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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奇葩处处哀》，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25年4月

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剧照

女性叙事主体的建构路径与话语实践

王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以下简称《奇葩》）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突出了人物的类型化特征，沈卓然认为“女人都是奇葩”，并将她们分为“力量型葩”“周密型葩”“才智型葩”“贵族型葩”等类型。同时，他将发妻淑珍比作“根、树、枝、叶”，强调其作为生命滋养者的功能性存在。可以说，小说仅截取这些女性的某一特征加以放大，使其成为触发主人公情感波动或价值重塑的工具。这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天然局限，可能也是作家有意为之的创作策略，即通过对女性角色的抽象化处理，强化她们对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冲击力。

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则通过多重视角的客观呈现，将小说中的“奇葩”女性丰满成具有完整生命历程的个体，细腻地勾勒出这些女性复杂的人生境遇与内心波澜，突出她们饱满的生命状态与精神世界。例如，原著突出连亦怜的“工于算计”，剧集则赋予了她隐忍、大度、贤惠等特点，以及面对生活困境的无奈与挣扎，观众得以共情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护犊之情。同样获得重塑的还有聂娟娟这一角色，她胸中有诗意，对于天地宇宙和人生，都有独特的理解；还有她对“体面”的坚守，在病痛中流露的那份矜持与超脱，无不彰显着人物内心的诗性光芒。

剧集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通过绵密从容的情节编织，不仅鲜明地描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更以简洁的人物前史交代，为人物行为提供合理依据。这种创作手法使角色拥有清晰的成长弧线，大大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新增角色彭玉兰的塑造富有代表性，她对沈卓然的仰慕源于对前段失败婚姻的反抗，这使人物的情感动机有了扎实的心理逻辑。彭玉兰最终选择主动退出沈卓然的世界，则体现出她清醒的自我认知。

演员出色的表演功力也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生命力。连亦怜的端庄温婉，通过演员自然的微表情和克制的肢体语言得以完美呈现；聂娟娟的知性气质，则经由深蓝色纱巾的意象化运用、温润的语调以及含蓄的表情变化层层递进展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吕原这一角色，她作为钢厂劳模，强烈的控制欲与凛然正气熔于一炉，演员通过刚劲有力的肢体动作和质朴的语言风格，成功塑造出一个淳朴直率又富有生命活力的工人形象。

相较于原著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电视剧充裕的叙事空间为人物刻画提供了广阔舞台。这种媒介重塑带来的艺术增值，使得原本在小说中未能充分展开的角色获得了完整的生命轨迹。剧集中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不仅强化了情节的可信度，更在情感层面与观众建立了深层次共鸣。这种改编策略体现了影视艺术在人物塑造上的优势，也彰显了创作者对原著主题内涵的深入理解与艺术再创造。

人物谱系的丰富与拓展

《奇葩》的艺术魅力主要源自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纵深开掘，小说中那些富有心理深度与哲学意蕴的独白，为读者提供了丰盈的智性愉悦，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困惑与人生感悟。然而，这种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叙事视野受限。当这一文本被改编为电视剧时，创作者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在于对女性角色的人情化与人性化处理，更需要对整个叙事格局进行结构性调整。

剧集将沈卓然置于真实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作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他与几位老同事保持着密切往来；作为父亲，他与住在对门的儿子、儿媳形成日常互动；作为亲家，他与儿媳父母建立新的家庭纽带；作为文化名人，他通过讲座活动与媒体从业者、读者群体产生交集。这种社会化的人物关系重构，不仅提高了剧作的生活质感，也为突出人物的多个面向提供了纷繁的戏剧情境。遗憾的是，剧集对沈卓然的刻画并不立体，他的性格维度比较单一，与不同人物相处时，折射的是他一以贯之的人格特点。

剧集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三个年龄层次：以沈卓然为代表的老年群体、以沈青为核心的中年一代，以及沈多乐等青少年角色。这种代际划分并非简单的年龄分层，而是一种开阔的社会学考察：老年群体面临的核心命题是生命意义的认知重构与代际伦理关系的动态调适；中年一代则在生存压力与情感危机的双重夹击中艰难呼吸；青少年群体虽相对单纯，却已开始体验情感困惑与人生迷茫。这种多维度的代际叙事使剧集获得了更为厚重的社会质感。

