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顶头上司夏曾佑
鲁迅录夏曾佑诗联书法作品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关系颇近的同乡朋友
提起夏曾佑，估计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鲁迅1913年9月28日写在其日记中的一段话:“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kòu）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即夏曾佑）主动，阴鸷可畏也”。191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成立，其中社会教育司的司长是夏曾佑，这个司下属两个科室，其中一科负责科学美术，科长是鲁迅。
早在同年6月，袁世凯发布了《尊孔祀孔令》，所以才会在9月28日要求教育部官员到孔庙祭祀的事情。1978年，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从鲁迅日记中的“阴鸷可畏”看出了鲁迅对于夏曾佑“遗老气息”的不满，王景山还谈到“此后鲁迅和夏的交往也就日益稀少了”，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通过鲁迅日记可以看到，第一次祭孔发生在1913年9月28日，但在1913年至1914年间，鲁迅还如往常一样经常去夏曾佑家吃饭、喝酒，关系的确是超越了一般的同事。例如：1914年5月9日，鲁迅在日记中言“夏司长治酒肴在部招饮，同坐有齐寿山、钱稻（孙）、戴螺舲、许季上，八时回寓”。不仅如此，当年12月份，鲁迅还与夏曾佑一起去琉璃厂买书。此外，1915年鲁迅还把刚刚印完的30册《百喻经》分别赠送给许季上、许寿裳、戴螺舲和夏曾佑，鲁迅之所以印《百喻经》是为了祝贺母亲六十大寿，此外是认为“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如果真是与夏曾佑的交往“日益稀少”，又何必送书呢？
鲁迅与夏曾佑的往来日益减少的真正时间点是1915年下半年，因为夏曾佑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转变为京师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前身）专任馆长。根据1915年8月1日《政府公报》中的《大总统令》可以了解，夏曾佑转为馆长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15年7月底。即便不在一起工作，1916年2月29日，鲁迅仍在日记中记载“下午往夏先生寓”；1924年5月1日，鲁迅又在日记中记下“下午夏穗卿先生讣来”，此后8日又亲赴灵堂“下午往吊夏穗卿先生丧”。如果鲁迅真的不认同夏曾佑，欲与之分道扬镳，不提就罢了、不见就罢了，但他们之间依然还是有着正常的往来。
学者沈尹默在1956年《文艺月报》上撰写的文章《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谈到：“夏先生本是积学之士而又有维新思想的一位年长的人，鲁迅和他很说得来”，沈尹默的话应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会发现这里有一张鲁迅晚年抄录夏曾佑两句诗的书法作品，内容为“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至。鲁迅”。一个“可恶之至”，诚如鲁迅研究专家倪墨炎1981年在《读书》上撰文中所言：“他们是大同乡、老朋友，关系很近，故而可以开玩笑地说他的诗句‘可恶之至’”。鲁迅对于夏曾佑的态度是矛盾而复杂的，而这又与夏曾佑矛盾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夏曾佑只是“清朝遗老”吗？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杭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夏曾佑进京考试，成为会元（会试第一名），此后历任礼部主事、祁门知县、泗州知州，1906年还作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随员赴日本考察。他还分别与梁启超、严复办过《时务报》《国闻报》。
1912年，夏曾佑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15年又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梁启超称其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并认为“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利的一位导师”；严复则称其为“天资敏锐，达识通时，博稽载籍，能言数千年治乱盛衰之故”。曾经力邀夏曾佑进入教育部的蔡元培，认为其“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章太炎），枚叔仅学人，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惟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在蔡元培眼里，夏曾佑的学养甚至超过章太炎。
为何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眼中的夏曾佑与一些鲁迅研究者眼中的“清朝遗老”夏曾佑似乎差别太大？正如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所言：“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对于夏曾佑的理解，更应如此。
谈及夏曾佑，梁启超作为其老友曾言：“穗卿既不著书，又不讲学，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印出来的著作，只有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并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样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人知道。”梁启超提及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最初的名字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本书名气很大，不仅鲁迅认为这本书“简明”“还好”,就是严复也称此书“为旷世之作，为各国群籍之所无踵。然世间浅人于史学、政学蒙蒙然，犹未视之鼠狗，必不知重也”。夏曾佑在1902年接到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开始写作此书，最初此书还仅是为中学生使用。