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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实践与新发展逻辑 ——论翔虹小说《鱼挪活》兼及新乡土叙事
来源:《民族文学》 | 曾攀   2025年04月15日09:10

不可否认的是,乡土中国在当代文学视野中出现了新的状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便是在新山乡巨变的现实境况下,涌现了非常多不断寻求发展与改革的经验主体,他们成为乡土中国的新型实践者和创造者:其一是乡村里最广大的农民,他们代表着最为朴素且最为原发的行动者,一方面作为被扶助的群体,另一方面则生成内在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到新乡土建设之中;其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干部形象,他们在新山乡巨变中扮演着中坚力量,更多地表现为坚定而富于行动力的形象,驻村干部和队员奋发作为、向上向善,又或时而处于一种发展中的状态,成为再造乡土新质的重要驱动力;其三是乡村政治体制中既有的领导者与参与者,以及科教文卫从业者和商人角色,他们丰富着乡土中国的形象谱系,而且推动其中最不可或缺的精神流变,亦成为新乡土叙事中的新动量和新参数。此三者相互联动与交织,沉淀与游移,重塑与再造,搅动着泥沙俱下的乡土现场,更激荡出深具变革质地的经验和实践,最终构筑成当代中国新的城乡发展逻辑。

为什么在这里强调经验与实践的新质及其重要性?事实上其关涉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命题,不仅包括新的经验逻辑中的瓶颈曲折,以及在问题的克服过程中显现出的精神跃迁,而且在于具有现实乃至未来指向的宏大伦理。从这一点而言,翔虹的小说较为自觉地立足于当代乡土的生活现场,他同时熟悉乡村干部和当代农民的精神特征,了解他们的一碗一盏、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叙事中往往通过洞悉最切实细微的个体变化,从边陲乡野人情,窥探具有总体性意义的社会兆象。《鱼挪活》是翔虹非常典型的叙事作品,讲述了贫困户韦明朗一波三折的创业故事。从题目以及小说内外的理路看,“鱼”属于乡村世界的养殖产业,具体而言就是韦明朗的生计或事业,一而再再而三的困境,映射着乡村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挪”的主体既是鱼也是人,而且这一动词代表着“实践”本身,小说中这个过程是极为艰难也极为复杂的,任何转变与革新都意味着阵痛,都需要通过切实的“行动”求诸系统性的拆解;“活”则意味着发展的目标或结果,是在新的行为逻辑和价值导向下,完成转圜并实现新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翔虹笔下极具“新乡土”特性的作品中,一者体现为较为普遍的对于经济价值的追求,这是消除贫困、振兴乡村的实践逻辑和发展理念;二者是乡土主体身上充溢着的情感价值,是其基于现实挑战与情思交困而重造的经验理性,以及经此形塑的能够真正推动乡村发展的感知与认知结构;三则为生命价值,也即新的心理转变,从干部、农民以及参与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身上流露出来的精神面貌,可以很明晰地推及乡土中国在当代语境中试图实现的整体性转化。从《鱼挪活》的叙事可以见出,问题或是困难的出现,背后隐藏的是当代乡村的现实症结,实践主体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承受着经济困境,同时也囿于精神的颓靡以及整体氛围的凝滞,这样的乡土经验太需要激荡出新的价值和意义。

具体而言,小说叙事的推进来自现实“问题”的驱动:一开始便是村里的河道走不得大船,因为建了不少电站,新形势下需要为恢复通航一路建设船闸,“一千多公里河道恢复航运,沿线老百姓受益可大啦,所以国家才投入大钱”,而且还要保证河面畅通,不得不撤掉原有的网箱等阻碍,否则大船根本没办法航行,而且投料养鱼影响水质环境,这就使得改革势在必行。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黄匡回到地河村便开始张罗大山潭生态养鱼和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可以说,小说所强调的是一种问题及其解决的导向性。又如韦明朗在大山潭拉的鱼,送到省城被退货了。因为他们的鱼专供高档饭店和大商超,严格的检测单表明鱼的质量不达标,究其原因,是氨氮浓度太高,潭水溶氧力下降,使得“这鱼全病了”,“大山潭虽然是活水,但消纳力与河流没法比,鱼养久了自然超负荷”。无疑这是现实的倒逼,也是发展的要义。最终还是归结于如何解决以及何为出路:“那可怎么办?”由问题和困难导引出的新的乡土主体,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情感和实践经验,也构成了乡土场域中的新景观与新声音。

如前所述,“新乡土叙事”尤为注重人物主体的切身经验,既与新的时代语境若合符节,同时又显现为极为素朴的个体理念,并结合个人化的遭际,从而使得特定个体或群体能够变成可供鉴别与鉴照的精神文化样本。小说中,韦明朗的转变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女儿以及乡里亲人患病,这两者都指示着水质与环境,与他面临的抉择息息相关。其次还在于到千岛湖看看人家怎么养鱼,那里特别美,不看太遗憾了。“一天走下来,看到村庄那么干净漂亮,湖景那么美,生态养鱼的同行收入嗖嗖蹿高。”作者在韦明朗身上塑造了多元的他者,那是农民探求变革最为重要的现实与心理根源。以千岛湖为代表的外部典型便是其中重要一环,“到千岛湖,看看全生态养鱼的先进经验,以及新农村的全新景象”,由此形成有意味的外部参照;再者还有小说中具有意义再生性的人物出现,如黄玢联系的各路驴友、地质勘测队、航拍爱好者、动植物普查员,一拨跟着一拨来到地河村,“他们发现周边完整的原生态植被,为大山潭涵养稳定优质的水源……经过化验,这些水源是小分子团软性矿泉水,富含钠、钾、偏硅酸和氯离子成分。他们还摸清了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找到许多从未示人的稀缺资源,很有科研和旅游价值”;此外则是林林总总的外来先进经验和经营模式,创造了新的经验价值、实践理念与发展态势,“投入运营的民宿、攀岩、翼装飞行、瑶族刺绣工艺中心,还有亲子农业体验园,势头很好,大山潭景区的收官项目木房子酒店也迎来开张。”由此可见,乡土之“新”是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的精神内里和文化生态。

总之,“新乡土叙事”中的结构逻辑与传统的乡土文学大异其趣,价值的导向也多有不同,当代中国乡土世界中形塑的全新的关联性实践主体,以变革经验构成新的感觉结构和精神形态,共同发挥着振兴当代乡土的重任,其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既往的“五四”以降国民性审视的理念,也有别于“十七年”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土叙事,不仅勾勒出气息全新的主体经验和实践逻辑,而且构设着时代语境中倡导的发展伦理——经此一“挪”,全盘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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