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从何处来？——梁鸿《要有光》阅读笔记
梁鸿非虚构新作《要有光》，关注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创伤与重建。这注定不是一次轻松、惬意的阅读旅程。仿佛置身于漫长的黑暗隧道，祈求着光亮渗透、划破黑幕，可是隧道的尽头在哪里？光自何处来？更特殊的是，我已经无法与往常那样，与文艺作品保持一段置身事外的距离以获得鉴赏的余裕，那黑黢黢的暗幕，不时陡转为寒光四射的透镜，我分明照见自己的嘴脸。
在下班、放学高峰的地铁上，我曾见过一个中学生，男孩，脚边放着沉重的书包，头无力地斜靠在椅背上，面无表情，双眼没有任何的光，拆开一包零食充饥，那往嘴里投食的动作，如同机械臂一般……我们身边有无数这样的孩子，如梁鸿所言，“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每次脑海中浮现地铁上中学男孩的身影，就心如刀绞，就祈求我的孩子千万不要变成这样，同时也想起朋友圈所见滕威教授的那期播客：把孩子生在竞争如此残酷的时代我很抱歉。去年期末的时候，我儿子所在小学四年级的班级里，有部分家长联合草拟了一份呈递给校方的提案，征求其他家长签名同意，内容是：学生课间可以到操场活动，不挤占体育锻炼时间，减少每天的课后作业，不要过早分班……我内心纠结了好久，没有在这份提案上签字；但又时不时为此而后悔。事后有位家长提醒我：那些支持提案的家长早就为孩子准备好了其他赛道，所以要求“快乐童年”。咱们都是普通家庭普通娃，只能挤常规赛道，可别瞎掺和！我也是“中国式家长”中的一员，所以读到梁鸿笔下这些文字，实在不免汗颜：“家长给孩子制造的焦虑远远比孩子自身产生的多得多”，“他们浑身上下的姿势和表情都在告诉孩子：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刷题，参加竞赛，考上北大清华”，“往往是家长看起来比孩子更焦虑，想的就是赶快把孩子治好，回学校上学，这实际上还是实用主义的观念。家长很少真正考虑孩子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更少考虑孩子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不能再用“青春期叛逆”这样的标签去打发青少年的心理疾病，“是不是我们，这些成人以及由成人构筑的系统，在哪里忽略了，甚至是残酷镇压了孩子，孩子的身体健康，孩子的创造力，尤其是孩子的精神健康？”
这么说来，这是一部直面现实的社会问题剧。然而梁鸿却提醒，“这本书并非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科学著作，它仍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的对话与写作材料，如果置于人类学或社会学著作中，那就是田野和田野上采集到的素材，等待着被提纯为具有学术含金量的结论。可是在梁鸿这里，它们不是舞台上的道具与背景，而就是舞台本身。甚至，与文学界的一般非虚构作品相比照，梁鸿新作依然具备卓尔不群的品质。邱华栋曾回忆《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的策划缘起：“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是特别丰富的，每天我们看社会新闻，发生的好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但中国作家“没有行动能力”故而无法将“中国社会的丰富复杂现实呈现出来”（邱华栋：《非虚构写作和时代》）。近年来获得关注的非虚构作品，确实践行了上述导向，作者们走入生活深处，置身社会现场，发现中国问题。我曾在短文《近十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四个问题》中尝试剖析这股蔚为大观的写作潮流的洞见与限制：“社会问题”已然成为非虚构写作稳定的取景器，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涉及传销、郑小琼《女工记》涉及打工、梁鸿《中国在梁庄》涉及乡村治理、乔叶《盖楼记》《拆楼记》涉及拆迁与上访、袁凌《寂静的孩子》涉及留守与流动儿童……然而社会问题的满溢也会带来限制。詹姆斯·伍德批评一种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写作策略：“走出去，填满你的笔记本，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这些现实塞进小说。”非虚构写作也会面临类似危险，满足于在社会生活的表面惯性滑行，满足于将来自社会问题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则支付了巨大代价，比如牺牲了人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算是个体。他们全都是从社会的目录表中选出来的”（詹姆斯·伍德：《汤姆·沃尔夫的肤浅和信息问题》），牺牲了社会问题中鲜活的个体，以及与此个体相联系的深广的社会背景。而梁鸿新作的关怀就是个体生命，“是那一个个孩子，是孩子们‘生病’背后的复杂性和冲突性，以及这复杂和冲突所通向的多维度性”。