1904年，第一册开始出版，一直到1906年陆续出版了三册，这套书虽说是通史，但实际上仅仅编至唐朝。这套书从一问世便受到读者的力捧，从1904年到1906年共发行了6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并加上句读，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从此转变为大学教材。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这本书的局限性，但结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那个时间段内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通史类的史书并不多，同时还要兼顾实用性的更是凤毛麟角。关于这本书,学者李洪岩在2006年发表的《夏曾佑传略》中谈到：“夏氏史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乃是历史阶段性思想。他宏观地把握历史发展脉搏的能力之强，历史抽象力之高，让人惊叹。……他所运用的上古、中古、近古模式，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来划分历史的框格。夏氏能够把历史看做一个整体，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这在社会形态理论尚未为人所知之晚清，确属第一流的史识。”
夏曾佑关于小说的两篇文章对于清末民初的小说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97年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曾被现代文学家阿英称为是“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这篇文章与1903年刊登在《绣像小说》中的《小说原理》也被学者李洪岩称为“是夏氏平生学术论作中最值得推崇的优秀作品，其理论价值远在《中国古代史》之上”。清末民初，西方学术分类还没有完全影响当时的读书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既可看作是对史书接受特点的阐释，也可如阿英一样认为是“阐释小说价值”。在《小说原理》中，夏坦言：“看画最乐；看小说其次；读史又次；读科学书更次；读古奥之经文最苦。此除别具特性，苦乐异人者外，常情莫不皆然。试观其所以不同之故，即可知人心之公理。盖人心之所乐者有二：甲曰：不费心思；乙曰：时刻变换。”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又不费太大心思的，首先是看画、其次是看小说，看史书又要差一些，读科学著作则是更累，读比较难懂的经文是最辛苦的，除了怪异之人，几乎人人都遵循两个开心原则，一是不费心思、二是时刻变化。这些话放到今日来看依然管用。
不仅如此，夏曾佑还提出了写小说的五难，分别是“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二、写小事易，写大事难；三、写贫贱易，写富贵难；四、写实事易，写假事难；五、叙实事易，叙议论难。”其中写到第四条“写实事易，写假事难”，就举了《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例子，言道：“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则其事之能不能自见矣。盖虎本无可打之理，故无论如何写之，皆不工也”。能把写作问题看得这么明白，他的这些关于小说写作的思考和认识还是不断影响了后来者的。夏曾佑在此文中就提出要想影响普通民众的认知“除小说更无他途”，鲁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道：“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想来也是这两位对于小说作用的共同认识。或正因为此，1912年鲁迅一到教育部，就把自己当时刚刚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直接呈送给夏曾佑，这的确是来向前辈请教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夏曾佑的“尊孔”的确让鲁迅很是不满，认为其“阴鸷可畏”，其实夏曾佑也曾以“贬孔”著称，其人生的转折点是1898年戊戌变法。此前的夏曾佑可以算是积极进取、思想活跃的先进人物，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日日畅谈，但此后的夏曾佑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逐步枯萎，日益失去了昔日那种积极向上的激情。正如其故友梁启超所言：“大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兴味，我们常常互规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后我们各走各路，学风便很生差别了”。周作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夏穗卿》，其中也谈到这段时期的夏曾佑的状态：“他在以前也是‘新党’，但民初看了袁世凯的政治很是灰心，专门喝酒。有人劝他节制，怕于身体不好，他总用杭州话回答说：‘我要喝，夹（怎样）呢？’——这喜欢与人抬杠的口气，被鲁迅移植入小说《头发的故事》，文中当‘我’批评市民忘了双十节，N先生道：‘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相信读者都能够体会到三十出头的鲁迅当时心中的感受：既尊重夏司长的学养，但也为老先生的思想、做法所气愤。周作人曾言，夏曾佑“是鲁迅的上司，也是他所佩服的前辈之一人”。鲁迅对于夏曾佑的态度在其《谈所谓“大内档案”》中应该表达得很清楚:“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文中鲁迅还不忘给夏曾佑起了个“不办”的外号，对这位老先生的“不作为”极大不满。
易中天曾说:“下一辈人看上一辈，比上一辈看下一辈更清楚。”鲁迅看夏曾佑，想来也比夏曾佑看鲁迅要明白很多。在一次次与老前辈推杯换盏的过程中，鲁迅应该也能深刻理解夏曾佑的落寞与沮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鲁迅之所以最终能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充分理解前辈们的困境及局限也是必要条件之一。真正塑造我们的，除了偶像之外，也有自己不满的人——正是他们更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什么样子。越准确理解夏曾佑，或许就越能理解那一群离我们渐行渐远的老学究们，也让我们看鲁迅更加清楚——“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