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常任侠在谈及与郭沫若的交往时说过：“我与郭老有同样的悲剧，都远别了日本的妻、孥。但是我们决不气馁，发愤战斗，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之后，我才离开战后的国土，应聘往印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去讲学。1949年，我由印度返回北京，与郭老又时时会晤，直到1978年他在病榻上安息为止。”确实，他们相识相知四十余年，在学术研究、日常生活上均有良好的交流。

一

据常任侠日记，时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的他于1935年12月11日与李佑辰同赴千叶市川须和田町郭沫若寓所，有魏猛克、陈伯鸥在场。常氏谈了西域音乐戏剧东渐的问题，郭氏坚持琴瑟西来说，指出金文中并无“琴瑟”二字，并从“乐”字的古形解读了其音其意。郭氏高度称许了常氏欲撰中国演剧史的计划，对其提到的“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一句作了补证。针对常氏谈及的大傩，郭氏认为：“方良即网两，或作罔象，亦为一兽。”“南洋人为汉族所逐，中国之舞乐，与南洋亦有关系。南洋谓猩猩为Orang（人）utem（林），意为林中之人，罔两之发音，与 Orang为近，殆即人与猩猩之搏斗也。大傩逐方良，其拟态也。又云凤即南方极乐鸟，凤字古无F音，而有B 音，南洋谓极乐鸟为 Banlock，其语源或出于此。”常任侠后来多次忆及这次会面，赋有诗《访郭沫若先生》，并记录：“郭老当时的生活是够清苦的，一家六口，惟赖稿费生活。当我第一次去千叶市川拜看郭老时，他的室外有一位穿着劳动服的妇人在扫地，我就问：‘旦那檬（主人）在吗？’她说：‘在。’入室后，才知她就是郭老的夫人。在留午餐时，只有一碗鸡蛋炒饭供客，另无菜肴。”

关于郭沫若，常任侠的留日 日记中尚有其他记录，如1936年1月24日，李佑辰谈及计划创办一种反法西斯杂志，请常氏作发刊词，他认为请郭沫若写或许看的人更多，因为郭氏是著名作家。10月26日，他见《帝国大学新闻》载郭沫若悼念鲁迅之文，乃喟叹自中学时代即受鲁迅影响，“读其译著各书，每夜深不倦，及研文学史，尤爱《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野草》188体育官方ios诗集，亦极爱之。其他如《工人绥惠略夫》《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则至今犹为中学生介绍也。鲁迅之死，损失极大，惟有继其忠于文学态度，继续努力。余于郭君之文，有同感焉。”11月4日，鲁迅追悼会在日华学会召开，常任侠到时几乎散会了，据其记述：“演说者有佐藤春夫及郭沫若君，报告者则有徐绍曾君等人。”

1988年，常任侠撰文论及郭沫若在日本的学术研究成就及其与文求堂的关系，指出郭氏“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运用摩尔根、恩格斯的学说，探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对龟甲兽骨文字、青铜器铭文，以至秦石鼓（猎碣）刻文，都下了很大功夫”，并先后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卜辞通纂考释》等著作，“发过去未发之秘”。其研究“与摩尔根、恩格斯的贡献鼎足而三，使中国蒙昧的时代昭然揭示，使学人倾心佩服，虽当时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亦愿投票推为院士，尊为学术界的光辉典范”。这些著作的早期印本“都是由文求堂发行的精美制本。田中庆太郎氏可以说是郭老在东邦的知己，他能认识这些著作的价值，而且敢于承担风险。郭老……的著作以马、恩思想为主导，是被日本当政者视为异端的。田中敢于出版，可见他的卓识与魄力，以视今日有些出版者，不愿出版学术著作，只知媚俗谋利，其品质何啻霄壤！”郭沫若获取的研究资料多由田中庆太郎介绍和联系在日本寻得，包括三井家藏品、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等藏馆，他的九部考古著作皆由文求堂出版，其中《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获资三百日元，足够维持一年的生活了，而田中纪念册发表的手札也以郭氏的最多。

