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汉文版2025年第4期|钟二毛:东江纵队(长篇小说 节选)
钟二毛,瑶族,湖南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在《当代》《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并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小浮世》,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旧天堂》等10余部。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入选《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排行榜等。
第一章 书生扛枪
国民党军官香港“嗨皮”
日军乘机登陆大亚湾
从弥敦道出发,先轮渡,后电车,曾生赶到香港皇后大道中十八号时,日军登陆广东已经整整一天了。
香港依旧繁华。街市上,车跑得欢快,人也走得很快,个个都是攒足了劲要去办大事的样子,碰到路口狭窄或者人多拥挤,还走到车道上,小跑起来,差点儿被车撞到。钟表、时装、百货、西点、酒楼的招牌,春笋一样耸在行人头顶上空,挤挤挨挨,看谁比谁更抢眼。
街上有报童叫卖:“日军入侵华南,日军入侵华南,日本仔打到广东啦!”
很多人围着买报纸,茶楼上还有人甩着纸钞,吆喝报童把报纸送上去。报童知道送报上楼有小费拿,飞奔了上去。原地看报的人,三下两下看完大标题,又或者扫了一眼正文,三三两两你一句我一嘴议论起来:
“广东要遭殃了。”
“还好,没打香港。”
“不会打香港的啦,香港没有国民党军队,香港有英国人在。”
话题开始转到国民党军队:
“香港没有国民党军队,但有国民党军官,喝酒泡妞,估计现在都还没起床吧。”
“起床了也没用,赶回广东,听到炮声,一样守不住。”
“几大个师几大个旅,那么多兵力守,都守不住。”
曾生不想听下去了,继续往皇后大道中的方向走。日本人登陆大亚湾的消息,昨晚就知道了。日本人进攻华南,迟早的事,而且早有铺垫。年初的时候,六千多日本兵攻占珠海的三灶岛,村庄被推平,修建成机场,强奸妇女,杀小孩子,烧光、抢光、杀光,两千多男女老少被集体枪杀。听逃难到香港的人说,老百姓的血流在烧焦的土地上,大片大片的,多看几眼人就会发晕。后面北海的涠洲岛、汕头的南澳岛,以及蒲台、担杆等岛屿都被侵占了。他们派了大量部队,海陆空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封锁广东沿海,阻止中国通过海上运输渠道进口抗战物资,同时准备入侵、掠夺。
国民党部队当然也是晓得日本人意图的。他们在珠江口停了七艘军舰,虎门也有他们的布置。他们的番号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第一五一、一五三、一五六、一五八、一八六师;独立第九、二十旅。
但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心不在打仗上,在享乐上。10月10号,国民政府国庆节。就地欢庆一下当然没有错,搞个文娱表演,聚个餐,加个菜什么的。可这帮军官头头非要把庆祝活动搞到香港来,大办国庆宴会。驻守防线的高级军官,到了香港,先是入住酒店,然后换上漂亮制服,头发梳亮,有老相好的赶紧联系老相好,然后一起出席富丽堂皇的欢庆宴会。头顶是闪烁的水晶灯,脚下是软软厚厚稍不注意会崴到脚的进口地毯,现场乐队由萨克斯手鼓起腮帮吹出第一个悠长缠绵的序曲,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都是少不了的,烤乳猪抬进大厅,与各色美酒的香气融合到一起。“来吧,国庆快乐!”中央一围台,几位师座齐齐举杯,所有人也都放开了肚子和胆子。远离咸湿海风和嘈杂环境,酒是一定要喝够的,舞也是一定要跳够的。很多军官都是单身,即便不是单身,此刻也当自己是单身了。
第二日,这些军官自然是起得很晚的。大家好不容易从乱哄哄的驻地来到香港这“花花世界”,当日返回是不太可能的。日头升到半空了,或者中午了,军官们才伸个懒腰把床起了,吃了精致的午餐,买东西购物是不能少的。给自己的,给上司的,给女人的,给家人的,逛完街就到日暮时分了,接下来三五个合得来的同事组局继续没喝完的酒、没跳完的舞。
一通声色犬马过后,再一觉醒来,蹬开被子,已经是12日了。日本人早摸上了大亚湾。
12日这个登陆时间,是精心策划了的。日本人算好了国民党军官大老爷们至少要在香港住满两个晚上,甚至更久。部队没有了军官指挥,那不叫部队,叫一盘散沙。面对日军的枪炮,师也好,旅也罢,中下层官兵只能象征性地抵抗几下,边打边退,甚至干脆不战而逃。
“此刻他们应该正慌忙集结、商议怎么安全地赶回广东、如何向上峰解释他们的香港之旅吧。”曾生一边摇头,一边加快了脚步。到了,前面就是皇后大道中十八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敲定曾生回东江抗日
无经费无武器无经验
