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看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解释。”（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的书写亦是如此，各种“文学事件”理应成为观照新世纪文学的重要角度。必须说明，虽然“事件”已然成为当代思想的聚焦范畴，尤其新世纪以来，福柯、齐泽克、伊格尔顿、德勒兹、巴迪欧、子安宣邦等人关于“事件”的理论生产在国内不断获得回响和延伸，“文学事件”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的广泛探讨，但本文的“文学事件”并非此种意义，而是回到“事件”一词的本义——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事件”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本文所谈论的“文学事件”是指新世纪以来由某一作家、作品、话题或现象引发，在文坛激起反响，并可能波及社会，甚至成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事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从新世纪初的“韩白之争”、“80后”粉墨登场、网络文学兴起、《狼图腾》评价的两极化、底层文学的发酵和打工文学的凸显、余华《兄弟》出版的争议，到新世纪第一个10年前后“梨花体”“羊羔体”的狂欢、顾彬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李娟现象、余秀华热、非虚构写作浪潮的横空出世、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再到近几年科幻文学狂飙突进、“新东北”写作的破圈、创意写作学科的崛起、“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实施、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学挑战……林林总总各类事件到底哪些值得放在文学史的情境下讨论，“一个事件如何比另一个事件具有更多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对此的回应是，“首先，历史对个体事件的特殊性并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它们的特征性”；其次，历史关注以有机组织展开的呈现为情节的网状事件，而非“决定论的一个碎片”（2）。借鉴这种观念，选择“文学事件”的依据应为其“特征性”和“情节性”，被选择的事件应根源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场域，“一方面促使深层的历史事实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其本身又参与历史事实的建构”（3），可以为我们透视文学生产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潮涌，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等内在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观念自身的嬗变和文学场域、文学制度的更变，提供更充分、可感的历史细节。在笔者看来，洪子诚对“作为当代文学事件的《红与黑》讨论”所做的分析即是如此。这一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讨论并未被写入文学史，但其背后体现了“考察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时，如何面对处理外国文学（特别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难题”。虽然这场讨论看起来是孤立、个别、具体、短暂的，但之所以称之为“事件”并值得阐释，是因为其“性质和意义”都远远超出个例本身，具有绵延不断的影响和制导文学发展的潜在生成性（4）。

循着这一思路，本文在遴选新世纪“文学事件”时，也选择了数件被一些大事掩映着的看起来不大但值得细细讨论的事件。具体展开时，则尝试借用一些历史学者以“事件路径”代替“事件史”的研究方法，即将关注重心从“事件”本身发生、演进、转折、消退的完整过程，转向“事件”背后的社会情境、情感结构、文学理解，借以打开“事件”的开放性。同时。“事件路径”也意味着与“事件史”不同的看待时间的方式，在对“事件”做必要的钩沉外，它更强调一种后见之明，“将相对而言更具稳定性的共时性社会结构纳入研究视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对深层、隐蔽的社会历史真相的反映。时间不仅仅是以其绵延之维使事件得以发生，其意义更在于为社会结构在事件中展现自身提供了可能性”（5）。

一、为什么是《国家订单》

2010年10月19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曾任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位列诗歌类获奖名单之中，其直白的诗风被网友戏称作“羊羔体”，并迅速引发热议群嘲，此事件乃至入选《中华读书报》等媒体评出的“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在这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还有一位作家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那就是被称为“打工作家”的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虽然，在斩获鲁迅文学奖的前一年，王十月已经调入广东省作协担任《作品》杂志的编辑，而且大约从2004年开始，他基本上告别打工状态，开始从事专职写作，并按部就班地成长为一名纯文学作家（6），但这并不妨碍批评界和媒体对其“打工”与“底层”身份的塑造和看重。担任此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丁帆在接受采访时便说：“我将《国家订单》这部小说作为第一名推荐，作者王十月以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品从广义上仍然可以归为‘底层写作’的名下，但它却很有新意，它关注的是劳资矛盾这样的重大题材。他写的是深圳打工者和老板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虽然文字不算精致，但将社会底层图景展露无遗。”（7）而王十月本人在获奖感言中也着意强调了评审委员会“在以这样的方式向我所书写的打工群体表示敬意”。

