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其中《书信》共九卷，与十卷《小说》差可比肩。202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又在《全集》的基础上推出了《沈从文全集·补遗卷》（以下简称《补遗》），其中《书信》又占一半（两卷）。至此，就文字数量而言，书信似已超过小说。沈从文生前电子通讯并不发达，书信是其传递信息、与人沟通的主要方式，故而可将此作为考察其交游的基本依据。

目前所见沈从文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民国时期、共和国前二十七年以及新时期。这三个阶段中，除比重较大的家书始终贯穿以外，从其余书信不难发现，沈从文民国时期的交游对象基本集中在文坛，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交游主要在文博界，进入新时期之后，由于被重新发现，形成了“沈从文热”，又逐渐增多了与文学界的交游。《全集》中所收书信基本能反映沈从文交游的大体情况，而《补遗》所辑书信中新涉及的收信者（不含家人亲戚）多达四十五人，包括赵景深、王献唐、徐芳、董作宾、方成、林钢、谢承仁、刘敦愿、李曼宜、沈福文、启芳、罗尗子、杨荫浏、钱美华、阎玉敏、唐兰、张磊、杨伯达、姚雪垠、徐维、李昌鄂、陈漱渝、于善浦、宋道隆、师陀、吴重阳、王根林、远羕、王帆影、潘耀明、苏晨、田鹤丹、马幼垣、沙汀、苏赓哲、彭秀枢、黎泽重、吕宕、严文井、王紫平、向晓晖、童超、欧志安、炳文、蒋寄梦等，这些人中既有老朋友，也有仅一信之缘的社会青年，有文坛艺界的耆宿，也有普通的学术工作者，可以说《补遗》所收书信，进一步扩大了研究沈从文交游圈的文献基础。

可毕竟“全集”不“全”，“补遗”或许也难“补”，《补遗》的出版只能说是为沈从文书信的辑佚工作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从《全集》到《补遗》也不难发现，《补遗》编者也开始利用拍卖专场在网络提供的书信原稿图片来辑录文字，可以说通过网拍图片来辑佚，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一种新兴的辑佚方式。但这种辑佚方式从目前的操作上来看，带有很多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拍卖方所公布图片清晰度较低或叠放拍摄，使得辑佚者无法辨识文字而放弃辑佚，另一方面拍场信息在网络上更新快，使得辑佚者未能及时关注到相关对象。所以，《补遗》编者虽然在一些书信下端交待了来自网拍书信图片，但出于上述的不确定因素，仍然会有漏辑。笔者将此前搜集的拍场图录进行整理后，发现仍有书信未被《全集》《补遗》以及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年谱》）收入及著录，属于沈从文佚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佚简的收信人以及其中涉及的相关人员，在《全集》《补遗》中也未见直接的交游材料，甚至多数在《年谱》中也未出现过。这便进一步为沈从文交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由此也为沈从文研究在某些角度拓宽了研究视野。佚简共七封，新涉及到的交游人物分别是陶大镛、杨纤如、高德、李希泌等四人，此外补充《补遗》新涉及的苏晨一人，以下分别以时间为序，辑校相关佚简并做具体的交游考证。

一、关于第一篇文物研究专文的校样及题目：1953年8月7日致陶大镛信

2019年11月27日由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19秋季拍卖会”之“新建设·楚图南、陶大镛文献资料”专场拍出此信，共一页，纸型不详，黑色毛笔竖写。辑校如下：

大镛先生：

小文校正送还。图六种，如何处理，盼斟酌。【图礼拜二送来】[1]图用不下即少用些。校样和原稿盼见还，因拟用作下星期业务学习报告参考。如能帮忙□商印刷处为打五十份样子，费用可由弟出，作报告时必可得方便不少。因题目较僻，一般同志笔记不易处理。麻烦处歉甚。不方便，就不必印。

