皮萨轻松地嚼着，“实体和骨灰、名字或者别的纪念物是不一样的。冰原会守护一切。但你带不走她。” 岩石阴影处，蜷缩着稍不留意就会错过的细茎，支撑着一簇顶生的、指甲盖大小的亮蓝色小花。我想起来，这是勿忘我。在温暖地区的林间或山坡上，颜色是更浅的蓝，颀长的花茎会在风中摇曳。

我读过一篇灭绝前的小说，讲的是名叫富内斯的乡村少年摔下马后，拥有了神奇的照片式记忆力，能在几天内背下整本典籍，也能记得无数时间片段中某个特定时分的朝霞的形状，并与只见过一次的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他能再现所有的梦境，也能为见过的每一件具体事物——每一块石头、每一只鸟、每一根树枝编码。在他身上，记忆的锚点不再离散，而是线、面、体，光滑无垠，是连续的时空体本身，最接近真相的存在。如果那时有采集者，他会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圣杯。而在两百年前，他被看做超人的先驱，一尊比金字塔更古老的青铜雕像。但即使在那时，故事的作者也意识到，记忆不等同于思维能力。思维是归纳，是抽象化，是对细节和差异的遗忘。由于不能遗忘，少年不能将感官经验进行归纳，他认不出在晨光中看到的狗和在黄昏中看到的是同一只。为了避免记忆过载，他只能把自己关在昏暗、安静、一成不变的卧室里。

第一次读时，我还很年轻，只记住了华美新奇的比喻。那时，阅读就像极乐鸟收集鲜艳羽毛，迫不及待，只为粘在身上炫耀。后来我费劲周折，重新找到这个只有短短几页的故事，才真正明白它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对富内斯的认知区域进行功能水平评估，我几乎能肯定，负责情景记忆和空间记忆能力的海马体、负责视觉和听觉等感官细节信息的枕叶和颞叶会呈现高度活跃的红、橙、黄色，但负责抽象思维、概括等高级认知和决策功能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感官信息整合、进行概念化处理的顶叶将呈现中低活跃度的蓝绿色。

小说没有提到富内斯在情感处理方面的特殊表现，但我会将负责该功能的杏仁核也标记为最强烈的红色。因为，假设少年如作者所说，在获得超凡记忆力后又生活了五年以上，那他将无法忘记生活中的每一道愤怒和恐惧。比起快乐，恐惧和痛苦的回路在神经系统中古老得多，也坚实得多。他必定会经历情感过载，因为他不仅记住了每一个细节，还会反复体验。而如果像作者强调的那样，他最微不足道的回忆都比一般人能体验的肉体快感和痛苦更鲜明、更丝丝入扣，那么他关于恐惧和痛苦的回忆——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他无法遗忘，恐惧和痛苦就是他的时时刻刻——将是一场永不停息的火山爆发。

所以作者撒了谎。二十一岁的富内斯并不是因为肺充血在一八八九年去世的。

这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以新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重新理解那些与人伴生了千百年的存在——情绪、记忆、故事或者其他，寻找看似紧密的因果链条间的缝隙。就像神经细胞，突触间隙的空白处才是记忆产生的关键。和研究、创作、侦破案件或任何真正需要人类脑力的工作一样，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总是悬空的，它关乎经验、信念和想象力。从证据矛盾之处，从故事未讲明的地方，我纵身一跃，补足真实，或辨认谎言。

女人们的基准测试结果有些不寻常。海马体与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强度呈现出鲜艳红色，即使按塔皮萨说的，她们曾是专业人士，如今，相对低认知需求的日常农务也不再需要超出平均水平的认知和决策能力。如果是菲在维护农场的技术设备，莉莉的结果则更让人吃惊。理论和经验告诉我，大脑是一团高度可塑的棉线，会根据需求随时重新编织图样。繁重的、缺乏认知挑战的重复性劳动会在几个月到几年内彻底改变一个人。对比磁共振成像的结果能发现，孕育的过程会让女人的大脑灰质减少。比起其他不能说的秘密，比如松弛的腹直肌和虫子样的妊娠纹，我更怕这个。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忘不了抱着大哭的孩子，木然晃动的几百个黑夜。喂奶、拍嗝和换尿布很快成了我的肌肉记忆，计划、决策、深度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日渐消散。没有什么比意识到心智的破碎更痛苦，在那些被吃、玩、睡的喂养循环分割的每一天里，我提前体会到了衰老的滋味，而和衰老不同的是，我是清醒的，一切是迅速发生的。一场对自我的突然凌迟。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切会被忽视或美化，一次又一次。直到成为采集者后，我才明白，遗忘痛苦是人的天赋，尤其是涉及到群体的生存与延续时。我们是另一种鲑鱼，依靠记忆，更依靠遗忘一代代活下去。可我不能接受刻意的隐瞒。

另一方面，她们的顶叶和杏仁核的活跃度偏低了。具备高认知能力的人通常会展现出均衡的大脑活动水平。有些社群推崇认知行为疗法和冥想训练，在实在无法忘记失去时，转而将对情绪的掌控和调节能力视为拯救的方法。但我觉得，那是另一种欺骗。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