皇后大道中十八号,是栋两层小楼,灰白色的墙体,夹在左右比它高出一大截的楼房之间,显得敦厚结实。一楼卖的是百货,二楼是茶叶批发零售,“粤华公司”绿色招牌挂出墙体,也是格外耀眼。毕竟地处皇后大道这个商业旺地,顾客很多,一楼上二楼的楼梯不算窄,但因为上上下下的客人太多,大家不得不侧转身子穿行。
在一楼观察了一会儿,曾生才噔噔急速上到二楼。二楼也是热闹场景。小平头微胖男子是公司老板,叫陈新,正在柜台前包装茶叶。他身后是十几个大肚小口的铁皮铝罐,罐子上标着“苏州碧螺春”“杭州龙井”“福建乌龙”“黄山毛峰”等等。几个顾客坐在椅子上,一边品茶,一边说着闲话,头发白了大半的陈妈时不时给茶客们续水。陈新注意到曾生,使了个眼色,提高声音招呼:“刘老板来了,你的茶叶备好了,在仓库里。”
陈妈站起来,曾生跟着,进了里间。咳嗽一声,门帘挑开,见廖承志坐在背靠窗的条凳上,一身银色西装,红色纹路领带,头发整齐发亮;吴有恒面冲着门口而坐,脸型冷峻有神。桌上茶杯里的茶满着,不见热气,似乎没人动过。
陈妈转身出去,仔细拉好门。廖承志站到窗前,将窗外左右远近都看了看,才关起窗。瞬间,小房间里安静了许多,光线也暗淡下来。曾生坐吴有恒的对面。
廖承志手叩桌面,曾生、吴有恒将头凑了过去。
“重要事。”廖承志声音低沉,又重复了一句,“很重要。”
“延安那边,党中央早已经掌握了日军要在广东沿海登陆的情报,国民党抗战的意志不坚决,河源、惠州、东莞、珠三角这一大片,也就是东江地区将很快沦陷。党中央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停顿了一下,廖承志继续说:“党中央要求我们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由市委或者海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带回去。今天找你们二位,就是研究这个事。”
说完,廖承志咕噜几下,把杯里的茶水喝光,拿起茶壶,给自己和曾生都倒满。
“我回去!”吴有恒立马表态。
“还是我去。”曾生一拍桌子,茶水都溢出来了,赶紧用手掌抹了一把。
廖承志低头找到一块抹布,丢了过来,“你们两人只能走一个,说说你们的理由。”
吴有恒脱口而出:“回广东搞根据地,作为广东人,义不容辞。”
“我等都系广东人。”曾生反应快,来了句粤语。
廖承志笑着看了看吴有恒。
“我比你年轻三岁。”吴有恒急了,搬出一个理由。
曾生把抹布对折对折再对折,说:“不开玩笑了,说认真的了。回东江打游击,我比吴书记更有优势。理由呢,第一,从个人来说,吴书记是恩平人,讲粤语、白话,东江地区呢,客家人,讲客家话,你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我是惠阳坪山人,正宗的客家人,语言通。还有,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在坪山搞过抗日宣传,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基础。第二呢,从组织上说,惠阳县淡水、坪山地区的党组织是由我们海委直接领导的,我从担任海委组织部部长到书记期间,负责指导他们的工作,现在家乡沦陷,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我有责任回去组织群众,开展救国救民、保家卫国的抗日游击战争。”
吴有恒没话说了,只好看向中间的“裁判”。
廖承志手掌轻轻一拍吴有恒手背,“语言通,又熟悉情况,那就曾生去吧。曾生更合适。香港的工作也很重要,你留在香港,担子也不轻啊。”
吴有恒点了点头。
“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廖承志又拍拍曾生,“你回去名声很大,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但是要做起来,困难一定很大。一没有经费,二没有武器,三没有经验。”
曾生望了望吴有恒,又望回廖承志说:“三无啊。”
“三无,就是三无!”廖承志说。
三人沉默片刻,廖承志又说:“但是,东江也有很多有利条件。大革命时期,那里的农民运动开展得很好,人民群众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现在呢,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更好的群众基础。日本人登陆大亚湾,国民党一盘散沙无效抵抗,此时正需要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看到希望。在这个时候回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群众会支持我们,国民党也不会马上反对或者阻挠。敌人刚登陆,还没站稳脚跟,敌伪统治秩序没有建立,还顾不上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一大好时机,大力发动群众支持、参加抗战,努力做好统战工作,特别是国民党驻军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相信,只要工作做好了,局面是可以很快打开的。经费、武器,一边干一边想办法,会有的。”
说完,廖承志又咕噜几下,把杯子里的茶喝完了。
曾生若有所思。吴有恒调侃了一句:“反悔了?我去?”
