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天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将其作为一个话题、一种现象展开自觉的探讨，这是非常重要、也早该做的事情。新大众文艺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处境、氛围。很多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直面这个问题。比如，很多学者积极推进关于网络文学、网络文化、电子游戏、短视频等领域的学术生产和研究，我自己也关注过电视连续剧、商业电影及其他大众文化形态。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分析，对不同面向的问题展开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介入新大众文艺，推动其更好地发展。这里粗浅地谈三个相关的话题。

新大众文艺出现的物质性基础

如何从文化唯物主义立场辩证地理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思考新大众文艺现象发生的动因，特别是其物质性基础、条件是什么？实际上，可以说这背后是一场传播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从传播媒介来看，20世纪主要是由印刷媒介主导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文艺创作以文学为主，文学占据了重要位置。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电脑、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的普及，生成了多种网络文化现象，特别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涌现，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都是技术因素导致的文艺变局。从信息革命的层面，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进入数字化时代，特别是AI带来的信息革命，影响将更为深远和广泛。

探讨这样的话题，需要拉长历史视野，思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技术是如何不断融入并改变人们的生活，并对文化生产、文化创造和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辩证地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这样的思考格局中，客观的物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表述上尚处于二分状态中。但今天的处境是，物质性的生产方式与精神性的文化创造是融为一体的。这使我想起1985年，北京大学邀请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来讲课，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当时非常陌生的词——“后现代主义”。今天看来，杰姆逊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本质主义地宣告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而是通过创造新的理论范畴去回应和描述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当时美国的新现象是技术和文化融为了一体，文化就是技术，技术就是文化。这也是他需要发明新的概念来描述和界定新的历史阶段的原因。杰姆逊谈到的后现代主义景观，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能有更切实的体认和感受。如今，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文化的形态也出现革命性突变。可以说，提出“新大众文艺”这样一个新概念，也是为了把握和描述当前中国新的文化现实。

今天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将其作为一个话题、一种现象展开自觉的探讨，这是非常重要、也早该做的事情。新大众文艺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处境、氛围。很多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直面这个问题。比如，很多学者积极推进关于网络文学、网络文化、电子游戏、短视频等领域的学术生产和研究，我自己也关注过电视连续剧、商业电影及其他大众文化形态。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分析，对不同面向的问题展开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介入新大众文艺，推动其更好地发展。这里粗浅地谈三个相关的话题。

新大众文艺出现的物质性基础

如何从文化唯物主义立场辩证地理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思考新大众文艺现象发生的动因，特别是其物质性基础、条件是什么？实际上，可以说这背后是一场传播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从传播媒介来看，20世纪主要是由印刷媒介主导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文艺创作以文学为主，文学占据了重要位置。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电脑、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的普及，生成了多种网络文化现象，特别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涌现，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都是技术因素导致的文艺变局。从信息革命的层面，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进入数字化时代，特别是AI带来的信息革命，影响将更为深远和广泛。

探讨这样的话题，需要拉长历史视野，思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技术是如何不断融入并改变人们的生活，并对文化生产、文化创造和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辩证地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这样的思考格局中，客观的物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表述上尚处于二分状态中。但今天的处境是，物质性的生产方式与精神性的文化创造是融为一体的。这使我想起1985年，北京大学邀请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来讲课，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当时非常陌生的词——“后现代主义”。今天看来，杰姆逊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本质主义地宣告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而是通过创造新的理论范畴去回应和描述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当时美国的新现象是技术和文化融为了一体，文化就是技术，技术就是文化。这也是他需要发明新的概念来描述和界定新的历史阶段的原因。杰姆逊谈到的后现代主义景观，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能有更切实的体认和感受。如今，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文化的形态也出现革命性突变。可以说，提出“新大众文艺”这样一个新概念，也是为了把握和描述当前中国新的文化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