以2004年《天涯》杂志开辟“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为标记点，底层文学一跃成为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影响最大的文学潮流，甚至被视为“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之后又一个进入公共视域的文学话题。在围绕底层文学的各种讨论中，一个焦点性的问题逐渐形成，那就是“底层究竟能否被代言”？持赞同意见的认为，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底层基本没有自我发声的能力，而作家通过关怀底层、代言底层可以有效重建文学的及物性和公共性，是对20世纪90年代封闭化的个人写作和纯文学“迷失”的有力反拨；反对者则认为，代言不但会缩略和固化千差万别的底层经验，形成“男杀人女卖身”之类的苦难同质化的竞写套路，进而还让这一写作样态沦为与底层民众真实痛痒无关的文学“圈地运动”。正是在这一争议中，本来有其自身发展脉络的打工文学，被一些批评家合并到底层文学的潮流中一并讨论，打工文学主体打工者的身份所带来的人生经验与创作经验的合一——用王十月的话来说就是“别人是间接地看到，而我是直接地经历”（8）——似乎也有效解决了代言隔膜的问题。只是此时已脱离打工身份转变为体制内专业作家的王十月，到底是“作为打工者”发言，还是在“为打工者”发言呢？值得进一步追问的还有，为何会是《国家订单》代表底层写作获得官方大奖？这部作品与其时方兴未艾的底层写作所形成的多个写作路向是何关系？小说素材背后可以链接的时代信息又是什么呢？

2010年，在一篇对新世纪第一个10年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陈思和指出：“新世纪开始之际，有两个事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是‘9·11事件’，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直接导致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冲突，美国政府用反恐取代了以前的意识形态冷战，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一个有利的世界环境；另一个是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制度接轨，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一个成员。”两个导致中国经济腾飞的“事件”，也极大“刺激了文学创作，迫使文学直逼社会转型中的大量感性的生活素材”。而《国家订单》的写作及其所讲述的故事，即可视为这两个“事件”的连锁反应。

《国家订单》原发于《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小说的主人公当年“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故乡”，从一个打工仔苦熬成一家小制衣厂的老板。拖欠货款的境外公司经理杳无音信，让工厂濒临破产，被欠薪的工人张怀恩给老板寄了一把刀子以示威胁。焦头烂额之际，“9·11事件”爆发，小老板接到一批来自美国的“国家订单”，要求工厂在5天之内生产20万面美国国旗。为了工厂能起死回生，小老板逼着工人不眠不休地赶工，最终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未料被提拔为车间主任的张怀恩却因过劳死倒在车间的碎布料堆里。巨额索赔又一次把小老板逼上绝境，走投无路的他在一个傍晚时分爬上了高压线架……

从上述故事梗概可以看出，《国家订单》其实包含了底层文学的三个主要写作向度，但又都对之做出改写。这三个写作向度是以《太平狗》《马嘶岭血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篡改的命》等为代表的凝缩底层苦难经验的作品，以《大嫂谣》《万箭穿心》《高兴》等为代表的发掘底层百姓人性光辉的作品，以及以《那儿》《问苍茫》等为代表的接续左翼文学传统的作品。《国家订单》里有关于苦难的书写，如小老板、张怀恩和李想等各有各的现实困境，但并未停留于苦难的呈现；小说有对小老板和打工仔内心善意的洞察，但无意美化他们，且写出了善意与欲望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这个关注劳资矛盾的小说，把曹征路、刘继明在《那儿》《茶叶蛋》等小说中征用的阶级话语转化为民族话语，凸显了当时尚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中国制造业在现实中的无奈。小说结尾的一幕无疑具有象征和反讽意味：坐在高压线架上的小老板又接到电话，要求追加10万面国旗的订单。他扔掉手机，一边骂着“去他妈的国家订单”，一边将口袋里的美国国旗版样丢入风中。

