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5年第2期｜吴佳燕：清白之年（节选）
吴佳燕，重庆巫溪人，文学硕士，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北京文学》《广州文艺》《文学港》《红岩》《清明》《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多部。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
清白之年
◎ 吴佳燕
那是一个雨天，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忙个不停，雨水被刷成两条小河顺流而下。娃躺在后排昏昏欲睡。小米也犯困，但是在这样的雨季面前她还是要打起精神帮我看路、陪我聊天，好像这样就意味着她也分担了一半司机的职责——小米会开车，但是不喜欢开体验不好的车，比如山路、夜间、拥堵，尤其是走沪渝高速回重庆的时候，宜昌一过需要穿过很多个山体隧道。山里面还经常起雾，就像好不容易从漫长的时空隧道中穿越出来，又遁入一片白茫茫的未知。所以每每我们长途开车，她都“挑土”，最好还得是一马平川、畅通无阻的时候。
不过这次是回我老家襄阳，很近，不到四个小时就到了，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开回去。但是我知道，若不是下雨，小米早就上手了——在平阔的福银高速上开车，可比去重庆那边的路要舒服得多。
“咦，玻璃上怎么有一块印迹？”小米突然问道。雨水把挡风玻璃洗得干净透亮，小米发现了副驾前面的异样。“让我看看，难道是三体人发来的什么信号？”娃从后排弹起，故意睁大眼睛凑着往前看。“你是看《三体》走火入魔了吧！”小米把娃前倾的身体往后一挡，继续盯着玻璃右下方辨认，就像在一幅流动的水墨画里寻找暗藏的时间密码。
原来是个“囍”字！
那是表弟海亭结婚的时候贴上去的，正好是个周末，我专程从武汉赶回去，帮他去接亲。后来大红的贴纸被揭去，没想到贴纸背后胶水的痕迹还在玻璃上残留，就像埋藏过去生活的一帧底片。雨水成为显影剂，那个灰色印痕的“囍”字就这样在雨雾中在透亮的玻璃上轮廓清晰地跳了出来。
我们一下子惊得说不出话来。沉默与思绪在车厢里蔓延，娃也在后面安静地躺着。高速路边的一排排夹竹桃树，在雨中摇曳着红色的花朵，那么热烈地刺痛着人的眼。
表弟那张温和的笑脸浮现出来。他结婚的“囍”字还在，可是他人已经没了。
老 宅
老宅是我爷爷在世时盖的房子，土砌瓦盖，像一棵老树，庇护和见证了一家四代人的开枝散叶和一茬茬成长。爷爷人到中年就患食道癌去世了，据说临终时想吃一口肉，含到嘴里了才满足地撒手而去。那时候父亲还不到二十岁，长兄为父，作为家里的老大，他年纪轻轻就和寡母一起照顾四个幼小的弟弟妹妹。再后来是母亲嫁过来，又一起拉扯家里的三个孩子。父母就像老黄牛，终日勤扒苦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三个上学的孩子供出来，根本没有余力去翻新老宅甚或扒了重建。直到我们兄妹三人都参加了工作，老宅也像是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变得岌岌可危，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上。
母亲也是家里的老大，自然对几个弟妹家有更多的责任和照拂。后来，我知道这叫“老大定律”，家庭的凝聚力，血亲的传帮带，农村的人情味，都靠老大去维系。但是在过去的农村，物质贫乏，自顾尚且捉襟见肘，又有多少余力去帮衬亲戚家的孩子呢？无非是言语和招待上尽量周全罢了。那时候母亲娘家的几个外甥都喜欢到我家玩，因为他们的大姑对人亲和，从不训斥他们，还想着法儿给他们做好吃的。一到放假，五六个孩子就相邀着过来，满院子疯跑，追鸡赶鸭，上树摘硬邦邦的桃子或柿子，家里没人就跑到地里扯着脖子喊：“大姑，我们饿啦，快回来做饭！”
我的母亲弟妹众多，所以我的表弟也有好几个。海亭是我二舅家的孩子，他还有个姐姐叫海兰。“海”是字辈，比如我大舅的孩子叫海勇，这是按照传统的“命名派行”来的。父亲当年在村小教书的时候也爱好写字，家里长期丢着一本王羲之的行书字帖《兰亭序》，被二舅瞅到了，没想到后来便用“兰亭”二字为两个孩子取名，平添了一丝风雅。
