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入史”问题与未完成的“中华现代性”
21世纪已经过了四分之一，确如张清华所言，文学面临着如何历史化的问题（1）。当我们试图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观察和研究时，不得不重新关注2005—2010年前后“新世纪文学大讨论”阶段被搁置的、未完成的本质问题，即我们如何在中国历史文明发展与世界现代化交汇磨合的双重进程中，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至少是百年意义上的文学大转型？
没错，这是我们讨论新世纪文学无法绕过的问题，因为新世纪文学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延伸。“新世纪文学大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启迪意义的问题、观点和思路，在当代文学期刊编辑策略和话语生成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试图以短历史观念去衡量长历史变迁，最大的贡献则是在文学领域潜意识地接续了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未尽事宜——如何面对90年代发生的历史巨变。
中国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出现了百年甚至千年意义上的巨大转型，而且至今处于一种未完成且加速进行的状态中。可惜的是，历史和它自己开了一个尴尬的玩笑，这一经过漫长孕育和多维交汇才诞生的深刻历史巨变，在快速结束的90年代和迅猛到来的新世纪的合力夹击下，被悄无声息地埋入了历史地表之下。
不论是2005年还是2025年，我们讨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都无法绕过20世纪90年代，无法绕过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三线交汇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学的深刻重塑与影响，这也是本文着重想要讨论的基本观点和底层问题。即新世纪文学本质上是90年代文学问题，我们应当克服世纪心理、线性进化论、二元思维、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等外围因素的影响，回到历史与文学的20世纪90年代。从中国与世界百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变迁及其文学想象、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与文学创作深刻的塑造、千年文学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媒介与文学融合新现象，以及这三者之间的深度叠加和互相影响这些底层问题入手，可能是我们研究新世纪文学创作现象、与前代文学阶段关系、重写文学史、学科发展等重要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
大转型与难以命名的文学时代
学界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展开客观时间意义上新世纪以来（即2000年以来）各类文学创作现象的本体批评与研究，如孟繁华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另一种则是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与其他文学时代相比较的文学发展新阶段，对之进行总括性的整体批评与研究，如张未民、张颐武、雷达等人所做的研究。本文侧重于后者，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20多年的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拟在文学史与学科史的视野里讨论其转型与定位问题。这必然会涉及2005—2010年发生的“新世纪文学大讨论”，以及后期学者的相关重要论述。他们当中有发起倡导者，有反对者，更多的是反思者和深化者。涉及的重要问题有新世纪文学的命名意义及其质疑、起始时间及其依据、创新表现与经典化问题，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批评及其理论问题，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写作、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文学史观和治史原则等。不论哪方面的论者，他们对新世纪文学的研讨几乎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一个具有交通枢纽特征，或者说提纲挈领性的要害问题——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阶段的关系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学史观。这也是本文设定的讨论主线，因为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讨论，将会直接影响对其他枝叶问题的理解。而是否用“短历史观念去衡量长历史变迁”，或者说在多大的文学史视域里，以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去定位这个文学大转型阶段，可能是本文与其他学者关于新世纪文学理解的根本分歧所在。
张未民关于新世纪文学问题的思考从2005年起大致经历了编辑策划—研究倡导—理论阐释—文学史新解这样一个过程。作为新世纪文学的策划与发起者，他明显地经历了从编辑倡导向研究论证的转变。在2005年开设“关于新世纪文学”栏目的编者的话中，他呈现了一种编辑者立场，态度开放但并不像研究者那么坚定地要立论（2）。他解释了把栏目由“新世纪文学5年”修改为“关于新世纪文学”是因为更“有助于编辑和讨论”，“其意在引起文界的关注，也算一种有些破格而隆重的开场方式和编辑策略”。这是一篇混杂了编者按、主持人语和学术文章风格的开场白，张未民的学者灵魂想冲出编辑身份的那种研究热情在他之后的文章中很快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
2006年，张未民明确地“提倡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3）。请注意，他的栏目名称、文章题目、独句成段使用的都是“新世纪文学”这样一个更具有文学史分期概念特征的名词，而不是之前“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这样一个时间范围的描述句。张未民承认新世纪文学是纯时间性、无显著转折标志、非断裂式的演进形态与生长特征，并认为“新世纪文学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但相对忽略了起源最早、基础最深、更加注重物质经济与民生的生活现代性——他称之为“中国新现代性”。这是他关于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理论阐释，他认为新世纪文学是高度表征中国新现代性的文学，起始于新时期，可以看成是与新时期文学一体生长的文学（4）。在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指引下，张未民坚定地由“新世纪文学”转向了“文学新世纪”。1978年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同样也是新世纪文学的起点（5），“只不过到了新世纪这些年，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以及文学面貌的巨幅改观，人们才仿佛突然‘发现’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揭去了面纱，已然成形”（6）。沿着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指向，张未民重新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后，将之切分为1、2、3段，而现代文学3则“由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三个部分构成”（7）。张未民关于新世纪文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他最后显然也意识到了必须要在更开阔的文学史视野里才能看清楚新世纪文学。尽管他对现代文学1、2、3讲出了很有意思的一家之言，但我并不认同他的说法，我们的根本分歧点是划分文学阶段的文学史观及转折标准很不一样，这一点容我稍后再解释。
