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
内容提要 “新时代文学”是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中心，考查“民族复兴”视野的形成轨迹，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思想命题加以辨析。概言之，文化强国、民族复兴可以为新时代文学提供新的主题与新的思想空间；新时代文学可以为文化强国、民族复兴提供新的经验、新的美感以及精神上的力量。
关键词 民族复兴；新时代文学；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决定》明确“七个聚焦”战略重点，其中之一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奋斗征程中，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生动呈现中华民族的奋斗足迹，这是新时代文学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作协党组最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近代以后，中国文学与民族、时代、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梁启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到鲁迅先生‘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从热忱鼓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红色经典’到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新时期文学，一代代作家始终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为中华民族的前行歌与咏、鼓与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新时代文学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标识性作用，使命光荣、前景广阔。”
在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新的可能性，新时代文学在推进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的回答是，文化强国、民族复兴可以为新时代文学提供新的视野与新的主题，可以建构新的情感结构、开辟新的思想空间；新时代文学可以为文化强国、民族复兴提供新的经验、新的美感以及精神上的力量。
一 “民族复兴”理论视野的形成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国传统文论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立功、立德”同为三不朽的事业；而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中，文艺是上层建筑，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进而改造人们思想观念的重要方式。如果我们参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之一，便是善于把握时代观念的走向，深刻认识到只有在理论上阐明自己的主张，才能掌握主动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打开新的局面。在延安时期，面临民族解放的迫切任务，毛泽东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将文艺工作放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并深刻影响着新时代文艺的发展，但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宏大视野，我们需要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与脉络中对其加以梳理和阐释。
“民族复兴”的理论视野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在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的对话与超越中产生的。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文艺界弥漫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乐观情绪与急切心理，我们因此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民族复兴”理论汲取了历史的正反面经验以及新时期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理论成果，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上并不急于求成，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同时将“民族”“国家”作为思考的单元与重点，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前景作为近期奋斗的目标。这是科学的规划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可以激发我们奋斗的激情与动力，也不会因为理想过于高远而陷入渺茫，可以更加坚定我们脚踏实地向前走的决心与信心。
在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文艺界弥漫着“走向世界”的焦虑与憧憬。在当时的语境中，“走向世界”就是“走向未来”。当时以前者命名的丛书精准地展现了中国人观察、理解西方世界的思想进程；以后者命名的丛书粗陋却又生气勃勃，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思潮有助于我们打开眼界，学习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形式与技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一倾向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在冷战结束前后的思想语境中，“历史终结论”大为盛行，被美化过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似乎成了人类唯一的未来，“走向世界”成了中国唯一的道路。但是以新时代的视野看来，这样的世界图景只是特定年代的“思维定式”，我们现在恰恰需要打破这样的限定，看到世界各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此消彼长，看到不同的发展经验和探索的优劣短长，以便在新的时代与知识视野中重建世界图景。具体到文学领域，和“走向世界”密切相关的文艺观念在当时有很多具体的命题，比如“三个崛起”及其背后所呈现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诗风，比如“文学的主体性”对于人性的高扬和片面强化后所导致的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弱化，比如“写什么”与“怎么写”展现出来的作家对于题材和技巧关系的新拓展及对后者的过分倚重，等等。时过境迁，这些理论命题的现实针对性已经消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后现代的生活状态，作家对于人的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文艺作品叙述技巧娴熟背后的现实关切更弥足珍贵……这些是我们在吸纳、实践、反思的过程中逐步有所体悟的，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一系列文学命题重新加以审视并作出客观总结，意识到这是一种从外部视角评价中国文学的“标准”，也是一种以特定文化观念审视丰富的中国经验的美学规范。
正是出于这种担忧，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文学界出现了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呼吁。笔者是文学界较早使用“中国故事”术语的研究者之一， 2014年曾在《何谓“中国故事”》一文中对此作出过界定：“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较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较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
围绕“中国故事”，文学界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展开了讨论，有人质疑反思，有人提出新的角度，也有人在不断拓展理论的边界。正是在对“中国故事”的讨论与争鸣中，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扭转了新时期以来个人化与西方化的倾向，依据中国本土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经验重新构建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中国文学与中国一样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而正是由于与中国的大地与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中国文学才获得了勃勃生机。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来说，能否呈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能否展示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微妙、矛盾之处，能否探讨并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能否发展出一种新的美学，则是其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里试图确立的评判标准突破了西方文学的规范，更具中国文学的自主意识。
