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言

自1978年始，当代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解放春潮乍起，文学界复苏的信息接连不断。“新时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个年代的文学是青年人抒发家国情怀、表达自我的主要途径和媒介，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如雨后春笋，涌现了不可计数的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大学生们出于校际之间交流的目的，相互邮寄、赠阅，形成一个传播网络和“想象的共同体”。由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3所高校文学爱好者联合创办的《这一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集大成者，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影响很大的一个文学事件，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

《这一代》封面

一

首先倡议创办一份大学生跨校文学刊物的是武汉大学校园文学刊物《珞珈山》编辑部，1979 年6 月，编辑部负责人张桦、高伐林等人向保持联系的10余所大学文学社团发出邀请信，定于暑假期间7 月15日在北京开会，商议合作办刊事宜，会议地址定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张桦家里（其父是北大中层干部）。会议代表一共15人，主要有武大张桦、张安东，北大陈建功、黄子平，北师大徐晓，人大李培禹，北京广播学院徐永清，吉林大学赵闯，中山大学苏炜、周小兵、毛铁锤，还有南京大学一位女生。[2]第一次会其实是个碰头会，大家接上头，坐下来谈谈想法，刊物的名称、宗旨、编辑办法等都没有确定下来。

这次会后，由徐晓联系，张桦等5人拜访了文艺界领导陈荒煤，聆听他对办刊的教诲。[3]由此可见，《这一代》在创办商议阶段就和文艺界高层建立起联系，他们心气很高，抱负很大，绝非小字辈的小打小闹。8 月 10日，协商会全体代表在北大校园又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刊名为《这一代》，并一致通过了“发刊词”，商定《这一代》为季刊，由13所学校轮流主编。据张桦回忆：“因为武大是发起人，我们又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学校答应从科研经费中借两千元给我们作编印费用，所以是当仁不让地拿到了创刊号的主编权。”[4]

《这一代》的刊名是中山大学校园文学刊物《红豆》主编苏炜提议的。据他回忆：

原来的发起者——武大《珞珈山》主张的刊名是《文学青年》，我们都觉得太“温”了，缺乏时代色彩。当时同时还提议过其他别的一些刊名，最后敲定的这个“这一代”，确是我的点子，却来自我自己当时没有公之于众的一个小秘密——那是我当知识青年时野心勃勃想构思、而从未成篇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叫《我们这一代》。而“我们这一代”一语，倒是来源于毛泽东在1965年前后的一段豪言，记得有“我们这一代，将亲手埋葬帝修反……”之类的话。总之，“这一代”的刊名很符合当时“宏大叙事”的审美趣味，一提出来就被大家认可了。[5]

苏炜的这番话流露出明显的代际意识以及“这一代”代言人的办刊旨趣，而所谓“时代色彩”“宏大叙事”云云既有自觉融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集体担当，又接通与1960年代青年政治运动的历史渊源和传承，特别是对毛泽东一番话的自觉心理认同证明他们是胸怀世界的具有革命基因的“革命之子”。

这些大学生们还是有较强的政治意识的，并非没有组织纪律观念，他们会后向团中央、教育部等领导机关写了报告，表明《这一代》办刊将支持“四个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要使文学起到变革现实的作用。……艺术上决心同《人民文学》比一比。”[6]

共襄其事创办《这一代》的大学生文学社团有13家。《这一代》创刊号封三印有这13个大学生文学刊物名单，它们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红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西北大学中文系《希望》、吉林大学中文系《红叶》、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杭州大学中文系《扬帆》、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园》、南京大学中文系《耕耘》、贵州大学中文系《春泥》。上海师大《百草园》因校方不同意而退出，南开大学的《南开园》、杭州师院的《我们》和贵州大学的《春泥》杂志代表第一次会议没参加，开第二次会议时闻讯加盟。这样，天南海北，“素不相识的中文系学生忽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7]这种“革命”话语表现了创办者不无骄傲的“革命”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而恰恰是这一点也为后面事件始料未及的走向埋下了“隐患”。