应该说，如果论及底层写作所内蕴的“广阔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原因”，《国家订单》恐怕不如“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陈映真语）的《那儿》深刻，但《国家订单》的获奖体现了“告别革命”的余波、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微妙的博弈，以及写作者、精英文学批评和社会大众审美的磨合，在日趋分化的思想界和文学圈中，它似乎与哪一方都可形成有效的链接，较为圆融地在多个场域获得反响。而由打工者到体制内专业作家的身份变化其实也有类似意义。在王十月之外，以《黄麻岭》《铁》闻名的“打工诗人”郑小琼也在2009年成为广东事业单位的聘用制干部。这一方面体现了相关单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识，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作协体制强大的收编力量，以及试图对野生打工文学做必要引导的某种考量。虽然王十月和郑小琼都拒绝对他们“马甲化”的指认，反复强调不要从他们曾经的身份而是作品入手来讨论他们，但“打工作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象征资本”，并因此促使他们成为底层写作潮流中具有个案意义的写作者。

这个“事件”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笔，在王十月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第二年，一位来自广东揭阳市玉湖镇的名叫许立志的“90后”年轻人进入深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工作，开始从事王十月打工生涯曾经从事过的流水线工作。2014年9月30日，他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一跃而下，所有他曾经咽下的屈辱都以死亡的方式汹涌而出。许立志去世后，他的诗集《新的一天》获得众筹出版。

二、《锦衣》与新世纪“戏剧的命运”

自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发表的作品有戏曲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短篇小说《天下太平》《等待摩西》《一斗阁笔记》、古体长诗《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长诗《饺子歌》，出版有小说集《晚熟的人》和话剧剧本《鳄鱼》等。戏曲和戏剧占比不少。其中201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9期的《锦衣》，是莫言蛰伏5年的归来之作。这个作品不但打破了读者和批评界的阅读期待，也因对传统的复归和特别的戏曲体式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溢出”。如果我们以文学史的阐释框架为依据，该如何看待《锦衣》？而莫言这样诺奖级别的小说家矢志戏剧创作，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妨先把视线拉远一些。20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两部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即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作为文学史四大文体的话剧在两书的位置都渐趋边缘：洪本文学史第十二章谈到“十七年”的话剧创作情况，但到了新时期部分，只在第十七章第三部分“文学诸样式的状况”中简略提及，再无专章论述；陈本则除第十五章“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谈到了高行健的《绝对信号》，也没有再对新时期戏剧予以更多论述。

进入新世纪后，戏剧的边缘处境更是被放大，以至于戏剧界和文学界不断要对此话题做出回应。先是2000年春天，由黄纪苏、张广天编导的史诗剧《切·格瓦拉》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轰动一时，成为当年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该剧激活了社会各界对于后革命时代“正义”与“理想”的新认识，也引来一些人对可能输出暴力革命等“极左”话语的警惕，还引发了人们对戏剧前途的思考。有人认为，《切·格瓦拉》这样风格化的实验性戏剧已经证明了“探索的成功与潜力”，“显示了一种既十分可贵又有待明确的创作取向”（9）。也有人批评《切·格瓦拉》“在艺术上的粗糙、肤浅、矫情和逻辑上的混乱，它的轰动从反面证明了近年来戏剧严重脱离大众、不敢触及现实问题、内容单调、形式雷同、风格矫揉造作的通病”（10）。

由《切·格瓦拉》现象引出的关于新世纪戏剧取向和前景的讨论在一年多后被接续。2002年岁末，剧作家魏明伦在岳麓书院做了一场演讲，讨论“中国当代戏剧之命运”，此文后刊发于《中国戏剧》2002年第12期，并配发编者按语“希望能就此广泛展开讨论，从而有助于戏剧的健康发展”。此话题获得戏剧圈内外热烈的关注和回应，被参与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界最重要的话题之一”（11）。《中国戏剧》特设“中国当代戏剧之命运”专栏，刊发讨论文章30余篇，后结集为《叩问戏剧命运——“当代戏剧之命运”论文集萃》出版，还就此话题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魏明伦此文的核心观点是，电视电脑带来文娱方式从“剧场”向“居室”的转移，戏剧观众锐减，再加上市场经济时代，戏剧商品属性不强，经济价值不高，当代戏剧面临着“戏剧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处境”，那就是“台上振兴、台下冷清”。今天回望，这场讨论虽众声喧哗，但整体上义愤和忧患的情绪多，对戏剧本体理论思考以及建设意见少，也未提供对新世纪戏剧走向的清晰展望。不过还是有一些声音值得分析，比如，传统戏曲在新世纪戏剧中如何传承与转化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戏剧危机很大原因是“悠久浓厚的戏剧传统只有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得到了较好的继承”（12）。又如，厘清戏剧之“文学性”和“剧场性”的关系是戏剧重建的契机。只是这些话题都未能充分展开，但这也为持续思考留下空间。

