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文学与文化——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种路径
一
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第一个获得规范性意义的叙述模式，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叙述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潮流的影响下，新的叙述模式逐渐出现。新模式各家提法或有不一，但大的核心范畴可归结为“现代化”或“现代性”。它们的共同点是用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方向性轴线，取代了以革命为终点的叙述方向，来重新组织和描述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并展开对文学作品的评价。
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后，现代性/现代化模式也逐步暴露出其局限和问题。20世纪90年代，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理论流行一时，这也正对应着彼时喧嚷嘈杂的“现代”定义。以形形色色的“现代”定义为基础，大量新的现代文学史涌现出来，以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时限之有限，对比现当代文学史著作种类之多，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不过，如果仔细地看，这些竞相标榜自身独异性的现代性叙述，也未必如其所称的那般弥散万千，反而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共同的背离点，即此前的革命叙事范式。在这个意义上，以反思革命叙事范式为前提的现代性/现代化范式本身，由于这一共同起点，恰恰也内在地包含了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难题。
难题的一个症候，在于如何处理边界不断延伸的“现代文学”与作为经典起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第一个更动，就是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上移至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这也成为开启后续经由不同的“现代”界定、“现代文学”不断上行的潮流。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中，似乎仍然彻底放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当代文学的划时代意义。如果说，以“五四”作为起点意味着一种经典的革命史叙事，那么对这一叙事的背离，在打开了诸多以往被压抑和忽视的现当代文学面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脉络的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的个体的、审美的、精英性的文学观念，促使新时期的文学研究者们加深了对现代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潮和作家作品的认知，但在这一观念的烛照下，从左翼文艺到延安文艺和共和国文艺的历史线索，同时也变得难以安放了。八九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研究经历了长期的沉寂，本身就是现当代文学主导叙事模式转移的后果之一。
过去十年中，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出现。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乃至“十七年”文艺相关研究重新回温。大量年轻的研究者进入这些领域，显示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对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艺的突破，必然也提出了如何处理革命及其遗产的问题。新一代的研究者在处理相关问题和研究对象时，并非回到对过去革命史叙述已有结论的重复，新时期以来对左翼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学思潮、团体、人物的研究成果也被充分吸收进来，不仅更细腻和生动地呈现出了左翼文学一脉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场景，左翼文学内部观念和实践与其他潮流的互动、影响乃至互相生成的关系，也被充分地打开。这也从文学的角度，推动了对中国革命历史更细腻的理解和展开。
事实上，不仅仅在文学领域，历史研究当中也出现了革命史研究的回潮，这也并不只是党史研究内部的趋势。民国史、社会史、新文化史、经济史，乃至社会学研究的相关学者近年来都出现了兴趣和关注点朝向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汇聚。这些领域实际上也通过新时期以来大量接受域外影响和自身的研究深化，实现了学术视野和方法的更新。这也同时意味着，大量新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涌入革命史领域。按照李金铮的总结，最近革命史研究当中的新趋势，包括：“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以及对革命当中的话语、象征、符号、仪式等新话题的开拓。很明显，不仅将目光集中在革命的上层、核心组织和中心理论，而去观察其在更为弥散和广阔的“社会”以及“文化”空间当中的开展与实践，构成了这一轮革命史研究推进的核心关切。