但如果我们将文学上的“中国故事”与“民族复兴”的理论视野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民族复兴”包含着“民族”“复兴”这样双重性的因素，如果说“民族”主要是指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主动性与主导性，那么“复兴”则包含着未来的导向与目标，而这一层面的思想意识是“中国故事”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复兴”的理论视野不仅超越了新时期文学主流的个人化与西方化倾向，也超越了新世纪初“中国故事”的理论内涵，赋予新时代文学一种历史的在场感与行动的方向感。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民族复兴”的内涵，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对几组关系作出辨析。其一是“民族复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国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在将来必然消亡，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具体实践以及理论上的反思，我们也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跨越历史阶段，所以在新时期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民族复兴”正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建构的近期奋斗目标，在整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探索。
其二是“民族复兴”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起源于外敌入侵造成的空前的生存危机，以及国内对家族、地方、阶级、民族等社会意识的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社会主义认同，“民族复兴”是在这样多个层面上的“复兴”，而不是单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复兴。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源于自身单一民族的经验，有其局限性。新中国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格局，在理论与实践上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的讲话中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复兴”不只是汉族或哪个少数民族的复兴，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三是“民族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中，文化保守主义致力于保守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民族复兴”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于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强调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野中看待传统文化，与单纯的保守态度判然有别。
其四是“民族复兴”与“文明论”的关系。“文明论”新一波的兴起与西方学者亨廷顿对国际秩序的分析有一定关系，近年来国内学者多用来突显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但正如刘复生所指出的，“‘文明中国’和一切文明论及文化主义的思路一样，有先天的缺陷。任何试图用文化解释历史，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或将社会历史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的，都不太可能行得通。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的文化解释难以切中要害。应该说，‘文明中国’的很多论者其实准确地意识到了当代世界的矛盾，他们的问题在于，试图仅仅在观念领域去把握和消化它。文明与文化不能解释社会历史，相反，文明与文化要由社会历史得到解释。一旦诉诸于文明的理论模式，就容易陷入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观念泥淖，从而离意识形态神话也就一步之遥了”。“民族复兴”不只是文化、文明层面的复兴，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整体复兴；“民族复兴”也不能仅从文化、文明的层面理解，而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多个视角的分析。
以上我们简略梳理了“民族复兴”形成的历史脉络、文化语境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明论的关联与区别。下面我们谈谈“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文学打开的新的思想空间。
二 “新时代文学”：新的主题与新的思想空间
现在学界普遍将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视为“新时代文学”的历史起点，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讲话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举办视为“新时代文学”的思想原点。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新时代文学”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新时代文学”称为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民族复兴”不仅赋予新时代文学新的主题，而且开辟了新的思想空间，带来了新的意识、新的经验与新的格局。
“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文学确立了新的主题。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文学主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近代以来，中国的时代主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发生改变，从晚清民国时代的反帝反封建、富国强兵，一变而为五四和抗战时期的“启蒙”和“救亡”；由革命年代的“解放”和“翻身”，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和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追求。这些主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都是焦点所在，但以新时代的视野来看，它们恰是与中国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紧密绑定的。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些特定时段，当下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也应该超越这些时代主题和文学主题，与时俱进，并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其加以体察与思考。比如“反帝”“救亡”和“富国强兵”等主题，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在世界上位置的提升，对于今日之中国已经并不构成主要的问题；比如“革命”“翻身”和“现代化”等主题，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已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那么我们当下新时代的主题是什么？自然是“民族复兴”，新时代文学要以极强的自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这一主题作出探索与阐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以来的那些时代主题已不重要，而是我们有了新的高度，新的坐标，新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在“民族复兴”这一更为宏伟且切合当下时代要求的发展蓝图中，历史性地看待以往的历史任务。无疑，在“民族复兴”的新视野下，与救亡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经验、以启蒙为重点的西方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都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及其内在意识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这些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并在新时代的视野中融汇创新。“五四”以来在反帝反封建、启蒙、救亡等进程中，我们的核心焦虑是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落实到“立人”这个层面，主要在于如何摆脱开“因袭的重负”，成为一个“现代人”，有研究者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主题概括为“改造中华民族的灵魂”，确实有其道理。但是今天我们已融入世界体系，身处“现代”回望过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的过程，感受到传统文化及其载体的渐次消失的怅然，我们更大的忧虑一变而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当然是“现代人”，但归根结底，我们应该是“现代中国人”。传统与现代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在新时代的视野下，由此前的更偏重于对抗，转为更强调内在的关联和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敬仰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作为“民族复兴”的基础。