2005年，《文艺争鸣》发起一场关于当代戏剧是否“走向终结”的讨论。先是文学史家朱寿桐撰文《论走向终结的当代戏剧》，认为“在电子文明时代立体传媒的包围和裹挟之下”，戏剧艺术的优势已丧失殆尽，“走向穷途末路体现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戏剧探索的意义上，文学性的创作正让位于技术性的操作，文学因素和创作意义正在遭到前所未遇的质疑与否定。从戏剧内部的文学建设寻求戏剧自救之途的可能既然已经为各种具有新锐意识的戏剧家自己宣布为此路不通，则戏剧面临穷途末路进而走向终结的前景更是势之必然。现代戏剧作为一门艺术，其核心和灵魂是它的文学因素。戏剧走向终结，与它的文学性迅速衰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论者也特别强调了，他所谓的终结指的“仅仅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戏剧”（13）。而反对者则认为，“当代某些戏剧家偏离甚至轻视戏剧的文学性的所谓探索，只能说明其戏剧观念出现了偏差或者错误，但并不能以此证明，从强化文学性着手挽救戏剧危机的道路本身是错误的，行不通的”（14）。

一年后，魏明伦、王仁杰、罗怀臻三位剧作家曾就戏曲艺术的当代思考展开对谈，提出了对传统戏曲在衰落中酝酿新的崛起的期待，也达成了戏曲创作以剧本为中心的共识（15）。2010年5月14日，《文艺报》开辟“剧作是文学”专题讨论，时任总编阎晶明在《热爱文学讨论问题》的专题开场白中亮明了“‘一剧之本’的含义不仅是对剧本创作的重要性的强调，也是关于文学性在戏剧当中不可或缺的证词”的立场后，又指出“我们相信，这不仅是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追本溯源和与时俱进的探讨与提升，同时也是对文学创作的空间拓展、戏剧的艺术性要求甚至剧作家的权益维护等问题在观念上、理论上的加强和改进”。

绕了一圈，回到莫言这里。莫言对于新世纪戏剧命运与前途的各类争议是否耳闻我们不晓，但他显然不认为戏剧没有前途，也不认为戏剧的“文学性衰微”，从《檀香刑》里的数段茂腔到《蛙》结尾处的九幕话剧，从《霸王别姬》到《我们的荆轲》，再到《锦衣》和近来的《鳄鱼》，他逐渐实现着自己“作为戏剧家的野心”。我们当然不认为是莫言凭一己之力拯救了新世纪岌岌可危的戏剧，近十余年来，以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乌镇戏剧节、老舍戏剧节等为代表的各类戏剧节，为戏剧创作和展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根据经典当代小说改编的戏剧正在成为话剧创作新的潮流，大城市的小剧场演出火爆，高校剧团纷纷从象牙塔走向商业舞台……所有这些都在佐证，经过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摸索，戏剧生态有了很大改观。但《锦衣》的创作和发表确有从新世纪文学史的视域中谈论的价值。

首先，《锦衣》是作为文学文本被关注的，这多少捍卫了戏剧在新世纪文学史中的位置。如前所述，新时期的戏剧之所以被文学史著作边缘化处理，很大程度上是戏剧发生了由剧本中心到导演中心、舞台中心的转化。而在媒介变革更剧烈、数字技术更发达的新世纪，作为文学文本形态的戏剧无疑承受着更多“媒介限度”的压力，但也可能因其朴素的文本形态在光怪陆离的各种“技术赋能”之外，展现书面文学朴素的能量。作为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发表的首部作品，《锦衣》自然获得了极大关注，莫言本人对戏剧的强调，也再次让人们正视戏剧文学的一面。在访谈和演讲中，莫言多次提到过现代时期陈独秀等启蒙先驱对戏剧的“鼓吹”，暗含接续起这一文学史谱系的自觉。而且在他看来，戏剧的艺术感染力是所有叙事类文体中最强的，也最能贯彻他“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理念。