张颐武依然是按照文化研究的思路把新世纪文学纳入新世纪文化中进行整体理解，而新世纪文化则是1995年开始的“大转型”和“后新时期”文化发展的结果。张颐武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至2005年“一个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国’正在迅速地超越原有的中国‘现代性’的宏伟的历史框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8）。他认为，新世纪文学以来我们认定了自己在世界史中的落后地位，几代人在抗争的同时强化了一种“弱者”意识，并在整个世界史中锁定了这种屈辱的角色。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的发展却完全超越了这种历史的设定和焦虑，“十年的光阴正是宣告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新的时代已经由开端到成熟的过程”（9）。张颐武对引发新世纪文学变化那些深刻底层问题的思考，是一致且具有启发性的（10），如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和市场化发展，以及自新文学以来百年中国在世界史中屈辱的“弱者”角色及其在90年代以后的关系转化等。从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的关系角度来看，他直接把新世纪文学的变化起源拉回到90年代，甚至具体到1995年，若再宽松点，则和张未民一样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雷达是另一位对新世纪文学坚定支持并做出总括性批评观察的学者。他不仅抓出了观察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几组关系，如市场神话、民族书写与世界意义、科学关系等，而且明确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实践是‘新世纪文学’的直接经验和先导”（11），并回溯到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1992年，对发轫于90年代的科技信息与新世纪文学关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大概是为了回应以惠雁冰为代表的研究者对新世纪文学概念炒作的争议（12），同时弥补、总结、深化自己之前文章中的观点，雷达专门著文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生成，以及与此前文学史分期概念的关联，它产生的语境与构成，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变化等问题（13）。2010年，雷达认为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却又不得不交付使用的概念”。同时，他认为新世纪文学真正的开始时间“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表述,它恐怕还是得从2000年算起”，因为“近十多年的‘新世纪文学’，则是以日渐成熟化的市场经济机制为运行基础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学”（14）。
雷达的研究体现了一个敏锐批评家对新世纪文学关键问题和主要关系的直觉把握。以今天拉开更长历史距离的眼光来看，他和当时许多讨论者一样，对新世纪文学关键问题的主次、表里、根叶关系很难做出精准和清晰的处理，有时会把新世纪文学不同维度的问题和不同逻辑的关系混杂在一起。但他在《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有两个观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紧紧抓住成熟化市场经济和新媒体时代来确立新世纪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时段的做法，显然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其二是他和张未民一样，在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关系方面，也经历了一个从新世纪文学回到90年代又回到2000年的螺旋式认知过程。
程光炜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几篇文章在处理不同文学阶段关系时，往往更加注重文学的细部和内在连接性。如他从新世纪王安忆的《富萍》等几部作品入手，以“姿态写作”的角度不仅讨论了21世纪、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的文学，甚至将其与现代文学的鲁迅及古代文学的信念和构建方式联系了起来（15）。他在讨论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时，相对于断裂式的超越，更加注重不同文学时段复杂的纠缠性。如新世纪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之于“十七年”文学。他对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躲开当代文学史或直接从中“抽出”的做法做出了必要的反思，在支持构建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同时，也对构建过程中对其他历史时期的压抑和遗忘、文坛新“正统”与“异端”的转换、作家作品的辨认与归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16）。作为文学史家，程光炜并未像张未民、张颐武、雷达那样对新世纪文学的起始时间提出明确的说法，但他几篇文章重点关注的文学时段主要集中在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复杂的纠缠上。
