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对传统文艺的“兼旧汲新”
繁盛于新兴技术与网络媒介中的新大众文艺，一方面是当下大众文化氛围、审美意趣以及消费语境的载体，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兼旧汲新”的接续与造新。尽管新大众文艺呈现出诸多时新样貌，但其并非从技术变革之中无端涌现的“无根之木”与“无源之水”。新大众文艺能够“枝繁叶茂”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之中。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是新大众文艺的情理渊源
新大众文艺往往能深入地调动接受主体的情绪。这种情绪的调动，不仅体现为大众在文艺作品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共鸣，还体现为大众在文艺接受外做出的与之相关的情理行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火热，引发大众自发重复购票，助其冲击全球电影票房历史排名。这一热潮，正体现了优秀的大众文艺作品带来的情绪共鸣与情理行为。新大众文艺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强烈的情绪调动能力，其根源在于这些作品大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存具的情感期望与理念话语。
无论是游戏《黑神话：悟空》，还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抑或是不断被动漫化、游戏化的网络文学IP，都具备一种潜在的共性，即都注重受众最直觉与最直接的情绪体验。其中的故事始终围绕着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悲欢离合等这些堪称最朴素的情理之辨：《黑神话：悟空》中借黄眉怪追问人欲之曲直，《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反抗天命则是所谓“是非”之断的表现，即便是奇幻如《诡秘之主》这样的小说亦能显见中国传统之“人伦物理”。新大众文艺无论是给受众带来了“爽感”，还是带来了“虐痛”，都让人联想到那些以大众为受众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小说、戏剧等）所追求的“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悟，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芽非以诬圣贤而疑，亦不敢以诬鬼神”（冯梦龙语）。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其中的情理传达其实并不复杂。从明清小说到杂剧传奇，这些作品中的情感与理念都始终是大众最为直觉的体验——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悲欢离合。而这亦恰好是新大众文艺各类型作品不断反复书写的领域。
在新的文艺大众化中，往往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新大众文艺毋庸置疑地受到了很多外来大众文化观念的影响，诸如欧美奇幻文化、日本ACGN文化、韩国流行文化等。这些外来大众文化固然给新的大众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给受众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可能。但是新大众文艺始终有一种底线原则，那就是最终的是非判断所依托的情理渊源大都是源自于那些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艺作品。儒家文化是人格的标准，国家意识与道德伦理评判着人物的善恶是非。即使是在那些想象力非凡的网络文学中，如阿越的《新宋》、猫腻的《庆余年》等，那些极度的个人欲望追求者亦难善终。同样，即使是在那些神魔气息浓厚的灵异空间中，中国的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始终是人的生命意识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季越人《玄鉴仙族》中的修仙世界，还是狐尾的笔《道诡异仙》中的大傩世界，都是如此。随着新大众文艺类型的快速裂变，多样的文化观念的接受和多样的美学形态的交融势成必然。令人惊叹的是，优秀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始终能够将这些多样性纳入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情理之中，纳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传统中，并能够有逻辑性地使其融为一体地呈现出来。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是新大众文艺的文化符码库与想象资源库
新大众文艺与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有着天然的联系，具备了丰富的表现能力。这种表现力与其自身的“大众性”相结合，能够产生强烈的“黏合”效果。复杂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形态，可以被新大众文艺所具有的“黏合”效果迅速实现“表现具象化”与“意蕴直观化”的转化。在此，新大众文艺就产生了与传统文学艺术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庞大的文化符码再造能力。动漫画的同人创作、数字游戏角色的二次创作、网络文学的衍生创作与类型模仿等现象，都揭示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一特性。
新大众文艺的文化符码再造能力固然是依靠着受众的广泛参与，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源自于大众领域的创造性再生产的基础是一种广泛的文化共识，或者可以更直接地称之为“文化想象力”。流行文化批评家东浩纪与宇野常宽在解释日本动漫画领域中“萌要素”的产生与叙事类型转变时，都提出了关于“想象力”的理论认识。这对于理解为何新大众文艺在当下具有如此强烈的生命力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纵观近年来在大众文化领域产生热潮的文艺作品与文体类型，大都有着几乎“一边倒”的特征：一是在大众层面具有广泛的文化认知基础，二是能够适应当下技术加速时代大众的生活节奏以及社会认知。2019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的成功，实际上已经呈现了新大众文艺中所凝聚的这种“文化想象力”；去年游戏领域爆火的《黑神话：悟空》以及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更强有力地印证了这种文化共识的存在。
