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学术共同丰盈——江冰的文化研究与学术世界
江冰对文学有着无与伦比的热爱与激情，但他不会让热爱被禁锢在象牙塔或者书房里，而是让文学与生活热烈地拥抱，让文化与日常热切地碰撞。从1977级大学生到1980年代大学老师，从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媒体人转型为新世纪研究前沿话题的高校教授，又以知名学者的身份进入融媒体时代，成为在地文化使者，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长跑，江冰似乎常常可以完美无缝地调整赛道，而且在每一个关键的弯道他总是身影潇洒。
江冰的文学评论总是写得文采斐然，文化随笔又写得意蕴深厚。他的学术研究有学术性与媒体性的融合，有个人体验与当代视野的统一。梳理他的研究道路与研究特色，会发现江冰真是一位难以被归类的学者。
一、研究分期
江冰把自己的文学批评历程总结为三次浪潮，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成为高校教师、文学评论者，这一次文学评论的生涯以20世纪90年代初办杂志搞媒体而中断。作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1977级大学生，江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很快就以“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的专题在《文艺评论》发表多篇文章，人大复印资料多次转载。在那个人才井喷的年代，这是极富专业天赋的选手，这一时期他也完成了《中华服饰文化》《浪漫与悲凉的人生》《二十世纪大飞跃——人类生活与文化进步》等一系列著作。从这些著作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研究视野从一开始就极宽泛，虽然做文学批评很有天赋，但他过人的精力与能力似乎无法在文学的世界得到满足，因此涉足多样场景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转型，文学落寞，江冰远走深圳做媒体人。他自己谈到这段经历总是只有八个字“酸甜苦辣，一言难尽”。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想必让江冰那几年的人生成为张力非凡的一段，个中滋味之复杂难以复盘。但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日后江冰最早进入“80后”研究，最早切入代际研究与新媒体研究，以及在自媒体风生水起后很快就傲立潮头成为文化学者，以上种种处处可见曾经在媒体摸爬滚打才有的眼力与功力。从媒体事业重回高校之后，选择“80后”文学及亚文化研究，拿下系列课题，组建团队搭建平台与基地，出版《当代文学的三次浪潮》《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酷青春：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等关于当代文学、“80后”文学的系列作品。同时积极介入广东本土文化、都市文学研究，主持组织研究都市文化的系列作品：《都市版图》《都市先锋》《都市魔方》。此后，虽然没有脱离当代文学场域尤其是小说、188体育官方ios等文学现象的观察与评论，但他渐渐转入文化随笔创作与在地文化研究，同时介入对各类文艺作品的观察批评，陆续出版书写岭南文化的《老码头，流转千年这座城》《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岭南乡愁》等系列文化作品。
在江冰的学术生涯里，他仿佛一个不断接近自己目标的猎人。在这个过程里，他自己的身份与目标貌似发生着变化但其实内核并未改变，相反越来越清晰。从最早加入时代性的学术话题讨论，他就比别人多一份乐观与信心。随后虽然出走媒体行业，但他也许从没有真正成为媒体人，相反更像是一位在媒体行业接受打磨的学者。这段经历使得他的乐观与信心多了，也多了对现实的敏锐把握以及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不像一直在象牙塔里的学者那么单纯。重返高校，他有自己的气魄与胆识，迅速寻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锚定“80后”研究，突破了常规的学术圈，把文学研究这把刀运用于“80后”文学以及亚文化、代际文化、网络文化……21世纪之初，这里还是一片貌似荒芜的野蛮生长区，可是江冰用自己的学术眼光带着团队里尤其是一众年轻人开荒拓土，为国内的代际文化研究、亚文化研究开辟了新天地，“80后”及网络文化研究一做十年。与此同时，“都市文化”“城市文化”这些新领域也渐次生长起来。
此后，学术研究的压力渐小，内心深处原本因专注学术无暇顾及而被抑制的文学张力开始爆发，江冰的188体育官方ios创作渐入佳境，一系列关于广州、关于岭南文化的188体育官方ios作品诞生。他的学术志向也在这个过程中身影渐显，那就是学术研究应该与时代同频，与文化共振，与在地相生。2020年之后手机短视频时代全面到来，江冰又一次毫不犹豫地进入新领域，至今仍在高频高产高质量地不断产出关于岭南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思考。谈文化他积累深厚思想深刻，谈现象他见多识广妙语连珠。他的文化研究在新的媒介载体中重生，因为短视频时代对时效性以及内容浓缩的强化，他在文化观察中的才思敏捷与文思巧妙得到用武之地。