於可训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文章既有观点方面的启发性，也有方法和思路上的实用性。他认为新世纪文学的起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因“无疑是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致文学的一系列变化引起的”（17）。他在新世纪文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强调了“对待民族传统的态度”（18），这和孟繁华关于新世纪文学“向后看”“史传传统”等本体观察遥相呼应。此外，他认为新世纪文学“断代研究的最终指向，是整体的文学史研究”（19），这和陈思和从学科史的角度理解新世纪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具体方法上，他主张通过“编年的系列研究”来把握新世纪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将它有效地整合进整体的文学史系列。他的新世纪文学“入史”实践则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第三版）里有所体现，“因‘2000年以来的文学’离我们太近，成‘史’尚待时日，暂只作一个整体的综合述评”（20）。《新世纪文学的三个问题》可以看作於可训对自己关于“新世纪文学”之前观点的一次精要的总结（21），最重要的是，他把引发新世纪文学根本变化的源头聚焦在了市场经济和电子媒介这两个关键点上。
从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关系的角度看，如果把讨论文章中提到的重要文学时段单独拎出来，主要有新世纪文学5（10）年、90年代文学、20世纪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新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与新世纪文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新时期文学和20世纪90年代文学，三者的关系则有断裂说、起源说、继承超越说和同构分体说等。加之新时期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内涵和起止时间不明确的时段概念，新世纪文学又因为自身时间太短且没有明显节点标志，总想从之前的文学时段给自己寻找起源合法性，结果在阐释上就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互相纠缠的混乱印象。这种“文学时段边界移动”的现象，同样也发生在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新文学，甚至近代文学身上，这只能说明，从长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概念仍然属于不稳定的短历史概念，可能是一种历史的临时性选择，当然也意味着可以对它们进行历史重构。
新世纪文学大讨论列举了大量文学“新”表现。如出现了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化文学），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80后”作家、自由写手、以及中产化文学、青春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还有关于当代文学环境、体制、消费、传播与阅读等一系列的变化。但从引发这些变化的底层逻辑来看，基本都会回到全球化（中国与世界百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市场化（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与文学创作深刻的塑造）、信息化（千年文学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媒介与文学融合新现象），以及这三者之间的深度叠加和影响上来。
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这三条基线，恰好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如果我们用这三条基线同时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进程，相信会是一个有难度但也非常有趣的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主要进入的是百年中国文学“感时忧国”和改变“弱者”角色的全球化进程，宽泛一点来说，这一进程可以上推到1840年鸦片战争。市场化在百年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坚定了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及2001年加入WTO，都意味着中国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信息化就世界范围来看，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而中国的网络文学则毫无疑问地起源或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
我们从中国历史文明发展与世界现代化交汇磨合的双重进程看待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大转型，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命名的文学时代了。在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主体文脉上接入全球化这支新脉络，我们用了近一个半世纪才基本消化完。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同时又接入市场化和信息化这样两支可能比全球化更有改造力量的新脉络，短短三四十年时间怎么可能很好地消化掉它们注入文学体内的基因级的变化？即使在风云突变的百年现代文学史的视野里看，20世纪90年代也是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大裂变时代，和之前高度一体化的“共名”时代相比，90年代进入了一个多线交汇、多维共推的文学大转型时代。面对市场化和信息化这两股新势力交汇并催生的文学大爆炸，我们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显得手足无措、笨嘴拙舌，如关于网络文学及新媒体，消费与大众流行文化下的文学创作，科幻、游戏、文学的交叉现象，以及最新的AI浪潮等。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之前的文学批评观、治史方法和文学史观念，在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甚至当代文学之间，不断纠缠其源起与断裂关系，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并寻找一种跳出既有文学史观念、拥有更大包容能力的文学史观和学科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在尊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变化的事实基础上，系统升级我们的文学批评观念与理论。这有点像在AI时代，不能总试图用旧电脑软件处理新问题，在关于新世纪文学引发的问题讨论中，我们也需要在传统安卓、苹果式系统外，开发一套全新的鸿蒙式批评与文学史系统。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但“续接传统、面向世界、直面科技、以我为主”应该是题中之义。
二、重写文学史和学科重构：
新世纪文学诱发的真挑战
发生在2005—2010年的“新世纪文学大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议题，但如果站在当下立场上，从真正有效的“入史”角度出发，重新反思目前正在展开的新世纪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我们在上一次大讨论的基础上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呢？基本的方向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扎扎实实地做好新世纪文学作品及创作现象的本体研究；另一个则是聚焦于寻找新的观念重写文学史和学科重构上来，窃以为这才是新世纪文学及其大讨论诱发的真问题与真挑战。
