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方晨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反思与先锋品格的生成
作为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观察者与书写者，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创作无论从量还是质，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考量，都构成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李敬泽曾将王方晨称为“山野间的先锋”1，胡平认为“王方晨的先锋性是显赫的”2，杜昆与贺仲明也以“‘先锋化’的乡村叙事”3来概括王方晨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讨论王方晨如何将乡土与先锋结合起来，非常有意义。而王方晨也非常认同先锋，并有自己的理解：“文学上所谓‘先锋’的意义，究其实应该是一种先于人群的智慧的觉醒。”4从王方晨对先锋的理解中，可以看到其更在意一种思想或智慧意义上的先锋。那么这种思想或智慧意义上的先锋在乡土小说这一传统的题材中是如何得到体现的？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其现代性本是发展不充分的，与西方现代性也有显著的差异。王方晨即书写了这种饱含现代性的乡村社会现实，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也就是说他不仅仅继承五四文学传统进行封建性国民性反思与批判，而且还有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王方晨曾说：“我无乡，然而这是好的故事。”5其实就指明了其身处的现代性境遇。因为无乡正是现代性时空分延和脱域机制的产物，而无乡也体现出王方晨带着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没有固定社会阶层，属于自由的漂浮者。王方晨以无乡者自居，就可以见出其知识分子立场。而作为一种思想，“无乡论”也与德勒兹的游牧论有相通之处。“游牧论集中体现为‘生成’状态，发挥着挣脱严谨固定的符号体系藩篱的逃逸线的功能。”6正因为无乡，王方晨能够挣脱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固定的符号体系藩篱，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
吉登斯曾对现代性的反思性特征进行过论述，指出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7罗伯特·所罗门曾将知识概括为先天知识与经验知识，如果小说可以说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知识，那么可以说王方晨是通过经验性知识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王方晨在访谈中曾透露过自己对乡村现代化的愿景：“现代化不仅是指生产工具和技术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8。从而看出其思想立场更倾向于吉登斯所谓的“激进现代性”9，即谋求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改进。吉登斯曾指出：反思性的“新知识（概念、理论、发现）不仅更清楚地描绘了社会世界，而且也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转向新的方向。”10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即提供了这种指向。
卡林内斯库认为：“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11前者可以称为社会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而后者则可以称为一种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张力。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就可以看作是后者对前者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激进现代性”立场和审美现代性特征是王方晨小说拥有先锋性，成为思想上的先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方晨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乡村权力现代性特征的揭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乡土社会“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12费孝通用“长老统治”一词来概括乡村中的教化权力，并认为其在乡土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集中体现为绅权。王方晨乡土小说多为描写被卷入现代化浪潮中的乡村。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也具有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与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再相同。