剧集还突破了原著以知识分子情感困扰为核心的内容书写，构建了一个更具社会广度的叙事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得以并置呈现，包括沈卓然、聂娟娟等知识精英遭遇的人生意义危机，沈青所代表的中产阶层的职业焦虑；孙宝琴等退休工人的生活境遇，以及工厂主、金融从业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这种多元阶层的交织呈现，使剧集具备了更为宽广的社会观察视角，也渲染了作品浓郁的时代气息。

当然，这种社会视野的拓宽，虽然提升了作品全景式的呈现效果，却也容易削弱部分人物的艺术完整性。例如，某些角色仅作为情节推进的功能性人物存在，缺乏独立的人物弧光，另一些角色或沦为填充人物谱系的装饰性符号，或在人物行动时缺乏可信的现实逻辑。因此，如何在保持社会广度的同时深化人物刻画，应该成为剧集改编过程中值得深思的艺术命题。

现实议题与生存哲思的多维书写

小说《奇葩》的情节主线围绕沈卓然丧偶后与四位女性的情感纠葛展开，由此生发出主人公对其一生经历的回顾、总结与反思。剧集除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之外，更将目光转向当代语境下年轻人的价值追求：林风云执着于情感世界的完满自足，刘丽娜憧憬自我价值的实现，沈青渴望事业的成功，沈黛则坚持人格的独立与生活的自由。这种转向既保持了作品的主题深度，也容易使年轻观众得到情感触动与思想启示。

在《我的后半生》的人物谱系中，刘丽娜这一新增角色构成了一个极具社会意义的关键元素。剧集通过大量细节复现了刘丽娜的真实生活：身兼数职地操持两个家庭的饮食起居，素面朝天地奔波于学校与菜场之间。通过与飒爽洒脱的林风云对比，剧集揭示了当代家庭中“看不见的劳动”这一社会议题。刘丽娜的困境在于，她的付出被家庭系统性地忽视与贬值。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公，还是身为丈夫的沈青，都将她的家务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这种下意识的漠视，反映了中产家庭中全职主妇普遍面临的价值疑虑。当刘丽娜最终突破“家庭妇女”的束缚，她的转变已然逾越个人成长的范畴，成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一次有力质询，甚至升华为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典型形象。

《我的后半生》在探讨人生命题方面也展现出深邃的洞察力。剧中沈卓然与聂娟娟之间向往的精神伴侣关系，呈现出知识分子对灵魂契合的极致追求。他们以诗词唱和、书信往来的方式，在文学艺术与哲学思辨中寻找精神共鸣，这种超越世俗的情感模式确实具有动人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剧集借助孙宝琴之口，尖锐地指出精神共通性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内在矛盾，尤其在衰老与疾病的惘惘威胁中，再纯粹的精神之爱都不得不面对日常生活的消磨与考验。

剧中吕原这一角色身上凝聚着刚直不阿的道德力量与旺盛的生命热情。剧集敏锐地捕捉到，强烈的道德完美主义往往伴随着不容置疑的控制欲。通过她女儿吕星火的控诉，剧集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生活真相：以爱之名的道德绑架，可能比公开的压迫更具破坏性。这种对人性复杂性与生活含混处的烛照，使吕原这一角色突破了单纯的正面形象，成为提醒观众反思家庭中权力关系的艺术典型。

《奇葩》以智性之光照耀老年人的情感世界，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剧集《我的后半生》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当代都市生活的众生相，在柴米油盐的日常叙事中，蕴含着对人生终极命题的探寻：从爱情的本质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从生命意义的追寻到死亡焦虑的纾解。这种将形而上的哲思寓于生活流叙事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既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纪实感，又融入了通透的人生领悟。尤为可贵的是，剧集并非简单地铺陈生活现象，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与戏剧冲突，引导观众对“如何度过有意义的一生”这一永恒命题进行思索。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