9月开学后，《珞珈山》编辑部开始编辑《这一代》创刊号，高伐林任主编，张桦负责外联、印刷、筹款等事务性工作；有6位同学分工负责编辑几个栏目，还有一帮同学帮忙做外围工作，中文系委派几位老师指导。在稿源方面，陈建功说：“我向张桦推荐了上海作家曹冠龙的《火》和史铁生的《没有太阳的角落》。史铁生和曹冠龙当时尚无名气。《火》因语言的奇崛而格外引人注目。”[8]但不知何故，史铁生的小说没有刊用，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据陈建功回忆：“史铁生的小说是我们班女同学吴北玲介绍的，她和铁生一起在陕北插队。我记得史铁生的短篇小说都写在类似教师教案的硬壳本上，我一口气读完，觉得写得太好了。”[9]陈建功本人的小说《流水弯弯》，被《这一代》相中拟刊发头条，但《花城》杂志已拟发，陈建功给张桦连写两封信要求撤稿。黄子平也推荐了曹冠龙的《火》和北大同学王小平的《潇潇雨夜》。

《这一代》1979年11月第一期目录

二

《这一代》满腔热情的创办者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它会成为一个“文学事件”。该刊11月出刊，订价0.45元，邮费0.08元。编定的16开本《这一代》全本页码是112页，最后只印出并装订成册只有80页，有32页付之阙如。《这一代》是在印刷环节出了意外，惹祸的是《愤怒出诗人》诗歌栏目，其中最出名也最招惹是非的两首是王家新的《桥》和叶鹏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张桦回忆，印刷厂工人认为它们有问题，便向上级作了反映。[10]这些大学生另外找到一家街道工厂，花高价3天内装订完16000份刊物，并通宵用蜡纸钢板刻写《告读者书》，说明刊物残缺原因，油印在刊物封二上。[11]

张桦的说法语焉不详。[12]其实，创刊号成了终刊号，《这一代》创刊闹出很大动静是编辑们主动出击的结果。1979年10月，规模宏大、意义重大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张桦说：“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以航空信寄去。” [13]高伐林的回忆也透露出重要信息：“北京也传来消息，文代会主席团收到我们向大会献礼的清样，一位作协领导同志把它给了某著名中年作家，嘱他写一篇评论文字，一些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同志也读到了《这一代》。”[14] 也就是说，《这一代》创刊号编辑们出于“献礼”、邀功、投机、取得支持等种种动机，好大喜功，将他们的成果（清样）过早地上呈高层，导致后来的被动局面，几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一代》第一期编完后，第二期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关于第二期由哪家主办，后来的说法不一，互相矛盾，其中也许存在有意无意的“误记”。[15]而事实是，胎死腹中的第二期由北京四所高校文学社团即北大《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中国人大《大学生》、北师大《初航》一起筹办。其中一个栏目已经付诸采编，他们派人专程赶到北京军委工程兵大院，采访了当时如日中天的诗人叶文福，给他做了一个长篇特写。[16]张桦回忆他们“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他寒假回北京还参加了第二期编辑会议，回到武汉后得知四校校方不准他们再搞串联和办杂志。[17]黄子平回忆北京四院校的同学因“残本”之憾，决心“完整而漂亮地”出第二期，“徐晓联络着，连续开了好几次会，风声却越来越紧。”他们终于明白，“跨院校才是此中关键”，于是，编务会开不下去了，《这一代》“半期而终。”[18] 陈平原也认为“大学生们的四出串联遥相呼应”是“体现高校文学青年大联合的《这一代》”停刊的主要原因。[19]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关键词是：“跨院校”“串联”“大联合”。这一方面容易勾起人们对刚刚过去的“十年”“大串联”的不快记忆，一方面又被视作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子，而这一代“文学青年”脑子里盘桓的却是“文学乌托邦”共同体意识和想象，其中有着认知上的偏差和错位。

诗人王家新是惹祸的诗歌《桥》的作者，也是《这一代》的诗歌和文学评论编辑。据他回忆，在办刊过程中他们和《今天》建立了联系，几位北京籍的同学在《今天》和《这一代》之间传递信息，《这一代》第二期拟转载《今天》刊发的诗歌，“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20] 其实，如果说《这一代》和《今天》建立起联系，《这一代》准备发表《今天》作品，徐晓应起到主要作用，她当时正参与《今天》编辑工作，和北岛、芒克等关系密切[21]，她同时是北师大《初航》主编，参加了《这一代》创刊协商会，会后领着其他人去见文艺界领导陈荒煤，她张罗着北京四家刊物负责人开了好几次会，积极筹办《这一代》第二期，均显示出她出色的组织和活动能力。

