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巴金的精神之“家”
2024年12月18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市作家协会、巴金故居主办的“美的丰富矿藏——纪念巴金诞辰120周年藏书展”在北京开展，展出120种巴金珍贵藏书。巴金晚年曾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他把自己收藏的数千册藏书，众多手稿、书信，以及15万元的稿费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就包括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家》的各类版本。
巴金的创作举世瞩目，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家》具有里程碑意义，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31年4月18日，《家》（初名《激流》）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单行本初版，问世至今已有90余年。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编者统计，从初版问世至1951年4月，《家》在18年间共印行32版次；1953年6月，巴金对《家》修改后，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版印行，截至1985年11月的32年间，又印了20版次。
今年是巴金推动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40周年，让我们一起走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色彩缤纷的“《家》”，探寻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
作为“动态文本”的《家》
2023年12月26日，北京市文物局印发《文物收藏单位收藏文物定级备案通知书》（京文物备字〔2023〕128号），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经专家认定后申报的藏品进行文物定级备案，其中馆藏藏品“1935年巴金《家》手稿”评定为“一级文物”。
“1935年巴金《家》手稿”是“一本写满了批注的1935年开明书店第四版《家》”，图书封面、扉页、目录、正文密密麻麻写满了巴金的修改与批注字迹，可以说巴金留下了“大量的书写手迹”，之所以称为“手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巴金《家》手稿的丢失与遗稿去向
巴金《家》原名《激流》，于1931年4月18日起在《时报》上正式连载，共登了246期，《家》的原稿在《时报》上登载后丢失了，唯有巴金在看《家》单行本校样时，增补的3页内容保存了下来，对此巴金曾回忆说：“一九三三年我第一次看单行本的校样，修改了一遍，第三十五章最后关于‘分家’的几段便是那时补上去的，一共三张稿纸。《家》的全稿都在时报馆丢失了，只有这三页增补的手稿保留下来。五十年代中我把它们连同《春》和《秋》的全部手稿赠给北京图书馆了。”后来相关研究者在去图书馆查档时候发现所谓“三页”实际只有两页和一张说明条。
（二）捐赠珍品“以书代稿”
1978年春天巴金到北京出席会议，一次午饭期间巴金谈到，应该设立一个搜集整理作家资料的部门。后来，他在《关于〈寒夜〉》中写道：“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
1981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巴金表示：“关于文学馆，以后我还可以：一，捐赠资料；二，继续捐赠稿费；三，捐赠解放后出版的文学书刊，如《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戏剧报》等全份。”对此巴金身体力行，对于捐赠书刊都是亲力亲为且精益求精。《人民日报》在1983年11月19日曾发表一则题为《巴金捐献珍贵资料》的简讯，谈到的应当是巴金第一批的捐赠，尚以书刊为主：在这批资料中，有巴金手稿36件，具有研究价值的《煤》《家》《秋》等出版清样8件。这8件“出版清样”便包括了“一本写满了批注的1935年开明书店第四版《家》”（以下简称“批注本”）。“手稿”的留存弥补了原稿丢失的遗憾，为我们进一步走进巴金的内心世界与创作故事提供了线索。
巴金晚年病中亲自挑选了9000余册图书，先后12次托人邮寄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出版了巴金文库藏书目录，展示了9000多册巴金捐赠图书的基本信息。接收巴金捐赠藏书最多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
（三）创作思维的“活化石”：“布满手迹”的1935年2月开明书店第四版批注本
“1935年巴金《家》手稿”是一本1935年开明书店第四版《家》，封面题，“这是第四版，十版代序缺失”。此书有600多页，巴金本人在阅读过程中在其中200多页上留下了修改与批注手迹，这些修改痕迹成为后续的版本修改的重要参考，有的修改痕迹直接体现为前后版本的修改差异，有的修改痕迹则没有在后续的版本对比中得到印证，体现了巴金在此时期修改、校对与定稿时候的心态转变。
更为珍贵的则是书中留下的阅读感想的阐释性批注，是对小说内容的互文性表达，尤其是在书的首尾的空白页中，写下了很多关于小说中未曾精确刻画的内容，比如巴金成都家的地理草图、觉新年谱、《家》中主要人物的辈分表、行花酒令宴席的座次表等，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写作“备忘录”。如巴金研究者金宏宇所言：“它让《家》的创作从静态成品变为动态过程，使文本的裂隙处生长出思想的年轮。”