其次，《锦衣》大量化用民间元素，借鉴传统戏剧的程式，将中国传统戏曲化为源头活水，形成了“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亦真亦幻的警世文本”，有力地回应了剧作家们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对激活传统戏曲资源的期待。戏剧在莫言笔下也似一件“锦衣”，让他自由地出入于历史与民间，“用不凡的创造力证明，纯文学意义上的戏剧乃至戏曲并没有远逝，关汉卿、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气脉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代”（16）。

“我和许多作家有这样一个共识：戏曲，尤其是话剧是中国作家的必修课。”这是2023年5月17日，莫言在复旦大学参加读书节活动时谈到的观点。当然，这种“共识”是否可以有效巩固戏剧在新世纪文学史文本秩序中的位置，依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三、“架空”与“踏实”：从郭敬明到刘慈欣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素有“文学蓝皮书”之称的《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以下简称《文情报告》）。虽然在诺贝尔文学奖效应的加持下，“莫言图书对整体市场码洋贡献率从2011年的0.01%上升到2012年的0.47%”（17），但根据《文情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郭敬明仍居于“畅销书霸主”地位，除了排名榜首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他的《夏至未至》和《幻城》（2010修订版）也进入畅销书榜单前20名，同时入围这份榜单的还有郭敬明团队的笛安的《南音》。《文情报告》主编白烨称，“中国现在所有传统文学类刊物发行量加一起，才仅仅抵上郭敬明旗下5本杂志的发行量”（18）。而此前发布的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郭敬明任董事长的“最世文化”也大获丰收，共4人入榜，分别为郭敬明、安东尼、笛安、落落。自新世纪初，郭敬明亲自参与、持续推动青春文学的产业化，渐渐培植出超高的市场回报。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无疑是青春文学的黄金10年。除郭敬明团队外，韩寒、张悦然、春树、饶雪漫、郭妮等本土的“80后”文化偶像在图书市场上攻城略地，他们或者以“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调性，为青年读者成长中的敏感和纤细提供抚慰，或者以叛逆和疼痛为号召激起他们的共鸣，或者以精致华丽的文风书写少年的幻梦。不过2012年也是青春文学市场最后的辉煌了。根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测，从2013年起，青春文学类图书在细分类的整体市场规模不断下滑（19）。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图书热点正在酝酿，一些对于经典文学构成压力的文类也正加速破圈。

2012年还有几件“文学事件”，在当时虽影响有限，但事后看起来，却与新世纪文学后来的走向密切相关。一是双雪涛凭借长篇写作计划《融城记》入围第14届“台北文学奖年金类”，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大陆作家。他在当年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二是郭敬明继续加速布局科幻，继2011年签约新人陈奕潞后，2012年又将3位新锐青年科幻小说家飞氘、宝树和陈楸帆招至麾下，向外界表达了进军科幻文学的雄心：“我要去做科幻文学，还要打造一条产业链！”三是《人民文学》2012年第3期发表了刘慈欣的4部短篇小说，其中《赡养上帝》后来还获得《人民文学》第一届“柔石短篇小说奖”。

很大程度上，新世纪头10年批评界对于“80后”整个代际的理解和想象，是基于郭敬明这批青春偶像作家，具有巨大的遮蔽性。不过，大致以2012年为界，“80后”写作很快迎来了一个作家群体的更新。一批依托传统文学机制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双雪涛即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出现刷新了“80后”写作的主题和色调，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被指认为“脱历史”一代的“80后”们开始凭借父辈的故事和个人的见证，向文学史提供他们的证词。不但新涌现的青年写作者如此，曾分享到青春文学市场红利的写作者也开始尝试作别青春的写作惯性。比如“铁西三剑客”中的郑执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只在乎你》中，便在青春叙事中融进父子关系和东北元素，聚焦时代巨变中的个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这也证明了，日后被热议的“新东北文艺复兴”得益于“80后”写作的整体性变轨和写作群体的分化。