他的《村长的原则》集中书写现代经济理性如何构成价值的拆解和损毁。小说中，村长用交换和经济原则替代了传统道德伦理，也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提出让刘福采的媳妇崔小花跟牛素彪睡觉的方法来偿还刘福采的债务。鲍曼认为：“非人化开始于官僚机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因为拉开了距离而可以并在实际上被简化为一套定量措施之时。”13村长用一种定量化措施来对待崔小花，就造成了对象的非人化。而作为受害者的崔小花对原则的认同是基于这种原则被权力加持。鲍曼认为：“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14这种权力的道德冷漠，是一种现代性的冷漠，以工具理性处事带来的冷漠。小说揭露出其非人道的一面，体现了作者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
在长篇小说《老大》中，王方晨书写了庄镰伯创办作坊后，在总结考核时的严厉和吹毛求庛。对此庄镰伯在内心里是憎恶的，但却不得不顺应这一现代性的要求。总结考核是一种依靠定量措施实现形式合理化的行为，而非指向价值合理化。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样能够引起雇工们的敬畏之情。如果一个人总表现出随意和谦和的话，他的威力，就会在某一天丧失殆尽。”15从中可以看出，现代权威是建立在一种基于定量措施的形式合理化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德性之上。
《乡村火焰》也是王方晨书写乡村权力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村长家柴垛着火，无辜的王贵锋被派出所抓走后，他的媳妇耿玉珍找村长理论。原本胸有成竹的她，却在王光乐给派出所打手机时被击溃了。小说中写道：“耿玉珍早就不由得摇晃起来，她感到身上无力，哪怕再停留一会儿，也会软瘫在地上的。”16“她为自己刚才的表现感到恼怒，但确实发觉自己突然软弱起来，王光乐不过是在她面前打了一阵手机就让她狼狈逃开了。”17耿玉珍感觉到软弱，是因为手机联接起一个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已超过了她可以“论理”的范畴，是一种抽象体系，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种抽象体系就来自于吉登斯所谓的脱域机制，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正是这种代表着权力秩序的抽象体系，让耿玉珍感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无力。
《黑妮儿飘飘》则书写了金大筐对这一权力秩序的逃离。一场大水淹没了金佛寺村通向塔镇的路，让村庄陷入混乱之中。当村长金士魁的手机没电，与塔镇的联系中断，大喇叭也因断电不能使用之后，他就逐渐丧失了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可以说明权力的不在地性。吉登斯认为，时空分延和脱域机制是现代性动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它们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18这种不在地性，就是脱域机制作用的结果。这与中国传统乡村自治的权力在地性并不相同。费孝通认为，教化权力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而“教化权力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19这种文化就是注重德性的儒家文化。而现代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则不像前现代那样稳定，而愈加复杂；乡村权力也是现代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鲍曼指出：“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利当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一种把自己看做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状况。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正好相反。” 20金士魁等人依靠手机与大喇叭完成权力的授权与行使，而一旦这种技术出现问题，代理行动者的问题便会暴露出来。金士魁逐渐丧失了其权威，甚至充当镇上酒店的“皮条客”；王聚宝也用暴力来执行他所说的“公务”，拿着铁锨撵少年金克玉。而当王聚宝遭到金大筐的还击和挑战，只好求助于金士魁通过技术手段与上级联系。“王聚宝声嘶力竭起来，‘打手机！给塔镇打手机！’”21而当他想到村长手机没电时，他崩溃了：“哆嗦着，猝然蹲了下去，用手捂住了脸。”22
鲍曼认为：“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忠诚、义务、纪律这类概念，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是最高的道德权威。”23作为一个反叛者，金大筐对这种现代权力体系的逃离希求于借助例外状态，即大水再次淹掉金佛寺村来实现。但对这种例外状态的渴求，也成为一种自戕。最后金大筐被派出所带走，这种自戕式逃离最终失败。这不仅仅是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是一种古典乌托邦式田园生活的失败，也是对现代性的反抗的失败。
王方晨通过乡村生活的书写，对乡村权力秩序及其结果的呈现，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具有了深刻的意义。因为韦伯认为“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域已经被官僚机构的原则殖民化”24因此，这些小说不仅仅有关乡村，也形而上地展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二、 现代乡村权力场域的建构