二

“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抗战进入新阶段，也给常任侠、郭沫若的人生带来了大变化。常任侠经常关注郭沫若的动向，如1937年9月26日他记述了前一日《中央日报》登有郭氏已赴南京的信息：“此君久不见，想与京中田汉等晤见时，当共商抗战救亡大计也。”10月1日，他称上海《立报》虽是小报纸，而编辑甚好，载有“郭沫若亦将返京工作云”。两人再次见面是在1938年，常任侠落脚长沙，而郭沫若正供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年2月7日常氏“晚间至远东，晤郭沫若君等”，他后来成诗：“昔日分手瀛海滨，今朝喜晤湘江漘。湘灵鼓瑟谱战曲，誓饮黄龙扫贼氛。”（《一九三八年二月七日晚间至远东喜晤郭沫若先生》）17日，常任侠“过远东，郭沫若约同看商承祚”，三人“杂谈铜器甲骨，以至长沙出土明器”。不久，常任侠受田汉之邀到第三厅工作，于4月5日正式担任第六处第一科中校主任科员，主管编审戏剧。4月13日，常氏得到阳翰笙秘告有人拟在大游行会场捣乱，欲对郭沫若不利，要注意戒备。7月26日，长沙张某请郭沫若考证玉尺一把，乃转请常氏代考。28日，常任侠致函郭沫若，谈及玉尺铭文俱非汉代通行小篆或隶书，器物上字体复杂，与汉人简朴古质的特点不同，疑为伪作，即便是旧玉，文字恐怕是后刻的；国内所藏有年号及监制人的出土铜尺绝少，此物或从长沙新出土，该地商人好作伪，不可不细查。信末又补充，汉人制印用篆书，铸铜、刻石、写砖等常用隶书或篆书，用钟鼎古文大篆者颇少。11月8日，常任侠将自作《亚细亚之黎明》剧本分送郭沫若、洪深、田汉、胡兰畦等。26日，身在衡阳的常任侠见到郭沫若，“由长沙来，至此下车”，郭氏次日“出在汉口、长沙所得古明器示之。一玉环两管玉（玛瑙质）极所爱。又白石璧两枚，陶瓷数事，以途中不慎，中有破碎者矣。沫若云：汉口青年会间壁古董肆中，售有楚式纹镜，光泽可爱，有‘位至三公’四字，楚镜有文字者，殊不多见”。12月1日，常氏请郭沫若为《亚细亚之黎明》封面题字。2日，郭沫若出示在衡山所拓拓片一种“文曰‘□庆元年’，第一字不清晰，郭疑为‘宝庆’，嘱代一查。按历史纪年，唐穆宗曰长庆（821），宋理宗曰宝庆（1225），明穆宗曰隆庆（1567），就字体观之，颇似六朝砖文。郭云系铁铸也。”他对常任侠计划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人文科学研究员的想法表示赞同：“抗战期间，高深专门科学之研究，仍不可废。中英庚款所设研究名额，皆系专门学者，故于学术事业，前途无量云。”24日，音乐家张曙因日机轰炸殉难，常任侠赴乐群社与郭沫若商量丧葬善后，郭氏手令由常氏主持，并拨丧葬费五百元。26日，第三厅人员、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为张曙举行葬仪，郭沫若出席致悼词，常任侠有诗数首叙及此事。

1939年1月10日，常任侠、宗白华同至郭寓，对弈后共餐，讨论了《洪波曲》。3月15日，常任侠致函郭沫若，再次谈及受中英庚款委员会之邀一事：“窃职于去年九月即受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招邀研究人文科学，当时以抗战孔殷，未敢轻离岗位，故未往就。其后曾将此事报知钧长，颇获赞许，继续学术研究工作，兹特请假以贯初衷。惟在此民族争求解放最烈之日，抗战之责未敢自弃，虽不受厅中薪资，关于制作抗战宣传文字或抗战戏剧活动，如有嘱命，仍愿义务尽其绵力也。”6月4日，他与陈纪滢等讨论事情后至生生花园午餐，遇郭沫若生子两月汤饼宴，二人有交谈：郭氏要常氏演讲考古与抗战建国的议题，常氏以为考古是一种科学，抗建需要科学，考古对于民族文化尤其重要。9月3日，郭沫若、田汉等假中国电影制片厂追悼张曙，郭氏主持并致词，高度评价了张曙的功绩，常任侠含泪忆及与张氏的交往。27日，他至郭处谈论考古，又将郭父去世的讣告转送沈尹默、胡小石和宗白华等。10月27日，常任侠写下《挽郭沫若尊人膏如先生》一诗：“沫水有德翁，禀气仁且宽。高义感盗贼，良医济病瘝。积德之所至，当阶生桂兰。哲嗣能文章，报国据征鞍。教忠为人民，足继翁胆肝。翁德照沫水，翁去沫水寒。沫人思翁者，日日望沙湾。”