还有，对于郭敬明的《小时代》《爵迹》等作品，评论界多用“架空”来评判，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他的小说如何架构一个个与历史脱钩的“幻城”，在现实中，他踏实地踩在了图书市场与文类演进的每一个步点上，与文化产业深度耦合。从2004年成立“岛”工作室，出版Mook，到2006年策划《最小说》，能成为出版业的弄潮儿，离不开他敏锐的市场嗅觉，而早早着手布局科幻，也再一次显现了他出色的预判力。

20世纪最后一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带有科幻意味的题目传导到新世纪，使得曾经讨论过此话题的《科幻世界》在2000年以38万的订单量，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不过，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04年，吴岩的“科幻文学的理论和体系建设”成为国内首个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的与科幻文学相关的项目，标志着理论批评界对科幻文学的关注。2006年5月，刘慈欣《三体》的第一部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在科幻圈子内引起轰动，但尚未传导到社会层面。一个例证是，2008年9月，《新华每日电讯》以“科幻文学面临困境”为题报道，认为科幻文学创作“不景气”。该文从创刊仅两年的《世界科幻博览》的停刊谈起，指出科幻小说正处于全球落潮的境地，国内科幻更是面临专业科幻作家稀缺的窘境。接受采访的吴岩提道：“当全球的现代化进程逐步走向极端时，科幻会逐步走向末路。这既是科幻趋于衰微的大时代背景，同时也是其衰微的根本动因。”（20）事实是，以2010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创办为起点，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开始蓄力接收青春文学出让的市场份额，《人民文学》《收获》等老牌纯文学刊物纷纷开辟科幻专栏。郭敬明正是在科幻文学迎来黄金发展期的当口涉足科幻产业的。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这是亚洲作家第一次在世界级别的科幻奖项中获奖。这一“事件”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破圈提供了巨大当量，科幻自身也日益“成为中国文学的巨大增量”。有意味的是，科幻文学提供了不同于青春文学的另一种“架空”叙事。刘慈欣笔下的非人类的“种族形象”，以及星球和星系组成的“世界形象”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架构的出现，不过它们离不开中国工业化的巨大发展和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综合而言，“基于中国文化的架空与想象，已经可以变成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甚至是主流元素”（21）。刘慈欣也谈道：“究其根本，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培厚了科幻发展的土壤。如果回到30年前，《流浪地球2》很难拍成，因为投资人会说，这个电影不可信。中国的飞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产业提供了支撑。”（22）中国科幻能在近10年引发西方世界的关注，不单是对中国科幻文学水准的认可，背后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动因。就像一些研究者观察到的，“科幻文学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世界体系的变动及其对于文化领域的曲折影响，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科幻文学与外部支配力量之间的张力，以及这一文类所具有的文化能动性。纵观科幻文学史，这一文类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现在要加上中国——最为兴盛，说明它和科技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业社会存在密切关联”，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分量和角色在十年间发生的迅速甚至是戏剧性变化”（23），是中国科幻被接纳的重要背景。就这点而言，刘慈欣的“架空”其实也是一种深刻的“踏实”。

当然，科幻文学的掘进还不仅于此，最近这些年出现的所谓“纯文学科幻”显示了这一文类的跨界能力，而“后人类”和“宏细节”等科幻设定对“文学是人学”这一本质观念的超越，也将成为新世纪文学要面对的议题，“赛先生”的狂飙有待在更长的时段中去检验。