候安。

沈从文顿首

八月七日

题目或用《中囗[2]织金绸缎的历史发展》或《中囗织金锦缎的来源》

此信中所说文章当指《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尾款虽未署年份，但据此文的发表（1953年9月3日《新建设》杂志第9期）来看，可确定写于1953年，是沈从文送还校样时所附的一封信。《全集》编者在第19卷《日记六则》中插有《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校样一张，应该即信中所说校样，应沈从文要求，校样及原稿最后当是退还其手中。大镛即经济学家陶大镛，时任《新观察》月刊主编，1954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沈从文其他文献中尚未见关于陶大镛的资料，由此信可知二人在当时有所交游，此后沈从文对《新观察》一直有所关注，在书信中多有提及。

关于《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一文的准备，沈从文在同年早已着手。从仅存的1953年《日记六则》即可见一斑，3月28日“约家树明过李家看锦缎。约抡元及《新观察》记者礼拜一到家中”，3月29日“到李杏南处借经面……（引者省）约抡元等礼拜一过家中谈谈文章事，写不好，还是退还省事”，4月7日“知李杏南处藏残锦不够付印，特过西湖营去跑了半天”。[3]对于在锦缎研究上所下的功夫，沈从文曾说：“在业余摸摸文件，才写出那个关于锦缎的小文章。对于这个问题，也只是摸了上万种破烂，有一点点常识而已。”[4]此并非虚言，在同年给周扬的信中，沈从文曾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过所见锦缎。[5]

二、外界隔绝与流水作业：1975年2月14日、1975年11月18日致杨纤如信

2013年12月12日由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十周年（2013年）秋季拍卖会”之“‘数风流人物’——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专场拍出致杨纤如信二封，2月14日信共二纸，八行笺黑色毛笔竖写；11月18日信共一纸，八行笺黑色毛笔竖写。并附信封两个，收信人信息与寄信人信息分别是“东四北张自忠路旧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宿舍 杨忏如同志”与“东堂子五十一号沈寄”，“东城铁师子[6]胡同人民大学宿舍 杨忏如[7]先生 启”与“沈缄”。二信辑校如下：

忏如吾兄：

不晤经月，年中祝愿府上长幼体力情绪佳好。弟近因体力似有变化，此后工作一部分恐将放弃，其他若干部分也得考虑重新布置。前托府中小弟所摹珍琉璃图样，【近年已拟将全部资料交由一熟人接手去作】小弟或因年终工作正忙，来不及作，盼便中能将上次带去图样，为从邮局寄还，十分感谢。他好意协助此工作，热心处仍格外深致谢意！依照相熟多年一医生意见，尽可能在近二月内，不要见友好客人，免在谈话中受刺激，□[8]转恶化，无从补救。所说必有道理。据弟自己估计，一时或不至于忽然报废。因手边还有大分量工作，待一一进行，（工作大部分，还属于文物研究中之真正空白点，北大考古系、或科学院考古所，若容易着手，早已下手，那有我这种文史底子极薄弱的“玩票人”插手余地，正因为工作不易措手，我这外行才能有试探机会！）若即此报废，新社会一个公民责任便未尽到，太不合理！但人事倏忽，风雨时来，恐不能凡事凭主观愿望而定，历史上有多少遗憾事可以作例！因之，这二月内，大致还是遵医生建议，除家中人以外，不见任何客人，免家中人耽心病者，过了明年三月，开春后，手足解冻时，若病情不见恶化，还稍有转机，大致还是将照原来计划，争取争取有限时间，将把已完成、待完成一些大小专题，尽可能一一整理出来，全部上交，似乎才对得起囗家，也才像是个“合格公民”所应尽责任！“成就贡献”通通说不上，对总的进展，略有些些新的启发，即在此伟大新社会廿五六年中不算白活矣。