这些珍贵的手迹资料所涉及的内容，不但在初版的《家》中看不到，在后续的版本中也没有直接的体现，此版本是巴金以作者加读者的双重身份在阅读《家》的时候留下的，书中的诸多手迹成为探索他创作思路最直接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正因其稀见与珍贵，巴金将它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手稿类馆藏一级品进行保存，后来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评定为“一级文物”。
似乎是《家》的原稿的丢失激发了巴金的留档存档意识，关于作品的修订稿本他都有意识地留存备查，后来他把这些留有大量手写笔迹的图书版本捐赠给了由他倡议并推动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馆藏珍品存放在“手稿库”，作为珍贵的历史档案、文学史料进行保藏，包括巴金的大量手稿与藏书，可谓是精品中的精品。经过整理发现，符合手稿标准的《家》还有一部。
（四）战火淬炼的修订传奇：“修改底本”的1937年第十次印刷清样本
这是一部没有版权页的《家》的图书清样（以下简称“清样本”），此清样本现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中，扉页有巴金题字：“家十版（上），一九三七年十版清样，纸型同美成印刷厂一起烧毁。《家》新五号字本清样，它又是一九三八年新十版的底本。这是唯一的一份。巴金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在扉页题注中巴金称此版为“新五号字本清样”“一九三八年新十版的底本”。书中留下修改字迹密密麻麻有千余处，见证了《家》规模最大的一次修改，也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抗战中的往事。
1937年上半年，开明书店准备第十次印刷，此次打算排印一个新五号字的《家》。巴金还是觉得小说中有许多地方需要推敲，趁这个机会，他“耐心地把它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受那时候的出版印刷技术的局限，作者修订作品往往就在前一个版本的图书中直接用笔批改、圈改、涂改。此次修改改动了许多过于欧化的文字和句子，删去了《家》中的40个章节文字小标题，代之以数字来分章节，还把发表在《文丛》创刊号上的《关于〈家〉》略加修改后更名为《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底一个表哥》，放在此版正文之前。
重新修改后的十版的清样打好了纸型，使用新五号字，还没有来得及上机开印，“八一三”的战火就烧到了上海，日军的炮弹击中了美成印刷厂，印刷厂连同待印的新五号字本《家》的纸型毁于一旦。文脉留存常有机缘巧合，正如《子夜》手稿的“失而复得”，此清样在巴金的手里幸运地留存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巴金愤慨地说：“小字本《家》永远失去了同读者见面的机会。”后来他把这份清样请人装订成两册，封面是绛红色布面硬壳，使人一看见便会想到日军的罪行、美成印刷厂的那场毁灭性大火，以控诉暴行、警醒国人。
1937年底上海开明书店根据巴金保存的唯一一份清样改定稿重排了《家》，于1938年1月正式印行，此版称为“修正一版”，在此清样基础上出版的新五号字本《家》相较于之前的版本改动较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删去了书中的40个章节小标题，此后《家》的章节只以数字为序，再也没有文字了。至于巴金后来为什么要删去这些小标题，作者本人没有做过明确的文字说明和解释。有学者认为巴金觉得小标题难以更好地表达和概括章节中的内容，限制了读者的思维而做出的主动修改；也有人认为是应付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而做出的被动修改；还有学者根据“激流三部曲”后两部章节标题都是数字的例子倒推猜测是为了和正在写作的《春》做到形式统一。
版本流变：文本背后的精神图谱
巴金捐给文学馆的藏书可谓是优中选优、精品中的精品，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稀见的版本，包括了《家》的诸多稀见版本。
（一）“藏书缺失”的1933年5月初版本
巴金常会收藏自己作品的初版本，如1938年11月初版本《爱情的三部曲》、1938年3月初版本《春》、1940年4月初版本《秋》、1947年3月初版本《寒夜》等就在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之中，遗憾的是此批藏书中并没有《家》的初版本，巴金曾说过“他原有《家》的初版本”，但是后来丢失了。
初版本《家》至今已经鲜为人见，即使在巴金藏书的主要保藏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巴金故居纪念馆中也没有留下一本。《家》出版于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初版本发行量本就有限，留存流传更为不易。
初版本指第一次印刷、发行的书籍，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与学术价值。初版本《家》的封面设计者莫志恒曾描述设计的理念：据作者说《家》是《激流》三部曲之一，所以把“激流”二字放大占封面四分之三面积，以细点空心字印橘红色，上面套印一个“家”字、“巴金著”，美术字黑墨印，封面白色。幸运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留存的《家》印证了设计者的描述：封面设计得既简朴又醒目，封面的底色为白色，上面用褐色线条勾勒出“激流”两个美术字，在两字之上叠加一黑色的“家”字和“巴金著”字样，书脊标有“开明书店出版”，封面设计明确告诉了读者这本《家》就是不久前在《时报》上连载的《激流》。
