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庄子有两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不得已而后动，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与“试图让某物变得美好的所有努力，本身已是制造丑恶的工具”。

我想，如果有人从中国邀请我谈谈 “本土诗歌传统与全球诗歌文化如何滋养我的创作历程”，我能做出的最偏离常理的事，就是去谈论中国作家。更甚者，去谈论我与道家思想的联结。我甚至觉得，我口中的“道家思想”，在中国或许是另一番模样。也可能我所说的一切，要么显得荒诞可笑，要么令人汗颜。

就像此刻，一边是震耳欲聋的鼓声，我却仍在继续弹奏钢琴。不过说到底，那鼓声也很可怜，它被置于本不属于它的负面境地。因为低音钢琴的力量，恰恰源于它与震耳欲聋的鼓声之间形成的张力。而这正是我想在此处提及的最后一点：我始终相信 “张力” 的存在。倘若我试图写一篇 “聪明” 的文章，其背后潜藏的愚蠢便会暴露无遗；正因我刻意让这篇文字显得有些 “笨拙”——至少是结构松散、自由随性——我便期望，在这份 “笨拙”的另一面，能浮现出某种内在结构、某种思想脉络，或者至少是一幅自我画像，让大家得以窥见“本土诗歌传统与全球诗歌文化如何滋养我的创作旅程”。

首先我想说的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道家思想中的伦理主张，是我所能找到的与自身最契合的理念。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也未必全然如此。这份顿悟，一如往常，来得猝不及防。三十五岁那年，在二十年未曾有过任何刻意、系统的身体锻炼之后，我开始学习当代舞，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但其间有三年，我暂停了当代舞课程，转而投入另一件事：练习咏春拳。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何会走上这条路，或许只是因为我家附近一个街区新开了家咏春拳馆。然而，就在学习招式、与同伴对练拆解的过程中，我意外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共鸣。我的师父说我在咏春拳上很有天赋，我因此备受鼓舞，开始研究咏春拳的历史，与师父深入交流，还找来道家典籍阅读。这时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能学好咏春拳，其实是因为我早已与道家思想的精髓有着深深的契合。

因为故事或许在更早之前就已埋下伏笔。我曾有一位最爱的爵士音乐家——米沙・门格尔贝格，一位荷兰钢琴家。在我经历前面所讲的咏春拳顿悟之后不久，我看了一部关于米沙的纪录片，意外得知了一件此前一无所知的事：米沙有位朋友是《老子》荷兰语译本的译者，这位译者将译本专门献给了米沙。他说，米沙是一位真正的道家追随者，尤其是因为米沙自己对此毫无察觉，也毫不在意。若要解释米沙・门格尔贝格何以称得上 “道家追随者”，我可以举个例子：纪录片里，米沙提到，曾与他搭档四十载的鼓手汉・本宁克风格格外喧闹，即兴演奏时常会先疯狂敲击鼓组半小时。那噪音实在太大，米沙觉得，若想靠钢琴的音量和他比拼，根本毫无意义。于是他选择的做法是：极低音量地弹奏，直到本宁克敲鼓敲得累了为止。这时，米沙才真正进入演奏状态。据米沙回忆，本宁克当时会很惊讶，心里大概在想：“我该怎么办？难道连这只‘小老鼠’也要‘碾压’吗？”这既不是一种技巧、一个花招，也不是某种知识，而是一种伦理准则——换句话说，是面对事物时的一种行事方式：要么放下对事物的主观意志，要么全然顺应事物本身。

但事情其实更复杂。因为后来我才明白，这绝非简单的“顺应” 或 “放下意志”，而是人可以处在一种张力之中：既有明确方向，同时又保持开放与接纳的姿态，就像练习咏春拳时那样。

我一直努力以这样的状态写作，如今也仍在坚持。那是一种矛盾的融合：既要主动向前探索，又要对当下发生的一切、对创作过程本身自然浮现的可能性保持高度敏感；更要学会将阻碍视作另一种“可能性的提示”。

那么，就回到这两句话上来。“不得已而后动，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我写作时，从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而当我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时，就会刻意做些调整，让这种 “明确感”消失。因为在我看来，唯有那些我们始终无法完全理解的事物，才能给予我们某种力量，推动我们不断前行。

比如这篇文字。我不想写一篇单纯阐述“我如何看待事物” 的文章——我对“自己如何看”其实没那么感兴趣，反而更在意那些 “我没看到的东西”。正如另一句话所说：“试图让某物变得美好的所有努力，本身已是制造丑恶的工具。”同理，所有试图让一篇文字 “显得有意思” 的努力，本身就成了“没意思”的一部分；所有试图“把自己说明白”的尝试，本身就成了“困惑”的一部分。

若是遵循我自己的原则，我本该给大脑“制造点混乱”才对。此刻我正听着一首亚美尼亚音乐，歌名是《别让我们沦为复制品的复制品》。显然，这带着柏拉图式的意味——若从字面意思理解，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根本别无选择。但无论如何，这份努力或许已然值得……说到柏拉图，倒有另一件事可以在此提及，就是他那著名的“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主张。这算不上新鲜话题，却是我此前没料到会写进来的内容。我想说的是，柏拉图驱逐诗人，并非源于轻视；事实上，他很看重诗人的才能，就像他在书中写道的：“倘若有一位能模仿万物、化身万物的人来到我们的城邦，吟诵他的诗作，我们会把他当作神明来敬奉……然后送他去别的城邦。”不过，尽管柏拉图认可诗人的才能，却认为这种才能具有危害性：一来，诗人的创作围绕非理性、非道德的事物与情感展开，他们所传授的内容，本身既难以理解，其传递方式也让人捉摸不透，最终只会造成混乱与动荡；二来，在他看来，诗人本质上是模仿者，换言之，是现实的伪造者——而现实本身也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倒影。诗人执着于表象，而非事物的本质，终究只是制造幻象的人。更糟的是，诗人还拥有蛊惑人心、混淆是非的力量。

不过，驱逐诗人最核心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我们所说的“诗人偏爱谱写新歌的倾向”。柏拉图曾言：“当人们说‘世人最偏爱歌者吟唱的最新曲调’时，往往可作此推测——诗人所指的并非‘新的歌曲’，而是‘新的歌唱形式’……引入新的歌唱形式会让一切陷入危险，因为……音乐的准则一旦改变，城邦的根本法律也必将随之动摇。”若要为柏拉图辩护，我们或许可以说，他的担忧源于对艺术影响力的高度重视；而若要理解这份担忧，也可这样认为：倘若由艺术家来改变城邦的根本法律，这些艺术家自身其实并不清楚，他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究竟在倡导什么——这就如同将理想国的命运托付给一群孩童。

我刚才关于柏拉图所说的这些话，同样算不上新鲜：不过是在重复我自己以往的观点。但事实上，“诗人吟唱新歌，在无人知晓方向的情况下改变着社会”这一理念，在我看来既美妙，又承载着希望——一种兼具危险与希望的可能。这份责任固然重大，却唯有彻底抛开“责任”的束缚才可能实现目标。或许连“抛开束缚”都不必：只要“茫然未知”便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