江冰曾经指出自己的精神特质“带有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风范：质疑、批判、思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纠结，体制规范与个体自由的纠结，相互冲突，缠绕一生”。或许这些纠缠、冲突确实一直伴随他的研究生涯，但并没有影响他一路坚定地走向自己选择的世界；相反，这些纠结与冲突可能恰恰成为他思想深处的某些泉眼，不断涌动出新的生命力。今天再看他的文化研究与相关思考就会发现：他早已完成与这些纠结的和解，并且实现了共存或者超脱。江冰的研究中似乎从来不追求自己“超然物外”；相反，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他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个体生命在社会转型、历史节点中的体验、观察、思考与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米尔斯曾指出，“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1]。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普泛意义上的“客观”也许并不会特别有助于我们的进步；恰恰相反，社会学、人文学非常需要丰富的人生体验、敏感的社会触角与悲悯的历史情怀，这样才能在纷纭的日常生活里建立文化观察、公共话题与哲学思考的关系。
二、研究特色
从学术成果来看，江冰的高水平论文、国家课题、重大课题、影响因子的数据都很强，但他的影响又绝不局限于学术领域。他的学术研究像一个同心圆世界，核心圈是文学，包裹核心圈的是与文学紧密相关的文化研究，而外围还有很丰富的本土文化、饮食文化、城市文化等等。其内核是稳定的学术追求，外围则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鲜的生命力，共同建立了一个从高校学术向外不断辐射至市民日常的文化研究圈。他在文化研究方面有自信，在文化传播方面有自觉，在立足本土的世界里，他的文字总是从容潇洒的。
1.学术与生命的共同丰盈
1993年正值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期，作为关心学术前沿的年轻学者，江冰不可避免地介入这场讨论中：“大约在1985年，受学术界‘文化热’触动，我即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陆续写出了‘当代作家研究系列’‘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中国文人精神现象研究系列’三组论文，写作的过程与其说是研究学术课题，不如说是在探索自己的心灵。”[2]从“心灵”出发，意味着虽然是讨论社会问题，却从自己的生命中寻找经验，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学术。人们常说“蜡炬成灰泪始干”，似乎学术的成功与生命的丰饶不可兼得，必须以生命去浇灌。但江冰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生命与学术之间并非一种予取予夺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滋养的关系，所以这么多年来他的学术与生命是共同丰盈。如果说1985年的研究是从探索心灵出发，那么江冰此后多年的研究经验中从心灵出发的原则就不仅仅源于个体经验，而是出于他对艺术的本质理解。他多年奔走在小说、188体育官方ios创作的一线，尤其喜欢与基层的写作者交流互动。在他眼中，“在文学圈外或边缘徘徊的人是特别有希望的，比体制内的专业作家存在更多的可能性”，“艺术是不可以重复的，艺术追求个性自由，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在江冰看来，基层写作者有最宝贵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他们如果能捕捉到这一点就有了不可替代的艺术源泉；所缺的是技巧，但技巧完全可以通过提升艺术修养来达到。[3]
对于心灵的探索并不是因为江冰的学术研究“自说自话”，其实他有很强的西方理论基础，也有很敏锐的理论触角。在他的“80后”系列研究成果中，他对西方文化研究以及媒体研究的鲍德里亚、麦克·卢汉、玛格丽特·米德、迪克·赫伯迪格、安德鲁·基恩、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二战后社会文化研究、代际研究、亚文化研究等理论与观点都是信手拈来，不管是论文写作还是现场发言，足以见得他对这些内容的谙熟。但不管这些理论家多么有名，理论多么重要，对于他来说都仅仅是借鉴，“我们需要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更需要切合实际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叙事；我们需要宽阔的理论视野，更需要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博大胸怀。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必须不懈探索、追求的社会过程”[4]。因为他深深懂得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真正理解这片国土上的人与文学，还需要从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中生长出来。正因如此，才使得他的“80后”研究不仅关注了新的现象，还成为了当年学术圈里的新生产力。
正是在这种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对自我以及对他人心灵与艺术的观照中，江冰成为米尔斯所说的“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因而“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但米尔斯觉得遗憾的是，“个体乃至整个文化共同体要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乃需要点滴积累，往往也需要蹒跚摸索，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品质缺乏自觉意识”[5]。不过江冰显然有这种自觉，他的多年积累，在评论、研究、创作等不同方式中的探索都指向这样一种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2.把握当下与理解时代