作为现代性动力的时空分延和脱域机制，使得乡村变得非地域化，乡土社会也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权力场域的一部分。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一种开放性的网络结构关系，而这正是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乡村已经不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乌托邦世界。权力场就是行动者争夺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空间场所，现代社会中的行动者必然要在其中占据一个位置。围绕权力，王方晨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行动者，建构了一个系统的乡村权力场域。这个乡村权力场中的行动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谱系：
1、权力掌控者谱系。如王方晨小说中出现的诸多村长形象，有些甚至没有名字，只以村长这一权力符号现身；有些则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心理建构，如庄镰伯、韩佃义等。
2、权力依附者谱系。如《生命是一只香油瓶》中的刀绣兰和麻彩桂，二人为获得这个依附者的位置而大打出手，良知丧尽，最后让活着的巴碧芬成为村子死去儿子的妻子。小说以强烈的反讽色彩来塑造这样的人物，进行深刻的国民性批判，体现出强烈的启蒙意味。
3、权力追逐者谱系。如《老大》中的袁广田，作为烧死庄镰伯的帮凶，从芒妺那里攫取庄镰伯的经济资本，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了副镇长，最终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4、反叛者和逃离者谱系。《黑妮儿飘飘》中的金大筐，就属于这个谱系。但他的失败，证明了现代权力场域的开放性和无边性。逃离者中也有谋求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如佟志承。他不惜辞去县长职务，来谋求这种人格独立，但最后又不得不回到瀚童任职，无法逃离这个场域。
5、老实人谱系。这类行动者在王方晨的乡土小说中为数众多，王方晨深入地呈现了他们的习性，揭示了其复杂的内在心理结构。《扑满》中马金桥就属于这一谱系。他的老实不仅体现在对乡村权力的顺从中，还体现在他对儿子的惧怕中。这种惧怕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和资本帮助儿子实现当通讯员的愿望。但他却照着村长的样子做了一个稻草人，来表示自己的反抗；《咱家的月宫》中的凤普也在背后骂村长是驴，在村长面前却马上否定，说自己是粪筐。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主体和场域是相互塑造的。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必然携带着资本和习性。正因为没有资本，他们才不得已将老实与顺从作为进入权力场的道德资本；而这种老实也成为一种由场域所塑造的习性。这种习性并非天生，而更具姿态或者表演意味。正是由于权力场域的存在，这类行动者并没有在更讲究个性的现代社会消失。
6、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谱系。王方晨乡土小说中这个谱系人数众多，是因为农民相较其他阶层而言，更缺少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在一个更大的权力场域中更容易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个人物谱系也与老实人谱系多有重合。如《八月之光》中的老成，是一个乡村老实人，女儿被塔镇上的人包养用来给包养者生孩子。女儿出事之后，一贯老实的他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伤害他们的人来自塔镇，拥有权力场中重要的资本——经济资本。在王方晨笔下，不管是伤害方还是被伤害的一方，都突破了地域性限制，身份变得更加广泛。在《公敌》中，就是蓝娣这个外来者被佟家庄的瀚童集团所伤害。而佟家庄也处在一个更大的权力场域之中。作者借邵观无之口侧面来展示这种复杂的勾连：“只要不是一个人，就是安全的。韩爷，你不是一个人。我也不是一个人。我们都是一大帮人。整个江湖就是很多人，所以在我看来，江湖勾连屈曲，倒也有惊无险。”25邵观无还对接任的佟志承说：“我和韩爷的命，就都在你手上！……什么也都在你手上哩！”26从中可以看出瀚童集团所在场域的复杂性。佟志承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受难者”27更将其进一步扩展为每个人。这是因为现代化的脱域过程，将每个个体都置于一个抽象体系之下，每个个体都要来承担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时代大潮的巨变将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在传统无法提供应对策略之时，人们也无法再逃离到一个集体之中，去逃避时代的问题，都要以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应对。王方晨对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广泛与深入书写，反映了他对现代性巨大力量的认识和对乡土世界边界的突破。
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政治主要涉及权力的分配和使用。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就以权力为中心，构建了一个复杂、多元、现代的乡村权力场，这个场中包括了各种资本的角逐与争夺，多种习性的形塑；也突破了单纯的地理空间，而脱域为一种非地域性的空间场域。正因为对这个场域的书写和揭示，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具有了一种别样的现代性色彩，也同样蕴含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三、 现代性反面乌托邦的书写