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上述潮流，实际上也正在与现当代文学之间发生互动和汇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一批青年学者组织的“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提出以“社会史视野”来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过去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这一思路本身就可视作社会史与文学研究交叉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从研究方法来看，社会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结合，本来可以讨论的话题其实是相当多样的。姜涛在回应“社会史视野”时，就曾提出这一思路应用于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如此看来，“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同人集中于讨论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实践和作家状态，不能被理解为社会史方法介入的结果，而且本身就是对革命主题深深关切的产物。不仅在文学研究当中，与此相对应，近现代史研究也在出现与现当代文学交叉的趋势。由于共和国史研究当中一些史料获取的难度，以文学为取径来侧面切入一些问题，反而成为更便捷的选择。一些新兴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在推动历史与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如从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角度，要把握某一时期人们群体性的感受、经验、情感模式，相较传统的史料和史料解读方式，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研究常用的文本解读方法，无疑也能提供更丰富的内容。近期一些情感史取径的历史研究论文，就清晰地展现了文学与历史研究交叉的特点，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论文也大都围绕着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题。当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回看文学，难免也因研究习惯的不同而产生一些问题，如将文学文本直接等同于“史料”。但总的来看，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深度互动和交叉，仍然是一个让人值得兴奋的推进方向。
上述文学和历史研究当中的新现象，或基于不同的历史脉络和前提条件，但其中有几个共同点值得关注。首先，对革命相关历史现象兴趣的上升同时出现在了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之中。尽管是否可认为其标志着一场到来中的范式转型尚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这些现象无疑表征出，新时期以来同时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和近现代史领域的现代化叙事多少发展到了极限，新的研究正在尝试挑战和冲破它的边界。其次，对革命兴趣的回潮并不等同于回到甚或重复此前革命史已经得出的结论。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方法的广受欢迎，表明对革命的认识和理解走向了更深和更具综合性的层次，革命不仅仅是领袖们的登高一呼，也是几万万人民群众的命运变迁、日常生活以及情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对革命兴趣的回升和相关研究的开拓，其实也包含了另一个可能的方向，即不在革命—现代的二元对立中循环，而将革命的发生进程视作中国自身现代道路选择的一个核心特征。近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道路”等提法有诸多讨论，经由对革命更多层次和更广泛的认知，来体察中国现代道路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实也是充实上述讨论的重要途径。
二
今天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否能够回应新的思想和学术潮流，又应当如何加以回应？在此，我提出一个重新来看待和考察现当代文学史的视角，我称为“运动的文学与文化”。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一提法并非意图彻底颠覆现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并加以“重写”，而只是提供一个角度，以便于某些长期被忽视问题的打开，也尝试在一个连贯的视野中，将一些此前零落在不同问题中的现象加以勾连，从而揭示出更深的历史逻辑。“运动的文学和文化”首先希望强调的是，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当中，文学和文化不仅仅承担了社会变迁的“反映”和“记录”功能，而且始终发挥着一个强大的“运动性”力量，深刻地参与了对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改造与重构。如果说，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还是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文学中，文学本身常常是生长和附着于产生它的社会现实的，社会形态和状况对文学保持着一种大致的决定关系，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则出现了一种“奇观”，即驱动文学去“表现现实”的，其实是一个强大的、将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召唤进现实的动力。欧洲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高利克将这一现象称为“神话创制学”。在此，文学超越了一般的“反映论”，而试图提供一套有关未来的图景，以指导现实前进的方向。现当代文学当中一些现象，如对理论讨论的热衷，甚至理论设想的发生常常先于文学实践，如果不简单地理解为政治对文学的戕害，是必须在“运动性”的视野当中才可能加以解释的。“运动性”首先指向的是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及其能力。在最近的一篇讨论中，周展安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称为“20世纪的经学”，也即是说，它成为“作为政治之根源和依据的那种具有源发性的知识体系”。暂且不论“经学”这一命名是否恰当，这一表述所揭示出的现象和问题本身，与“运动性”的视野有共同之处。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运动”的，不仅限于我们今天狭义上所谓的文学，还有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不同的“文化”类型。