不为人知的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日后公开出版的日记披露了当年他为《这一代》获得公正评价而做的努力。其1980年10月27日日记写道：“下午看了睦送来北大学生陈建功为《这一代》鸣冤的信。为此看了他的小说《丹凤眼》,重看了他的《盖棺》，确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青年作者。”[22]“睦”指中国作协工作人员睦燕萍，值得注意的是，张光年用了“鸣冤”一词，陈建功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给中国作协写申诉信，说明他思想成熟，有头脑，客观上也证明他卷入“《这一代》事件”较深，而他的创作才华引起张光年的关注。1980年11月8日，张光年“上午看了陈建功为大学生刊物《这一代》写的汇报及其它有关材料。写书面意见，未写成。”[23]其中透露出他在思想、心理上认可了陈建功的说法，并且很重视。1980年11月10日，在周扬家的谈心会上，张光年发言时，“谈到团中央对《这一代》的报告，态度很不冷静。”[24]周扬家的谈心会，也称“碰头会”，有林默涵、夏衍、陈荒煤、贺敬之、刘白羽等几位文艺界领导定期参加，是新时期文学初期商谈文艺界大事的例会。在这种场合，张光年谈起《这一代》遭打压事件，显然他认为这件事很重要，有必要在“碰头会”上谈论，以引起其他领导的关注，而对于团中央的报告，估计他当场说了些不满或过激的话，一吐为快，所以当晚日记自我反省说“态度很不冷静”，对他来说这当然是为了工作，但还有一层私人感情因素在里面：他儿子张安东是武汉大学学生，参加了上文中提到的《这一代》协商会，是筹办《这一代》的核心成员之一，其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刊发在《这一代》创刊号上。

1980年11月22日，张光年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接着写关于《这一代》事件的意见。主要是对团中央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通过两期《团的生活》增刊对《这一代》进行了不准确不全面的反映提出批评[25]，赞成陈建功要求复核。我的意见釆取给荒煤、冯牧通信形式（因为他俩将陈汇报批给我看的），希望将陈汇报转报中宣部并在内刊刊载时，将我的意见附在后面。现在用笔用脑都吃力，这点东西前后经过两周，花了几天时间，写了六页信纸，约二千字。看来还需删减修改,才拿得出手。”[26]他用了“《这一代》事件”称谓，投入较多时间精力写意见，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重要性，他的意见是否交出去，“内刊”刊发没有，因无法查证，均不得而知。从《这一代》及大学生文学刊物纷纷停刊来看，张光年的努力于事无补，但能够看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思想解放、爱护青年的开明态度。

围绕“《这一代》事件”及大学生文学社团刊物的停办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复杂不仅体现在它那多变的过程及社会性定义——传统、习俗机构、构形等等——之中，而且(就这种过程的每一阶段而言)也体现在那些业已发生或将会发生历史变化的诸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中。”[27]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的构成因素区分为残余因素、主导因素和新兴因素，三者处于不断地此消彼长的复杂动态过程之中，“残余总是同文化过程先前的社会构形和先前的阶段相关联”。[28] 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新兴因素、新生力量萌动、勃兴，而旧的观念、意识、习性还在延续，没有完全退场，《这一代》的停刊是可以理解的了。

三

分析《这一代》里的文本，首先要从上文中提到的“发刊词”谈起，正式刊出时的篇名为《写在创刊号的前面》，落款是：十三校《这一代》创刊协商会全体代表，时间署：1979年8月10日。现摘引其最后一句话如下：

我们的习作将唱出这一代人以及和他们联系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将描绘出这一代人以及他们所向往和投身的事业的风貌，也将在这一代对艺术世界的探索中留下自己的脚印……[29]

这篇文章其实是由黄子平执笔完成的，他当时是北大《早晨》主编。在这个文本中，“自我”消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言人”形象，是“一代人”的形象和心声的抒发，其间蕴涵着强烈的代际意识和历史意识。黄子平以抒情和凝练的笔触概括了“这一代”人生道路的艰辛、曲折、坎坷，思想感情的博大、丰富、细腻，继往开来的神圣历史使命和“崭新的文学”的登场。