如果说从心灵出发是江冰实现生命与学术共同丰盈的路径，那么他在学术研究中总是主动呈现的对当下性的体认，以及对新时代的敏感则保证了他总是在时代的潮头。
1993年，江冰出版《浪漫与悲凉的人生》与《二十世纪大飞跃——人类生活与文化进步》两本专著。“在完成《中华服饰文化》和《文人精神与文化冲突》两本专著之后，我用了100多天的时间，写出《二十世纪大飞跃》一书，这表明我的兴趣还在当代……”[6]1990年代江冰所言“当代”是指20世纪的“当代”，但这个“当代”应该辨认为“当下”。事实上，他的关注点并非在某一个特定世纪或时代，而是应该指认为所有正在进行时的“当下”，也就是身处其中的时刻。在这一点上，江冰就像有无数触角，敏感于时代，敏锐于生活，因此他从没有被局限于某一个时空。早在写《价值的失落与寻找——对文学现状的几点分析》时，江冰就表现出对新时代的敏感以及对新世界的憧憬。在那篇文章里，他正面回答了“面对市场”“面对分化”等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市场让人们兴奋也让人们痛苦，直接导致的就是群体的分化与矛盾。时代车轮快速飞奔的同时，价值的失落往往不可避免，但这种失落往往也预示着新的契机，因此需要寻找、确认新的价值。 面对市场复杂、价值失落的现实压力，江冰显示出的既不是失望痛苦，也不是盲目自信，而是一种很强的内驱力。事实上，1988年讨论文学现象时，江冰已经提出来，中国的作家要有自己的内驱力，否则就难以有独立精神，现实中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松绑时就感到“失重”，必须找到市场或其他的依附才能“存活”。他在充分认识到时代的进步意义之后，以宽容的态度接纳、理解并迅速地调整自己进入新的时代场域中。所有的自信都必须源于对历史的充分理解以及对所处时代的全面认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信与憧憬才有强大的生产动力，既脱离消极与失望，也不是盲目与空洞。
所有的“当下”都在历史中，江冰这种对时代的敏锐体察与他长期活跃于当代文学前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参加中国小说排行榜工作二十多年，每一年都在鲜活的作品中摸爬滚打，在真正的当代文学场域中观察、思考，同时也使他确认了“经典化”与“当代化”的关系。这一点在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化的学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着这种参与经典化的自信与自觉，他在进行选题、思考、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多一分自信，也多一分从容，多一分责任与自觉。“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它时刻进行着，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其价值也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其当代认可与评价不可或缺。”[7]
其实敏锐的时代感也使得江冰对代际传承有更宽阔的胸怀，在研究“80后”时他曾经有一段肺腑之言：“在我看来，每一代学者、每一代评论家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都有自己屹立潮头的光辉岁月，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主角的位置会更替，新的一代会登场。对此，你可以说你的话，坚持自己的观察视角，同时更要倾听，至少允许后辈人说话。”[8]正是因为对时代性以及对当下性都有确定无疑的理解与认知，他才能对年轻人鼓励与扶持，对亚文化圈保持理解与同情；也正是因为这种对时代与当下关系的准确把握，使得他的学术生命有一种永葆青春的魅力。
3.回到生活与尊重日常
大概在2010年之后，江冰研究版图中伴随“80后”研究生长出来的都市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向两个维度延展：一方面是在文学研究中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语境，另一方面则是更准确地指向了对广东本土文化的关注与思考。此处宽泛的文化研究语境，指雷蒙·威廉斯所说“在过去，‘文化’指心灵的状态或习惯，或者说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动，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9]事实上，从“80后”研究开始，江冰的文学评论从来不将“文学”狭窄地限定在作品文字中。他的文学研究总是“回到生活”，他长期不懈地从文学中挖掘文字背后的社会变化与生活本质，这实际上是符合整个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研究的大潮的。文学与代际问题、文学与城市生活、文学与情感结构都是当下文化研究最核心的话题。他用“物质主义的英雄”来描述郭敬明笔下的小说，既不满足于“青春读物”的限制，也不满足于用传统类型小说的模式来界定这类小说。在网络小说蔚为大观的时代里，《小时代2.0》这类作品似乎可以轻易地放置在“言情+商战”的类型中，但江冰却从中发掘出“80后”一代人对于市场、经济、商品、奢侈生活等物质生活、感性生活的特殊性。[10]