“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意识。在数千年的古代史中，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文化关注“华夷之辨”但又胸怀天下，形成了普遍主义的天下观。但近代以来，在一系列民族危机中，传统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遭到了沉重打击，一变而为民族自卑感。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中国文化热潮，我们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人们的自我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的从容自信是我们的先贤所不具备的，林则徐、魏源那一代“睁眼看世界”时没有这样的从容自信，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变法图存”时没有这样的从容自信，孙中山、黄兴那一代创立民国时没有这样的从容自信，鲁迅、陈独秀那一代呐喊启蒙时同样没有这样的从容自信。毫无疑问，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下的中国人不仅有继续学习交流的热切，还有一路走来不断积累的经验和信念。在这样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需要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需要用艺术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世界，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近代以来，除了极少数时期，深重的民族苦难和建设的艰辛，让我们已经习惯了落后者、追赶者的身份，但现在到了根本转变的关口，我们需要反思以往构成我们思维、美学无意识的庞大知识体系，重建以中国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和新的思维与情感结构。当我们不再是落后者、追赶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当我们领先于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承担更大的责任，回馈世界？这是以前我们很少或根本不会去想的问题，却是新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克服传统中国的自大心态，也要警惕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永志不忘我们民族遭受的创伤，绝不将曾受的痛苦加之于他国，要以积极的探索和平等的身份参与人类新秩序、新格局、新文明的构建。在这方面，总体而言我们尚处于适应新角色的阶段，需要重建并积累新的思想、知识与经验。相对于其他知识领域，文学更加敏感，更擅长从当代生活中直接汲取经验，新时代文学要以敏锐的感觉与思想的探索，开社会风气之先。
“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文学激活了新的经验。新时代涌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催生出了不少走在时代前沿的新人。“新人”是在时代中产生的，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发现“新人”，并以艺术的方式将之提炼出来。要塑造时代的新人形象，我们需要将“生活”对象化、问题化和历史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敏锐地捕捉到“生活”的变化和其中出现的新因素。新时代文学要讲好新的中国故事，关键是要发掘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经验，这需要我们具有历史感与世界眼光。前者可以让我们在纵向发展中深刻理解新时代经验的新意，后者则可以让我们在横向比较中充分呈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比如新时代的农民，既不同于文学史上鲁迅、茅盾、赵树理、柳青、梁斌等人笔下的农民，与路遥、古华、高晓生等所写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农民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农民，是脱贫攻坚之后的农民，是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的农民，是处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叠加和交错时期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以往作家没有书写过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情感和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我们需要用心观察，细心体会，发掘并呈现出新时代的新经验，塑造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人”。“新人”的形塑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文学理解时代、把握历史的敏锐和力量，《小二黑结婚》中反抗父母之命、大胆争取个人幸福的小二黑小芹，《创业史》中带领乡邻一起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宝、《陈奂生上城》中摘掉漏斗户帽子、挺直腰杆说话的陈奂生……这些都是农村社会出现的新人，被我们的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长廊中的典型。不只农民，如今的工人、知识分子、创业者、青少年也都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有其独特的气质与风度，每一组人物序列一一回溯起来，都展现了时代主题的变幻和历史的演进，以文证史，尤显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担当。当代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更是催生了无数新职业、新科技、新媒体和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文学予以关注并呈现。
“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文学打开了新的格局。中国当前的特殊境遇是不同时代的文明形态的共时并存：历时数千年的农业传统产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五年计划和改革开放所建立起来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我国把握住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契机、获得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信息技术与产业……这在西方历史上是分处不同阶段出现的，但在现代中国，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并行不悖，每一种都有着极大的体量，在社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它们被压缩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从最古老的到最现代的，从最具体的到最抽象的，彼此相容相生。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明形态，包含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让最敏锐的大脑为之疯狂，让最细腻的笔触为之震颤。
在世界文学的发展史上，这种代际转换，19世纪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作家经历过，他们曾面临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和冲突，经历了传统的嬗变和新的美学范式的崛起，催生了他们笔下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人类史诗。但我们面对的现实，复杂程度远超其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所致力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数亿人口从前工业化时代一步跨入了信息化时代，这一飞跃背后承载了巨大的思想、情感容量。这不是三种文明形态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孕育，它远远超出了古典、现代、后现代的美学范畴，不同于以往所有经典作家的叙述。这是人类经验的新大陆、新星系，是我们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的根源，在21世纪的新时代，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中国故事”，其方法论价值，恰在于我们能够以中国人为核心，去讲述人类的、生命的、宇宙的故事，将中国的独特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将新时代文学的经典作品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典，这是新时代作家应有的抱负。
