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念生先生与我的一段书信缘
罗念生先生的第一封信
罗念生先生的第二封信
大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的各门课程成绩都是优良，但唯有文艺理论课的成绩略为突出，全年级100人只有5人成绩是4+，我是其中之一。这不禁激发了我的虚荣心和自信心，觉得这个专业方向是我的优势，至少在同学中可算有一技之长。于是暗自决定朝这个方向努力。暑假前，我从校图书馆借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念生译亚里士多德《诗学》与杨周翰译贺拉斯《诗艺》合订本，带回家阅读。这是1978年夏天的事。
老家在长江中距离芜湖上游约30里水路的一个沙洲上。洲上那时还没有通电，四面环江交通不便。我们那时也没有旅游的经济条件和观念。一个暑假除了探访洲上的亲友，便是足不出户，天天读书。那年夏天，我把许国璋的《英语》第二册学了一大半，还把那本《诗学·诗艺》几乎全部抄了下来，并写了大约4000字的读书札记。这4000字的具体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提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诗的起源”的思想。这个问题后来衍生了我不少学术上的情缘，不仅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还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
秋天开学后，我不揣浅陋，把这4000字的札记呈文艺理论授课老师潘孝琪先生指导。由于提到亚里士多德“诗的起源”问题，她让我读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我读了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之后，觉得有点疑惑。因为，《诗学》是这样说的：
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模仿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由于模仿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第四章罗念生译本）
这里说得很清楚，诗的起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模仿”，一个是“音调感和节奏感”，它们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但是朱光潜先生却把二者归结为“模仿”，并把“音调感和节奏感”译为“和谐与节奏的感觉”，认为只是模仿的手段。（《西方美学史》上卷第82页）带着疑问，我又翻阅了很多相关著述，包括黄药眠、施东昌等人的文章，以及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选》等，几乎穷尽了当时所见的中文资料，结果发现他们的解释皆大同小异。经过苦思冥想和反复推敲，我还是认为他们的解释不够完备，便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亚里士多德诗的起源理论解释的一点异议》的文章，投给《江淮论坛》刚开辟的“大学生论文选编”专栏。经编辑王献永先生修订后，文章发表在该刊1981年第3期上。
文章发表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诗学》中这段文字，朱光潜先生的译文与罗念生先生的译文有点不同。我的外文先天不足，视古希腊文更是如同天书，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还难以确定。于是，我试着给罗念生先生写了一封信，大致是问亚氏所说的“音调感和节奏感”原文含义。信寄往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居然不久收到了罗先生的回信。信全文如下：
章启群同志：
您好！
《诗学》第四章傅东华译本：“是故模仿乃吾人天性中本能之一，其次即感觉‘和声’与节奏之本能，至于韵律乃显然不过节奏之段落。”
Loeb 本英译：We have,then,a natu-ral instinct for representation and for tune and rhythm——for the metres are obvi-ously sections of rhythms.（注）
注：e.g.The rhythm of the black-smith’s hammes（六音步诗行） or of a trotting horse is dactylic,but the hexame-ter is a section or slice of thur rhythm;it is cup up into sixes——
节奏感指人对于节奏的感觉，对于自然界节奏（如马蹄声）和韵文中的节奏的感觉。
韵文或能作格律，如史诗诗行中的格律：—vv|—vv|—vv|—vv|—vv|——|
共六音步（六拍子），每音步是一个长音，两个短音（—vv）。每个音步是节奏的一个段落。每行诗也可以说是节奏的一个段落。
我加上（）{希腊原文加上（），英译加上—，—号}表示是亚氏的插话。他在谈“节奏感”的时候，提及诗中的节奏和这种节奏的单位。
叮铛（原字“口当”误，下同）声，ti ta 声也是节奏的段落。我们把铃声叮叮，听成叮铛，马蹄声ta ta 或听成ti ta，就是把节奏分成段落。铃声，马蹄声一直响下去，是很长的很单调的声音，但我们的节奏感把它们分成段落。如叮 叮 叮 叮……一直连接下去，则不成为节奏。所以诗里长短相间才能形成节奏。
亚氏不是把段落作为天性，而是把节奏感作为天性。
也可能是后人添上的，但须加以考证。我有病，时光可能不多了。因此就写到这里为止。
致敬礼
罗念生
九月十八日
来信交北京东城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或北京建内五号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请替我打听安徽大学1929—1933年间的学生运动和当时外文系主任朱湘的活动和表现。这位诗人于1933年冬自杀而死，年仅三七岁。