对本土文化的关切，使得江冰在此后的创作与研究中几乎自觉地发展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他的研究与创作总是回到生活，且尊重日常。江冰并非广东人，但显然相当熟悉且适应海洋文明滋生的文化，他的本土文化与创作呈现出很强的段义孚笔下“恋地情结”的特性，这是一种“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中，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四个基本概念，“作为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11]，恋地情结这个概念既形象又生动。四个基本概念也是江冰文字中总会呈现出的层次感。但段义孚也指出，虽然环境为人类的感官提供了各种刺激，却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的直接原因，个体的脾气秉性、目的以及文化力量（爱或价值观）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江冰关于广东文化的文字中，可以读到丰富体验和独特研究。在他看来，广东文化的地域性，需要一种具有内在精神的文学“描绘”，需要“本土言说”[12]。他多年关注广东本土文学创作，从都市文学到女性文学，从老一代作家到年轻一代，同时也敏感于创作者们来源复杂的地域特征。由于一直保持着对地域文化的敏感与关注以及长期不辍的188体育官方ios创作，江冰对于本土文化的文学创作有自己的体验。从理论上他能梳理真正本土广东籍作家的文化优势，但同时他也敏感地捕捉到外来作家的优势——“由于熟视无睹进而导致漠然，其优势也可能瞬间消失殆尽，反而不敌外来作家因为差异冲突而唤起的新鲜感”[13]。排除粤方言这一元素，城市里老广州与新客家的区别并不明显，正是因为广州有强大的包容性，外来者能迅速地融入本土文化且不断丰富本土文化；但如此一来，“外来”并迅速同化，广州的芜杂与丰富也使其难以被归类与总结。江冰认为广东文化需要发现，需要归纳，需要总结，需要命名；只有在一系列有效的文化运作中，价值才能得以产生。他对广州既有文化自信的意识认同，也有关于广东文学以及广东文化“本土言说”理念的倡导。
在江冰后来陆续出版的文化随笔中，可以读到他在这种“恋地情结”中日益自如的发展，由“情”向“趣”转变的创作轨迹。在《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这本书里可以读到江冰几年中对广州的种种思考。这里面有专栏文章、学术研讨也有学术讲稿，从中可以看到他倾力推动广东本土文化复兴的本土化表达。那种拳拳之心的“本土热爱”不仅浸透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在每一篇访谈或演讲稿中，其文字打动人的是极其深厚的感情。但如果与几年后的《岭南乡愁》相比，就会发现，前者因情深意切甚至有点“急迫”，后者却多了从容、潇洒与随性，书中岭南人物风情，历史文化美食，饮茶闲话日常，烟火气息弥漫中随性表达着一份热爱，书写本土文化已经从前者的“情”转为后者的“趣”。本是从文学研究中旁枝生长出来的文化观察，渐成气候，发展为江冰后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中最身姿摇曳的部分。
三、独木成林
江冰的学术轨迹与当代社会的文化研究有着若隐若现的相关与重合，梳理他多年的学术生涯，几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文化学者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介入”走向“自信”的旅程。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每一个场域中，江冰都似乎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14]，在不同赛道上的经验带来的世界观照与身份认知。使得江冰对文学现象、文化事件的观察与思考总是能有批判性的话语以及创造性知识的新泉源。这一点，是他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不可复制的学者经验。看上去他换了好几次赛道，且每一次都顺利切换继续精彩。但仔细想想就发现，赛道只是他选择的载体，作为一位文化学者，他的目标其实没有改变过，相反只是越来越清晰。其实江冰的文化研究背后有鲜明的公共视野，因此所有与文化相关的大至历史传统小至一粥一饭，都成为公共议题。台湾学者赵刚曾经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形容为“全球思考，在地行动”，“把特定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在地的‘困扰’，转变成公共的议题”[15]，这同样可以解释江冰的文化研究，何以形成既宏阔又精微、既理论又生活的个人研究特色。
在江冰的文字和视频中，读者会觉得生活充满了乐趣、意义与生命力。但其实日常往往是无聊的，之所以能获得生命力，是需要演绎它们的人用足够强大的想象力在文字中解放它们的生命力，将那些被掩盖在时空里被掩盖在日常外衣下的文化、历史、社会、艺术的脉络与血液彰显出来。早在写《二十世纪大飞跃》时他就对自己的表达有这种要求：“我一直在寻求一种既保持‘文化档次’，又吸引更多听众的表达方式。”“我期望拥有更多的读者，期待与更多的朋友交流思想。”[16]三十年过去，江冰不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还应该说他拥有很多“受众”，不仅是读者，还包括新媒体受众；他的朋友不仅有学者、博士、教师、学生，还有遍布于各行各业与他交流文化的人们。