高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科技改变的首先是人的生活状态，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但是新一轮高科技与此前不同，甚至涉及对“人”“人性”等基本观念的挑战，比如人工智能如果真的实现脑机接口，基因技术如果能够直接编辑人类的基因，那么这样的新人类在什么意义上是“人”，在什么程度上是“人”，则成了需要分析与界定的问题。“文学是人学”，文学要观察记录这一进程中人性与人类的新变，并提供人文精神的观照。金元浦谈到，“在当前文艺的发展中，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文艺生态的新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高科技与当代文艺交融发展的新语境……我们进入了中国文艺改革发展的新阶段，要深刻重塑当代新的文艺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推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又比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中写到的“永生”，这曾是秦皇汉武的梦想，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可能成为现实。但人类一旦实现“永生”也会带来很多结构性问题，哪些人可以“永生”、哪些人不能“永生”就是一个新的社会难题。就像作者分析的，未来的社会分化可能是“永生者”与“无用阶级”的对峙，这是比19至20世纪“资产者”与“无产者”更严重的社会分化。面对这一分化，未来的人类文明体系和社会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料，但无疑会是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关注新科技，其实是承载着我们对历史与当代的认知，去探索茫茫未知的将来。关注人类的命运，也就是关注我们自身的前途。
正如张宏森所指出的，“新时代为文学创作敞开了广阔的空间。时代的巨变正在发生，精彩的故事不断上演，多样的话语交织互动，文化的元素碰撞融合，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无尽的未来期待着作家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创作更多精品力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学力量”。
三 新的思想命题与“新时代文学”的探索
在“民族复兴”的宏阔视野下，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概念，这不仅是新时代的具体政策，也是重要的思想命题，其中蕴含着深刻、丰富且新颖的时代内容，我们只有在时代与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思想命题，更好地推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命题的提出，是对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文学命题的超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学命题就是古今中西之争——“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以及“乡村”与“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偏重于传统、中国、乡村，或偏重于现代、世界、城市，不同思想或文学派别的立场与取舍也不相同。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命题的提出让我们超越了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让我们可以用更加辩证的态度、从整体上看待过去似乎截然对立的矛盾与现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绝不兼容的，现代中国就是由传统中国发展而来的；与现代西方国家也不完全相同，仍保留着传统中国的根脉与特质。文学也是如此，虽然五四时期和新时期曾激烈地“反传统”，但在鲁迅、汪曾祺等人身上我们仍能看到传统的生命力。也只有跳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我们才能对钱锺书、张爱玲、老舍、赵树理等作家身上传统与现代相互扭结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体察与理解。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命题提出的前提，是中国的现代化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不必再为是否现代化或是否足够现代化而焦虑，我们可以用平常心看待“传统”与“现代”，不必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价值标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现在我们甚至会转而担忧中国文化的根脉与特质，这是新时代不同于近代以来中国任何时期的情势。在这种状况下，对于新时代文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命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等思想框架，以一种更加复杂、多元、立体的心态去把握现实，将以往被忽视或无视的生活中的独特元素发掘呈现出来。或者我们可以用新的思想方法修正既往文学经验中的盲点与偏见，以新的视野创造新的文学书写。对于新时代文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时代主题，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新时代文学可以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也可以探索中国人在心灵上、在“人的现代化”上的不同方法、途径及其形成的独特精神景观。
与“中国式现代化”一样，此进程中的文明成果我们也要将其视为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和极具价值的思想命题。因为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和思路中包含着一种整体性的构想，那就是我们需要也必须创建出不同于传统中华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传统中国文明产生于传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从传统到现代，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在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结构由“家—国”转变为“人民—国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自我意识越来越现代化，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中国文明，这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视野，也来自历史与时代的要求。现代中华文明必然与传统中华文明不同，但又是在传统中华文明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也必然与现代西方文明不同，而有着中国人独有的底蕴、胸襟与气质。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是丰富复杂的，它是一个几千年来不断发展和累积的过程，如长久占据主流的儒家内部就包罗万象——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双峰并峙，宋明之际转型，理学、心学二者相对相生，至清代一变而为朴学，清末经世致用思想又兴。儒学之外，同样天地广阔，从先秦诸子之学到佛、道文化体系的建立，辅以民间文化、地方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分层状态和边缘活力，整个传统文明的演进中包含了诸多发展的可能，只是绝大部分的声音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中处于静默的状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也在于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与整理。但无论是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还是“新儒学”诸家的阐发，主要还是以西方的理论框架进行的阐释。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才能从中发展出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我们讨论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相遇，一般把佛教的传入视为中华文明面对的第一个挑战，现代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是第二次挑战。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出众的思辨特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并未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而是成为其“养分”和自我更新的“契机”：一方面佛教在中国产生了“禅宗”等具有中国气质的派别，大大提升了佛教对于世俗文化的亲和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儒学的转型。