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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加利马尔出版社近日推出了七星文库版的左拉《三城记》（Les trois vi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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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上市的这一版《三城记》厚近2000页，由83岁的著名左学家雅克·努瓦雷（Jacques Noiray）教授注释并导读，不仅收录《卢尔德》《罗马》和《巴黎》三部小说的全文，还首次公开了多份从未面世的手稿札记，以及左拉在卢尔德和罗马考察期间写下的旅行日记。

我们知道，从1869年起，埃米尔·左拉便以巴尔扎克式的宏大气魄，开始创作“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就是后来以家族两支系命名的鲁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从1871年的《鲁贡家的发迹》到1893年的《帕斯卡尔医生》，最终完成了20卷。1891年9月，51岁的左拉正处于创作巅峰期，名利双收，却试图突破自然主义的桎梏，转向一种“更广阔、更复杂的真实描绘”，以把握当代的现实。他在卢尔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新灵感。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撼，他当即构思了一部关于朝圣与奇迹之城的作品框架。那些既渴望超自然救赎又深陷贫病的人潮将长久萦绕在他心头。一年后，三部曲的构想诞生了，主人公皮埃尔·弗罗芒的信仰之旅将从基督教复兴的希望最终走向对科学真理的皈依。首部《卢尔德》1894年付梓后即被列为禁书。《罗马》和《巴黎》于1896年1898年相继问世。

同为七星文库编委的斯特凡纳·拉蒂（Stéphane Ratti）教授3月21日为《费加罗报》撰文指出，相对于大名鼎鼎的鲁贡-马卡尔家族系列，《三城记》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左拉世界。新的三部曲标志着左拉“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终结，也是自然主义的终结。左拉本人最终出于厌倦而将其抛弃，甚至可以说他彻底否定了自我。早在1891年，于斯曼就将自然主义贬为‘鼠妇主义’，阿纳托尔·法朗士同年面对某记者‘自然主义是否病了’的提问时也说，以他之见，它已经死了。世易时移了，这一点左拉也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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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艺出版社在1993年首次出版了毕修勺翻译的这三本小说。关于《卢尔德》的介绍是：“彼得教士为了治好女友玛丽的痼疾，陪她去法国南部的鲁尔特朝拜圣迹洞。结果发现所谓的圣母显灵治病纯系一场骗局；所谓圣城、圣母岩洞等圣地都是商人牟取暴利、教士垄断欺骗教徒的发迹场所。大批善男信女仅是那些心怀叵测之徒的愚弄对象。小说对商人的贪婪、宗教的虚伪、人性的扭曲作了无情的揭露。”

《罗马》的内容是这样的：“青年教士彼得在帮助老神父收容和照料濒于死亡的流浪儿时，对社会下层的失业、疾病、死亡等触目惊心的丑恶有了深刻了解，并产生了改革宗教以拯救苦难众生的愿望。然而现实无情：他撰写的《新罗马》被教庭列为禁书；他赶到罗马拜见教皇，迎接他的却是一个神秘、虚伪、冷漠的世界；他接触了一个个心怀叵测而又虚伪的高级神职人员，目睹了贵族小姐扭曲了的爱情诞生的婚姻悲剧，看到了为争夺教会权力而实行的谋杀……当扑朔迷离的‘未知’逐渐明晰时，彼得才知道自己始终被几乎全罗马上层人物都参与了的大阴谋控制着，始终被他们玩弄于掌股之上。小说彻底揭穿了教会的虚妄，并暗示只有摒弃宗教、提倡科学才能解救社会。作者成熟的艺术手法使作品透出巨大的感染力，又带有几分怪诞、畸形的成分和色彩。”

到了最后一部《巴黎》，“全书以通过募捐与赈灾穿梭于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神父彼得的活动为中心线索，将资产阶级荒淫奢糜的生活和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处境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在社会行为方面，本书突出描写了以杜维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萨尔华为代表的无产者所进行的血与火的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本书则着重揭示了以彼得为代表的神道主义者和以威廉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所进行的灵与肉的冲突。本书气势恢弘、笔触细腻，人物形象众多而丰满，全方位地展现了19世纪后期巴黎社会的全景图画，是继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之后的发展与创新”。

法国《图书周刊》今年3月23日发表的评论说，“在阅读这三部鲜为人知的小说时，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惊人的现代性和极具当代意义的主题”。文学转向预示着左拉的人生选择。自1895年起，他便坚定地站在德雷富斯上尉一边，这一立场将主导他的余生。或许正是这份执著，导致他在1902年9月29日离奇地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有人把他家壁炉的烟囱堵死了。

传记家亨利·特鲁瓦亚（Henri Troyat）记载了当时巴黎的传言：左拉是自杀的；左拉是被妻子毒死的；左拉是被法军总参谋部二处暗杀的！ 而作家的儿子认为，政治谋杀的推断要比官方的事故性一氧化碳中毒的结论更有说服力。但如果披露左拉死于谋杀，德雷富斯案所引起的狂热必将在法国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