开展新世纪文学的本体与整体研究是它有效“入史”的两条基本路径，并且二者互有关联。作为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孟繁华与其他从新世纪文学整体研究入手的学者不同，他更多地专注于新世纪以来各类文学创作现象的本体观察与研究。除2005年的《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外，孟繁华之后的文章基本都是以“新世纪”加文学、文学经典、文学现象、（长篇、中篇）小说来命名。他在整体观察新世纪文学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新世纪以来作品的批评与研究。这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新世纪文学提供了充分的创作依据。一方面，以孟繁华为代表的研究者侧重于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本体的批评与研究，无疑是我们研究新世纪文学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20多年，在更开阔的文学史和学科史视域里，对之展开总体性的理论阐释不仅必要，甚至变成了所有当代文学从业者们的一道必答题。
从目前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来看，程光炜、孟繁华的《中国当代发展史》（2011修订版），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第3版），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22》（第4版），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第2版）等，都对新世纪文学做了各种“入史”尝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直观经验。但在文学史观或者学科构建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新世纪文学的“入史”处理，怎么看都像打了个补丁，或者是从文学史末端新长出的一节尾巴，用矫枉过正的语气来说就是没有新的文学史观和学科构建突破，就不会有突破性的新世纪文学“入史”表现。
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那作为“本体”的新世纪文学已经具备了“入史”的基本条件和资格，而作为“整体”的新世纪文学似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史”观念与理论。在“新世纪文学大讨论”中，有研究者触及了文学史观及学科意义，如程光炜、於可训、张未民等。另一位重要论述者则是陈思和，他将新世纪文学纳入学科发展视角（22），借助现代文学前辈学者樊骏概括的三种学科前景，提出“百年学科年轻说”（注：笔者概括），在更大的文学史和学科史视野里触达了新世纪文学真正的底层问题。
重新拜读樊骏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这篇雄文，不由会为那一代学者的开阔格局和纵深远见所折服。樊骏讲到早在1986年9月就举行过专门讨论重新界定学科范围的会议，会议提出的方案可分为三类：
一、主张把现在所说的“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合并，通称“近代文学”（或者“民主革命时期文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文学”)，与史学界关于通史的分期取得一致。主张者有任访秋、马良春、陈学超等。二、主张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合并，通称“现代文学”或“新文学”。考虑到当代文学在继续发展中，有人还建议可以将其中相对凝固、已经告一段落的部分，逐步纳入“史”的研究范围。主张者有王瑶、冯牧、陈思和等。三、主张把从戊戌政变至今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称“20世纪中国文学”。与此相近的还有主张将上限推至鸦片战争爆发，或者再往上追溯到“嘉（庆）道（光）之际”的，基本上把“近代”“现代”“当代”三段文学合在一起。主张者有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刘增杰等。（23）
之所以原文引用，是因为这段文字涉及不同代际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承接续与发扬光大问题。陈思和在重读此文后“深深为樊骏先生对学科的深刻见解所打动。他当年所思考的问题,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切合学科发展实际的方向”（24）。陈思和将“新世纪文学”纳入学科发展角度理解，从思路上正体现了对前辈学术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本文对新世纪文学的思考，亦是想在理清前辈学者思想的基础上再试着往前走一小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新世纪文学的一些文章，如陈思和、丁帆等对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提醒，同样值得警醒（25）。做批评不能老像狗追兔子，见一个扑一个，然后再像狗熊掰棒子，捡一个扔一个，声望似乎有了，实绩却看不清楚。做研究更是应该注意对不同代际学术思想的梳理承接和发扬光大。
樊骏在文章中非常有前瞻性地告诉后来者，“今后年轻一代的学者的历史任务，可能是消解现有的格局，把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更大的学科之内，或者重新建构新的学科。从学科的发展来看，是迟早得这样做的，并将因此把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陈思和对新世纪文学的处理体现了一种重新建构新的学科尝试，他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进行了重构，保留了“现代”与世界性因素联系的本质，同时将“现代”的时间向前覆盖了传统意义的“当代”文学部分，而将原来的“当代”取消，并由充满活力、正在发生的“当下”替代。简而言之，他所说的现代文学是由现代文学（20世纪文学）+当下文学（21世纪文学）两部分组成。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一样，是可以分成若干阶段的，百年文学不过是现代文学的一道序幕，“20世纪文学”是它的第一阶段。
陈思和将新世纪文学处理为一种当下文学，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并未改变现当代文学整体观的基本内涵，因此也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因为随着新世纪文学不断向前延伸，将会面对樊骏提出的“相对凝固、已经告一段落的部分，逐步纳入‘史’的研究范围”的挑战，而这些不断凝固的新历史（21世纪进入文学史的部分）和原有的第一阶段老历史（即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只是时间上的无缝对接，除非我们彻底放弃20世纪文学内部的文学分期，否则就仍然存在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和框架来接纳和阐释这些新历史的问题。我们总不能在各类文学史的末尾，像火车接龙似的加一节新世纪文学的车厢就万事大吉吧？