“有苗不愁长”，这是母亲经常挂嘴边的一句话，随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再艰难的日子也熬过来了。但是那些长成树木的表弟表妹们，打工的打工、读书的读书、出嫁的出嫁，逢年过节都很少来看母亲了。走亲戚越来越成为农村的老一辈人或留守人群的一种遗存和需要，年轻人对此淡薄得很，也觉得没意思得很。拜个年吃个饭的话就近也就罢了，但是经常要冒着严寒或者踩着两脚雪泥出门，还要带上一堆死沉死沉的礼物，通常是两瓶本地产的白酒或者一壶食用油、一箱牛奶，然后亲戚回礼的时候，又送差不多的食用油、酒水、饮料——就像是自家送出去的礼物被换了个包装，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与其这样折腾，在家睡觉看电视打牌不好？去镇上逛商场进网吧打游戏不好？即便如此，我们家一直保持着过年的风俗，先是父亲开着拖拉机驮上一家人和一堆东西，后来是我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去各家拜年，再后来是我开车。只要过年在家，这就是必修课，也是父母作为家族老大的使命与礼信。
让母亲欣慰的是，海亭是唯一一个从小到大都喜欢往我们家跑的孩子，过年的礼尚往来也不是父母代劳，而是要亲自跑过来，哪怕一个人，走路或骑车。二舅长期在镇上做零工，二舅妈是个粗枝大叶的女人，十几亩地的农活也让她不可能对孩子细心到哪儿去。海亭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特别活泼，不仅喜欢追赶院子的一切活物跑，还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问东问西。那时候我在上初中，正是有点叛逆和忧郁的年龄，对表弟的聒噪不胜其烦。我去河边放牛，他也跟着去，而且胆儿肥得很。我一般都是把牛往树上一拴，自己坐草地上发呆，他竟然跃跃欲试地要往牛背上爬，摔了跟头或被牛甩一尾巴又哇哇地哭着回去找大姑，他被安抚的同时自然少不了母亲对我的一顿训斥。
当其他表弟表妹像鸟儿一样飞走的时候，海亭留在老家，已经是一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了。中等个儿，面目清秀，又透着几分憨厚和腼腆，勤快，知眼色，来了不做声就去帮母亲择菜、打扫庭院。不像小时候那么爱说话了，但是又啥话都想搭上几句。母亲说他有点“老泡儿”，就是无所事事到处晃荡、想搭腔又脑子转得慢，口比心快，于是便给人飘忽愚钝之感。比如他看到邻居几个青年聊外出打工的经历，他会凑过去听一耳朵，然后说：“哦，这个我知道。”大妈大婶聊起家长里短，他也能跟着附和几句憨笑几声。看到父亲在整理书本，他好奇地走过去说：“姑父，有什么好看的书，给我翻翻。”但是除了知道《兰亭序》跟自己的名字有关，海亭看任何书都是浅尝辄止——看不进去或看不明白，所以他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了。在熟悉的环境里，海亭很爱说话和搭讪，好像什么事都懂、什么话题都有发言权的样子，但是又一知半解、跟不上趟，又急切又迟钝，结果什么话题和人群都融入不进去。
“还不是因为人不机灵，脑子不够用。”母亲的话里有一种疼惜。也唯有在母亲跟前，海亭才沉静下来，一边跟着母亲干活，一边随意自如地聊天，就像母亲跟我打电话一样，哪怕我只在电话这端“嗯啊”几声，也能感受到一种被信赖的倾诉与交付。那份松弛与愉悦，才是表弟最真实自然的样子。
但是海亭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他成为一个留守的农村青年，既没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也没有出去打工。一个头脑不灵活、说话不着调的人，出去能做什么事呢，指望他赚钱？能不被人欺负就不错了。海亭也不愿意出门，他喜欢在家待着。那时候海兰已经出嫁，二舅妈忙于稼穑，家务几乎都是海亭在做。洗衣、做饭、养鸡、喂猪，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做得一手好菜。我们过年去二舅家吃饭的时候，主要是他在灶房忙活。农忙的时候，海亭也会去地里搭个手。操作那些农业机械的时候，海亭小时候骑牛的那股劲儿又出来了。没听二舅演示几下，“土狗子”推上就走，来来回回地犁地；或者开着拖拉机把地里收割完的麦子、稻谷一袋袋拖回来。