甚至应该说，文学其实是广泛的“文化运动”当中的一个部分。“运动的文学和文化”是一个由“五四”文化运动开启，并贯穿了20世纪中国的传统。汪晖曾指出，“五四”前后的“文化”范畴的核心特征，是包含了一个激发和重新生成新政治的逻辑。“五四”前后有关“文化”的议题极为弥散多样，并不一定局限在我们一般认为的文学艺术领域，但这一逻辑在后续的文学和文化运动当中延续了下来。在谈及作为运动的文学与文化时，我们较容易想到的是左翼文化的传统，但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文化统治的研究已经以充足的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实际也投注了大量精力，尝试以其政党意识形态主导的种种“运动”，在文学、思想、美术、民众教育等阵地上与左翼及共产党人展开争夺。这样看来，作为运动的文学和文化并非独属于左翼的现象，而1928年之后掌握了合法政权的国民党仍然要采取“文化运动”的形式，大力介入对文化的争夺，显示“五四”开启的作为运动的文学和文化的传统，到此时已经成为文化实践展开的一个主要模式。而从“五四”文化运动到延安文艺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文艺，我们也不难观察到，文化和文学深度介入革命以及社会改造，构成了一条一以贯之、逐步壮大的脉络。过去若干年中，如何突破1949年的区隔是一个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本文在此不便过多展开，但“运动的文学和文化”无疑可能提供了一个连贯的视野，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置于一个共同的逻辑演进之中。
“运动的文学和文化”究其根本，尝试突出的是文学/文化的及物性，其核心关切的是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事实上，这不是只在中国一地发生的孤立现象，也是回荡在整个20世纪全球文化政治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许多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流派都对这一问题展开过回应，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又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对于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设想。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种基本类型。文化批评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核心部分。法兰克福学派重视现代主义音乐、文学等文化类型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和超越潜能，同时对20世纪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有极为深刻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观的基本特征因此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分，而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提振设想，寓于精英文化之中。活跃于战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分享了类似的左翼立场，但在对文化的界定上，可以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伯明翰学派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文化所涵盖的内容因此被推延到更广泛的大众文化和亚文化实践，其着意的一个重点是经由对工人阶级或底层文化的辨认，尝试释放其中蕴含阶级斗争的潜能。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界定深受人类学等学科影响，在对文化范围和边界的撑开上，可能也是走得最远的，这样一种弥散性、广阔的文化概念，又与激进的改变社会的期待联系在一起。从思想脉络来看，伯明翰学派的一些早期人物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其实源自另一个态度立场上颇为不同的传统，即英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与社会问题上占据了另一种代表性的立场。按照阿诺德的看法，文化乃“世上所思所言之精华”，他们因此对文化抱持了一种高度精英主义的态度，不仅文化本身是稀有的、经过传统和时间累积精粹的，而且文化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也被局限于一小撮知识与文化精英中。文化对社会承担的是一种伦理上的引领责任，精英应该教育大众，大众则需要追求文化所呈现的高贵理想，向精英们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问题的立场，可大致归纳为在两个坐标轴上的滑动：其一是对文化的界定，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站在精英主义的、限定性的一端，伯明翰学派则站在弥散的、泛化的一端。其二是对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强调文化的批判性，尝试从中挖掘出激进的改革潜能，英国文化保守主义则倾向于守成，希望通过精英在教育、伦理方面的引导，以平和的方式完成社会总体向上。从这个角度，上述三个派别也可认为构成了一个理解文化问题的矩阵，其中还可再加入一个坐标，也即从苏俄到中国，伴随着政治和社会革命而发生的文化革命与文化运动。从20世纪中国自身的历史状况来看，种种的文化运动虽然有非常广泛的类型，也包含着强烈的通俗化倾向，但作为运动的文化仍然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较明确的门类当中，如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电影、思想辩论、学术研究等，而并未像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界定一样走向弥散无边的境地。这样一种对“文化”的理解，显然受到了苏俄的影响。