虽然具有符号性质的文化符码常常被各类后现代理论批判为“景观”与“消费”，几乎就是“肤浅”与“无知”的代名词，但是新大众文艺却有能力使其再造的文化符码尽可能地避免肤浅化。这同样依靠的是构成其基础的“文化想象力”。真正成功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只带来商业上的成功，同样会产生相当强烈的“文化波动”。这种“文化波动”能够消解其文化符码的符号性。以《黑神话：悟空》为例，尽管该游戏本身的角色设计与剧情都仅够得上通俗小说的一般水平，诸如包含阴谋论、爱离别、求不得等套路性情节，以及对《西游记》做了堪称重写的改编，但是游戏自身的热销反而带动了各大社区对于《西游记》原作的重读热潮。可以说，《黑神话：悟空》热销的时期，同时是互联网文化社区中《西游记》被传播与讨论的高峰。尽管缺乏数据支持，但是这次《西游记》传播力度至少可以媲美当年《西游记》电视剧所带来的影响。大众通过互联网社区进行自我对符号的“祛魅”，从而实现其真正具有意义的文化价值。
新大众文艺能够具有这样的特性，其根源就在于构成其“文化想象力”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从小说到戏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众通俗领域的深刻沉淀。它们不仅参与构成了中国大众的情理渊源，更直接构成了大众对于自我、他人以及整个社会文化认识与想象的基础。很多成功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大都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角色与叙事产生联系。即便是纯粹原创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也大都可以看到源自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原型表现。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就追求通俗易懂，如冯梦龙所说，“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更重要的是，这些能够成为文化符码的要素，天然地具有内在的伦理价值与是非判断。新大众文艺对这些源自传统文学艺术所缔造的文学想象资源进行再造时，就必须面对其内在的“情理之辨”。这也往往会导致，再造的文化符码有更大的可能被广泛讨论，进而重新激发人们去发掘那些传统文艺作品的原貌，并由此产生新的文化创造。
新大众文艺是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保持生命力的实现路径
既然新大众文艺所依托的是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及其所构成的文化想象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的文化创造也理所当然地能使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在不断快速发展的社会文化中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
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始终需要面对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时代，现代化不仅是表现形式或者叙事方式的“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适应如今的互联网文化语境以及数字技术环境。这意味着，过去的对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改编与保存逻辑或许要发生改变。新大众文艺对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文化符码再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质是融合从当下大众审美、亚文化需求到互联网文化与数字技术等综合性的再创造。同时由此产生的文化符码会天然与传统文学艺术原著本身形成张力。这种张力又能使文化符码避免纯粹地沦为“符号”的无意义结局。因此，如果要更加适应新大众文艺的这种特质，传统文学艺术作品或许应该循着“做旧如旧，造新如新”的逻辑。
“做旧如旧，造新如新”，可以使传统文学艺术一方面尽量保持其传统的本质，从而始终作为新大众文艺情理渊源承载与文化想象资源库，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所在；另一方面持有开放态度地彻底新造，而非半旧半新的“修旧如新，造新如旧”，从而使传统文学艺术作品能够更加广泛实现在新大众文艺作品内的“再生”，并借此实现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与当代大众之间的代际接受。同时，由新大众文艺所带来的传播效果与经济效益，又可以支撑“做旧如旧”的传承方式，从而实现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与新大众文艺之间的良性共生关系。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在其兴起繁盛的历史时代，从来都不是曲高和寡的存在。或许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本就具有大众性，所以它们能够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情理渊源，能够为新大众文艺提供文化想象的支撑。也正是因为这种大众意义上的同源性，成功的新大众文艺作品总是能激起“文化波动”，不断地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回响，让人们去重读传统文学艺术经典。
或许，“兼旧汲新”正可以用来形容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学艺术的这种一体两面之性质。
（杨欣文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张学谦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