对于《家》的初版本，学者们常以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九集中的巴金的《家》为参考。此丛书由丁景唐主持，赵家璧担任顾问，《编后记》中说：“所选的五部长篇小说，均采用久已绝版的初版本。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除了订正个别明显的文字和标点错误外，悉依初版本排印，以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这里提到的五部小说就包括巴金的《家》，系根据开明书店的初版本，除了封面和版权页没有保留，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一切都依照初版本排订，再现了初版本《家》的原貌，是学者、读者阅读初版本的主要文献来源。
（二）“暗藏玄机”的开明书店合订本
1938年3月《春》初次出版后，开明书店还为巴金制作了一册《家》《春》的合订本，封面的材质是硬壳绿丝绒，书脊的中间印有烫金的“激流第一集家与春巴金著”一行字，书的环衬为墨绿色，无版权页。
经过内容比对，此合订本采用的《家》为1937年2月版本内容，并在“激流总序”“呈现给一个人代序”“五版题记”基础上附上了“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合订本中《家》与《春》之间隔有一页草绿色纸，似暗示“绿草茵茵、生机勃勃”。
经过内容比对，此合订本所收入的《春》为1938年3月初版本的《春》，扉页上印有“春·激流之二·巴金”几个字，书名页背后有一方框，方框内广告一则可谓“暗藏玄机”：激流之一 家 每册一元、激流之二 春 每册一元、激流之三 秋 在著作中、激流之四 群 在著作中。此版本见证了巴金最初的写作计划，巴金的“激流”系列长篇小说早期的计划不是三部而是四部，至少在1938年最初的写作计划中没有改变。到了1940年4月巴金的《秋》初版发行，《秋》的初版本中没有再出现《春》中的“广告”，后来《家》《春》《秋》便被称为“激流三部曲”。
巴金曾回忆道，1935年的夏秋时节曾动笔为《群》开了头，但只写了几页就又搁下了，1949年后曾将《群》列入他的创作计划中，但又几次都没有实现。
（三）“新旧交替”的195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19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重新出版巴金的《家》。排印前从朝鲜前线归来的巴金风尘仆仆，依然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修改，这次修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
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可以屏蔽外界环境的干扰，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改。或许是因为比较匆忙，这次修改主要是修改与替换了一些字词，删去了一些累赘的句子。1953年3月4日，巴金为新版《家》写了后记，不过这次的版本中没有了之前开明书店版本时期的“呈现给一个人（初版代序）”“关于《家》（十版代序）”以及“五版题记”，保留了“激流总序”。这些变动和增删反映了巴金扩大《家》的内涵和外延的修改意向。此版本于1953年6月在北京推出第一版，接替了“开明书店版本”，开启《家》出版发行的新纪元，之后这个版本共印了13次，直到1977年底为止。
（四）“域外传播”的租型本
租型本也称租赁本，指出版单位对从其他出版单位租入型版进行印制、发行的出版物，并按出版定价的一定比例向出租单位支付专有出版权再许可权使用费，租型本本身并不会在图书中自我标注为“租型本”，如今“租型”这个出版界的特有说法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巴金藏书中有香港南国出版社出版的《家》，巴金在扉页记录，“租型本，巴金”，是作者对于特殊版本的判定，而与其封面与版式一致的系列图书虽然没有写上“租型本”，但可以基本判定这就是香港南国出版社以“租型”出版发行的一批巴金的作品。书中的版权页中没有标注出版时间，这也正是“租型”的特征。
1961年7月13日巴金在与余思牧的通信中说：“寄来各书收到，谢谢您。那些书印刷装帧都不错。我不希望用旧纸型重版我的旧著。”“我特别不喜欢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的那几本，我早在开明书店结束的时候就对该店的负责人讲过将那些纸型作废。因为那些纸型错字多，不妥当的字句也多。”“请转告南国出版社，以后千万不要再用开明书店的纸型重版我的任何一本旧作。至于别的书，暂时用旧纸型重版也不要紧。（其实《家》、《春》、《秋》中改动也很大。有些缺点我自己已改正了，港版还一直替我宣传，我心里总不大痛快）。我以后去北京开会，当找有关方面谈谈，如能办到在国内改排另打纸型更好。”《巴金日记》1962年3月27日至4月16日记录：为香港南国出版社作《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序》及《巴金188体育官方ios选集·序》，二书后因故均未出版。可见此批租型本是为了《家》在华语文化圈的进一步传播，由香港南国出版社以“租型”版本方式出版的，应该发生在1961年之前，出版后由余思牧邮寄给巴金，后来南国出版社于1962年7月再次出版了《家》，这次在版权页明确标识了“1962年7月港版”。后来巴金在1985年出版的港版《激流三部曲》的序中说道：“正是靠了这些盗印本和‘租型本’，海外的读者至今还不曾忘记我的名字”，体现了巴金对这一批租型本的态度。
（五）“信手拈来”的钤印本
在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中，有一本平平无奇的《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发行的一个较为常见的版本。但翻开书页，就会发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8枚鲜明醒目的红色印章跃然纸上，除去1枚“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印章是文学馆业务用章外，另外7枚均为巴金“名章”，计有“巴金藏书”印章1枚，“巴金”印章4枚，“芾甘”“李芾甘印”印章各1枚，这7枚印章都在他的藏书中出现过。巴金有通过扉页印章为图书分类的习惯，这一页印章十分齐全，引人猜想或许是某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巴金悠闲地整理自己的藏书，一时兴起，找出家中所有印章，在此书的扉页上一一加盖。如此多的名章盖在《家》上，也从侧面凸显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内容嬗变：从家族叙事到时代寓言
