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苦难境遇中的无声反抗
留存记忆，反抗遗忘，勿让时光的白蚁啃噬一切，勿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这是作家们书写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76年来，诸多抗战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从不同视角回顾了这段历史，作家们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继承发扬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秉笔直书，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翻阅这些作品，时代性、历史感、悲壮感，扑面而来。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在对历史的重塑中，不断超越原有的话语体系，通过多种叙事模式和多维的人物塑造，延展了历史叙事的话语空间，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叙事空间和审美意蕴。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对普通大众在战争中遭遇的不幸和苦难给予了特别关注，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成为作品的主旨。
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难度在于，其儿童性的本质要求，即文学性、历史性和儿童性“三性合一”的书写难度。《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是一部近期涌现、体现“儿童性”本质要求的优秀抗战题材儿童小说。
《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首次将目光投向上海沦陷时的流浪儿群体，并以他们的视角串联起上海沦陷区的抗战日常——“地底下”的较量与牺牲从未停止。时代风云虽然隐在孩子们的身后，但又时时将孩子们的生活裹挟其中。
作品选取了小切口叙事，将视角从战场上转出，以战争背景下的儿童生活叙事重写战争题材。在上海北火车站一带流浪的孤儿们，偶然结识了一位女魔术师，她教他们学海派魔术，给穷苦潦倒的孩子们带去了许多快乐。这位女魔术师其实是地下抗日组织的情报人员，只身潜往北火车站日军站长室获取一份重要情报时被发现受到追捕，危险关头，正在街头表演的流浪儿们以魔术帮她脱身。为了安全，孩子们被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结束了流浪生活。
可见，《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回归儿童本位，回到战争环境下儿童更为普遍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呈现出战争环境下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图景，展现了儿童在战争冲击下的生活际遇与精神成长。
当然，书写历史题材，尤其是展现更为宽广的日常生活图景的儿童小说，我们既要追溯历史的真实多样性和多重可能性，思考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延展更强生命力的可能；也要警惕，不能回避对历史真实的基本认知，任凭作者的主观意念与想象无节制的泛滥。因为，创作素材与创作者的经验、想象，只有构成真实历史逻辑、还原生活真实细节时，才能具备叙述的可靠性，才能让读者“相信”。
可喜的是，简平完全注意到历史真实与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复原历史的碎片。简平在“后记”中如是表述：“这部小说所叙述的时间是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3月，为了呈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厚重感，许多年里我扎进浩繁的史料的海洋中，进行细致的甄别和考证，我甚至对小说里写到的每个地点都一一做了多次踏勘。”抗战题材的创作需要调动文献史料的积累和对战争历史的想象，无疑，简平的调动和想象是成功而动人的。
同时，鉴于读者为儿童，作者需要拥有高超的故事讲述技巧和驾轻就熟的儿童文学叙事能力。作家首先展示的是他讲故事的能力。这部小说流畅精彩、节奏明快、悬念重生，故事讲得波澜起伏，有着极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这种故事层面的丰富性，极大地满足了儿童的接受心理，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品关于儿童文学的叙事伦理体现在，对战争残酷程度、对暴力和血腥的的叙事避让，包括对战争描写的去暴力化倾向，对血腥场面描写的克制。比如，书中写到流浪儿绍承的父亲、母亲的死亡，作为图书馆员，为了抢出哪怕一本古书，“绍承的爸爸冲进去了。连来找他的妈妈也冲进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最后完全失控。随着几声巨响，五层楼的东方图书馆在烈火中轰然倒塌……”视角转移和他者视角的切入，回避了关于死亡场面的呈现。
将魔术作为故事主核，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使得这部小说在沉重的历史背景下达到叙事的轻快和流畅，同时让我笔下的孩子在艰难的环境里还能被温暖、善意和乐观所呵护”。事实上，这也是该作品对童年精神的彰显。面对生活的不幸，儿童以游戏获得生活的勇气。这是在苦难境遇中的另一种无声的反抗。
儿童文学的“轻”，不是回避一切苦难与沉重，消解承受苦难的意义，恰恰相反，其背负苦难之重时展现出的乐观和勇气，是儿童文学所承载的童年精神之本。也就是说，无论战争的残酷如何汹涌而来，都不能杀死个体生命对“善”和“美”的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坚守。这种信任和坚守，正是乐观和勇气之根本。这种童年精神，也是人类超越苦难的终极力量。
（作者系《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