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2年深秋，北京万寿寺西院的银杏叶簌簌飘落。这座历经四百年沧桑的明代古刹，梁柱倾颓，瓦砾间散落的焦黑木构件火灾残迹犹存。当“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牌子挂起，中国现代文学抢救性保护的根系，已在古刹的裂缝中悄然生长。

最初的种子：巴金文库启封录

1983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接收了巴金捐赠的首批文献，总计3161件。这批资料包含巴金本人手稿36件，涵盖《灭亡》《家》《春》《秋》《寒夜》等中长篇小说，以及《电椅》《光明》《海行杂记》等短篇小说集和188体育官方ios集。其中既有为躲避国民党审查而以美国旧金山平社名义自费印制的《雪》初版本，也有译成23种文字的外文著作49本、译文34种，另有《煤》（后改名为《雪》）、《家》《秋》等作品的出版清样8件。捐赠的书信中，最珍贵的是巴金大哥李尧枚（《家》中觉新原型）的绝笔信，以及茅盾、缪崇群等作家的8封通信。巴金还捐出罗淑、王西彦、黎烈文、梁宗岱等作家的手稿8件，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品144册，巴金经常撰稿并参与编辑的《文季月刊》《水星》《烽火》《文艺复兴》等重要文学期刊15种，解放前期刊影印本7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学丛书若干种，以及解放后的一批期刊。这些文献中许多已成绝版孤本，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1984年6月，巴金第二批捐赠的131件文献入藏，包括手稿14件、书刊57册、照片60张。同年12月，第三批捐赠文献达1524件，主要为书籍1502册和期刊22册。1985年4月，巴金专程赴文学馆捐赠第四批文献29件，含手稿23件及外文译作6册。至同年9月，第五批捐赠规模最大，达5615件，包含书籍1319册、期刊3312册、海外报纸972份等。除实物捐赠外，继1981年7月捐款15万元作为建馆资金，巴金自1983年起陆续捐献再版稿费，至1985年累计达17万元，其中《巴金选集》（1—10集）稿费占1万余元。这些资金为文学馆早期运营提供了关键支持。

这批捐赠构建起首个作家专题文库，其完整性（涵盖手稿、信件、期刊）、珍稀性（含多部孤本）、系统性（保留原始关联）成为后续142个作家文库的范本。作家文库不是一个人的书房迁徙，而是一代人将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遗产的自觉。

双殿记：万寿寺与茅盾故居的重建

1983年春季，财政部150万元专项拨款注入万寿寺西院修缮工程。这座占地一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在多年荒废与火灾损毁后，终于启动系统性修复。至1984年底，除了几户原住户尚未搬迁，其余绝大部分房屋已经整修一新。有识之士说，让种子先扎下根，开花不急一时。

在古寺脚手架林立之际，文献抢救同步推进：1984年从全国文联取回中国作协散失图书3万余册；赴上海旧书店购得《现代》《文学》等解放前期刊217种。同年4月，上海少儿图书馆1万余册当代文学作品入藏。国际征集同样取得突破：1983年11月，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夫人通过驻捷使馆转交茅盾、丁玲等作家信札原件。

1983年至1985年间，茅盾故居的修复与文献抢救成为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1983年11月3日，经中央批准保留的茅盾故居（北京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13号）正式动工修缮。文学馆工作组进驻故居，系统清点出藏书、手稿、信札等文献，其中最具价值的是《子夜》的详细提纲、最初原稿以及1945年重庆、成都、昆明文艺界人士为茅盾五十寿辰撰写的贺信贺词。这些珍品于同年12月16日亮相“茅盾生平和创作生活展览”，160余幅历史照片与《子夜》的17种外文译本共同陈列，吸引了数百名中外研究者参观。

1985年3月27日，在茅盾逝世四周年纪念日，修缮完毕的故居举行揭幕典礼，正式对外开放。修复后的故居完整保留了茅盾晚年工作场景：书桌上摊开的《我走过的道路》手稿、书架中的中外文著作，以及布满批注的出版校样。其亲属将茅盾全部存书及生前使用的砚台、钢笔、眼镜等生活器物捐赠文学馆，使故居成为兼具纪念性与研究功能的立体档案库。

老舍亲属也决定将藏书捐献给文学馆。1984年春，为纪念老舍八十五周年诞辰，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老舍创作生涯展览。其中收有二十年代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课的录音以及名家绘画等许多珍贵文物，内部展出时颇受重视和好评。