“想得美。”曾生举起茶杯,碰了一下吴有恒的茶杯,“我刚才在想,我这边该派哪些人回东江。大概名单基本上有了。”
“脑子转得够快。”吴有恒向曾生翘起大拇指,“我们省委就调周伯明、谢鹤筹,他们既是得力干部,又在军队工作过,有军事知识,最合适不过了。”
“那就这么定,尽快出发。”廖承志站起来,握住曾生的手,用力地摇了两下,曾生看看吴有恒、廖承志二人,也使劲地摇了两下。
吴有恒把门打开,一大束光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
东莞游击队牺牲十一人
抗日打仗不是请客吃饭
从“粤华公司”返回家的路上,曾生就在想,回东江组建抗日武装,不可能只从香港带去几个得力干部,到了东江再拉队伍。要从香港带一支队伍过去,再吸纳当地力量发展壮大。那就从自己最熟悉的海员入手。吴有恒那边,也是一样,要请他再贡献一批得力干将。
策略一定,曾生家门都懒得进,径直去了弥敦道,召集海委的领导同志开会,想点子、出主意,物色人员。人员确定了,又逐一宣讲、谈话、解惑、答疑。
就在曾生紧张筹备的时候,日军入侵华南的攻击一波比一波猛烈。13日当晚就听到消息,为了速战速决,登陆大亚湾后,日军立即安排了一辆海军舰艇向汕头方向佯攻,实则是声东击西,同时派飞机把国民党停泊在珠江口的七艘军舰全部炸毁了!
后面几天,从香港赶回阵地的高级军官们卖力组织军队抵抗,也不乏英勇之举,但大势已去。很快,惠州、罗村、石龙被占领。21日下午,广州沦陷。士兵在前,装甲车在后,日军沿街扫荡广州城,见人就杀。老百姓四处奔逃,很多人被埋到黄埔文山的一条壕沟里。
看到这些消息,曾生焦躁不安。他恨不得带着一支队伍飞过去杀敌、保护家乡百姓,但同时又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冲动和幼稚。
“别太着急,容易上火。”晚饭后,妻子阮群英给曾生煮了碗凉茶,递了过来。桌子上还有一份报纸。阮群英点着一行标题说:“你看,东莞的抗日游击队。你们以后也会是被老百姓拥护的。”
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事迹,曾生白天就听负责传递情报的交通员说了。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就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全是年轻人,还有女兵。19日,石龙沦陷。东莞县常备队第二中队和模范壮丁队开往峡口一带设防,仗着对地形熟悉,换个地方打一梭冷枪,击退日军多次渡河进犯。
一岁多的儿子醒了。曾生赶紧过去抱起,小声地哼起歌谣,放安稳重新入睡的孩子,曾生站在窗前。香港是个不夜城,窗外车水马龙、霓虹闪烁。香港虽然现在还是舞照跳,马照跑。可真会一直这么下去吗?德国希特勒在欧洲不断挑起事端,试探英法态度,整个欧洲仿佛坐在火药桶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华北失守,武汉、广州沦陷。日本这样做不但威胁美英等国在中国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平衡,但另一方面,美英又乐于借日本之手镇压中国的革命,更希望日本能北侵苏联。国际关系太复杂了,像理不清楚的一团麻纱。
“我跟你一起回去。”阮群英站在曾生身后轻轻说。
“你……”曾生犹豫了一下,“我们是抗日、打仗,你一个女人能干什么?”