江冰对“80后”“90后”文学现象的关注、研究与评论中，能看出他对年轻一代的关爱与支持。在他所有的对“80后”作家的评论中，在那些许多人看起来用“青春读物”“类型小说”就能一言带过的文本的细读中，能看到他就像一个家长在耐心地听着自己的孩子说话，虽然语言稚嫩、代沟横亘，但是他努力地让自己的研究成为一座桥，帮助整个社会从这些文本中理解这一代当年的孩子如今的中年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冰当年对“80后”的研究，在当时是找到社会热点，实际则是指向未来。他内心非常清晰地知道，“80后”一代人终将成长，而社会总有人正年轻，对话年轻人，理解年轻人，关心年轻人，扶持年轻人，正是他当时的选择。事实上，江冰对年轻人总是满怀善意的。在中国历史上，崇老的社会惯性使“青年”群体长期哑然。但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五四一代，青年成为社会革新的扛把子；几十年后，1980年代的朦胧诗一代大概也算一次青年的声音；21世纪到来后，“80后”的发现则是网络世界与青年文化的一次合谋产物。正如江冰总结的，“80后”的发现并不限于这一代，以“80后”的发现为契机形成了整个代际观察的链条与世界。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谈到的，主体常常是在对他者的排斥中凸显自我。“80后”初登历史舞台时的彰显反叛与追求独立也正是这样的姿态。区别于其他代际的“80后”在网络语境中更如鱼得水、更自然流畅，他们与新的时代融为一体。江冰正是在这样的发现与判断中完成对“80后”的考察，进而对他们充满信心与期待。事实上，从《萌芽》杂志新概念大赛到各网络平台相继推出“80后”作家作品，也极为清晰地呈现了这一代人从传统纸媒到网络世界并最终完成纸媒与网络并行的过程。
江冰曾经在2017年《酷青春》一书的前言中谈到：自己在完成了一系列关于“80后”的研究成果之后，“我突然有一种‘再无话可说’的心境，是不自量力进入全新领域的长年疲惫，还是艰难攀登高山峰顶遥不可及的心境苍凉呢？……但我至少明白：这样的课题研究是有价值的，这样的学术选择是正确的。而我已经尽力，更远的山坡将由我的80后文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团队、更年轻的学术伙伴们去继续攀登……”[17]记得当年读到这段文字，对江冰有一种功成身退潇洒离去的感受；今日再读，恍然大悟，他其实是用自己做了那攀登学术山峰的梯子，一路扶持“80后”的学术伙伴们向上走，当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学术锻炼，理解了学术思维，形成了学术能力时，他便将这片自己打造的学术园地交给年轻人，自己又转而拓展新的学术荒地；他打下山头转身离开，因为还有更多的山峰等着他。可是放下现有的成果需要“断舍离”的勇气，攀登新的山峰也要忍受寂寞，甚至面对可能失败的风险。但他是生活里的勇者，总是毫不犹豫地投入自己认定的浪潮里，坚定地做理想航船的掌舵人。
我国南方有大榕树独木成林的现象，榕树的气根极发达，树盖向四面八方不断延展，无数气根则向地生长最后稳扎土壤，远远看去一片密林，实则“独木成林”。江冰的学术世界就如这南方的古榕，其核心毫无疑问是从文学里生长出来，历史、哲学、社会学是他“出走文学”的理论储备，不断为四面延展的树盖输送营养；回到生活、尊重日常的选择使得他同时观照着人们的生活、饮食、习俗、民风，最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化世界。
注释：
[1][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7年，第7页。
[2]江冰：《浪漫与悲凉的人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记，第235页。
[3]曹艳锋：《江冰：写作如何突破庸常？》，《黄金时代》2014年第12期。
[4]江冰：《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学术研究》2013年第9期。
[5][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14页。
[6]江冰：《二十世纪大飞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3年，后记，第207页。
[7]江冰：《见证中国当代小说的辉煌历程》，《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8]江冰：《80后文学研究的信心与隐忧》，《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9][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页。
[10]江冰：《物质主义的英雄——读郭敬明的〈小时代2.0虚铜时代〉》，《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11][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页。
[12]江冰、王燕子：《广东地域文化的文学“描述”》，《粤海风》2013年第6期。
[13]江冰：《论广东文学“本土叙述”的苏醒》，《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
[14]此处借用美国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与学院体制的关系，引自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5]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第7页。
[16]江冰：《二十世纪大飞跃》，第207页。
[17]江冰：《酷青春：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人民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2页。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