1940年4月9日，常任侠收到卫聚贤函约，于次日往牛角沱对江视察汉墓发掘，见到马衡、郭沫若、卫聚贤等。发掘期间，众人多次聚首讨论相关事宜，郭沫若赋有《为任侠题富贵砖拓墨》：“富贵如可求，尼叟愿执鞭。今从吾所好，乃得汉时砖。上有富贵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朴以殊，委婉似流泉。相见仅斯须，逖矣二千年。贞寿逾金石，清风拂徽弦。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嘉陵江上路，蔼蔼竖苍烟。”常任侠作有注：“四月十日由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渡江至培善桥胡家堡，叔平、聚贤、沫若诸人发掘汉墓得延光砖，拓墨本，请郭氏题诗其上，又题富贵、昌利两砖。”他又有和诗：“巴水碧如油，渝柳软于鞭。晴郊趁游屐，荒垄拨残砖。研古集多士，振奇来群娟。长剑出幽墓，覆瓿结败泉。剔辨昌利字，造作延光年。欣获盘与豆，快比箭脱弦。洗拓能忘疲，摩挲行废眠。既返城市路，犹恋墟里烟。”（《发掘汉墓纪事次郭沫若韵》）他偏爱此诗韵，后吟成《四月二十二日 题汉富贵砖拓本叠前韵》《村居即景再叠前韵》等作品。发掘活动遭到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责难，称不合规定，令常氏不满：“职司救火者不救火，别人强救牺牲，乃反见忌，此真可笑也。此汉墓被人建筑破坏，转瞬即消灭无迹，余与聚贤、沫若，拾其残余，公开展览，引人注意，不如此则谁知江北有汉墓乎。古物保管会只保条文，不保古物，诚懵然无知矣。”5月1日，常任侠至郭家畅谈，斥责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的声明：“所谓负责人，显系盗窃名义，恣意侮人，决不理之。”5日，中央大学历史学会约郭沫若、卫聚贤演讲汉墓发掘的情况，常任侠与郭氏等同赴竹庐将汉墓遗物取回，以备开巴蜀文物展览会。10月7日，常任侠在北温泉遇郭沫若，郭氏提及“近苏联所刊国际文学，拟多刊中国作品”，常氏“出《创世纪》一诗示之，并请其介绍”。11月19日，常氏看了《夜上海》，晤郭沫若、万籁鸣等；26日，他寄卫聚贤一函，谈及决定与郭沫若等共撰汉墓发掘报告一事。

1941年1月18日，常任侠赴文化工作会访郭沫若，请其退还诗稿。6月18日，他参加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冯玉祥、郭沫若等到场。9月30日，他致信沈尹默，因郭沫若五十寿辰将至，郑伯奇等发起刊行其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托他向沈氏索稿。11月 2日，他过访郭沫若，借得考古书籍，拟为其寿辰纪念写稿。16日，郭沫若五十寿辰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举行，文化界数百人到场，会场陈列了郭氏的生活照片和全部著作，甚至有中学时代的作文成绩和文凭，资料珍贵，令常氏感喟：“余以播迁四方，中学时代之作文及文凭，已不知尚存否矣。郭氏创作二十五年，出版著作八十种，共两千余万言。文艺创作、翻译、历史、考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俱有之，其精力亦可谓丰富矣。”23日，他看了郭沫若所编《棠棣之花》，评云：“甚佳。服装道具，甚费考证功夫，配音乐亦富东方趣味，为近年来排演历史剧最佳之作。”