“抗日、打仗,你不需要人去宣传、动员?我可以教书,还能演话剧、写标语。”
“儿子……”曾生眼神低垂,带着愁绪。
“儿子我带在身边。谁说有孩子就不能工作?”她声音高了一些。
曾生“嗯”了一声,“那就去。不仅仅是宣传员,还可以搜集情报、送情报。”
“没问题。”妻子转身回了卧室。
曾生再度远眺夜空。他想,这浓墨般的夜色,也一样笼罩着自己的故乡,东江—惠阳—坪山。那里此刻一定不安宁,他脑海中浮现出抗日模范壮丁队员们冲锋、胜利、失守的情景,浮现出十一个战友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心绪不宁,曾生果断关了窗户,转身收拾自己的衣物。
天亮就出发,回东江。
好友前来相劝
莫要书生扛枪
衣物拣到一半的时候,邓天明来了。手里提着两包茶叶,径直进了卧室。
邓天明算是曾生广州读书时的师兄,因为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杞人忧天的表情,几个老乡私下里开他玩笑,叫他“杞人”。前几天,曾生发动他回乡抗战,他婉言拒绝了。尽管如此,曾生仍很看重和邓天明的情分,赶紧泡茶,摆出满盘的点心。
邓天明也是坪山人,小时候两人都在坪山小学,虽然相差两个年级。1923年,曾生高小毕业,当时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和孙中山居所。坪山成为军阀混战的边缘地带,大家每天都担心万一一个炮弹掉在房顶,轰隆一声,性命不保。家里有海外关系的,都出国了。一个六月天,曾生出街去找小伙伴玩,一个高个子男生拦住他,还给了他一根白冰棒。高个子男生穿得好整齐,天气那么热,雪白的衬衣扣得严丝合缝,还系着黑领结。他的喉结顶上有颗痣。他说:“我知道你叫曾生,我高你两个年级。有人看见过你和欺负同学的恶霸单挑,好样的。”
曾生没说什么,因为手里的冰棍就要化掉,赶紧吃起来。
“我要去澳大利亚读书了,你呢?”高个子男生问。
“我……我在坪山。”曾生说完,又补了一句,“我爸也在澳大利亚……做工。”
高个子的父母在催了。他们请了两辆黄包车,其中一辆上摞着几个大牛皮箱子。“你也应该出国读书,学知识。我叫邓天明,再见了。”
那天回到家里,曾生和母亲讲起在街上碰到的事。母亲放下手里正在缝制的衣服,盯着曾生看了很久,没说话。吃饭的时候,母亲才说:“你也去澳大利亚吧。”
澳大利亚?除了知道父亲在那里打工,曾生一点概念都没有。现在又多了一个,就是同乡邓天明也去了澳大利亚。
曾生答应:“去就去呗。”
没过多久,曾生真的去了澳大利亚,一路上是三叔陪着。到悉尼,见到了有点不敢认的父亲。父亲老了,额头满是皱纹,两鬓全是白发。他们父子住在一个小阁楼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摆在地上的皮箱子,桌子都没有,写字就把箱子当桌子。曾生先在一所教会读了补习学校,学语言。语言过关后,读了初中。初中三年之后,又读了商业中专,学习会计知识、打字、速记等等。后面两年,人大了,情况也熟悉了,开始帮父亲卖货、收银。
卖货第一天的第一单,是一个和自己一般大的白人孩子来买水果硬糖。付钱的时候,曾生说“谢谢”,没想到白人孩子却翻了一个白眼丢下一句话:“东亚病夫。”
这句话,曾生听过很多遍,但冲着自己来的,这是第一次。曾生抓起一个玻璃瓶,要冲出去,被父亲一把拽住了,“做你的事!”白人孩子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父亲说:“国家不强,老百姓受气,别逞强,逞强要遭殃。”从此,曾生宁愿搬运货物,也不站在柜台里收银了。
1928年,18岁的曾生商业中专一毕业,父亲就决定回家,“落叶归根”。
这也正合了曾生的意。
从澳大利亚回到坪山后,父亲把漂泊海外积攒下来的钱都拿来买了田地,一共有十来亩。自己种,也租给别人种,家里生活保障还是有的。父亲想让曾生去香港找工作。可在香港工作,光会说英语还不行,于是,就让曾生继续读书。曾生提出要读书就去省城广州,考孙中山亲手创办的中山大学。
曾生先上了中大附属中学读高中,课余在“百粤补习学校”补习中文。这个学校的校长叫潘子湘,是个怀才不遇的大学生,痛恨军阀,不愿和旧势力同流合污,经常鼓励同学认真学习,将来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做贡献。曾生在这个学校进步很大,半年后就考上了中大附中的预科班,读完预科班,就可以上中大了。
平静的学生生活,在1929年冬天被打破了。快到期末考试的一个晚上,一大批军警突然出现在曾生和同学们租住的宿舍里,他和几个同学被抓进了牢房。
怎么回事?
