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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虽然是诗丛, 却指向更具体的诗人存在
来源:文艺报 | 臧 棣   2025年04月16日09:32

以“诗丛”的方式来展示诗人的创作实绩,已成为现代诗歌文化再生产的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从诗歌自身发展的角度,诗歌史的确认机制其实也对这种方式是肯定的,鼓励的;毕竟,它容易在文学的传播领域产生出意想不到的规模效应,甚至是直接导致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从诗歌阅读的角度,“诗丛”本身含有的筛选机制(包括遴选的标准和编辑眼光)也为潜在的诗歌阅读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引导和作品质量的检验。来自这两个层面的“文学需求”,对“诗丛”的文学生产和阅读影响构成了最坚实的诗歌生态方面的支撑。所以,尽管有人对当代诗歌场域里出现的大量“诗丛”及其作品的良莠不齐持批评态度,但这种做法本身其实是无争议的;而且,好的“诗丛”本身对标识诗歌的文学成就是非常有益的。

相隔20多年后,第三辑“年代诗丛”的重启,应该说,在现今诗歌出版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又集中燃放了一次引入注目的“诗歌礼花”。虽然冠以“诗丛”的出版物,已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在当代诗歌场域里,“年代诗丛”依然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审美硬核,这里面最突出的,应算是“诗丛”的编选倾向,或者更明白地说,“诗丛”主编韩东的诗歌趣味和审美眼光,令这套“诗丛”有了足以经得起时间磨损的内在价值。

我基本上阅读了“年代诗丛”的所有诗集,最让我感慨的是这套诗丛的质量。它绝对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基于自己对诗歌的专业判断所遴选出的作品,绝非仅仅挂个虚名而已。在这一点上,韩东令人钦佩。也就是说,在文学质量方面,韩东实际上是以自己经年累积的文学地位为“年代诗丛”的价值作了背书。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诗人,韩东是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只要有机会,他就愿意竭尽全力地推举那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诗人朋友。相对于后世的诗歌史研究,也包括当代诗歌的阅读行为,“年代诗丛”更突出的价值在于,韩东自己的诗歌标准在诗集编选过程中的施用。

不可否认,“年代诗丛”的遴选标准带有韩东个人鲜明的审美印迹。对此,有些人会觉得编选范围不够开阔,入选的诗人在类型上似乎偏重“口语风格”。但作为也主编过几套当代诗丛的诗人,我恰恰认为,当代诗丛的编选,如果有问题的话,不在于编选范围是否过于狭隘,或编选的审美标准是否过于个人化,反而经常是由于编选尺度的过度包容,造成了风格的混杂,从而削弱了诗歌的读者通过诗丛应有的风格倾向性的集中展示,认识和提高自己对当代诗歌辨识的机会。所以,这里,不妨强调一下,韩东的诗歌标准固然有强烈的个人趣味,但对于“年代诗丛”而言,恰恰是异常难得的文学质量的坚守和保证。即使从某些角度看,入选的诗人和作品偏向口语风格,但只要作品本身的质量经过了一位大诗人的严格遴选,都该心存感激。毕竟,韩东的眼光,代表了一种文学阅读的筛选机制;这对读者来说,节约了阅读的时间成本。退一步说,即使不赞成某些诗人的风格,也有了可以与之争论的代表性的对象。当代诗歌的阅读或批评,最怕的就是,缺乏针对性的浮泛的议论。比如,人们经常议论所谓的“口水诗”,并在不涉及具体诗人具体作品的泛泛而论中,用“口水诗”涵盖对带有口语风格的诗歌类型的针对性的非议。“年代诗丛”的问世,就我自己的观感而言,至少可以让类似的争议落实到对具体的诗歌作品的辨识中。而这些隐蔽的环节,其实都构成了一种文学的贡献。

我自己的诗歌趣味更偏向非口语的诗性表达;表面上,和这套诗丛展示的诗歌类型存在着审美的冲突,但当我认真拜读了第三辑“年代诗丛”收录的7位诗人的作品,还是感到了相当程度上的“震惊”。我自认是阅读广泛的诗人,阅读口味也相当驳杂,很多时候也能反思自己的阅读偏狭;通读之后,这7位诗人还是刷新了我对当代诗歌的多样性的认识。必须承认,入选的7位当代诗人,虽然在一般读者眼中,也许会有程度不同的陌生感,但作为当代诗歌的研究者,我其实非常认同诗丛主编韩东的说法,旋覆、叙灵、竖、唯零、方闲海、李万峰和朱庆和,都是当代诗坛的优秀诗人,当然也是当代诗歌天体谱系里不可或缺的璀璨星辰。

以方闲海为例,虽然我没见过他本人,但自从十多年前偶然读到他的几首诗后,就一直很喜欢他的风格:他的诗歌感性尖锐、犀利,却不流于表面的挑衅,往往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反讽。其实,对于真正的诗歌阅读,乃至未来的诗歌史写作而言,认识一位诗人,不仅要关注他的文学立场和风格取向,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位诗人的写作展现出一种新的文学能力,那么对他的批评工作就应转向对其身上体现出的文学能力的辨析。韩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方闲海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之间的关联,认为他的诗歌风格融合了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拉金和布考斯基的特点。我觉得,其中或许还有智利“反诗歌大师”帕拉的影子。不过,这些辨认角度,或许只是为纠正潜在的诗歌阅读偏见,而提供的一种临时性阅读切入点,并非要否认作者本人的独创性。从当代诗歌文学能力的角度来看,重点不在于诗人是否偏向口语,而在于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风格化运用——无论是偏向口语还是侧重书面语,是否具备足够自觉的风格意识,并在不断增进的风格意识中构建起一种充分自足的诗歌能力。方闲海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口语化的风格表达已演变为对当代诗歌能力本身的一种强烈自我指认。在这个层面上,口语与否,实在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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