排在目录头条的署名“武大《珞珈山》评论员”的《变革现实的文学》一文属重磅推出，是由王家新执笔的，但没能刊出。它是对变革现实的文学的使命等时代主题的一个总看法，其中有如下的话：“我们必须继承鲁迅先生未竟的‘改造国民性’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把五四以来思想启蒙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也必将更新……”[30]

《这一代》以小说为主体，所有栏目篇目中，小说部分艺术水平最高，曹冠龙的《火》鞭挞了一个特权者在特殊年代里践踏法律，草菅人命的暴行。《火》在艺术表现上叙事圆熟，语言“奇崛”，更主要的是，它以变形、象征的手法写出了主人公死了也要抗争的不屈的灵魂，他的眼球迸发的愤怒之火导致那个局长浑身灼热难耐，溺水而亡，这种现代派手法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赢得青年读者喝彩。张光年对此作的评价形成有趣的对照：“看了（安东寄来的）大学刊物《这一代》上一个短篇《火》，反 ‘四人帮’的，太不注意细节真实性。”[31]安东的《大海不属于我们》，运用新颖别致的意识流、蒙太奇手法，以度假的海边为基点，时空闪回、交叠、错置，将一个家庭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如一个个画片组合在一起。此作主题表现干群关系，并不新鲜出奇，但它以艺术表现取胜，著名作家王蒙对它青眼有加：“当时有一些大学的文学社团，例如在武汉大学的文学杂志上我就读到了张安东的别有风味的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他写得忧伤而又含蓄，青春而又沉重。可惜此后不再见到他的创作。”[32]本期头条、四川大学龚巧明《第二乐章：希望》写的是一位归国音乐家坚持对祖国美好未来的信念，至死矢志不移的故事，它以音乐家女儿在父亲纪念音乐会时的回忆展现出来，充盈着真挚的爱和火热的情，是从心间流淌的文字，以情动人，富有感染力。小燚的《卖鸡蛋的小姑娘》表现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姑娘的悲惨遭遇，同时暗喻了时代大变革的光明前景。《潇潇雨夜》场景集中于室内客厅，当年科研人员方伯夫被错划为“反动分子”，平反归来，在潇潇雨夜成为“我”家不速之客，和当年定性他为“反动分子”的领导在“我”家客厅不期而遇，前者不幸遭遇给后者带来心灵撞击和愧疚之情，二人出门同行预示着和解的可能。陈海鹰的《黑海潮》控诉愚昧、无情的迷信思想对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这批小说整体上未脱“伤痕文学”窠臼，控诉极左政策，鞭挞等级特权，这是时代的文学氛围使然，它们艺术上或多或少均做了可贵的探索，在水准上不亚于当时大牌刊物刊发的小说。

《这一代》创刊号诗歌作者思想上无所顾忌，所写诗歌“火药味”十足，因此也直接导致《这一代》的夭折，而它们的艺术性并不高。《桥》《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假如王小平当了法官……》《王小平兄弟，咱俩说几句知心话》这四首诗主题都是反特权的，这一点在《他来自兰考……》《啊，〈修养〉》两首诗中也有显露。反对腐败，批判特权，呼唤平等是这些诗歌的主旨。1979年8月，叶文福的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轰动，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同样引起巨大反响，《这一代》上的诗作明显受到这两部作品的影响。《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的素材是一篇新闻报道，[33]《假如王小平当了法官……》《王小平兄弟，咱俩说几句知心话》两首诗题材都取自当时报纸披露轰动一时的新闻：王小平利用其父亲职权，通过高考作弊，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这表明，激发这些大学生灵感的素材基本都是取材于新闻、传闻、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学生群体共处于同一个校园文化的“场域”中，一起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同食同宿，很容易形成共识，产生“共情”，大学生又是最敏感最热情的群体，呼吁平等正义批判特权腐败对他们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作为这些社会新闻的“耳食者”，他们一旦有机会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时，怎能不“笔伐”之而后快呢？这是一种“社会境况的文学化”和“文学的社会境况化”现象，作者在文学生产中的角色不是“小我”“个体”，而是社会的“代言人”或者他们自认为是社会的“代言人”，这其中存在着一种“精神结构”的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一种“同构性”，文学作品与社会集体意识甚至集体无意识是同构的。“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34] 《这一代》刊发的小说和诗歌就是这种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同构性”以及“精神结构”同源性、一体化的产物。