作为人类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乌托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类型：从西方的理想国到东方的桃花源、大同世界等等。进入现代社会，乌托邦则更多与时间相关。作为一种无限发展和进步的线性时间观，现代性时间观催生出了现代人更丰富的乌托邦想象。卡林奈斯库指出：“一方面，未来是走出‘历史梦魇’的唯一途径，在乌托邦主义者眼中，‘历史梦魇’使得对现时本质上是腐败的和不可忍受的；但另一方面，未来——变化与差异之父——被禁止达到完美，完美就其定义来说只能无限地重复自己，它否定了作为整个西方文明基础的不可逆时间概念。”28王方晨的《公敌》就书写了这样一个乌托邦。韩佃义带领佟家庄从一个受欺负的村庄一跃成为超过并掏空塔镇的乡村经济帝国，颠倒了城乡二元机制中城镇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权力的乌托邦；佟家庄的瀚童集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为一个弄潮儿和成功者，使佟家庄摆脱了前现代的农业文明，而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乡村，建构了一个经济乌托邦；韩佃义把《论语》当作村庄的红宝书和集团的象征，使佟家庄成为了一个道德乌托邦。佟家庄似乎是集权力、道德、经济发展于一体的乡村乌托邦。
有评论者将小说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封建主义的余毒。如韩佃义对权力的争夺与权术的玩弄，又将《论语》当作村庄的红宝书；聂海文将自己的历史知识用来给佟黑子提供“皇帝”待遇等。但这里不光有封建性的因素，韩佃义的思想是前现代和现代性思想的混合物。
在佟家庄人都固守着小农经济的时候，韩佃义就以手中强权将农机厂引入佟家庄，以工业强村，而且信赖市场经济，发展出了瀚童集团这样庞大的乡镇企业。这是韩佃义思想中的现代性成分。而他的“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29的思想与霍布斯主义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同韩佃义的敌人哲学一样，霍布斯描述了一种残酷的自然丛林状态：“无限制的暴力、没完没了的敌意、时时刻刻的恐怖和恫吓，这就是霍布斯描述的残酷的临战般的自然状态。”30韩佃义就是靠这种绝对权力将佟家庄打造成为一个利维坦式的乡村帝国，而他也有霍布斯式的独裁君主的影子。聂海文将自己的历史知识用来给佟黑子提供“皇帝”待遇等，也不仅仅是一种封建主义因素。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瀚童集团成为佟家庄生产甚至生活主体，诸多现代性的因素也渗透到佟家庄之中。所谓的皇帝待遇，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同时也是现代科层制度与霍布斯主义结合所产生的绝对权力的一个缩影。
这种权力的绝对化，以及的科层制所代表的现代管理制度，不仅使其对象变得非人化——如将蓝娣剥光粘上鸟毛关在笼子里供人玩弄——也造成了其权力拥有者对人的概念的模糊化。佟黑子在与哥哥佟志承的聊天中坦承了其丧失自我与灵魂的状态：“哥，你摸摸我的脸，嗯 ，你觉得这像人肉吗？这是人肉吗？这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人生的？是咱爹咱娘生的吗？”31而这种自我迷失可从其随后的话语中找到部分原因，他说自己是金身，却唯独不是人：“人多啊，多得让人心慌啊，人又怎么能值钱？人就是个屁。放了，臭一会儿，没了。”32从中可以看出其对人的价值的否定，而对人的价值的否定也使其否定了自身的价值。这也成为佟黑子最后自杀的一个原因。
而韩佃义将《论语》作为佟家庄的红宝书，也并不意味着韩佃义对《论语》思想的完全认同，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服务其乡村帝国的内部认同和外部竞争。正如蔡翔所说：“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现代政治是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的集体认同，因而无一例外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大众神话与文化传统。”33
瀚童集团发展起来后， 不仅企业管理者道德堕落，生活奢靡，其所属的仙花娱园也成为权贵猎艳藏娇的场所。对“小白楼”中女孩的人身管制，对逃走女孩的严厉惩罚，都是违背道德伦理的。韩佃义以饱含现代色彩的区隔的治理方式，将仙花娱园放置在塔镇，与佟家庄和村民的生活区隔开来，以减轻道德冲突。村民对这个特殊场所有了解，但为了不妨碍集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不予道德干涉。同时，这也可以理解为佟家庄对塔镇的报复。韩佃义将这种非道德的娱乐产业设置在塔镇，使塔镇堕落来实现报复。而村民们因为这种空间上的区隔，而将这种行为非道德化，甚至将之英雄化。因此，虽然瀚童集团将《论语》红宝书作为集团的象征，但佟家庄并非一个道德乌托邦。