并候双佳。

弟沈从文

二月十四日夜里

忏如先生：

嘱书一件，动手即坏，大是苦事。只能依旧用糊窗纸交差，真对不起。年来体力衰竭，日益显著。相熟医生曾一再提出警告，“年岁既高，心脏和脑子随时会出故障，万万不宜将有限生命，消耗于一般无多意义涂涂抹抹消遣中，更不宜在正常工作时，和人谈天说地。”并严禁“和陌生外来人接触，免增另外一时不必要麻烦。最好是明白向所有熟人告知，亦必得友好相谅也。”事实上我的情绪情况，远比医生所说身心方面还糟得多，最希望能有机会和外面隔绝一二年，或许才可望有个转机也。并候府上大小健好。

沈从文 十一月十八日

沈从文晚年的助手王亚蓉，最初是通过杨纤如的介绍与沈结识的。据王亚蓉回忆，1975年1月下旬，杨纤如介绍并带领她去东堂子胡同拜会沈从文。[9]但在《全集》《补遗》中并未见到沈从文与杨纤如直接的交游材料，沈从文提及杨纤如的文字仅见两处，全在1979年书信中，致端木蕻良信中仅是不确定地提及了一下杨的名字（端木送沈石拓印本的转赠人）[10]，在复张小璋的信中倒是对杨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你父亲北方左联旧事，是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作者杨纤如，当时也在北平，他们在一道活动。解放后，在人民大学教书，五八年可能因划右派出事故，改为资料员。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这次应当已恢复。我也不便询问。因为彼此并不太熟。但作品既能发表，大致已无什么。最近似还住在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旧宿舍中（爱人是留苏回来的，五八年即解职），闻共写了六七十万字，可能将陆续发表。”[11]杨纤如是北方左联的成员，沈从文所说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的文章，即《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在此后十年间，杨纤如在《新文学史料》又发表过七篇关于北方左联的文章，可以说成为此后研究此课题的重要基础文献。

从新见这两封沈从文至杨纤如的书信中，出现了两段大致相同的内容，即沈从文说有熟人医生告诫他不宜见客要好好休养，这在沈从文书信中是极为罕见的，笔者通检《全集》《补遗》所收书信，似还未见到如此“拒客”或“拒访”信息的内容。为什么会这样说？除了上述沈从文所说“彼此并不太熟”是一个重要原因外，可能还与杨纤如曾经的“左翼”身份有关，沈从文虽然不排除交往，似乎也很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深交。此外，进一步考证这两封信的具体写作年份，似乎还可以找到其他原因。

考证具体写作年份的关键性材料有两个，一个是拍场所附信封上的收寄信人地址，一个是信中所涉及到的时间信息。收信人地址中的“铁狮子胡同”在1946年即被民国政府改名为“张自忠路”，沈从文只是沿用了旧称，并在其中一个信封上注明了“旧铁狮子胡同”，所以很难提取到关键性的时间信息，倒是一个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写了“东堂子五十一号”，即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的宿舍，由此可以先大致划定时间范围。沈从文于1980年5月2日搬到中国社科院为其调配新住所——前门东大街三号507室，此前在北京有两处宿舍，一处在小羊宜宾胡同，一处在东堂子胡同，1973年秋孙女沈红和沈帆与张兆和住在小羊宜宾胡同宿舍，因住处狭窄，沈从文则一个人住在东堂子胡同宿舍，并在此工作和接待访客，每天往返小羊宜宾胡同一次，吃午饭并带回另外两顿饭，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6年南行之前。1977年2月返京时，亲友均为其独居东堂子胡同而废寝忘食地工作而担心，故在周孝华的要求下回京后住到小羊宜宾胡同，工作也多在此进行。[12]既然信是沈从文写于东堂子胡同，那么应该不会迟于沈从文南行的时间——1976年8月3日。