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次把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研究时，应该承担起一种自觉的学术责任，那就是找准并回到诱发新世纪文学的最根本的底层问题上来，即从文学史和学科史的角度，或从重写文学史和重构学科的角度，甚至要跨出文学领域，从更大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磨合的格局中，理解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这场大转型。新世纪文学的底层问题绝不是一场学术话语生成秀这么肤浅的学术行为，它向后应该接续起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和樊骏提到的学科建构这些重大问题，向前则应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与文学方式来考虑。从学科发展和建构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樊骏、21世纪前10年的陈思和，可以说都接续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方案，并且都以“取消”思路（取消现代文学和取消当代文学）来破除内部壁垒并寻求一种个人化的文学史和学科构建方案。当然，在没有出现公认更合理的文学史观和学科观念之前，大概也只能继续维持现状了。
在这方面，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在治史原则和文学史实践方面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直接经验。丁帆指出：“文学史的命名问题一直在纠缠着许多研究者，以致我们这个学科的命名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中变化无常，让许多研究者无所适从，尤其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上的争论由来已久。”（26）和樊骏相呼应，他也认为对新文学史价值观的重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而断代问题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80多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27）。因此，他也认为“对文学史的重写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深度考量的关键时刻，治史者应有大气魄，抛弃历史遗留的沉重包袱”（28），在文学应该是国族的，应该跳出党派之争的观念下，“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两大部分，即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并将1912年的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该教材虽然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实验性的“入史”尝试，但也只是为将来文学史的二次成熟筛选提供第一次进入和淘汰的理性支持。丁帆在这部新文学史中除了找回7年时间（1912—1919），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这样一种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分文学史边界的断代方法，在现行的文学史中，这是我见过的最自然的处理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文学史观。某种程度上讲，窃以为他和陈思和一样，都是以新的文学史观在努力开拓前辈学者提出的学科构建之路。
继“新”和“后”的命名潮流后，近年来关于“大”的命名也渐渐多了起来，如“大历史”“大文学”“大现代”等。李继凯在“文化磨合思潮”的理念下用“大现代”理论重构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他认为可以直接用“中国大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来统摄，构建“三代整合”、线索分明、内容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史。这一思路应该说对当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刘增杰等主张的“把‘近代’‘现代’‘当代’三段文学合在一起”的理念提出了一种具体理论方案。他指出，时空二维构成的“大现代”观念早有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者提出，该理论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进程，包括现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大现代文学”。他特别指出这个“大现代”是古今中外文化融汇、磨合而生成的，彰显的是文化发展中的“加法和乘法”，并认为“大现代”作为“后古代”可与历史悠久的“大古代”相对而言，甚至相提并论。而在当今文化语境中倡导和强调“大现代”，“是由于笔者长期以来察觉到了中国文学包括‘新世纪’文学中不少令人纠结困惑的问题，觉得可以尝试通过基于‘大现代文化’视域的‘文化磨合论’去加以理解和阐释”（29）。李继凯的“大现代”理论及其阐释，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直面现实语境挑战、打破现有学科结构的气概，虽然笔者和他在具体的文学史观念和分期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从大的学理逻辑和发展趋势上，笔者是完全赞同他这种努力的。尤其是他提到的“古今中外化成现代”，在文学史观上同时考虑了时间、空间、性质，以及主体与他者的辩证磨合关系，而“文化磨合”天然地具有一种中外异质文化的比较视野，这是符合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
由“磨合论”强调的中外文化及《中国新文学史》对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处理方式，笔者不由想到对中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参照者——域外文学，或者说世界文学。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显示东晋南渡至明正德年代的中世纪，是本土文学受到了印度佛经文学极大影响的时期。从明嘉靖元年到“五四”之前，外来文学的影响消失,近代文学又恢复了它纯然本土的特性，而后一直到“五四”以后，欧洲文学界又引起巨大反响，文学史进入现代时期（30）。笔者有一个困扰多年的疑惑，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学与外来文化碰撞下形成的，不论是“五四”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都很明显地受到了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及文学史观，鲜有突出中国与世界关系变迁与转化角度的呢？如果说晚清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依然保留了中华民族文脉的主体特征，那么自鸦片战争至今，古老中华与现代世界碰撞和交汇后，“现代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和古老中华的发展历程整体上是一个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未完成状态。在“新世纪文学大讨论”中，学者们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将引发新世纪文学变化的深层原因，归结到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其潜在的参照对象依然离不开现代世界的外来异质性。那为什么我们不在“古老中华与现代世界交汇”的体系中去寻找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和学科构建的可能呢？