手稿与各珍贵版本的留存为后人研究巴金的创作思想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与广阔的研究空间。《家》的文本嬗变，体现了现代文学从“家庭史”到“民族寓言”的转型，既是个体命运的悲歌，也是时代变革的号角，嬗变的细节体现在版本演变的缝隙之中：
在人物塑造的深化方面，初版本中懦弱的“作揖主义者”，在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中增加了“我不能抵抗，也不想抵抗”的独白，强化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展现了觉新的“双重性”；鸣凤投湖场景从自然主义描写（1933版）转向心理独白（1982版），使死亡成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再诠释。
在语言风格方面，从欧化长句（1933版）到简洁口语（1982版），反映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成熟轨迹；叙事结构上章节标题的消失（1937版）展现文学接受方式的变迁；特制本绿色绸缎封面（1938版）构成视觉化的隐喻系统。批注本中反复涂抹的段落（如觉慧与鸣凤对话），揭示作家对情感尺度的把控焦虑；钤印本的赠书流转展现了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关爱。
1930年初版本聚焦家族专制，如高老太爷临终时“眼睛忽然睁开”的细节，展现封建权威的虚妄。1950年代修订本增加对“革命青年”觉慧出走细节的渲染，呼应新时代对“进步性”的诉求。1980年代定稿本删除部分政治化表述，回归人性书写，如瑞珏难产场景的悲悯笔触，体现了主题的明显转向。
经典的生命力在于永远“未完成”
《家》是以反封建专制为主题的作品，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把尖利的长矛刺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营垒。数十年当中，它和它的主人经历了岁月的风霜雨雪，这柄长矛在巴金的磨砺下更加锋利。每一次的修改都使书的内涵不断深化、艺术不断完美。《家》版本演变清晰地展现了巴金思想轨迹和创作风格的变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富矿。《家》使巴金从创作的徘徊和寻觅中走了出来，对巴金整个创作生涯和人生旅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家》是巴金精神之“家”。
如今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占地46亩，建筑面积共3万平方米，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藏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众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的手稿、作品初版本、照片、书信、字画、书籍等98.04万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143件，并建有142个作家文库，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学资料之“家”。
这里充满了巴金元素，正门刻有巴金的话的巨石影壁、大门上的巴金手印门推、取自巴金《寒夜》的壁画、伫立在院内的巴金铜像、巴金手书“中国现代文学馆”牌匾、巴金藏书文库等等。中国作协十代会之后，围绕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中国作协精心组织打造“作家活动周”，邀请会员回“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多次作为“作家回家”的活动场地，通过展览展陈带领作家感受新文学脉络与新时代文学的辉煌成就。正如全国文学馆联盟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所言，“中国现代文学馆完全实现了巴金当年的设想，为文化薪火相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可谓作家之“家”。
巴金曾言：“《家》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当这部作品的手稿成为“一级文物”，其意义早已超越文献保存范畴。从开明书店的初版本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定稿本，从战火中幸存的清样本到盖满8枚印章的1988年版，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精神的涅槃。这些版本如同年轮，记录着一位作家如何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将个人家族记忆锻造成民族的精神史诗。《家》的版本流变史提醒我们，经典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正如激流，奔涌向前，永不停息。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