没事的时候，海亭就在村子里晃来晃去，逗下猫猫狗狗，找人搭讪说话。但是村里的人主要是一些老人和孩子，海亭跟他们说不了几句话就觉得索然无味。他的话越来越少，性格也变得沉闷了。他没想到自己也成了留守人群中的一员。我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始终保持着对走亲戚的热爱——不仅因为可以感受难得的热闹和大姑的关爱，还可以在各色的返乡人群中体验别样的生活。
海亭慢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喜欢出门穿白衬衣，哪怕只是背着手在村里转一圈。他觉得这样显得干净、体面、有修养，像镇上那些有工作的老师和机关干部一样。他想要一辆自己的摩托车。不骑二舅的三轮车，嫌它笨重破旧，不好看；不要电动车，马力不足，稍微陡点的坡都爬不上去，太不得劲了；也不要刚刚时兴的“老头乐”低速电动车，“老头乐老头乐，明明是给爷爷这样的老头开的嘛”。
二舅二舅妈想着海亭老这样在家里宅着也不是办法。既然不放心他出远门，那么答应给他买辆摩托，正好让他就近到镇上或县城找点事做。于是表弟跟着二舅到镇上建筑工地干活，农忙时又到地里帮着收割庄稼卖粮食，风吹日晒地花了一年时间，为自己买了一辆崭新的红色嘉陵摩托。
表弟爱不释手。刚骑上的时候也不像愣头青那般鲁莽冒失，而是小心翼翼地压着车速在平路上试骑，生怕把摩托车摔着刮擦了，停在家里的时候还要用抹布仔细擦去浮灰。慢慢就学会了，然后找到了拉风的感觉。他穿上白色的衬衣，用摩丝把头发梳得根根直立，戴上墨镜，满面春风地骑到我们家，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给母亲看，爆发出久违的爽朗笑声。
“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呀！”母亲由衷地感叹。
汉 水
我上大学回家，海亭就骑着摩托车来接我。坐火车到襄阳，再转长途汽车坐到仙人渡镇，远远地，就看见在铁路道口等着的表弟和他的红色摩托了——那是一段老式的货运铁路，也是我从镇上回老家必须要经过的路口。绿灯亮起，闸门打开，海亭驮着我嗖一下就穿了过去。
有时海亭也不急着载我回家，而是到镇上找个小馆子吃碗襄阳牛肉面，再到汉水边转转。
表弟长得黑壮多了。许是经常在工地或地里干活的缘故，不像以前在家里蓄着，像个白面书生。还是喜欢穿白衬衣，看上去干净清爽，又有点说不出来的滑稽。听母亲说，他在建筑工地给二舅打下手，搬砖、拌水泥、递灰桶等。二舅在镇上做工多年，终于从纯体力劳动的“小工”成长为有技术含量的“大工”，也就是砌墙的“泥工”“泥瓦匠”。二舅想让海亭直接学做“泥瓦匠”，但是他不想学，也搞不好，不是砖砌歪了，就是勾缝不匀，只能干些简单直接的体力活儿。不过他还是那么爱干净，在工地上干得一身泥灰臭汗，回家前一定要冲洗一番，再换上白衬衣骑着摩托呼啸而去。
在我面前，表弟一向有些拘谨，不似在母亲面前那般放得开。但是他又喜欢找我，听我讲些外面和大学校园的事情，一副神往的样子。
“小哥，你说，谈恋爱是什么感觉？”那时，我们正对着烟波浩渺的江面出神，他冷不丁问了一句。
我心下暗喜，表弟也有心事了，难道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咋，你也有喜欢的人了？”
“不是，就是有些好奇。”表弟咬着嘴唇，头一低，脸有些红了。
那时候我正处于青春萌动期但并无实践经验，学习之余心思都在学校附近的网吧打一款叫“星际争霸”的网络游戏，但在表弟面前我还得维护好形象，便用室友对初吻的感受来敷衍他：“谈恋爱嘛，你首先得去找到一个人谈，谈了你就知道了。那感觉怎么说呢，丝丝的，凉凉的，还有点甜。”
“丝丝的，凉凉的，还有点甜……”表弟一边念叨一边思索，突然恍然大悟道，“那不就是夏天吃雪糕的味道吗？！”
我俩一起对着汉水哈哈大笑。