1942年1月1日，常任侠前往中苏文协参加团拜活动，见到郭沫若等；2月5日，他拜访郭沫若，观其所藏虎符，获悉郭氏继《屈原》后又在撰写他剧。4月16日、17日，他夜观《屈原》，并评价：“演来甚佳。金山饰屈原，顾而已饰楚玉，白杨饰南君，均好。”6月18日，常任侠访郭沫若，得知剧本《高渐离》已写成，正在考释“筑”的形式与弹奏方法，晚间又至中苏文协开纪念屈原和高尔基会，到者数百人，于右任、曹靖华、郭沫若等演讲，常氏诵《九歌·国殇·湘夫人》两章。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常任侠的日记关于郭沫若的记述骤减，不过依然透露出不少重要信息，如1943年11月15日，他至文化工作会，与洪深、杜国庠同观郭沫若所编《金风剪玉衣》，称赞此剧演技、编剧均佳。12月5日，他至郭处谈了一个小时，获赠《蒲剑集》一册；18日，他与同学李健吾至中苏文协观看商衍鎏、商承祚书画展，遇郭沫若，相约同至沈钧儒处。1944年1月14日，他为聚贤处书联一条“花和尚一醉醒来，走进渥儿街，结起说文社；茶博士全盘招待，要看杨子浦，请上聚贤楼”，郭沫若帮其改易数字。自本年3月起，常任侠转至昆明工作，两人见面更少。1945年6月，常任侠回到重庆，8月25日赴郭家，见其“自苏联归来，精神甚好”。9月9日，他至郭处，遇阳翰笙、冯乃超，又与杜国庠论治学之法，言谈甚畅。10月 7日，常任侠与郭志嵩谈论赴日调查接收古物艺术品一事，并为其介绍郭沫若、叶恭绰、傅抱石等该领域的专才；21日，他至文协参加晚会，有老舍、郭沫若、叶圣陶、周恩来等演讲，饮酒尽欢而散。11月5日，他访郭沫若，略谈关于国际文化中国学院之事。次月，常任侠前往印度开展教学、研究，历经数年才归国。

三

1949年，常任侠应周恩来之电回国。3月26日，他赴北京饭店访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吴晗等。7月1日，他作为文代会代表赴天坛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庆祝大会；3日，他赴中南海怀仁堂开文代会，听郭沫若报告。8月7日，他将影印《礼记》残卷赠予郭沫若。9月21日，他在王府井大街遇见郭沫若和于立群，立谈片刻，“郭云有一鸡血图章，交齐白石刻字，不知成否，当为一询”。10月19日，他赴国民大戏院参加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会，听郭沫若等报告；23日，他晨起作书寄郭沫若，贺其担任科学院院长。11月 27日，他收到郭函，至北京饭店约郭氏同往薛慎微家看铜器。1950年1月5日，徐悲鸿来访，“以薛君所刻郭沫若图章托为转交”。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举办成立大会，已入职该校的常任侠听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演讲。1952年1月18日，他赴车站迎接朝鲜人民代表团、志愿军归国代表团，遇郭沫若、邵力子、陆志韦等。20日，他在西郊公园遇郭沫若携子女游玩，乃品茗且谈，暮至西四南大街大院胡同五号郭寓，相谈甚畅。郭沫若提及故宫博物院已经花费港币二十万元购得“三希墨宝”（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中的两种，由马衡自往取回。郭氏问及中央美术学院整风的状况，是否仍然画国画？ 常氏回复：“国画山水花鸟，已无习者，惟人物尚有人画，但亦只画小人书连环画。关于过去，一概归之分拣艺术，对于民族传统技法，未免鄙弃过甚。”至于为何无人画花鸟，他表示：“现以人为社会活动主体，故只画人不画花鸟。”郭氏说：“如此则动物园中，只将人关闭其中足矣。”常氏谈到油画也受到批判，同人谓油画艺术未经群众批准，是资产阶级之物，郭沫若以为“表现大幅，终非油画不可，如主题正确，则群众应亦喜欢”。郭氏又问到傅抱石、倪贻德的近况，并嘱咐常氏代查汉墓地券中有无关于奴隶的资料。26日，常氏到学校图书馆翻阅书籍，发现查遍《艺术丛编》而无记录。2月19日，常任侠致函郭沫若，说到：“买地券现存的，多是冢墓中出土之物，砖制不易腐朽，所以幸存。生人买地所用，应是书于纸帛，敦煌石室，出有数纸，大率为唐代物。”9月1日，他从书摊取得《郭沫若归国秘记》一册，至晚读毕。10月16日，他赴科学院取来西洋油画十三件，晤郭沫若、钟潜九等。