几个同学冷静下来分析原因,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管牢房的兵头子很粗暴,动不动一条长长的警棍捅过来,打完人还朝他们吐口水。饭菜全是隔夜的,又酸又臭,令人难以下咽。几个胆小的同学哭个不停。马上要考试了,耽误不得。曾生想安静一会儿,一个人移到墙根下,躺了下来。他发现墙上有一些用石头刻出来的字,细细一看,都是一些诗词和口号:“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打倒国民党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曾生感觉自己一身肌肉都在鼓胀,血液在血管里加速奔跑。
“不要怕!”他腾地站起来,又重复了一遍,“不要怕!”
大家忙问曾生有什么办法,“写信,向潘校长求助!”
果然,潘校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做了担保,他们才被释放。一出去,潘校长就说:“你们当了黄明堂的替罪羊。”
黄明堂?
几个同学恍然大悟。他们租住的宿舍房东是黄明堂,黄明堂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后来当了张发奎的部下。张发奎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潘校长告诉大家,黄明堂在广州的任务是策反陈济棠的人,搞掉陈济棠。陈济棠的军警怀疑曾生和他的舍友是跟黄明堂一伙的,所以先下手为强,抓了再说。
原来如此!
情况搞清楚了,但是那天晚上,曾生辗转难眠。以前总觉得国民党能够治理好国家,未来总会一点点好起来,可如今看他们说话、做事,打仗、抓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地盘、利益,你搞我,我搞你,老百姓之幸福、国家之强大,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相反,共产党面对危难、生死,不惜洒热血、抛头颅,表现出英雄气概,定能干成大事。
从那以后,曾生开始搜集、阅读共产党发行的书刊,了解政治主张。1933年进入中大之后,曾生和惠阳籍的同学创办了一本名字叫《铁轮》的刊物,刊登反帝反封建文章,还趁着暑假,带领同学回乡宣传科学,反对迷信。
就是这个暑假,曾生居然又碰到了邓天明。邓天明喉结上有颗痣,太明显了。在围观人群中,曾生一下子就叫出了他的名字。
曾生兴奋地说:“我后面也去了澳大利亚读书,现在在中大。如果不是那个中午遇到你,我可能没想过可以去外国读书,可能一辈子就是在坪山种点田、做点小生意过日子了。”
邓天明也很惊讶,他说:“我也在广州读大学,学校距离中大很近,我们真是有缘。”
从此,曾生就又多了一个同乡挚友。邓天明佩服曾生的胆子大、敢作敢当,很多事情愿意做他的跟随者。
1925年中大就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有党员六七十人,之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大名鼎鼎的学者都在中大任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相呼应,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屠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搞白色恐怖。鲁迅先生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然辞去教务长职务,去了上海。此时不但是中大的党组织,整个广州的党组织都遭到破坏。广州已经很多年没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了。但仍有一些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在青年学生中积极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经同学介绍,曾生参加了各种关心国家命运的活动,并成为学习进步书籍读书会的组织者。
1934年冬天,父亲去世后不久,曾生认识了参加读书会的钱兴,他也是中大的同学。钱兴是广西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一脸正气。确定成为知己后,钱兴介绍曾生加入了“中青”组织。这是一个明确由共产党的宗旨指导和建立起来的秘密组织。成员必须是政治面目清楚、信仰共产主义、严守组织纪律的进步分子。成员之间只能是单线联系,曾生有什么事,只能跟钱兴说。严格考察之后,“中青”分给曾生的任务是组建中山大学平民夜校,平民夜校成为“中青”秘密活动场所。大家在夜校里制作抗日宣传海报、筹划学生运动。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开始了。北平几千名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怖威吓,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唤醒国人。一二·九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12月12日上午,中山大学师生三千多人走上街头,涌向市中心。“全国一致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口号,《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把其他高校、群众都带动了起来。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这还不算,随后的日子,大家要求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紧接着成立了中山大学抗日会,曾生被推举为主席。
1936年1月9日,钱兴和曾生再一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上午,三千多名中大学生向市中心进发。国难当头,进步学生的热情感染着附近的学生和市民。中大附中一千多名学生即刻加入游行队伍。反动的广东省教育厅立即下令各个学校马上放假,学生老师立即回家,不准参加游行示威。然而学生走出校门就加入了游行队伍。到中午的时候,游行人数达一万多人。钱兴和曾生轮番发表演说,工人、农民、市民们也加入进来,下午的时候,人数达到三万人。
“到教育厅去!”下午5点,游行示威即将结束,有人喊了起来,“为什么每次游行示威,教育厅就强令放假和封锁学校?”