等海亭终于知道恋爱的感觉，已是十年之后了。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娃已经会迈着小短腿到处乱跑了。这十年间，其他表弟也陆续成家立业，海勇中师毕业后回张集镇教书，老婆就是同一所中学的老师；大姑家的东生娶的媳妇是在广东打工认识的，后来两人一起返乡创业，从摆地摊到在县城开了一家生意不错的服装专卖店；二姑家的少华在广西当兵，服役期满后竟然收获了一个女朋友回来，清瘦而文静，说着一口普通话。
只有海亭的婚恋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二舅妈每每跟母亲讲起愁得不得了,说现在农村的女孩越来越少了，要么往镇上城里嫁，要么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怎么看得上海亭这样的泥腿子呢，她们只会往外面找条件更好的。乡村留守的男青年越来越难找媳妇，光棍越来越多，只能找邻县山区的、家庭条件差的，实在不济，找残疾人也行。关键是海亭一方面不开窍，一方面要求还高。长得不好看的不喜欢，不爱干净的不喜欢，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又不会讨对方喜欢，没搭讪几句就结巴、脸红。眼看着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这么四六不着调的，自己一点都不急，成天价就知道骑着个摩托车东奔西跑，还不知道在哪儿弄来个鱼竿，去水库和江边一坐就是大半天。
二舅妈向来这样，性子急、说话直，脾气来了对着海亭就是一顿劈头盖脸。海亭总是不吭声，任母亲伸出再多话语的拳头，也只能打在一堆棉花上。被叨叨得实在受不了了，就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跑掉了。
“小米，你这个当嫂子的去跟他聊聊吧，看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有次去二舅家拜年，二舅妈请小米帮着开导。
那时二舅家已经拆掉原来的土房老宅，盖起了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一楼有宽大的庭院，面朝着一望无际的田野，二楼地面跟公路齐平，有晒场和车库。是二舅跟海亭辛辛苦苦盖起来的，也是为海亭准备的婚房。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东风到底在哪儿，一点都没影。
海亭正在二楼客厅给大伙倒茶，小米接过一杯，顺便跟海亭聊了几句。
“海亭很正常啊，并没有二舅妈说的那样怕跟女生说话，应该是没有对上眼的。相比找不上媳妇的焦虑，他更烦的是父母的催婚和唠叨。”小米后来跟我讲。
烦躁苦闷或无事可干的时候，海亭就带上钓具，骑上心爱的摩托到处跑，邻近的谷城、丹江口、邓州，远一点的十堰、南阳，他都去过。他成了一个骑行加钓鱼爱好者，这或许是他的动静之道、心安之法。一个人迎着风在路上奔驰，或者对着平静的水面如太公钓鱼，可以什么都不想，什么郁积都随风飘散，他的内心被清空，如同止水。
海亭终于有女朋友了，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女孩是县城边上的，长得可排场呢。嘴也甜，跟着海亭‘哥哥哥哥’地喊得亲。”母亲高兴地对我说。
我也为表弟感到高兴。一个本就不被看好的乡村大龄男青年，终于执拗地等来了他想要的爱情，殊为不易。而且从世俗角度来看，对方条件也不错，简直是高攀。女孩叫小霞，比海亭小十岁，家在县城附近的镇子上，算得上半个城里人。小霞父母长期在县城打工，父亲做室内装潢，母亲帮着打下手——如此说来，他们跟海亭父子也算是同行，就这样慢慢认识了。小霞的父母看到海亭干活勤快、肯吃苦，又爱干净、不多话，觉得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便有心把自家的女儿介绍给他认识。就像是瞌睡遇到枕头，二舅感到这简直是喜从天降，而且海亭也没有犯轴，小霞清秀的容貌以及不谙世事的纯真，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让他一下子就有了一掬在手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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