“古老中华与现代世界交汇”是一种“时间+性质+范围”的综合体，它在承认古老中华与现代世界有各自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隐含了一种中华主体与世界他者交汇而产生的复杂辩证关系，允许二者内部或之间发生多线条、多维度、不平衡的交汇（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民族、发展中、发达等），这些单独或叠加的交汇既有向后看的历史包容性，也有向前看的无限可能性。对于从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来说，这种古老中华与现代世界交汇的现代性仍未完成。它不是一种必胜的进化论现代性，充满了不充分性和不平衡性，在我们追求中华民族最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是一种随时根据交汇的历史条件发生关系转化的现代性——不论多么勉强和不成熟，为了使用便捷，笔者暂称之为“中华现代性”。如果我们用“中华现代性”去观察和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现代世界的历程，不论是政治主权的、市场经济的、科技文化的，还是大陆与港澳台，或者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抑或理解不同文学时代之间的转化关系，甚至对百年现实主义流变这样的文学思潮，以及“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新东北文学”这样的创作现象，都可以找到相应线条或维度的现代性关联。
三、新世纪文学与未完成的
“中华现代性”
长期以来，我们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时，除了约定俗成的内涵，并不怎么强调它的主体（谁的现代性）、复数（多线索发展）、指数（叠加影响）问题，窃以为这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也是笔者提出“中华现代性”及其复数表现的原因。这个道理和事实是一目了然的，如同属中华的中国大陆、港澳台文学，甚至海外华文的现代性进程、原因、表现可能一样吗？再如我们常说的“现代性焦虑”，在鸦片战争以后，至少会有“主权”“生产力”“文化”这样三种有关联但缓和顺序不同的焦虑（31）。这些焦虑在中国—世界视角下的缓释过程既非一次性完成，也非没有主次先后的，如台湾的主权统一问题、生产力的国强与民富问题、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问题等，从“中华现代性”的视角看，不仅是未完成的状态，有的甚至是非常不充分的状态，如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文学史观往往有一个简易而直观的评判方式，就是文学史分期。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是一个争论很多的大问题”，其中主要争论点在于“各家对分期的标准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结论也必然不可能一致”（32）。通过分期确实可以实现对文学史的根本理解。如果把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思潮史、系列丛书、重要论文中的文学分期年份罗列一下，自1840年以来，按照时间顺序大概有30多个：1840、1892、1894、1896、1897、1898、1902、1903、1907、1911、1912、1915、1917、1918、1919、1920、1921、1927、1929、1937、1942、1945、1949、1956、1957、1962、1966、1971、1973、1976、1978、1985、1989、1990、1992、1993、2000（33）。不论是作为文学史分期起讫或者内部阶段的划分，每个年份后边必然有一个划分理由。不同时段的组合则包含了每位撰写者的文学史观，其中不同的分期方式，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戏剧化效果——如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存在着大量交叉范围，这种交叉甚至可以达到取消其中一个学科的程度。以近代文学的起讫时间为例，其开始时间约有4种，最远可上溯至晚明，最近则是戊戌变法；而其结束时间有3种，最早为五四运动，最晚则会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此说以鸦片战争为上限），理由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中国社会性质未变，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主流未变。现代文学的开始时间从“五四”推进至19世纪末，有的甚至认为其源流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甚至更早的晚明，其下限可以延续至1970年代末，甚至到1990年代前后。这种“文学史边界移动”的现象表明，这三个时代的文学确实存在着“打通”和“整体”的可能，同时也几乎宣告了文学史的写作会拒绝简化的大一统方式，最终只能以多样化的方式勾勒、拼凑、还原文学史大概的面貌。
“新世纪文学大讨论”也同样在不同文学时段的分期上充满了争议。前文我们详细分析了诸多学者关于新世纪文学分期的观点，以及关于文学史观和学科发展的各种论述。笔者不同意张未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1、2、3段的划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史观和对关键转折年份的划分都不一样。以关键转折年份为例，他认为新世纪文学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末，准确说是1978年；而笔者则认为是90年代，准确说是1992年。他是从中国进入生活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来确立这个起点的，而笔者则是在古老中华与现代世界多线交会，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大转型来确立其起点的。他起点的潜在前续转折时段是“十七年”与“文革”，而我起点的潜在的前续转折时段是近代，准确说是1840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从“中华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那么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转折意义是继1840年这个古代与现代（非近代）年份之后，第二重要的转折年份。