作为佟家庄红宝书的《论语》对于韩佃义和佟黑子的问题无法疗救，也证明其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无力。李泽厚认为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理性是一种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可以适应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制度，却无法有效填补其价值缺失的弊病。而儒家思想中对权力秩序尊崇的一面，又极易成为现代权力体系的帮手。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指出中国现代历史中启蒙主义的缺场，即使新文化运动掀起启蒙的大潮，但随后又被救亡压倒。这种启蒙主义的缺场，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佟家庄的集体主义制度就成为封建主义与现代性制度牢笼的结合体，虽然其制造了经济发展的高效率，但却大大降低了人的价值，使其成为一个反面的乌托邦。
佟家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乡村帝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瀚童集团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也因为这种经济发展，这个乌托邦具有十足的现代性色彩。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解决价值问题，反而隐藏了这些问题。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发展中工业化社会的世俗宗教：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依据。”34波德里亚也认为，消费社会里存在着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即是：“增长即是丰盛，丰盛即是民主，民主即是幸福”35。因为这种世俗宗教意味和神话性，瀚童集团才能获得上至政府下至村民的认同，即使其领导者行为有违德性和法理，依然能够较好地生存。而在这种神话的光环下，村民们得到的只是虚假的幸福。小说结尾佟安福的疯，就是最好的证明。
王方晨以犀利与深刻的笔触，让一个集权力、经济、道德于一体的现代乌托邦式的乡村帝国显出形来，呈现出其罪恶、虚假和悖谬之处，暴露出其恶托邦的一面；结尾的狂欢化叙事，又消解了它的意义。这使《公敌》具有强烈的反乌托邦色彩。
四、现代性语境下心理与欲望的深层书写
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受先锋小说的影响，对乡村的书写从“寻根”的文化叙事转向个人化叙事；即使写作乡村历史，希望找到历史规律，也已不再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是趋向于一种个人化和心灵化的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个人化和心灵化的历史书写，王方晨才为我们呈现了诸多独特的人物形象，构造了复杂的情感与欲望结构。其作品对本体性不安、深层欲望、死亡情结等的书写，都带来了更具现代性的生命经验，尤其对死亡情结或死之欲的书写，更具异质性。在其短篇小说代表作《祭奠清水》中，不仅清水、小五在水中自溺而死，村长王宝山也抵挡不住水底的诱惑。叙事主人公不仅多次看见王宝山在池塘边徘徊不决，最后自己也进入池塘，并“满心期望水里伸出一只手，冷不丁扯住俺的双腿”36。这来自水底的诱惑，其实就是死亡的诱惑。死亡在小说中并不是冰冷的，而具有一种圣洁、美好的喻意。这种心理可以联系到弗洛伊德的死本能，但与巴塔耶的神圣欲望有更多相似之处。
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在尼采和黑格尔的影响下，对欲望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他认为，人的欲望是多维的，不仅有生存和占有的欲望，而且有死亡、耗尽等欲望。他将人的欲望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动物性的欲望；第二层是人性的欲望，是对动物性欲望的拒斥与升华，是经理性调节的世俗的欲望。第三层则可以称之为神圣的欲望。神圣的欲望又是对第二层次中人的欲望的否定，包含了死亡、耗尽与色情的欲望；其中，死亡、耗尽欲望类似于弗洛伊德“本我”中的死亡本能。但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相比，巴塔耶对理性与被人性化的“占有的欲望”持批判的态度，是一种对以占有为特征的市民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学说。王方晨的小说中，这一欲望在庄镰伯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和深入。
小说中，庄镰伯对土地有一种特别的情结。他傲视塔镇等诸多城镇，也“很少去金乡县城……他觉得自己无愧于土地。”37在城镇与乡土的对比中，他以贬斥前者而圣化后者，来实现对城乡二元秩序中城镇的统治性地位的颠覆。这种颠覆是他对曾经被城镇歧视留下阴影的补偿。但在这种颠覆和补偿之外，他对土地的热爱甚至圣化还可以进一步探寻到更深的内在心理原因。
他有种对土地圣化的欲望。小说写他想到土地时“他开始激动。被宽厚的土地，那浑朴浩荡的气息包围着，如君王置身于祥云之端，俯临众生一般。”38这种对土地（自然）的圣化，同时也与他的权力意志结合了起来。
庄镰伯在与自己的对话中问“这一切努力最末是为了那些雇工吗？为了和他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兄弟姐妺、父老乡亲吗？”39他对这些目的进行了否定：“要说为了别人，那才叫可耻呢！”40他确定了是为自己，但又将对这些东西的占有欲进行否定。而在这种否定中，他又提到了终极目的，那么他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小说写道：“似乎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终极目的。他想毁掉作坊，也毁掉自己”41可以看出，庄镰伯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掉自己。“他预感到，他最终会毁掉自己的。”42这种毁掉自己的欲望与预感，不能仅仅用对以往犯下罪过的愧疚来解释，还有更加复杂的心理原因。