佛教对于义理的辨析、对于逻辑的重视，与传统儒家对于社会家庭伦理、对于天下秩序的看重，互补且促进，使儒学发展出更严密的知识体系，第一次中西文化的交融实现了双赢。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虽然很大，让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切的危机意识，但它没有造成传统的衰微和文化之间的壁垒，相反它激发了中国人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凤凰涅槃”的信念。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进的理念扎根于中国的大地，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指南。张波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观时就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华传统文明观构成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魂脉’和‘根脉’”。如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部分，并在政治、思想与制度等层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一融合的过程方兴未艾，前景无限。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也为新时代文学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与理论建构、学术研究需要缜密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不完全相同，文学创作与活泼流动的生活、鲜活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的直觉贴得更近，文学可以深入丰富复杂的生活，不断发现新的经验、新的问题与新的现象，并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为建设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提供经验的基础和美学的向度。以传统中国文明为例，民间社会普遍崇敬关公、包公，不仅由于他们是历史或小说戏曲中的人物，更在于他们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化身，关公的仁义忠勇，包公的清正廉洁，是传统价值的“道成肉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对于新时代文学来说，建设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是一个宏大的思想命题，为新时代文学打开了新的思想空间和艺术方向。但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们需要寻找到小的切口，“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从生活出发，从艺术的感觉出发，在人物的生活选择和内心矛盾中展现新价值观的确立过程及其波折，这样才能为新文明的价值体系寻找到最适合的载体。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新的思想命题中，我们的眼光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的界限，而拥有了更为辽阔宽广的视野。以全人类为对象或方法，这在过去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却是我们应该也必须具备的一种视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思想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文明相对化，也必须将长期占据主流的西方文明相对化，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以全人类为单位或对象，思考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既有历史悠久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也有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所带来的气候问题、环保问题，更有最近刚刚出现的人工智能AI、GPT、DeepSeek以及“后人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文明的范畴，从整体上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应变能力。作为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写作者，我们需要关注时代的变化，以文学呈现新时代的特质。为此我们需要将既有的文学经验相对化，以宏阔的视野面对新的生活与新的现实。具体来说，我们不仅需要将浸润于传统文化所获得的古典文学修养相对化，也需要将我们在文学教育中所学习的欧美、俄苏、拉美的文学经典相对化，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类经验较之以往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加微妙，已超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作家的书写模式。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文学形式才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经验赋形，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文学语法才能捕捉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诗意，这对于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以文学方式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19至20世纪文学大师事业的继承，也可以为世界文学带来丰富而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美学，将中国故事讲到全世界。
在这方面，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兴盛最具典型意义。在《三体》所描绘的太空史诗中，中国人开始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作为人类最杰出的代表深度参与了宇宙事务。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西方科幻文学与电影中，西方人是当然的核心，中国人的形象虽非完全屏蔽，但我们处于被拯救者的角色，最好也是作为辅助者的形象而出现。《三体》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人也可以主导宇宙事务，在与外星文明的冲突中，挽狂澜于既倒，最终拯救了地球。笔者曾谈到，“优秀科幻作家崛起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些深刻的时代命题，那就是‘谁能够代表人类’与‘谁能够想象未来’，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代表人类与想象未来，在西方经典的科幻小说与电影中，能够代表人类与想象未来的，只是西方白种人，但是在今天，在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面临外星人的挑战与威胁时，中国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和人类的代表开始出现在科幻世界的舞台上。在这个意义上，在科幻小说崛起的背后，有着中国人的自我定位与想象作为重要的支撑”。我们当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我们比谁都深刻理解世界大同的意义，明白共产主义世界对于民族国家的超越，不会斤斤计较于未来人类生死攸关之际的拯救者的种族与国别。但我们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未来人类代表的想象有其建构的过程，今天的创意会融进未来的共识。
在此意义上，新时代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镜像，是这些重要思想命题的具象化与文学化，或者说新时代文学能以其先锋性和敏感性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史、情感史与心灵史，为“民族复兴”提供独特的探索与经验，以及重要的精神力量与美学形式。
新时代文学是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与中国人民共同走过了民族危机、民族战争、民族独立、民族奋斗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新时代进入了一个民族复兴的全新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先辈的艰难困苦、筚路蓝缕，我们倍加珍惜；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倍增。这也意味着面临新时代出现的电子化、数字化、AI化等新的问题与现象，我们必须直面新的生活经验以及新的内心世界，以新的艺术形式为新时代的经验与情感赋形；这也意味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勇敢创新，在新思想命题开拓的艺术空间中继续前进，在新大众文艺的多元探索中不断凝聚新的民族美学与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