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先后在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安、天津、济南、厦门等地访问了十多位老作家。有些作家当即提供书刊、原稿等珍贵资料，还有不少作家答应清理以后送给文学馆。1984年底，已入库的新旧图书期刊近6万册，照片1700多张，各种原稿手迹200余件，初步建成覆盖现代文学主要流派的资料体系。

档案的呼吸：为活着的文学立传

在1982年2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等研究通过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性质、任务和工作范围的设想”，指出中国现代文学馆具有国家档案馆性质，应该尽量完备地收藏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有关的各种资料，应该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继承优秀传统、教育帮助文学青年、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983年和1984年的实践进一步确立现代文学馆的双重使命：作为国家档案馆，系统收藏“五四”至建国时期的文学资料，同时抢救性保护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文献；作为研究中心，构建涵盖手稿、信件、期刊、影像的完整档案体系。

这一决策得到国家档案局的支持——早在1981年4月，该局便在《档案工作情况》专刊中强调：“文学作品的手稿和有关资料，是国家文学艺术事业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文学家、作家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国文学以至文化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我国人民的一项宝贵财富，是发展我国文学和文化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些档案资料应该由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他们认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早日建成。他们愿意尽力协助。

伴随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期，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始系统积累当代文学资料，征集范围包括文学作品各版本及外文译本、文学报刊、研究著述、作家手稿、书信、日记、照片、录音、录像等等，覆盖各民族、流派、社团的不同倾向的著作，以促进研究的科学性与全面性。

在具体实践中，文学馆不仅收集作家的创作成果，更注重保存其创作过程：《子夜》手稿上留有茅盾用红蓝两色笔所作的287处修改批注，清晰展现小说从提纲到定稿的演化轨迹；老舍1926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讲课录音，成为研究其早期语言风格的重要实证材料。这种对创作生态的系统性留存，使文学馆超越传统档案馆的史料库功能，真正成为作家与历史的对话场域。民间力量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京沪等地读者自发捐赠珍稀民国刊物。萧红致华岗的未刊书信，填补了东北作家群研究空白。这些散落民间的文化碎片，经由文学馆的抢救性征集，重新拼合成完整的文学记忆版图。

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正式将中国文学艺术档案馆列为中央四大专门档案馆之一，明确其职责包括收集管理全国文学家档案。这意味着，历经十年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巴金倡议的民间工程升格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档案工作渊源深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承担着收集全国文学家文学档案的核心职责。至此，文学馆的权威性国家档案馆法定地位确立。

薪火相传：《丛刊》与学术的承续

1984年4月2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向中国作协党组提交报告，提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该提议迅速获批，自1985年起，这份创刊于1979年的学术刊物正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辑部迁入文学馆。据张光年1984年3月29日日记记载，此次合作源于王瑶等学者因北京出版社停刊而寻求合作，冯牧、张僖等作协领导均表支持。张光年特别批示，赔点钱，由文学馆来出，明确保障学术阵地运营。

《丛刊》自1979年11月创刊即承担双重使命：通过王瑶、严家炎、樊骏等学者编委会，刊发代表学科前沿的论文，推动“重写文学史”等学术思潮；注重史料发掘，系统刊载新发现的作家手稿、书信等原始文献。《丛刊》创刊号曾发行2万册，至1984年底印量锐减至三四千册，此后与文学馆合作转型。1985年5月6日至12日，文学馆联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召开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46位青年研究者与学界泰斗对话，开启现代文学研究新局。

合编后的《丛刊》形成资源共享机制：文学馆藏珍稀史料通过刊物向学界公开；投稿线索反哺文献征集。这种“以刊养馆、以馆促刊”的模式，推动《丛刊》持续发挥学术枢纽作用，既见证学术范式转型，亦培养新一代学者。

从古刹到殿堂：文学记忆的永恒存续

1985年3月26日，万寿寺西院修缮竣工并开馆，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步入规范化运营阶段。4245平方米的建筑群内，保存着5.5万册藏书，档案库整理着453件手稿——开馆首月即接收吴强捐赠的《红日》手稿。这座明代古寺转型为专业档案馆，每周三次向研究者开放阅览。

如果将1983年巴金首批捐赠的手稿比作播种，那么今日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生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从茅盾故居的《子夜》提纲到萧红未刊书信，从普实克夫人捐赠的丁玲信札到吴强献出的《红日》原稿，每一份文献都在证明：当文明以敬畏之心存续历史细节，那些被精心保存的纸张与墨迹，终将成为丈量一个时代精神高度的标尺。万寿寺的梁柱间，永远生长着中国文学的记忆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