《这一代》创刊号，“所缺的32页中，有那篇《变革现实的文学》和两组诗，一组是写十年动乱中青年一代坚韧不拔的足迹的，一组是反映新长征进军中校园生活的。” [35]前一组诗辑名为“不屈的星光”，具体篇目是：徐敬亚的《罪人》、王小妮的《闪》、黄子平的《脊梁》、黎萌的《梦中走过的路》等；后一组诗辑名为“青春圆舞曲”，另有188体育官方ios诗《心之歌》、杂文《杂文与打狗》“存目”。

《这一代》主编高伐林时隔7年后有如下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反思：“当时多少有一点与科学态度、求实精神相悖的投机心理……在锋芒、棱角上加强，以大胆求轰动，偏颇之处也就难以避免了。”他设想如果创刊号“更强调思想深度，更讲究艺术规律，不是现在这样一味注重‘火药味’”，或者由另一所学校编稿也许就不会招致对办刊宗旨的误解，刊物的结局或许会不同。[36]

《这一代》创刊前言

四

《这一代》印制工本费共计7200元，在1979年算是一笔巨款了。除了武汉大学校方借给编辑部的2000元之外，其余的都是全国各地大学生拼凑的“预付款”或叫“订金”，用现在的说法是“众筹”。高伐林的有关回忆生动形象：“九月一开学，钱、稿、信就象雪片一样从天南海北飞来了。13所大学学生社团就是13个信息中心，辐射面遍及全国，征稿，征订，筹款。各校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那种热情真是滚烫炙人。”[37] 陈建功回忆北大筹款的情形是：“我们就在北大三角地张贴‘小广告’，开展预付款订购，那时的同学，爱文学之风气很盛，纷纷到我们班的男生宿舍里交钱，络绎不绝。”[38]徐敬亚回忆当时吉林大学一共征订了200册，而当时中文系三届学生总数才160人，可见外系学生占相当比例。[39]

《这一代》共装订成册16000本，编辑部留下4000册零售，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高校推销，非常畅销，几天内售罄。在发行阶段，《这一代》编辑部动员全年级同学参与进来：打包，登记，邮寄，12000册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往全国各地。[40]

《这一代》虽然在编辑制作时引起轩然大波，但基本没影响发行销售，除寄往东北和西北两所大学的刊物遭封存外，各地在短时间内均全部售罄，这堪称“奇迹”，这是文学黄金时代的文学魅力使然，当然还有社会环境因素的促成。黄子平回忆在北大校园售卖《这一代》的情形：“‘早晨社’全体出动，在三角地摆摊。……那年头，越是残本越是好卖，一千本不到一天全部卖完了。”[41] 《这一代》不仅热销，而且还奇货可居，“黑市”价格节节攀高，“最高的达到了五元，是原价的十倍。”[42]《这一代》创刊号有32个页码是缺失的，它们以“缺席”的独特形式构成了一种醒目的“在场”，使得《这一代》以“残缺”的容貌面世，刺激着购买者的猎奇心理、逆反心理和关于“打压”的想象，客观上成为一种营销策略。

《这一代》发行销售后，反响热烈，编辑部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刊登的6篇小说有一半被转载，一些报刊编辑部去信表示希望跟《这一代》建立长期交流关系。[43]时隔30年后，南方一家很有影响力的都市媒体刊出专访，用了一个夸张的、抓眼球的标题：《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国轰动》。[44]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所主张的，文艺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这一代》的创刊和营销过程表明，文学不仅是一种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45] 从詹姆逊的观点看，《这一代》不仅证明了“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46] ，而且向我们展示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价值”[47] 。

五

《这一代》创刊号的外在形态是残缺的，但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这一代》封二上匆忙仓促地油印上的《告读者书》中的一句话表达了这个意思，它铿锵有力，蕴含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此言不虚，《这一代》的核心成员日后基本上都功成名就，如：陈建功，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黄子平，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高伐林，诗人、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宣传部，后赴美定居；徐敬亚、王小妮、王家新均为当代著名诗人；封面设计者徐冰，当代著名艺术家；徐晓，知名188体育官方ios家；苏炜，旅美作家、学者，任教于耶鲁大学；曹冠龙，旅美作家；编辑陈晋，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于可训，毕业后留校任教，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桦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小说《第二乐章：希望》的作者龚巧明毕业后主动进藏，任《西藏文学》编辑，她1986年在一次采访途中不幸出车祸去世，《光明日报》当年6月16日曾发头版头条消息，亦属身后哀荣。