俄国革命胜利后，苏俄也做了大量文化领域内的激进尝试，希望在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研究等方面，打造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同时也希冀着激进的文化本身能够教育和打造出有能力创造新世界的先进阶级。俄中两国的文化革命和文化运动因此对文化改造社会的激进性设想上走到了最远端的位置，由于包含着大量真实的革命实践，因此它们实际上比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更加激进，但它们本身又仍然确认着某种经由传统积淀的、精粹而成的“文化”，尽管这仍然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精英化立场。“运动的文学和文化”因此为在20世纪的全球语境中理解文化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类型。它不仅是一个孤立地发生在中国的现象，也处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尝试互相呼应和影响的关系之中。“运动的文学和文化”的探索和实践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三
“运动的文学与文化”包含着哪些内容？在我看来，这里至少包含着如下几个核心性的命题。首先，运动的文化参与了重新塑造现代中国的国家、社会、个人和群体。换言之，它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有深刻的塑造功能。从“五四”的时代，也即是“运动的文学与文化”在中国发端之时起，文化运动承担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对于新政治（内容、形式）的探索，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现有国家政治的批评以及由此展开的新设想。正如许多历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五四”是激烈批评国家政治的时代，但“运动的文学与文化”并不是以直接参与国家制度设计和执行的方式，而是经由对新政治诸多基本原则的重新讨论来介入这一过程。王汎森曾经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发展，归结为从“新民”到“新人”。如果说“新民”包含着现代国家对其组成单位（国民、公民）的规定性，那么“新人”则意味着在更原理性、基础性的方向上对新政治的重新打开和锻造。对语言、家庭、妇女问题的讨论，从个体内面和伦理等两方面提出了支撑“新人”的核心要素，从这里开始，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也得到重新安排和塑造。“五四”前后，不仅是个体，“联合”“社会”“民众”等范畴也风行一时，显示对个体的想象也是与对新的群体和人与人关系的想象互相配合、促进的，而这最终也将影响到对国家政治的理解。“五四”之后，随着文化运动本身与政党政治的深入结合，这种塑造的功能就更加突出。在共和国文艺的历史上，经典的文艺作品往往为社会主义的理想远景提供了细腻可感的表现，而通过阅读、表演和传播，它也将这些理想转化为实践中不断切近的现实。
其次，运动的文化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和特征？尽管可以将其分解为文学、思想、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不同的文艺类型，并分别按照各种类型的逻辑加以关照，但运动的文化之“运动性”的一个重要层面，也在于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性和互动性，甚至发生边界的消融和新类型的生成，或可称为类型间的运动。正是由于运动文化的主题并非由个别的领域内部独立生成，而是产生于与朝向未来的实践的直接互动之中，因此一个特别显明的现象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人也常常身兼多种身份：学者、党人、社会活动者、艺术家……他们从事的工作，也并不像今天一样受到壁垒森严的学科或领域的限制，而常常出现极为自然的跨界、往返，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那一代人的才能远逸常人，而且也得益于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追求“运动性”的前提下，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某些变化发展，常常也并不囿于某种内部的文学性或艺术性逻辑生长演变，戏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勃兴，对文学唱诵性、声音性的追求，报告文学、木刻的引入和发展，延安对秧歌剧、说书等艺术类型的发掘创造，都包含着突破此前的框架、使用新的方式和技法来回应时代课题的尝试。在运动的文化当中，常常可以观察到的是同一个主题在不同领域当中的回荡和移动，而对具体身处某一领域当中的文艺创作者和实践者而言，他们所做的也不是单纯的“表现”，而是对这些主题的积极介入和推进。
运动的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运动性”如果指向的是文化对现实的介入，那么文化打破自身的精英性，去获得更广阔的受众，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前述大量文艺类型的突破，也是在通俗性的方向上发生的。但是，如果片面强调普及性和通俗性，也可能沦为单纯的宣传，而不涉及理念的更新与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及”和“提高”需要以辩证统一的方式出现，才能真正确保“运动性”。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并非40年代由毛泽东在“讲话”首次提出，而早在20年代关于国语文学发展方向的讨论时就已经出现了。30年代的根据地斗争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通过文艺手段去宣传、普及革命观念的尝试，但毛泽东仍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成果评价为与根据地反围剿军事斗争并驾齐驱的“文化革命的深入”，就已经可以见得“提高”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的也并非放弃“提高”，而是不“普及”将无从真正地“提高”。从这个角度，《白毛女》、赵树理文学成为解放区文艺乃至传颂至今的经典，而超越了抗战时期大量出现的使用传统戏曲、小说套式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就是因为前者有机地将“普及”与“提高”结合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作协系统为代表的精英化、专业化倾向，也持续地遭到群众化、运动化的文艺发展模式的挑战，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和互动，也构成了理解当代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以往的一些研究往往将苏联和中国革命中的文化运动处理为政治宣传，但如果注意到“普及”和“提高”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作为运动的文化。