因为1990年代是“古老中华性”（世界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古老文明）与世界现代性自1840年大碰撞后，在经历民国与共和国现代性方案追赶后，在世界中“弱者”角色开始逆转的起始年代。而1840年代至1990年代的各个文学史分期节点，都是古老中华与现代世界交汇过程中思想的、翻译的、报刊的、小说的、变法的、政体的、革命的、战争的、事件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不同现代性的体现。这些多线条、多维度的现代性主次轻重各不相同，在内外不充分性和不平衡性的较量中，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直至当下的近200年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华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中华现代性”多维度、多线条、不均衡、不充分、有主次快慢的发展状态，需要我们有一种“大断代”观念。“大断代”针对的是更为宏观的时空比较，如秦的统一，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转折时代。鸦片战争也是中国历史另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它的“大事件”特征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华现代文学的分割转折年。没错，如果按照“中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来看，我们可以把1840年以来的文学称为“中华现代文学”，一部中华性逐渐与现代性相交汇融合的文学史，在学科时间上彻底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范围上覆盖中国大陆、港澳台与海外华文，性质上代表着古老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至于其内部分期，则可根据“中华现代性”贯穿这段历史的主要方面去切分。不同切入角度的“中华现代性”，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文学史分期表述，如笔者就侧重于从古老中国与现代世界角色变迁及其文学想象来分期（本文暂不详细论述）。不论哪一种切入角度，其内部文学分期总体来说应该遵循大段“大事件”、各段能贯通的原则。
从古老中国与现代世界角色变迁及其文学想象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及其文学确实具有百年甚至千年的转折意义。抛开90年代出现千年中国文学史从未有过的网络新媒体文学不说，它在文学价值方面，一方面，延续了“五四”以来“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承诺，不但要完成对外意义上的强国，更要完成对内意义上的富民；另一方面，在人民“主体的自由”（34）方面重构了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相对于从前，90年代之后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人民主体的自由都成了最主要的需求。
复旦大学谈蓓芳从古代文学研究者角度亦发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特殊意义。她认为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就其总体来说，是政治、伦理等的附属品，因而强调文学自身价值的观念在中国始终不占主导地位（35）。所以，“文学回归自身”的观念在90年代取得主导地位，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意义无比重大的事件，至少是改变了中唐以来的文学格局；就文学本身而言，其意义似乎不下于五四新文学的形成。也正因如此，80年代虽是在总体上向五四新文学传统回归的时代，但作者认为90年代文学将逐渐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产生距离，只不过产生距离这一过程绝不意味着背弃五四新文学已有的成就，而是在这成就的基础上朝着符合文学本身特征的方向发展。所以，她认为把90年代作为当代文学的开始也许是适当的。谈蓓芳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多了传统文学的比较视野，她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肯定不仅仅以20世纪文学作为参照，而是上溯到中唐。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观点也许能从另外一个侧面提供参考，他不仅从研究唐代文学转向现当代文学，而且还多了西方文学的参照。有一次我们聊到20世纪90年代文学时，他同意90年代中国文学发生了大转型，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一次有中国领袖公开地说赚钱是好的，因为1992年以前，毛泽东不会这么说，孙中山不会这么说，孔子也不会。1992年以前，赚钱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其他更重要的（36）。他认为，90年代从多方面呈现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转向，如它使得艺术脱离了原先作为政治理念“传送带”的身份，从而为艺术家头一回敞开了一种真正作为个人性立场的可能性（37）。顾彬更多是从社会文化整体环境来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性，只是面对市场经济、商业化浪潮的侵袭，他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批评意见更多一些。
张岱在《夜航船序》里讲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待僧人发现士子破绽后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38）作为后学晚辈，面对前辈学者和百年文学史观及学科构建这样的庞然大物，抛出“中华现代性”一己偏见，难免多有破绽，唯盼众僧伸脚时稍留情，免得士子变成破腚。
注释：
（1）张清华：《为什么要提及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几个关键词的说明》，《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2）张未民：《新世纪 新表现：编者有关开栏的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3）张未民：《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4）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5）张未民：《“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6）张未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进程》，《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7）张未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思潮与文脉——试论“中国现代文学3”》，《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此文还有一篇续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