2月14日信中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信息，即沈从文说“在此伟大新社会廿五六年中不算白活矣”，可知写此信时应该距共和国成立已25年或26年，但为什么沈从文会说成是概数，未明确是25年还是26年，笔者推测这应该和写信的时间有关。此信写于2月14日，这个时间一般正处于农历年的开头，虽然公历年已进入第二个月，但按人们的习惯似乎还处于新旧年交替之际，会影响到人们对时间的表达，少说一年似不够，多说一年又太满，所以沈从文才会有“廿五六年”之说，那这个时间就应该在1949年之后第25年（1974）之末到第26年（1975）之初，再考虑进农历年的因素，沈从文此信应该是写于197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四。所以信中说“过了明年三月，开春后，手足解冻时”，即指俗话讲“过完年之后”，也是在农历年的时间概念上说的。此外，王亚蓉回忆杨纤如带她拜见沈从文的时间是1975年1月下旬，而沈从文在2月14日信中则说“不晤经月”，两个时间也正可吻合。

至于11月18日信的写作年份，当不会早于2月14日信，否则“和外面隔绝一二年”也就不存在介绍并带领王亚蓉去东堂子胡同拜访了，所以最早也只能是在1975年，而1976年冬天沈从文寓居苏州，1977年返京又住回了小羊宜宾胡同，那么此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75年11月18日。

同年内两封致杨纤如的信，都写到一个共同的内容，即与外面隔绝，差异在于前者说两个月，后者说一两年，那么当时沈从文是否如其所说，要遵医嘱不与外人接触。阅读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书信便不难发现，其实沈从文并非身体或精神状态不佳，反而一个人在东堂子胡同宿舍干工作干得废寝忘食，应该说精力旺盛才对。其以医嘱为借口，其实是想减少一些访客的打扰，因为当年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宿舍为了“争时间赶工作”，采取了一种“流水作业新办法”，“桌上床上全是图书和画稿，到处是各种不同专题内材料封套”，而且“还经常有人来看看，借借”。如此一来，访客过多特别是与文物研究无关的访客过多，容易将资料弄乱甚至是丢失，所以对于杨纤如这样的非文物工作者，则会被沈从文列入暂时“隔绝”之列，恐怕除了“彼此并不太熟”，“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是沈从文以医嘱为借口与一些人“隔绝”的主要原因。

三、容商会晤与花城《文集》：1981年5月12日致苏晨信

2016年12月11日由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16年秋季拍卖会”之“古逸清芬·古籍、信札、善本”专场拍出致苏晨信二封，其中尾款未署时间之信已收入《补遗》，编者归入“一九八〇年”；另一封失收，即5月12日信，共一纸，绿色方格信纸横置蓝色钢笔竖写。附有信封一枚，收信人地址是“广州跃进路17号401室 苏晨先生启”，寄信人地址是“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507”，邮戳中年、月时间为“1981.5”（日期难辨识），可知为5月12日信寄封。全信辑校如下：

苏晨老兄：

在广州工作，多多叨扰，深□感谢。印行拙作事，弟等已看过二卷，多属初学用笔，较前一时期习作，似不宜急于付印，因为对读者无多意义。近与凌宇商恰[13]，亦有同感。凌宇同学对弟全部作品比较熟习，内中得失，也比较能作出有分寸判断。此后批印诸书，弟意最好由邵凌两位商定后，当由我们看过后，再寄花城，比较慎重，也才对得起读者。