按照上面的叙述逻辑，新世纪文学还能梳理出诸多“事件”。比如，2004年前后铁凝提出“第三性”的观点，与大约同期迟子建谈及的“性别和谐论”、严歌苓“超越女性视角”等表述，形成有意味的参照。林白也在2003年、2005年接连发表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明确表示了对1990年代私人写作的超克。这些新时期女作家的代表不约而同提出了新的也更为开阔的性别理解，对新世纪女性写作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又如，2014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引发广泛关注，这部长篇是他本人也是“70后”一代人的重要文本。小说中的人物不断提到“到世界去”，而“到世界去”正是徐则臣自创作以来“念兹在兹”的主题。“世界”对于新世纪的青年写作者而言既是可以实际参与和感受的实体情境，也是心灵史意义上的精神空间。微妙的是，徐则臣也谈到，“回到故乡”是另一种意义的“到世界去”。这种辩证深切地体现在近10年的青年写作中，一方面是各种境外素材、旅居世界的作品多了起来；另一方面，地方路径以及各种以“新”命名的地方写作成为当下时髦的文学话题。人们在讨论“世界”时到底是在讨论“远方”，还是在讨论“故乡”呢？再如，从2000年《钟山》设立“非虚构文本”，到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都隐含着对虚构文学无力的不满。但数年过去，又有了变化。2017年年底，新世纪非虚构浪潮重要的参与者梁鸿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对于为何没有驾轻就熟地继续采用非虚构文体，她表示：“小说主人公梁光正身上的复杂性、戏剧性和矛盾性只适合虚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他身上那种捉摸不定却又极为可贵的‘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来’的特质。”（24）这种说法背后透射出作家对虚构与非虚构文体表意能力差异的思考。无独有偶，曾经入选过“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类候选人的“80后”作家刘汀在他2017年出版的《中国奇谭》后记，以及一系列创作谈中，着意强调了文学虚构性，明确指向非虚构写作文体上的局限。其实，重要的不是虚构与非虚构的优劣长短，而是非虚构的出现“到底体现了我们认知结构怎样的调整，以及我们为何认为这样的调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把握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现实”（25）。同理，在非虚构压力之下的虚构也是如此。

不必再列举下去，最后想说的是，文学史的书写不免删繁就简，也许在日后的文学史著中，上文谈及的诸多事件未必入列，但它们的确都勾连或映照着新世纪20多年的“文学大事件”。我们一开始即将“事件”定义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即既把它们作为文学事实，也把它们作为透视文学场域、思潮、制度的切入点，所以在谈论时也注重其动态展现的过程和横向连缀的延展，但仍有些话题未讨论透彻，期望就正于方家。

注释：

（1）何兆武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5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法〕保罗·韦纳：《人如何书写历史》，第50-5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5）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洪子诚：《作为当代文学事件的〈红与黑〉讨论》，《厦门大学中文学报》2023年第1期。

（6）例证是2007年王十月就参加了全国青创会，2008年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2009年《当代文坛》刊发了他的批评专栏。

（7）莫言：《作家不应该懒惰》，《人民日报》2010年11月5日。

（8）付小悦：《文学应直面真实的时代——访青年作家王十月》，《光明日报》2011年11月27日。

（9）溯石：《让思想与诗情飞扬——观〈切·格瓦拉〉随感》，《中国戏剧》2000年第5期。

（10）雷鸥：《从〈切·格瓦拉〉的轰动说起：中国当代戏剧的贫困与悲哀》，《大舞台》2002年第2期。

（11）傅瑾：《媒体与当代戏剧发展策略——再谈工业时代的戏剧命运》，《中国戏剧》2003年第8期。

（12）傅瑾：《工业时代的戏剧命运——对魏明伦的四点质疑》，《中国戏剧》2003年第1期。

（13）朱寿桐：《论走向终结的当代戏剧》，《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4）洪宏：《是戏剧走向末路,还是学理误入歧途?——也谈所谓当代戏剧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15）见魏明伦、王仁杰、罗怀臻：《戏剧艺术在当代的思考》，引自https://news.sina.com.cn/c/cul/2006-11-30/175010650322s.shtml。

（16）张清华：《说不尽锦衣夜行警示真幻》，《光明日报》2017年9月4日。

（17）韩秉志：《“莫言经济”：扎根土地的魔幻现实》，《经济日报》2013年1月19日。

（18）转引自许民彤：《郭敬明成“霸主”，我们该拒绝畅销书吗？》，《中华读书报》2013年6月5日。

（19）张北：《繁花过后，谁能拯救青春文学市场？》，《出版人》2018年第8期。

（20）《科幻文学面临困境》，《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9月5日。

（21）金涛：《科幻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的巨大增量》，《中国艺术报》2015年9月14日。

（22）刘慈欣：《中国发展为科幻文学培厚土壤》，《人民日报》2023年8月24日。

（23）李广益：《作为世界文学的科幻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24）李文：《〈梁光正的光〉：以芜杂抵达纯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15日。

（25）罗昕：《“非虚构”写作：现实关怀与文体创新》，澎湃新闻2022年11月28日，引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719425366053666&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