梁鸿还原的是携带着“多维度性”、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所以能冲破同类题材中习见的性别、阶级、地域、职业等身份政治的标签，甚至冲破“病人”的标签。西方医学史的研究已说明现代医学的出现，伴随着医生和病人之间权力关系的重构。“十九世纪之前，病人对己身病情与治疗方式，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而当“实验室医学”建立起来之后，“即便对一个充满爱心的医生而言，他／她的专业训练也将迫迫使他／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症、数据与检验报告上。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些结构性的因素，使得现代医院中虽然病人摩肩擦踵，但自主的、完整的人却消失在这个医学宇宙之中”。医生在试管里、在显微镜下、在现代检测设备中，关注的是血液、尿液、分子等形态性质的东西，作为整体的、活的人的形象几乎消失，“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患’(patient)诞生了：他／她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等待与忍耐”（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而梁鸿要争取的，就是“整体的、活的人的形象”，即便他们已被视作病人，也不放弃其主体性与能动性。被心理疾病困扰的敏敏来到阿叔的补习班求助，在这儿遇到其他来咨询的孩子，听得多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像一静妈，她总是关注自己的焦虑，她根本不了解一静在想什么。我和一静聊过，她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对自己喜欢什么也没规划。我自己观察到，一静妈根本没有理智地思考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和情感。”多么反讽，这是一位病患对病友的观察，这同情的理解、周到的关注，到底是病是医？如果生命有这样的相互理解与体恤，我们难道不对走出病痛葆有信心？
这份信心还来自雅雅，我想完整地引出这段她在申请香港几所大学时的自述：
我接触心理学是因为自己身处情绪的困境。最初，我依靠治疗师来帮助我识别和调整有问题的思维模式，但现在，我能够独立识别和纠正自动思维中的问题，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此外，在康复过程中，我对探索认知行为疗法如何在临床环境之外应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应对社会挑战，尤其是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处于极大的困境之中，但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心理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甚至加剧了这种困境。我希望成为一名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心理学家，让更多人受益于先进的心理学理论。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但我可以迈出第一步。
如梁鸿所言，这不是为了申请求学而写的套话，其中的诚恳与庄严清晰可见，这是在写给未来的自己。
果戈理说：“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辩证地说，审视自己心中的黑暗，是审视他人和天下的黑暗的起点。这也是梁鸿在书中的呼吁，“让我们警醒并看到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应该具备的谨慎和反思”。作为家长，阅读这本书恍若揽镜自照：“只要你的孩子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你就一定是失败的”，失败是被成功反向定义的，而关于成功的标准又如此单一和偏狭，舍此独木桥，再无法想象其他路径；给孩子营造健康的空间，“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难道不应该从家长自身走出上面这个“巨大的骗局”开始吗？梁鸿提供的是一部寻找光的书，那么光源在哪里呢？我不禁联想起牛汉的短诗《夜》：
关死门窗
觉得黑暗不会再进来
我点起了灯
但黑暗是一群狼
还伏在我的门口
听见有千万只爪子
不停地撕裂着我的窗户
灯在颤抖
我在不安的灯光下写诗。
《夜》的绝大部分篇幅渲染出阴霾不散的恐怖，“黑暗”如“群狼”环伺。但出人意料的是收束的一句“我在不安的灯光下写诗”，坚定而从容不迫。正在写作的诗人形象越是安然沉稳、不为所动，那看似强大的“黑暗”就越显得色厉内荏，而原本弱小、被动的诗人则越发禀有高贵的尊严。这里还有一种饱经沧桑后的了悟：在与“黑暗”搏战的过程中，任何外在的光亮已不足恃（连“灯”也“颤抖”、“不安”），希望就收归在诗和诗人自己身上。同样，当理想的环境无法一蹴而就时，我们应该从内部开掘光明，光明来自我们的自省与自信：就“自省”而言，诚如梁鸿所说，“让我们警醒并看到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应该具备的谨慎和反思。我希望的是它能够对我们的思维结构、情感方式产生一些影响，进而对我们的生活和结构，对生活中与我们相关联的人能有新的理解”。就“自信”而言，当敏敏和雅雅们摸索着从黑暗隧道中艰难走出，又决意化身明灯，为依然困于黑暗中的人们提供光亮，我们怎不会受其鼓舞；当我们每个人对上述觉悟反身而诚、身体力行，当它们点点滴滴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和结构”，难道我们不能从创伤的废墟上直起身来，迎接漫天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