并候工作顺利。雪林、易征诸兄均致意。

弟沈从文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

兆和附笔问安

沈从文晚年与苏晨的交游值得一说，促成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以及新时期之初刊于《花城》的几篇重要的沈从文研究文献的面世，苏晨可谓是关键性人物。但《全集》中并无与苏晨交游的直接材料，沈从文仅就发表文章和编辑出版文集之事向凌宇提及过苏晨，[14]《年谱》中也未见与苏晨交游的资料著录，待《补遗》出版后，才补入一封1980年致苏晨的信，仅凭此信沈苏二人的交游过程依旧不明晰。好在苏晨先后发表过《和“窄而霉小斋”沈从文的交往》（《书屋》2010年第8期）、《随处见学问的沈从文》（《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1日）、《想起“窄而霉小斋”沈从文》（《花城》2019年第5期）等文，才能将二人的交游状况做大体勾勒。苏晨曾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被任命为花城出版社筹备小组组长，主持创刊了《花城》《随笔》等杂志，为了1981年元旦花城出版社正式开张，制定了《郁达夫文集》与《沈从文文集》两个重头选题，便与易征及林振名两位老编辑赴京为此奔走请教，在先后请示了相关领导及胡愈之、夏衍之后，去拜访了沈从文。与沈从文的这次会面，除了商谈《文集》出版的相关事宜外，还为《花城》约到了沈从文七十年代的组诗《双溪诗草》（即刊于《花城》1980年第5集的《拟咏怀诗（外一首）》）。之后有书信往还，沈从文赴美回京时取道港粤，曾与其在广州会晤。

1981年5月12日信，是沈从文访美回国，取道香港、广州、长沙，于是年4月16日返京后写给苏晨的。一来对在广州期间的叨扰表示感谢，二来在翻阅花城版《文集》的两卷初样后，认为早期习作较多，不宜急于印行，并告知此后由凌宇、邵华强负责编选（此点在其他书信中也多有提及）。信中值得一说的是所谓“叨扰”，这涉及到沈从文在广州期间与容庚、商承祚的交游，此前的研究资料及《年谱》均有遗漏。据《年谱》记载，1981年4月2日，沈从文由王序、王亚蓉陪同前往中山大学拜访容庚、商承祚。其实沈从文在广州期间，与容庚、商承祚还有过一次会晤，据苏晨《想起窄而霉小斋沈从文》记叙，沈从文某日打电话要到他家做客，苏知道容商是沈的朋友，便告知沈其与容商也是熟人，便也约了容商二人，使沈容商三老在苏宅会面。与1981年5月12日信拍出的还有一张苏晨与三老的合影，从苏晨的描述，其家客厅挂有沈从文所书四百字的“琴条”，这也在照片中可以得到应证。据笔者判断，沈从文这次在苏宅与容商的会面，应该早于4月2日在中山大学的会面，一来4月4日沈从文便离开了广州，时间仓促，不可能在两天之内会面两次；二来赴容商所居的中山大学拜访，更具礼数，也算是对苏宅会面的一次“回访”。

四、字迹考鉴及其他：1981年7月4日复李希泌信

2018年6月20日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中国嘉德2018春季拍卖会”之“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拍出此信，共二纸，纸型不详，横置黑色毛笔竖写。并附寄封，收信人信息是“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八组四十六号 李希泌先生”，寄信人信息是“前门东大街三号科学院宿舍507号 沈”。邮戳中可辨识月日时间，为“7.5”，年份不可辨，待考。全信辑校如下：

希泌我兄：

得示悉恺玲先生已晤及凌宇同志。凌宇同志为今年北大中文系用弟作品当成研究论文，经过认可，在国内唯一就此得硕士学位之一人，恺玲先生如能常与之通讯，必可得不少启发也。

恺玲先生如未离京，欢迎他来谈谈天，大致以下星期一三晚七点半左右较方便，因为白天常有与不速之客惠临谈别的事。

附寄一莫友芝所见书目，【覆印二页】係夏威夷大学教授马幼垣兄嘱请一专家，辨别一下书中批注文字，出于何人手笔。书虽通行印本，【似扫叶山房】重在批注之人必係板本内行，弟对此事纯属外行，无任何发言权，私意估计，或不出叶德辉、邢端、王伯祥诸先生之手。【前页楷书则略近傅增湘先生】盼兄就所知为说说，或代为一询北图专家，作点鉴定，感同身受。