还有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及订购刊物的各地大学生，他们后来无论是成为“成功人士”，还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这一代》都是他们共同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这一代》仿佛成为一个隐秘的接头暗号，直接通向这一代人特殊的青春。”[48]

《这一代》的创办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浪潮中一个耀眼的浪花。它的当事者在时过境迁之后对“《这一代》事件”产生了理性的认知判断和反省反思。陈建功的看法侧重于那个时代：“《这一代》产生的时代，恰是思想解放风生水起的时代，作为大学生中的文学爱好者，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激情和思索社会的追求”。[49]高伐林的看法侧重于事件的意义：“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出现的这件事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事本身。”[50]苏炜着眼于民办刊物风潮：“《这一代》所牵涉的1978—1981年整个大学和社会民办刊物的大风潮，其实是整整影响了一两代人的大事件。”[51]

他们心心念念、自我定位的“这一代”指的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7级、78级大学生（也有人把79级也包括在内）。当然，这是狭义的理解，广义的“这一代”还应包括没机会上大学的同龄人。“这一代”的“同属意识”，在作家、诗人、艺术家、思想家、学者中广泛存在，这是他们的“共同体意识”，顾城有名诗《一代人》，舒婷有诗歌《一代人的呼声》，叶辛有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刘小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思想随笔《这一代的怕和爱》。“这一代”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经历了“十年”，这是他们“失去的十年”，他们曾经是红卫兵，继而下乡插队……他们是这个时段所塑造也是所耽搁的一代人。他们从田间地头、崇山峻岭奔向考场，赶上高考末班车，他们走进大学校园时早过而立之年，正奔不惑而去。因此，在这一代青年中，压抑了太多的力量、思索、理想、热爱和追求。[52]他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著名学者刘小枫断言：“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53]历史学者罗志田有如下观察：“这一代人，总带几分理想的色彩(譬如多曾经过‘文学青年’的阶段，总有些办刊物的冲动，等等)；又稍多独立精神”。[54]高涨的理想主义精神，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饱尝人生苦难而坚韧不屈的意志，为事业献身的巨大热忱，独立思考的意识，是这一代人的“精神结构”。“这一代”的人生经验、个体命运与时代命运、国运高度重合。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者、传播者，走出校门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捍卫者与推动者。

刘小枫在1980年代就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在符号意义上称他们这一代为“四五”一代。他从对“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考察，“导向‘四五’一代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55]并将“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作了比较。[56]同样反思“这一代”并与“五四”一代进行比较的还有文学史家陈平原：“不该忘记那‘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这一代》，这刊名很能代表 77 级 、78 级大学生的历史感觉，那时大家普遍认定，我们‘这一代’将大有作为。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到了该自我反省的时候了。自以为天之骄子的 77、78 级大学生，路走得比较顺，不是因为我们特能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对比‘五四’的一代，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我们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是时代造就的，虽然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但‘五四’一代更多靠自己，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时代的车轮。这一点，我们自愧不如。”[57]他还建议“这一代”人“在各自专业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将其作为思想资料”。[58]这番话透露出他的“历史感觉”和历史意识，他总体上认可“这一代”是成功的，但与“五四”一代的代际比较中看出“这一代”只是站在时代“风口”上而已，所谓时势造英雄，他们缺乏历史主动精神，这是他的研判也是他的遗憾，而所谓“精神史”“思想资料”云云又对反思、总结“这一代”充满期许。

《这一代》“发刊词”的作者黄子平在《这一代》创刊30年后的反思寄慨遥深，耐人寻味：“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英勇无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会，探索民族前行的历史可能性。”“挫败（尤其是历史性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多少年了，午夜梦回，如今时时袭来撞击久已沉寂的灵魂，岂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败，那些未能实现的历史可能性，那些被错过的、擦肩而去的历史瞬间？譬如说，《这一代》。”[59]