巴塔耶受黑格尔的影响，以否定之否定之线来描述“性”和“死”的两条思想之线。在关于“死”的思想之线中，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否定，而抵达了世俗世界，通过对世俗世界的否定，而抵达了神圣世界；而这种神圣世界又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返回。庄镰伯对土地的偏执的热爱就与这种欲望有关，而那种毁掉自己的欲望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消尽的神圣欲望。作者写到过他对颇具现代性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考核制度的厌恶，但他却不得不依靠它获得权威。他的自我毁灭，其实也是通过对这种权威的否定，进一步否定世俗世界，而让自己抵达巴塔耶的神圣世界。他也蔑视象征世俗世界的占有欲望。他将作坊毁掉，也可以看出“献祭”意味，即将工具化的物变得具有神圣性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献祭对象，即是被他圣化的代表自然的大地。
受庄镰伯影响，芒妹身上也出现了这种消尽的欲望。与袁广田身上的占有的欲望不同，在故事结尾部分芒妺期望把自己的力量和财富‘耗费’净尽。芒妺在嫁给袁广田之时，就准备丧失自己，失掉激情与幸福，又将父亲庄镰伯的财富统统交给了袁广田。庄镰伯和芒妺身上这种消尽的欲望是对占有欲望的轻蔑，也是对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世俗世界的反动。但这种神圣欲望却被代表世俗欲望的袁广田在现实中击败。袁广田用芒妺的钱作为资本，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本，又进入权力场，最后当上了塔镇科技副镇长。牛宏宝在《现代西方美学》中将现代性进行了三分，分为启蒙现代性、以占有为特征的市民现代性和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先锋现代性。在袁广田身上，就集中体现了以占有为特征的市民现代性。作者对这一丑陋形象的刻画，就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
而作者对庄镰伯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的深入揭示，呈现了人类复杂的心理结构，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生命体验。张艳梅认为：“先锋小说的叙事实验在今天看来，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残雪、余华、格非等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生命体验方式。”43王方晨小说提供的经验与传统乡土小说带来的经验不同，更具现代色彩和先锋性。而其对死亡的深刻书写，更是一种对生存的诘问。张清华认为存在主题是先锋小说另一种典范的主题形态：“这就是表现存在者的意义悬置、生存诘问、人性困境及其意识黑暗等复杂精神指向的书写。”44王方晨就是在这种生存诘问和黑暗意识等复杂精神指向的书写中，拥有了先锋性。
五、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解构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将宏大叙事作为一个考察知识，尤其是现代性知识合法化过程的重要概念。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知识的等同。”45利奥塔将宏大叙事分为政治的解放叙事和哲学的思辨叙事，其中政治的解放叙事总是体现为目的论的叙事，提供一个终极目标，充满政治激情，构造出一个宏大的乌托邦。这种解放叙事在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显著。而在历史叙事和社会实践中，宏大叙事也是一个重要的叙事规范。“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人以‘上帝’或‘代言人’的全知视角形式出现，以群体抽象为基础，强调意识形态。”“在内涵上侧重表现总体性、普遍性、宏观理论和共识。”46宏大叙事也是线性发展历史观的产物，即为人们提供明确的过去、未来，以供人们把握现实。王方晨的小说尤其是涉及历史的长篇小说，却并未采用宏大叙事的模式，而是对历史进行个体化、心灵化、碎片化的叙事；既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又通过意识流等方式深入书写复杂的内在精神与欲望，营造个体具有突变意味的精神史。他以一种复线式的历史叙事，对话式复调叙事以及寓言象征叙事，完成了一种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的异质性书写，呈现了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与解构。
1、复线的历史叙事
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提出“复线历史”的概念，认为“过去不仅直线式地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消失在时空之中。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这样，我们将在超越或反省线性历史的目的论的同时拯救历史。”47
《公敌》对佟家庄发家史的书写就是这种复线式的书写。王方晨将现实与历史勾连，不仅是对历史的单线纪录，而且从现实去观照历史。许多历史事实在这种对照和特定场景下敞开了它的意义。如将韩佃义邀请乔光熏参观佟家庄人以《论语》“仁义”退塔镇的南关建筑队，与多年后佟家庄将整个塔镇掏空对照来写，就呈现出韩佃义对《论语》的工具化使用。而韩佃义对佟志承上学的鼓励和他后来对佟志承所说的佟家庄需要一个在外面当官的人的话语相对照，也知道韩佃义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教育，不是教育使一个人获得成长，而是需要外在的政治力量来帮助佟家庄。