复候佳好。

沈从文

七月四日

此前并未见涉及到沈从文与李希泌交游的相关资料，在沈从文的各类文字中似也未见有提及李希泌之处。李希泌在1951年之后一直工作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主要从事中国图书馆史、藏书史、科技史、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在学术上与沈从文的交集并不算多，但从李的经历看，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估计早在昆明时期沈李二人即有交游。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不限于中文系），在此后与其多有交游的，除了名气不逊于乃师的汪曾祺外，还包括程应鏐、钟开莱、吴宏聪等，李希泌或当同属此列。从沈从文复信的口吻看，与李之间的关系应该算是熟人。

从此复信可知，李希泌来信提及了李恺玲与凌宇会晤之事，此消息为何是由李提供沈从文，而沈从文邀李恺玲去家里聊天，也要通过李希泌来传递消息，其中的原委尚不得而知，待考。李恺玲时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是新时期以来大陆较早涉及沈从文研究的学者之一，虽然其与沈从文的交流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远不如凌宇、邵华强二人多，但却颇得沈从文推重，说其研究文章“特别有见地，文字也极好”[15]。《全集》《补遗》中收有沈从文致李恺玲信，《年谱》中也有相关著录，但李恺玲赴京、与凌宇会晤并被沈从文邀约之事，系此信中首见，但李恺玲是否与沈从文会面，便不得而知了，这些交游史料都关涉到新时期之初的沈从文研究史。至于此信的写作年份，由信中所说凌宇由当年获北大硕士学位，即可确定为1981年。

因为李希泌是藏书史研究的专家，又供职于国家图书馆，沈从文将马幼垣拜托的一份莫友芝书目寄复印件给李，希望其或者国图专家考鉴其中的批注字迹出自谁手，这于书法一道当行的沈从文而言，也自有备选人物。1981年2月，马幼垣曾热情接待来访夏威夷的沈从文夫妇，马就自己研究中涉及的文物问题向沈讨教，莫友芝书目批注文字也在此列，但沈从文亦无法完全确定，回国后曾为此请教过几位专家，李希泌即为其一。《补遗》中收入沈从文就此事结果致马幼垣信，可知字迹最终是由沈从文曾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鉴定出来，为晚清蒋式芬手笔，此外，所谓“莫友芝所见书目”，据《补遗》编者所注，可知为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16]

五、《服饰》节译与增订：1982年12月21日、1983年7月27日致高德信

2017年12月24日由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17年秋季拍卖会”之“中外名人手迹专场暨长言联书法专题”专场拍出此二信，12月21日信共二纸，对开十行笺黑色毛笔竖写；7月27日信共一纸，八行笺黑色毛笔竖写。并附有一个信封，收信人信息是“社会科学院 高德同志 收启”，寄信人信息是“沈从文缄”。二信辑校如下：

高德同志：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文版在港发行后，美、日、法等国家曾先后与商务印书馆洽谈外文版出版事。美国的蓝灯[i]出版公司副总裁曾亲到北京和我面谈，希望能将说明文字简化一半，尽可能减少专门名词术语，但由于我不懂外文，不能明确应简化某些方面文字，北京朋友感兴趣，又掌握英文习惯，且乐于担任这烦琐工作的，只外文出版社之杨宪益夫妇，由于受日常工作影响，又不易集中精力来着手这一工作，因之延搁下来，无从进行。我院对外文委及文化部一些领导同志提出《服饰》一书，应尽快在国内印刷发行，外文版也宜由国内出版，比较合式。

根据这本书印出后各方面反映，若作为增订本重印，求比较完美，图版安排更换，文字增□，可能得更换六十到一百彩色原图，【目录早已列出】尚有待取得故宫、历博、及其他单位加以协助支持，且得有一比较安静工作地方，加王序等一起，集中精力，才可望在半年内逐一完成交卷。外文翻译或许还得经两道手续，一为我□增订本说明，为求通俗，努力将文字节约到十万字左右。因为引文材料涉及文、史、艺术，各种专业领域，易顾此失彼，难度较大，要删节得较好，我□□□还得独□一处，集中精力到一月左右，才能完成。二为将此简化稿就近与译者逐一协商，加以解决，才可望译得较符合原意，又能满足客观要求。考虑到囗内出版部门，翻译、编辑、和出版力量，适宜担当这项工作的，似以“科学出版社”水平较高，力量较强。是否请我院能发一函件，请中国科学院方面给予支持安排，纳入八三年度科学出版社出版计划中，望能于便中一陈梅益同志。因中外文版要使用同一份稿件及图版，若在同一出版社付印，可以节省不少人力及物力。信中谈不尽意处，可由王序同志或亚蓉加以补充。