而“历史瞬间”在某种意义上未尚不是永恒。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如果我们真能使人物与事件在想象中重新复活，如果我们能思索他们的内心，即能思索直觉与概念的综合，即具体的思想时，历史就已完成了。”[60]关于《这一代》和“这一代”，我们这些后来者尽管试图努力还原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他们的思想、行为，但置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似乎很难“在想象中重新复活”那些人物和事件，似乎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思想、情感、心理，辨析“这一代”“概念”和“直觉”的结合。“这一代”在当今社会舞台上陆续地基本退场、谢幕了，但在思想史、精神史意义上关于他们的话题还没充分展开，也就是说，“历史”尚未完成。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研究”（22BZW149）研究成果。

[2] 徐永清访谈《大学生刊物〈秋实〉的创办过程》，苏炜访谈《〈红豆〉生南国》，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页。

[3]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4]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5] 苏炜访谈《〈红豆〉生南国》，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5页。

[6]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7]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8] 陈建功访谈《北京大学早晨文学社和文学刊物〈早晨〉》，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9] 陈建功：《“这一代”文学与青春同在》，//m.bafconsult.com/2005/2005-03-18/14672.html.

[10]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11]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

[12]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4、43页。

[13]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14]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有一个佐证是，王蒙自传《大块文章》中把对《这一代》发表的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的阅读感受放在“第四次文代会”这一章里。

[15] 黄子平：“然后北大中大往下轮流”。（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陈建功：“商定第二期由北大制作，以后由各参与高校轮流制作。”（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以上二人说法较可信。陈平原：“《这一代》第一期由武汉大学《珞珈山》负责，第二期则中山大学《红豆》接棒。”（陈平原：《遥望八十年代》，《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不确，他其时为中山大学《红豆》编辑；徐敬亚回忆说第二期由吉林大学承办也是不确的。（姜红伟、徐敬亚：《八十年代，被诗浸泡的青春——徐敬亚访谈录》，《诗探索》理论卷2016年第一辑。

[16] 徐永清访谈《大学生刊物〈秋实〉的创办过程》，苏炜访谈《〈红豆〉生南国》，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4、151页。

[17]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18] 黄子平：《早晨，北大》，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

[19] 陈平原：《遥望八十年代》，《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20] 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https://www.zgshige.com/c/2016-09-12/1787172.shtml.

[21] 详情见徐晓的回忆文章《那本杂志与我》。

[22]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

[23]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24]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25] 高伐林武大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工作，有机会阅览本单位的简报，他在1986年的文章里引用一个中央级单位的简报内容，或许就是张光年日记中提到的团中央的“报告”“反映”，其中有定性严重、措辞严厉的文字（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26]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27][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28][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29] 《这一代》创刊号。

[30]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31]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32] 王蒙：《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33]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34] [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35]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36]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37]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38] 陈建功访谈《北京大学早晨文学社和文学刊物〈早晨〉》，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39] 姜红伟、徐敬亚：《八十年代，被诗浸泡的青春——徐敬亚访谈录》，《诗探索》理论卷2016年第一辑。

[40]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2-53页。

[41] 黄子平：《早晨，北大》，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

[42]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43] 张桦访谈《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办的来龙去脉》，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44] 田志凌：张桦专访《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国轰动》，《南方都市报》2008 年7 月 27 日。

[45]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4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4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陈永国、胡亚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

[48] 田志凌：张桦专访《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国轰动》，《南方都市报》2008 年7月27日。

[49] 陈建功访谈《北京大学早晨文学社和文学刊物〈早晨〉》，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50]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1986年第5期。

[51] 苏炜访谈《〈红豆〉生南国》，姜红伟：《诗歌年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6页。

[52] 于可训：《潜在的潮流——近年来大学生文艺述评》，《这一代》创刊号。

[53] 刘小枫：《这一代的怕和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页。

[54] 罗志田：《77级：追忆与反思》，王辉耀主编《那三届：77、78、79 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1页。

[55] 刘小枫：《这一代的怕和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2页。

[56] 刘小枫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其中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见刘小枫：《这一代的怕和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5页。当代著名画家何多苓与艾轩1984年合作创作油画《第三代人》，即刘小枫所谓的“四五”一代，即“这一代”。

[57] 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54页。

[58] 陈平原：《我们和我们的时代》，王辉耀主编《那三届：77、78、79 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9页。

[59] 黄子平：《早晨，北大》，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60]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05版，第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