通过这样的复线历史书写，恢复了佟家庄发家致富宏大叙事之外事件的历史性。而它们构成了对佟家庄单线宏大叙事的颠覆和拆解，揭露了一个乌托邦的恶托邦一面。
《公敌》中，有一段关于历史的叙事，也显示出了宏大历史的吊诡与悖论。聂文海因为对佟黑子谎称自己是历史老师而进入翰童集团。数年后，他又见到窦校长，窦校长一语点破其中的原因： “历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48这里对历史的德性化，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能够为人找到未来。
海德格尔认为，历史是为未来存在的。“回顾往事，对以往的事情负责，总因为生存还没有结束，往事是由明天的光线照亮的。”49而杰姆逊更明确地说出历史对一个阶级和阶层的价值。杰姆逊认为：“对所有各国家的资产阶级来说，如果他们要意识到自己在现时中的历史任务，要成为一个统治阶级、胜利了的阶级，要取消旧式的贵族阶级并且代之以新的价值体系，那么他们就必须有自己的历史感”50。拥有这种历史感，个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找到自己的意义。而佟黑子在知道聂海文是历史老师后，就让他到翰童集团上班，可以理解为佟黑子和翰童集团需要历史感，需要明白自己的过去，然后从这过去里看到自己的未来。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新兴的阶层对自己的未来和意义的认知渴求。但聂海文却没有为佟黑子，也没有为翰童集团提供一个历史的定位，也没有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未来。他所做的，却是让他们返回更加落后的历史。他对照明武帝皇帝的“豹房”来为佟黑子修建“后楼”，而且 “聂海文以后替佟黑子做事，常常有意识比照皇帝的体例。”51佟黑子需要真正的历史意识，但却掉进历史的漩涡之中。而他最后的自杀也就可以理解为被历史的漩涡所吞没。这构成了历史价值的一种悖论。历史的宏大叙事，总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明确的过去和未来，但在《公敌》中可以看到历史也可以将人吸回过去，铸就历史的轮回。
2、对话式复调叙事
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老大》共分为五部，每一部都以一个人的视角展开叙述，或者说每一部里都有一个内聚焦者，读者可以在这一部里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每一部都呈现了庄镰伯的一部分，而由这种内聚焦，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庄镰伯的认知。整部小说将这些视角整合起来，也就呈现出一个多面而复杂的人物。这其中包括庄镰伯自己声音的呈现。小说第四部分，就是将庄镰伯作为内聚焦者，让其内在心理进行自我呈现和自我对话。他的心理活动中“你”的出现，就是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的象征。在小说第四部中，庄镰伯的记忆不断闪现，时空交错造成小说叙事的断裂，节与节之间也不断跳跃。景物描写也因为镰伯的视角而呈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庄镰伯在小说中还不断与自己进行对话，仿佛独立于创作者，以致于作者也无法轻易地对他的思想进行概括和总结。
主人公的这种内在对话性和小说每一部分之间的对话，体现了作者写作的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与未定论性。”52这即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特征。这种复调也是对中心与简洁的消解，而这两者正是现代性的特征。
3、寓言与象征叙事
王方晨的诸多小说带有寓言特色，如《正午的气息》《鸡年月》《牛为什么会哭》等。《正午的气息》就是一篇由儿童视野所呈现的神奇故事，小说结尾的非现实性使其具有明显的寓言特征。但王方晨还有许多小说并没有脱离现实逻辑，却依然具有较强的寓言与象征意味。吴义勤就认为：“他实际上在以写实的方式写寓言。”53王方晨许多书写历史和现实的小说充满了断裂性特征，而不是对其进行模仿式的再现，也总能找到事件之外的寓义。本雅明认为“随机而隐秘的寓言意象所反映的历史本身类似于碎片和废墟。”54王方晨的许多小说就书写了这种碎片与废墟式的历史，如《一九七零年代的乡村幼儿》。作者对这一特殊历史时代的书写，并没有关于宏大历史的叙事，而是书写了乡村中普通人物之间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即使九兰身上也有权力欲，即对家庭的权力欲。小说还书写了乡村中的暧昧与情欲，已婚的九兰对韦明的隐约的情感，韦明对九兰压抑的情欲。而小说标题中的幼儿，带有明确的寓言和象征色彩。幼儿不断地念他所不明白的口号，寓意着整个民族所陷入的一种孩童般的狂热。而在这种狂热的背后，隐藏着成年人的恐惧。小说通过这些细节，书写了一种微观的、异质、偶然性的历史，也是一种寓言化的历史。
在王方晨长篇小说中，《老大》与《公敌》都呈现出碎片化叙事的特征，而不是以线性时间将故事串联在一个发展的轨道上。《老大》中的衰败式结局，与本雅明“历史只有在衰败的地位上才有意义”55 相符合。而在小说《公敌》中，作者书写了现代性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带来了更大的人的困境。虽然佟志承这个人物给小说的灰暗色调带来了一丝光亮，但小说结尾并没有交待他是否能够带领瀚童集团与佟家庄走出这种困境；而是引入了狂欢化叙事，让“福老头成了灵怪啦！”56然后率领着壮观的队伍唱着《两只老虎》的歌谣走在大街上。“他们共同地唱着，好像突然就获得了一个世界的呼应，一个世界就在新年的气息中欢乐地温暖地合唱着了。”57这个结尾以其离奇、荒诞而具有了寓言化的特征，也构成一种狂欢化的效果。在这种狂欢化叙事中，一切界限都被打破，疯狂与理性，进步与倒退等等都界限模糊，也就打破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王方晨并没有为历史指明一个方向，也就说明，作者对建立在宏大叙事之上的乌托邦的不相信，对一个目的明确的未来保持了怀疑，从而具有了解构宏大叙事的意义内涵。