即此并候

□安。

沈从文 十二月廿一

高德先生：

据闻相机已承你费神办妥，不知近中能否早些拨下，以便早日进行工作。

诸烦扰处，顺致谢意。

沈从文 七月廿七日

1978年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至中国社科院工作，写给高德二信，都与处理相关工作问题有关。沈从文书信中有不少这类写给各级领导的信，一般除了陈述工作方面的情况及相关需求外，便是请求在生活上有所照顾，特别是住房问题。高德在沈从文相关资料中也尚属首见，而关于高德的资料则极少，目前笔者仅查阅到《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所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负责人高德致谭其骧的信》，由内容可知，高德曾是谭其骧的学生，此信是为谭其骧贺寿。从此后升任的“科研局负责人”大致推测，高德当时在社科院应该也属于中下层领导，相比之下级别及权限也不及沈从文书信中涉及到的其他领导，故而沈所申也都是比较具体的工作问题。

12月21日信尾款未署年份，可考。沈从文此信是请高德协调解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下简称《服饰》）英文节译与中文增订工作与出版的相关问题。关于《服饰》的英文节译，早在《服饰》于香港初版之前就已缘起，信中所谓“美国的蓝灯出版公司副总裁曾亲到北京和我面谈”，即1981年6月与美国兰登出版社贸易出版部总经理安东尼·舒尔特在北京饭店的会面。9月《服饰》在港出版后，沈从文在信中首次向人提及《服饰》的英文节译版计划，[18]10月2日安东尼·舒尔特致信沈从文，再次请求将《服饰》节译在美出版。对于节译《服饰》的人选，沈从文最初找的是杨宪益，除了在书信向其他人提及，在1981年12月20日致杨宪益信中正式提出节译之事，认为《服饰》中的问题，杨“懂得比任何人都多。且明白什么文字可以删去，什么必需保留”。[19]至于杨宪益如何答复，并不清楚，但先接受了试译两章的任务，[20]最终究受日常工作影响，无法集中做此事，所以沈从文有了“如不适合还得另请人”的想法。[21]1982年3月，杨宪益“是否乐意抽出半年时间来作，还未商量定妥”，沈从文又进一步开始在旅居美国的朋友中物色人选，认为“房昭盈和吴同或许也可作”。[22]此后《服饰》节译工作都因人选问题而未得以推进。1983年4月，杨宪益“因事忙不易动手，只合作罢”，[23]沈从文与其他人选也未达成协定，《服饰》节译在美出版之事最终未成。所以，此信只能是写于1982年12月21日，因为前一年的12月21日是向杨宪益提出节译的第二天，工作尚未开始；后一年的12月21日，《服饰》节译在美出版的计划早已作罢。沈从文信中所谓因杨宪益没时间节译而“延搁下来，无从进行”，正是在1983年4月正式说“只合作罢”之前的1982年。

此外，12月21日信中谈到的另一个需要社科院予以协助的工作是《服饰》的增订及出版。具体有两方面请求：一是为增订工作找一处安静的工作环境；二是将《服饰》增订本列入到198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计划中。而1983年1月，沈从文与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的李祖泽、陈万雄商定在香港与内地分别出版《服饰》增订本，可见致高德信应该在此之前，也可证此信写于1982年。信中所提梅益，是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沈从文曾就调整住房事[24]，调王序做助手及工作室问题，[25]向梅提出过协助请求。