钱兴、曾生和其他组织者商量过后,同意了大家的提议。到了省教育厅门口,大家请求对话,教育厅傲慢得很,毫不理会。
“冲进去!”一个男生说完就跳进围墙,把大门打开了,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涌入。有人把教育厅的牌子拆下来,扛回了中大。
冲击教育厅的消息,马上传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广东军阀头子、“南天王”陈济棠气得要吐血,“今天敢打教育厅,明天就敢打我司令部。反了!”
1月13日,陈济棠所部军警就纠集了一大批流氓、特务,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幌子,在荔枝湾对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的学生下尽毒手,打死打伤爱国学生几十人。陈济棠还宣布广州市全市戒严,到处抓捕学生骨干,曾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曾生不得不一个晚上换几个学生宿舍睡,邓天明宿舍,他也猫过多次。曾生睡觉的时候,邓天明就在楼道灯下读书,其实是站岗放哨,这让曾生很感激。
“怎么办?就这么屈服?”有天晚上,曾生问邓天明。
邓天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去香港避一避。”
钱兴也同意邓天明的建议。曾生去香港,他留在广州,继续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就这样,1936年1月中旬,曾生离开广州到了香港。邓天明不久也到了香港,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
曾生到香港做了海员,因为他的侄子曾琮就是海员,在船上很有威信。曾生服务的轮船叫“日本皇后”,是英国公司经营的。公司考虑曾生是大学生,会外语,就安排他做“走钟仔”,就是哪个客舱需要服务,按铃,听到铃声曾生就过去服务。工作相对清闲,没事的时候,曾生就给海员们讲国内外形势,慢慢又将话题引到抗日救亡宣传。一来二去,曾生和海员们就打成一片了,还发现海员中也有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大家决定要把抗战宣传工作做起来,但不能有太明显的政治色彩,于是恢复了早就存在的一个慈善组织——“余闲乐社”。“余闲乐社”的成员会在船上表演节目,也搞一些募捐,用来补贴船员或者有困难的家属,有时候也会说募捐善款将用于支持抗战。分寸把握、气氛都很好,乘客、老板都没话说。当时在香港的大陆海员有五万多人,慢慢地,曾生的名字在海员中间就传开了,爱国进步海员在悄悄聚拢,形成力量。
船上的抗战宣传活动搞了没有半年,钱兴告诉曾生,广州形势缓和了,可以回中大继续读书了。最关键一点,共产党中央从北方局派人到广东恢复党组织,回广州可以入党。
“终于有组织了!”曾生马上买了船票,一路上心怦怦跳个不停,无论怎么深呼吸都不管用,一着急,赶紧用手去按胸口,发现按也按不住。曾生自己都笑了。
他回到广州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生提出自己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做香港海员工人的工作。党组织觉得可行,于是安排曾生在香港海员中建立党的组织。1936年12月,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秘密成立,并继续以“余闲乐社”的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甚至还组织回乡服务团进入广东各地,帮助当地把抗战工作开展起来。1937年,从中大毕业后,为了让香港“海委”有一个联络点,曾生说服母亲卖掉家里五亩田,筹款五百元,在九龙弥敦道租了一层楼,办起了海华学校。这个学校公开招收海员子弟,解决他们读书难的问题。
当时,“余闲乐社”在香港海员中威信越来越高,光会员就有一万七千多人,正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大好时候。只是,曾生不得不放手,离开香港了。
“你在香港搞运动,发挥了你的长处。你是知识分子,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你是行家里手。”邓天明坐了半天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你回老家,是要带兵、带队伍的,是要扛枪打仗的,我担心不行啊。那不是坐牢的问题,子弹呼呼不长眼睛是要人性命的。何况,你父母只生你一个儿子……”
“我了解,你作为朋友的一片好心。”曾生站起来,“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士兵上了战场,就只能扛着枪勇往直前。”
“你这是书生扛枪啊!”邓天明拿起的茶杯又放下。
“书生扛枪,一样可以冲锋陷阵。”曾生轻轻地说,既说给友人,也是说给自己。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