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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女性与共同体”的主题揭示了女性在集体结构中的生存困境与主体性突围的双重张力。传统社会结构往往通过空间规训和劳动分工，将女性限定于维系社群情感纽带的特定角色，而文学创作者们不断通过叙事革新探索共同体话语构建的新路径：弗吉尼亚·伍尔夫借助意识流打破线性叙事框架，托妮·莫里森通过身体意象将个体经历转化为群体记忆的载体，奇玛曼达·阿迪契等后殖民作家则以跨种族女性同盟打破本质主义的固化边界，建构霍米·巴巴所称的“阈限性共同体”。在生态书写领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生育主题的隐喻性探讨，厄休拉·勒古恩借助性别模糊的文明设定，将人类共同体的认知拓展至自然生态维度。这些文学实践既反映了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结构特征，也通过艺术想象呈现出突破传统框架的叙事可能，在个体命运与群体关系的辩证中开拓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新型关系网络。

近日，第三届全国外国文学研究“眉湖论坛”暨第二届外国女性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圆满落幕。本届盛会以“女性与共同体”为学术坐标，由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和《外国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三百余位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齐聚眉湖河畔，共同思考女性在家庭、社区、族群乃至国家层面的共同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探讨“女性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与发展方向。

作为眉湖论坛的发起人，郑州大学教授张莉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女性群体具有双重镜像——她们既是文明火种传递者，用母性、劳作与记忆织就共同体的无形纽带，又是困在历史暗室的棱镜，始终折射着波伏瓦笔下的“他者”困境。以创新共同体形态消解结构性偏见，构建包容性社会底色——这既是文学研究的学术使命，更是破解现代性困局的文化实践。

文学叙事与女性共同体构建

叙事传统与女性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联系深邃而紧密。叙事不仅是一种个体表达的方式，更是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学叙事，女性得以书写自身历史、编织情感纽带，进而构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清华大学教授曹莉以山鲁佐德这一经典女性形象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女性叙事在文学中的延续性与生命力。她指出，女性叙事不仅是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更承载着超越时空的精神意蕴，构筑起一座象征理想与自由的永恒乌托邦。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丽亚以《她乡》为例，阐释乌托邦叙事如何构建女性共同体。在她看来，吉尔曼通过虚构全女性社会，既批判了20世纪初美国性别偏见，又借“女性与自然认同”联结的叙事策略，展现另类的社会组织形态。然而，这种认同并非源于自然属性，而是乌托邦叙事的文化建构。在这一框架下，《她乡》不仅提供了女性共同体的理想化想象，也映射出现实社会对女性身份的界定方式。

女性作家借助个体生命经验的互文性叙事，以文本为棱镜折射出隐形的性别联结，将私人领域的絮语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宣言，从而在解构父权叙事裂隙处建构起具有疗愈属性的女性共同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金冰以A.S.拜厄特的创作为例，提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女性共同体建构方式，强调多重身份协商与知识场域的动态互动。她谈到，拜厄特突破“受害者同盟”的固化叙事，通过个体经验对话构建流动关系网络，主张历史书写需批判性审视文化传统中的女性认知裂隙，而非简单的性别置换，并强调女性应以多元主体身份参与文学、科学、历史的意义生产，以规避性别本质化陷阱。

在对《黄色墙纸》和《觉醒》的对比性分析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雪岚揭示了女性“疯狂”的双重隐喻：一方面，父权社会通过家庭、医学和道德规训将女性病理化，另一方面，女性通过极端方式突破传统共同体的束缚，进行抗争。两位女主角的悲剧性崩溃暴露了“贤妻良母”规范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由此，只有打破将“母职”“妻性”视为天然纽带的压迫性结构，在承认差异与尊重主体性的基础上，才能构建一个包容的共同体。

世界文学中的女性

世界各国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将个人经验升华为群体记忆，在挑战殖民历史叙事与父权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形成跨越文化差异、兼具抗争性与包容性的女性精神共同体。山东大学教授李保杰聚焦海外华人文学中的“金山叙事”，剖析留守女性作为“文化守成者”的独特作用。她们通过维护家庭伦理与传承传统文化，建构了一种隐性的另类英雄形象——“金山婆”以留守姿态支撑家庭物质基础、守护文化基因，在男性移民的财富叙事之外进行补充性文化抵抗。该研究不仅解构了移民共同体构建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也使女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双重角色得到彰显：既为家庭核心支柱，亦是跨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勿忘塔兰泰拉》是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东南大学教授柯英认为，穆尔海德通过蛛网式叙事结构与多声部叙述，展现了女性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小说以塔兰泰拉舞为核心意象，连接不同地域与背景的女性，使舞蹈与写作成为女性集体记忆与精神觉醒的载体。女性通过交流与书写实现自我认同，塑造开放且富有生命力的共同体，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叙事模式及研究视角的启迪。