7月27日信尾款亦未署年份，可从信中涉及借相机一事作为线索来考证。沈从文所谓借相机拍照，并非私人拍摄，而是用于文物图版的拍摄制作，故而此类相机也非一般的家用相机可比。通检《全集》《补遗》中所收书信，涉及到在北京拍摄文物图版之事，似只有两处，一处是1981年3月29日信中说：“十五号以前必须回京，有些照相工作得在北京赶，不然书今年出不来，出版社就恼火了”[26]，是指为《服饰》初版做拍摄工作，但1981年4月下旬，沈从文就在为即将出版的《服饰》写后记，该书于9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出版，所以不可能7月还在借相机拍摄；另一处即1983年8月27日信中说：“四种文物图画现藏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得到文化部领导支持批准，能得馆方同意许可，我们自己派人来馆照几个相，大致一天功夫既可以解决。过去有过经验，只有自己照才能符合需要，不致徒劳”[27]，是指为增订本《服饰》拍摄补充图版，从沈从文所申情况看，在现单位已借好相机，申请到原单位进行拍摄；从时间来看，距致高德信让拨下相机，刚好有一个月的时间间隔，二者恰好吻合。所以，致高德的这封短信应该写于1983年7月27日。此外，1983年春夏之际，沈从文中风且脑溢血，养病出院后已很少再执笔，即便执笔也多是短札，而且7月27日信从字迹笔力上看，已较为孱弱，相比于沈从文病前字迹已有所变化。这些都是佐证。

以上七封佚简，为沈从文生平及交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笔者通过网拍图片进行辑佚，除了上述指出的这一新兴辑佚方式的不确定性为辑佚工作带来的困难外，还要指出，通过网拍图片辑佚，应当在最基本的技术层面确立规范或者达成一些共识，将拍场及网络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尽可能消除，用文字将相关史料的情况进行固定。

注释：

[1] 【】内为沈从文旁批小字。下同，不注。从沈从文信札的书写习惯来看，旁批小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增补性内容，必有添加符号指示，这种小字应当整理进正文；另一种是辅助说明性内容，不该混入正文，整理时应当标记或说明。

[2] 古文“国”字。沈从文信札中常将“国”写作“囗”，为保留书写特色，照录。下同，不注。

[3] 沈从文：《日记六则》，《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9—364页。

[4] 沈从文：《1954年秋（1） 复潜明》，《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5] 沈从文：《195311 致周扬》，《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6] “铁师子”为“铁狮子”之误。

[7] “杨忏如”为“杨纤如”之误，下同，不注。

[8] □为待辨识之字，下同，不注。

[9] 王亚蓉：《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王亚蓉编著：《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年，第276页。

[10] 沈从文：《19791227 致端木蕻良》，《沈从文全集》第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5页。

[11] 沈从文：《19790920 复张小璋》，《沈从文全集》第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6页。

[12] 沈从文：《19770618（2）致张寰和、周孝华等》，《沈从文全集》第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13] 疑作“商洽”。

[14] 沈从文：《19800812 致凌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5] 沈从文：《19810905 复汪挺》，《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

[16] 沈从文：《19810821 致马幼垣》，《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40页。

[17] 沈从文其他书信中也写作“兰登”。

[18] 沈从文：《19810910 致巫宁坤》，《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19] 沈从文：《19810910 致杨宪益》，《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20] 沈从文：《19820104（1） 致杨宪益》，《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

[21] 沈从文：《19820118 致杨宪益》，《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22] 沈从文：《19810330（2） 复张充和》，《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23] 沈从文：《19830409 致黄裳》，《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99页。

[24] 沈从文：《19791216 致梅益》，《沈从文全集》第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1页。

[25] 沈从文：《19800228 致梅益》，《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40页。

[26] 沈从文：《19810329 致沈龙朱、沈虎雏等》，《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27] 沈从文：《19830827 致刘祖春》，《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0页。

（转载自“现当代文学通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