1959年，郭沫若为北京人艺创作五幕历史剧《蔡文姬》，上演后，常任侠吟成《观郭沫若同志〈蔡文姬〉剧（四首）》：“中郎有女富才华，兵火仓皇辞汉家。望断千山南雁远，不堪幽怨诉胡笳。”“一去龙沙十二年，归来儿女更情牵。曹公高谊传佳话，郭老新诗入管弦。”“沧海回帆道不孤，浪花旧梦未模糊。豪情壮彩生花笔，自写文姬归汉图。”“重睹芳华抚玉琴，能传心事是朱琳。歌声亦似东风软，吹绿人间春更深。”并附言：“郭老著《浪花十日》小说，自记由东京归来事情，剧中蔡文姬寄托遥深。”诗歌称赞了郭沫若以新笔法叙写传统的爱国精神，必然生发大的影响。

1970年1月4日，郭沫若向来访的常任侠了解尼泊尔文化，嘱咐他将在加德满都写的纪行诗写成书面文字送来以供出访之需。不久，常氏将详注纪行诗寄去。30日，常任侠致函郭沫若，谈到见其年逾七十，健康如常，甚为愉快；关于印度、尼泊尔文化，自著有《中印艺术因缘》等，与友人合编的《尼泊尔文化史》经胡愈之推荐刊印，近查稿件已失；1957年奉派尼泊尔时有诗歌纪行，略述掌故，兹录奉请指正；曾计划以现代考古照片佐证注释《大唐西域记》，向向达借书时知其正在述作，向氏近日去世，不知是否还有他人治此学问？ 过去研究此书的著作，以托马斯·瓦特、足立喜六最为著名，均能总结前人成果而有新成就，中文方面无人作进一步探讨，故想尽点力量。他还谈及家庭成员的处境，以及上万册书无法处理的苦恼，并希望再有请益的机会，一旦离京不知何日才能再见。他为此赋诗：“雪朝郭老数行书，半日清言寒意无。仗节将行尼泊尔，飞龙八骏过天都。”（《郭老将去尼泊尔为特使，嘱写资料，以过去所写尼泊尔纪行诗寄之，并成一绝》）同年还有《夜梦与郭老谈话，作五律一》称颂了郭沫若的声望、中国的崛起，谴责了美国的霸道、流毒，展望了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

1971年4月9日，常任侠函告郭沫若自己住在河北磁县西陈村，在当地捡到过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传言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就在附近，根据近期考古发现证实为北朝墓葬，疑冢之说不攻自破；村东南方有铜雀台古迹，听闻郭氏去过，不知是否确实；村里计划在台上建学校，必将破坏残存的遗迹，请科学院去信临漳县加以保管，善存明代诗碑、过楼和八路军所写标语等。他抄录了登台所赋诗一首请郭氏指正。8月28日，休假回京小住的常任侠致函郭沫若，谈及原本打算拜访，因不知是否有暇而未敢造次；又谈到停留洛阳时见到的精美汉墓壁画和汉陶舞伎俑，打算撰文加以论述。1973年7月10日，常任侠致信郭沫若，希望他对近成之文进行指导：“侠于七二年冬，奉调回京，仍理故业，每欲往候起居，因恐公务多劳，未敢冒渎。乡居时写书两册，近按出版社所提意见，复加修改，尚未完竣。新疆博物馆发掘唐墓壁画，为撰一稿，拜呈指正谬误，恳批示俾便修改。如尊处有暇，幸愿趋前一领教益也。”18日，郭氏在寄回原件上批示：“你好。……大作建议送《文物》。未见插图。看书颇费力。”

综上可见，郭沫若和常任侠长期保持着君子之交，互有补益，造就了一段文化人心心相印的交往佳话，这些多来自常任侠的日记、信函等方面的信息为丰富、夯实郭沫若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