通过对比分析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跨世纪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车琳指出，法国文学中女性共同体的建构，是以解构父权话语体系与批判性历史承袭为双轴，将女性从“他者”转化为知识生产主体。这一共同体意识，既超越了两性对立，又彰显了法国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平等的持续追求。当代女性共同体需在历史经验谱系与技术资本主义现实之间，构建能应对流动性、后人类困境的新型伦理联结框架。

跨媒介视域下的女性叙事

在传统的文学形式之外，跨媒介叙事通过多模态文本实践，重构了女性共同体的生成机制：期刊的物质性传播网络与剧本的表演性话语体系，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单向度叙事模式，形成媒介间性框架下的互文系统。这种互文性不仅实现了女性记忆档案从私人书写到公共领域的空间转换，更通过不同媒介的协作，在印刷文化、舞台艺术与数字平台的交叉界面中，建构起具有时空穿透力的集体身份认同范式。复旦大学教授Sandro Jung以19世纪英国地方刊物Ladies Memorandum Book为中心，探讨其作为女性诗歌发表平台如何促成区域性写作共同体的形成。他认为，女性作者通过诗歌创作确立区域与性别双重身份认同，并运用性别化修辞策略发展独特的文学生产机制。这不仅揭示了该共同体在刊物内部互动与地方出版网络拓展中的运作逻辑，丰富了19世纪女性文学传播研究，也为文学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新的出版文化视角。

小说的戏剧性已成为跨媒介研究的重要议题，不仅揭示小说与戏剧之间的媒介交互关系，亦可深化对叙事方式与女性文学共同体表达的理解。北京大学副教授修立梅聚焦小说与戏剧的跨媒介互动，探讨“剧场小说”在艾丽丝·默多克作品《语词孩子》中的呈现。在她看来，默剧的表演性体现了默多克对语言、现实以及自我塑造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女性作家借助跨媒介叙事突破传统边界，构建兼具个体经验与集体共鸣的文化身份，并拓展了女性叙事的方法论。

多元化与异质性

女性群体在跨越种族、阶级、地域等边界的对话中，通过承认多重身份的交叠与冲突，在差异协商的动态过程中，构建起既保持个体异质特质、又具备集体行动张力的共同体架构。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李锋通过分析《你们这些还魂尸》中的时间循环与性别转换，解构了传统性别观念与共同体归属的固有关系。他认为，小说打破了生育与女性身份的关联，消解了生理性别对共同体的限制，并通过流动的性别身份挑战社会规范。在对性别角色“表演性建构”的探讨中，揭示了女性共同体边界在去本质化语境下的重构，是一种基于动态身份协商、而非固定生理属性或社会分工的共同体。

通过对奥斯丁小说中“闲言碎语”的解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何畅揭示了这一性别化话语实践的矛盾特质：它既是父权制度下的话语规训产物，又成为女性在私人领域建构替代性公共空间的特殊策略。这些日常言语既折射出前现代社会中女性公共参与的边缘化处境，也暗含她们通过符号化语言争夺话语权的努力。这一研究为理解女性如何在压抑语境中通过微观话语实现自我赋权提供了理论视角，修正了传统公共领域理论对女性经验的遮蔽。

在对《不存在的女孩》的解读中，郑州大学教师袁杰指出，该作品以禅宗“不二”思想为核心，试图建立一种去中心化的生态哲学——既非人类凌驾万物，亦无种族或存在者之间的等级差异，在挑战西方进步史观和主客二元论的同时，指向一种万物共生、时空交织的新型共同体哲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金莉在梳理我国外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时，阐释了“女性与共同体”议题的学术生长点及其现实关切，强调女性创作主体、性别叙事范式和研究者主体性三重维度对当代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启示。郑州大学教授高晓玲指出，“共同体”概念历经古希腊的共善实践、滕尼斯的有机共同体理论到鲍曼的情感联结观，始终围绕共同理解与情感纽带展开。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研究应捕捉女性在文本内外重构共同体伦理的实践轨迹，重视女性文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中的作用。

在当代语境下，女性与共同体的关系呈现为一场解构与重构的双向运动——既打破以同质化为内核的传统共同体想象，也拒绝将差异固化为新的本质主义牢笼。通过文学书写、身份协商和跨文化对话，女性群体以流动的异质性重构共同体范式：它既非虚幻的普遍性承诺，也非碎片化的个体独白，而是在承认创伤裂痕和权力褶皱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话语生产与行动网络，在父权制与殖民性的裂隙中培育出具有伦理温度和变革潜能的共生之网。

（作者系郑州大学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