又及
我收信后非常高兴。首先，对一名本科生来说，能得到大学者的亲笔回信，那种荣耀之情难以言表；其次，罗先生的解释与我的理解基本相同，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罗先生说的Loeb译本应该是哈佛古典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因为这个图书馆是James Loeb建的。罗先生所托查找朱湘资料之事，我立即去安徽大学图书馆查阅。但我所读的安徽大学是1958年新建的校区。（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本曾命名该校为“合肥大学”，可能考虑国内名校都是以所在城市命名的，例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等，并请毛泽东主席题字。毛泽东主席说，还是叫安徽大学为好，并为之题字。）新学校没有当年在安庆的老安徽大学的档案，因此查不到当年朱湘的资料。我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罗先生，还告诉他不久前《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上刊有李南蓉的文章《试论新月派诗人朱湘》。看到罗先生信中所言“时光可能不多了”，我心里一酸，但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略加安慰。记得随信还寄上发表我文章的《江淮论坛》一本（第一封信怕收不到，没有寄）。信发出不久，就收到罗先生第二封信：
章启群同志：您好！
请将李南英（应是“蓉”）老师论朱湘的文章借我抄录，或翻印或请人抄一份给我，抄写费由我付。香港《抖擞》杂志上的朱湘年谱，您见过没有？ 希望能按上面的办法寄给我。有人在写朱湘评传，朱湘年谱和关于朱湘的论文，很需要资料。
我和朱湘很熟，他的生平与译著我知道不少。
我身体很好，病情是假的。致
敬礼！
罗念生十月十八日
这封信字迹与上次不同，可能是他人代笔。而且第一封信用的是16开方块红格稿纸，第二封信用的是普通蓝条信笺。但信封上的字迹是一样的。第一个信封地址是“安庆（？）安徽大学中文系77级”，落款地址是“北京东城干面胡同东罗圈17号罗念生寄”；第二个信封地址“合肥安徽大学中文系77级”，落款地址是“北京东城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罗寄”。我接到信后，看到“我身体很好，病情是假的”，很释然，又回了一封信，并将复印的李南蓉文章附上一并寄过去了。这三封信我都没有留下底稿。之后就没再联系了。后来，我将《江淮论坛》上这篇文章拓展充实，以《亚里士多德艺术起源说新论》之名投寄《文史哲》，被发表在该刊1985年第3期上。在该文中，我特地举出罗先生信中的看法予以佐证。
1982年元月本科毕业后，我留在安徽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做助教。1982年11月至1984年元月，我在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进修了一年多。1986年，经过反复申请，安徽大学终于批准我参加研究生考试。这年秋天我又考入北大哲学系美学专业读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就留在本教研室任教，后来一直在北京居住工作，直至2019年退休。现在知道罗先生是1990年去世的。可见在他生前我大约有5年多时间在北京，但直到先生遽归道山仍缘悭一面。我在大学期间除了对于罗先生《诗学》译本烂熟于心，还差不多读遍了罗先生翻译的古希腊悲喜剧，以及罗先生的很多文章，对于罗先生可谓景仰已久。虽说早就有拜访先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成行。现在想来实在是太遗憾了。年轻时较为怯钝，对于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还有敬畏之心，错失了许多请教的机会。在未名湖畔，我曾遇见独自散步中的宗白华先生不下十次，好几次准备上前问候、请教，却终为胆怯所阻挡。朱光潜先生一次散步，落座在北大俄文楼前一张长椅上，就在我的身边，我才斗胆问了他几个问题，而这纯属邂逅。在老一辈学者中我有交往的只有金克木先生，这还是由于王献永先生的引荐。当然，所有这些理由和解释，现在看来都是苍白的。关于罗念生先生这两封信的内容，我一直想发表出来。可是，忙忙碌碌的人生，手头总是有事，一直拖延至今。
现在来看，关于“音调感和节奏感”，罗先生的话当年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尤其是“我们把铃声叮叮，听成叮铛，马蹄声ta ta或听成ti ta，就是把节奏分成段落。铃声，马蹄声一直响下去，是很长的很单调的声音，但我们的节奏感把它们分成段落。如叮 叮叮叮……一直连接下去，则不成为节奏。所以诗里长短相间才能形成节奏。”这里的思想很深刻。它不仅解释了“节奏感”的含义，还揭示出人类美感形成的根本因素是在于人的意识。这其实是美感问题中一个极为重要和宝贵的思想。可惜我以前的文章中都没有把罗先生的这个思想说出来。现在只能算是一个晚到的补救吧。
罗先生当年对一个素昧平生普通大学生的贸然请教，在身体并不好的情况下给予回信并详细解答问题，可谓真正的学人风范。而关于朱湘，后来看到罗先生发表在1982年《新文学史料》上的《忆诗人朱湘》，体会到他们二人之间心契神合，情深至笃。文章字字情透纸背，可谓泣血，读之令人无不动容。先生的内心世界，充满对于学术和友情的纯真和诚挚。可见先生是真正的诗人，也是真正的学者。近日读《伊利亚特》，始知先生年逾八旬身患绝症，还发愿译完这部人类的伟大宝藏，顽强奋斗到人生最后一刻，弥留之际还叮嘱后人替他完成此愿。这个定格在我脑海里的画面，忽然与一千多年前译经的玄奘，形成了呼应。搁笔之时，我的心中也陡然升起了一种很神圣的情感，久久不能平息。
（文中《诗学》英译版本和手写体英文，曾经郑学勤博士审订，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