王方晨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艺术手法，对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而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宏大叙事，从王方晨这种执著而又多变的叙述方式中，可以看到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也可以体现出其对现代性的反思。
王方晨的乡土小说通过对乡村权力现代性特征的揭示，对乡村权力场域的建构，对反面乌托邦的书写，对心理与欲望深层揭露，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而具有了强烈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意味。这种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也使王方晨的小说具有了现代主义的品格，而不只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卡林奈斯库认为有两种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南帆将他的观点概括为：“知识分子以文学的现代性反抗历史的现代性。”58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就可以看作是以文学现代性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激进现代性”立场和审美现代性特征是王方晨小说拥有先锋性，成为思想上的先锋的的重要原因。因为先锋的概念和意义正是在现代性的时间中生成的。正是在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王方晨的乡土小说生成了其先锋品格，从而也充分确立了他的文学世界的价值意义。
注释：
1李敬泽: 《山野间的“先锋”》，《东海》2000 年第 3 期。
2胡平：《先锋性、哲学底色和深度——说说王方晨创作的道理》，《光明日报》2016 年 8 月 22 日，第 13 版。
3杜昆、贺仲明：《“先锋化”的乡村叙述——论王方晨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
4王方晨：《先锋的意义》，《岁月》2000年第5期。
5212236王方晨：《祭奠清水》，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6页，87-88页，88页，18页。
63546525455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0页，第398页，109页，82页，465页，466页。
79101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131页，135页，46页。
84353张艳梅《王方晨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第43页，176页。
1128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4页，第74页。
1219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4页，63页。
13142023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138页，213页，210页。
15373839404142（王方晨：《老大》，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页，236页，236页，236页，236页，236页，236页。
1617王方晨：《王树的大叫》，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84页。
24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25262729313248515657王方晨：《公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293页，377页，268页，231页，364-365页，365页，138页，139页，381页，382页。
30汪民安：《什么是当代》，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33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3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1989年版，第295-296页。
44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223页。
45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47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高继明，李海燕，李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3-4页。
49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1页。
50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58南帆等著：《符号的角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