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子东兄二三事
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跟上海那批做文学批评的同行，来往最多的是吴亮和蔡翔。许子东一早就去了港大访问，不太能见着。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都参加了李欧梵教授主持的研究项目，才开始熟悉起来。 再后来，同一年（1993）分别在香港的浸大和岭南应聘教中文，来往就多了。子东兄喜欢开车，在芝大，他刚学会开车不久，就买了一辆二手的白色丰田，并自告奋勇，夜深时分，在密西根湖畔的一个大停车场上，教我学车（另一位学徒是再复的女儿刘剑梅）。听说再复后来也学会了开车，在科罗拉多的公路上驰骋，子东兄就经常引用阿城的笑言，说在美国开车的危险系数变大了。在中国香港子东兄开的是白色 BMW，岭南的刘绍铭教授誉之为“白马王子”，实至名归呀！
几位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香港（左起许子东、黄子平、吴福辉、王晓明、钱理群、陈思和）
有一回，子东兄问道：你们干过的最苦最累的活是什么？（难道不是连读五本博士论文？）我说：伐木呀！在温带阔叶针叶林，笔挺的乔木，喊一声“顺山倒”，一电锯斜着下去，就很壮观地顺山倒了，这是电影里看得很爽的景象。在热带雨林伐木，藤缠树树缠藤，歪七扭八的老树疙瘩，用砍刀斧头砍半天，树冠的藤蔓清理不到，牵牵扯扯，这树很可能“逆山倒”，非常危险。然后还死沉死沉，四到八位农友才能在荆棘丛中高一脚低一脚地抬下山去。
子东兄说他在乡下犁田耙田插秧当然也很辛苦，但最苦最累的还是轧钢。穿着普通的劳动布工作服，通红滚烫的钢条哧溜溜地窜出来，随时可能弹在你身上，你需要用一个简单的钩子眼明手快地驯服它们。身后有几台直径一米的大风扇呼呼地吹着，你会想起抗联战士的经典诗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我对轧钢工人威武豪迈的童年想象被子东兄彻底摧毁了。“劳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切身的血汗体验。后来我写《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的时候，每每会想起跟子东兄的这段会话。
子东兄说平原上插秧可以横平竖直，山乡梯田多为不规则的几何形，插好起头的六行至为关键（“开头路”）。村里有三位会开头路的能手，插得又快又直，开完头路就赚到十个工分，可以到田埂上歇着抽烟了。高手开了头路之后，也不是谁都可以下去跟的，因为第二个如果跟不好，后面的人也没法插。村里大约有七八个男人有这个资格，通常他们会在田头谦让客气一番，然后才下去跟。即使是支书、民兵队长，平时很神气，到了开头路或跟二路的时侯，都得尊重高手。这才是“工匠精神”或“专业精神”。
80 年代某一年，“上海青年批评家”们旅游到沙头角“中英街”，见识了电脑店里的王安系统，可以用键盘输入汉字，再打印出来。吴亮从店里出来在街上走，说：“完了，以后的人不会写字了。”没想到吴亮后来用手机跟人家在网上（“小众菜园”）辩论文学、哲学和政治，再后来用键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朝霞》和《不存在的信札》）。子东兄一直没学会键盘汉字输入法，几十年用的是手写板，用坏了“蒙恬笔”十好几支。从凤凰网的“锵锵三人行”开始，子东兄介入影视媒体，发表他所谓“越界言论”，口才了得，岭南大学的刘绍铭教授一见面便以“名嘴”称呼他。
现代文学中的“男女关系”是子东兄一直关注的论题。他不用“爱情书写”或“性别话语”这种学术一点或理论一点的时髦概念，直接用“男女关系”一词。张爱玲的“晚期小说”（《小团圆》等）出版后众说纷纭，子东兄自然不会放过讨论其中的“男女关系”。黄锦树曾用一句话精辟概括《小团圆》：“女主角何以不惜一切爱上显然不该爱的人？”子东兄把这句话细细掰成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为什么邵之雍是一个“显然不该爱的人”？第二，九莉何以不惜一切去爱他？第三，究竟什么是《小团圆》及张爱玲其他晚期小说中的“爱”？这是三个不太容易讲得清楚的问题，子东兄却联系上现代文学史上众多作品中的男男女女，佐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张爱玲给宋琪夫妇的信件，层层铺叙，条分缕析，真个是精彩纷呈。结论是，说九莉“爱上显然不该爱的人”，其实并没有“不惜一切”，而只是不顾“政治立场”和“薄情多情”，前者不顾到底，后者终于失败。张爱玲年轻时没谈过恋爱，却写了好几篇打动人心的恋爱故事（《倾城之恋》等）。到了晚年，经磨历劫，文笔古峭，特别注重个别细节、生理反应和心理感受，一方面更加世俗化，另一方面又强调非理性和无意识，明知要受伤受苦受难，依旧睁着眼走进去，崇拜、迷恋、纠结且又义无反顾，自始至终不出“恶声”，田园美梦中仍然步入“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
在“男女关系”之上，子东兄又叠加了另一项二元组：知识分子与大众，如此构成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启蒙矩阵。经典的场面是鲁迅的《伤逝》：“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半年之后，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来的话，涓生说这几句话“震动了”他的灵魂。子东兄说，涓生的反应居然一下子上升到“中国女性有救了”，建构了一个“爱人=教人=救人”的“五四”模式。当然鲁迅写到了经济压力下启蒙的失败。子东兄紧接着举了一个反例，一个（过度）成功的启蒙，那就是茅盾的《创造》，娴娴本来一点也不关心政治，在丈夫君实的引导下，读罗素，读马克思，后来主动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反过来却发现了君实的落后。小说的结尾很有象征性，女人洗完澡从另外一个门走了，叫家里工人传话：“她先走了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罢。……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子东兄说，这预示了启蒙者被“超越”以后几十年的命运。
子东兄近年的一大工程是重读20世纪一百部中国小说，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直读到刘慈欣的《三体》。他赠我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的两大厚册毛边本，我一边裁纸一边读，多有会心微笑或拍案叫绝的时候。因为是从晚清读起，读到当代，20世纪两头的小说中“官”的形象都非常突出。子东兄发现在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农民”二元组中，必得添加“官员（干部）”一项，如此启蒙（反启蒙）、现代（反现代）的大叙事，方能借此人物线索的三股绳，汇成一个互相激荡互相冲突的“中国故事”。学而优则仕，经由“科举”选拔，读书人向上流动的所谓“仕途”，被乾隆年间常规化的“捐官”搅乱了。子东兄归纳出晚清小说的一个叙事模式，“士（读书人）看见官欺压民，很气愤，却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纳入了国族兴亡的叙事框架，无非是说，如此腐败下去，国将不国。后起的唯物史观的阶级叙事颠覆了这种框架，“启蒙（反启蒙）”“教育（再教育）”的情节模式也就倒过来了。
那年李欧梵教授的项目结项，子东兄驾车从芝加哥到洛杉矶去，继续跟李先生读研。那日大雪弥天，子东兄在芝大公寓门口按喇叭，来跟我们道别。他至今还记得我当时说了貌似很有哲理的一句话：慢点开呵，前面也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