（8）（9）张颐武：《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新世纪文化与新世纪的文学》，《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10）张颐武：《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张颐武：《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张颐武：《回首十年：“新世纪文学”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张颐武：《本土的全球性：新世纪文学的想象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在后三篇文章中，张颐武的论述尽管也会涉及某些新世纪文学创作观察，但始终都有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观察视野。
（11）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2）惠雁冰：《强悍的宿命与无力的反抗——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13）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4）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5）程光炜：《姿态写作的终结与无姿态写作的浮现 新世纪文学读记》，《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程光炜：《“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16）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7）於可训：《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8）於可训：《新世纪文学的困境与蜕变》，《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
（19）於可训：《新世纪文学研究断想》，《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20）於可训：《后记》，《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第3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1）於可训：《新世纪文学的三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时期与新世纪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6届学术年会会议论文摘要汇编，武汉大学，2010。
（22）陈思和：《新世纪文学的学科含义》，《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23）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24）陈思和：《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25）陈思和：《期望于下一个十年——再谈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理解》，《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前者主要针对作家美学观念的先锋性突破问题，后者主要针对批评家同代批评能力问题。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丁帆：《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摭谈》，《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26）丁帆：《我们应该如何治中国新文学史——〈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读札》，《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27）丁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断代与当下文学的现状》，《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28）丁帆：《写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前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
（29）李继凯：《大现代文化视域中的“后古代”及“新世纪”文学》，《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30）方维保：《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十年情结”》，《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5期。该文对文学史“十年情结”和“世纪情结”结合文学史料做了细致入理的分析。
（31）见刘江凯：《现代性焦虑的转向与内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创作现象的一种理解》，《上海文学》2020年第6期；刘江凯：《转型与深化；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
（32）曹道衡：《试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文中对冯沅君等《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有观点对话。
（33）根据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赵遐秋、曾大瑞《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丁帆等《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澳大利亚〕杜博妮、雷金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孔范今《中国新时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等综合而成。
（34）关于90年代与“主体的自由”相关论述，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5）谈蓓芳：《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6）刘江凯：《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教授访谈录》，《东吴学术》2010年第3期。
（37）〔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360页，范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8）张岱：《琅嬛文集》，第28页，长沙，岳麓书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