作为重新思考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可能性路径，“运动的文学和文化”也包括了许多尚待发展和讨论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第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重新找寻一种恰当的“文化”观念来对之展开描述和分析。我们今天一般通用的“文化”理解，基本接近英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谓的人类文明之精华的理念，而当下流行的文化研究以及新文化史，则常常采取了一种人类学式的、极为泛化的“文化”理解，这二者在用来关照20世纪中国的这一种“运动的文学和文化”时，都有不足敷用之处。正如前文所述，苏俄和中国的与真实的社会革命相伴随的文化运动当中，仍然保留着对一些经由传统积累的、精英样式的文化类型的体认，并尝试通过一系列国家性的制度来促成其繁荣。但即便从苏俄到中国的文化运动存在深刻的影响渊源和相似性，仍然不可忽视的是，对群众性的、自发性的推崇，也即不仅仅是“提高”而且是“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构成了20世纪中国“运动的文学与文化”一个核心特征。因此这里的命题不仅是一种精英性的文化去由上而下地改造民众的精神，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通过对新政治的追求生成一种新的、能够“化人”的文化样态。如何根据历史的具体状况来描述这样一种“文化”样态的边界、内容和机制，既是具体历史研究的课题，也是重大的理论挑战。
进一步地，在这样一种广阔的文化运动的图景当中，20世纪中国的诸多核心范畴，如人民、社会、阶级、农村、国家、民族、政党……运动的文化实际上也都参与了其塑造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对这些范畴的考察，仅仅停留于一种纸面上的概念和理念推衍是不够的，同时需要在一种运动性的视野当中去理解其生成和塑造。这里因此也留下了大量可以展开的课题。与概念和范畴相关，政党和国家往往是理解革命史的两个关键指标，而从“运动的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在这二者之外，文化运动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如何参与革命和社会改造的进程，其实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文化运动推动关于新的国家想象的生成，也催生出新的政党政治，国家和政党既需要征用文化运动，有时又在其生成性的力量的推动下，调整和改变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运动发挥的一个重要功能，其实是对不同层面的社会性重组的介入。实际上，前述现当代文学当中“社会史视野”的提出，也可说是学界对这一问题正在展开探索。伴随着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知识分子转化为“文化工作者”，文化运动与社会改造发生了深刻的结合，文化运动不仅发生在概念、思想领域，也不仅限于通过培养和塑造“新经典”来教育人民，而且也进入一村一社的微观层面，如村庄当中的冬学、理论学习、板报、地方性戏曲和通俗文艺的创作演出……文化运动因此必然也重新塑造了新的个人身份和主体性，改变着家庭的伦理和形态，改变着村庄的样貌，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义“单位”。当下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文学作品当中对这些问题的书写，而通过与微观史、新文化史方法的结合，通过对更多具体案例的发掘，这样一派历史图景还可能以更清晰和细腻的面貌呈现出来。
洪子诚曾将当代文学的历史轴线叙述为“一体化”趋势的扩大、到达顶点又解体的过程，在这其中，作协、文联以及相关出版社、刊物等组织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从“运动的文学与文化”视角，一个值得积极探索的问题，是文化运动的组织与系统。在社会主义时期，除开集中的、精英性的作协、文联体制外，其实对基层覆盖最广泛的是不同类型的群众文化机构，如工人文化宫、少年宫、群众文艺馆、文化馆/站，军队和行业系统的文工团、文艺宣传队等。这些组织往往承担了最基层的文化工作，也成为运动的文学与文化的毛细血管。石岸书的研究就注意到，县一级的文化馆实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制度基础。林彦也对文艺宣传队的历史沿革展开考察。但总的来说，对这些组织的关注还很不充分，存在着大量开掘的空间。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基层文化馆实际承接了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设施和人员，但关于民众教育馆如何演变为文化馆，这些机构如何在地方层面工作、开展哪些工作，是否具备全国性的统一管理和组织方式等，这些问题都还存在许多空白。组织的视角也构成了丰富和具体化对“运动的文学与文化”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
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上，“运动的文学和文化”也可能推动新的解读和研究出现。除了对经典作品的再解读外，许多运动式的文化现象，也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如社会主义时期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创造，新民歌运动，“讲革命故事”运动，“四史”运动，群众科学……关于这些现象，已经有了一些各自独立的研究，但在一个总体的视角下，恐怕也存有许多继续推进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