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阿古斯廷·瓜姆博|诗歌:孤独者的相遇之地
无论人们对诗歌持有何种看法,我想先表明:创作诗歌,本质上是在孤独者之间建立一种隐秘的联结。在当下这个时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流媒体电影、粗制滥造的电视节目,以及“网飞式文学”四处散播着麻木人心的喧嚣。这让我不禁思考:诗歌在多大程度上,仍能作为孤独者的栖息地?
探讨诗歌在社会中的角色并非易事,尤其在当下这个世界:读者们愈发急切地追寻并追捧那些能带来愉悦、给予确定答案的艺术。如今,我们的社会发展似乎正迫使我们像躲避瘟疫患者一样回避孤独者。正因如此,我想,我应当先将诗歌理解、定义并重新确立为:为那些感到孤独与被边缘化的人筑起的一道壁垒。
我所说的孤独,是一个人主动选择与沉默相伴的状态。这种孤独,也不应与“隔绝”混为一谈,更绝非“逃避”。如今,沉默已然成了一种奢望。这个世界将“资本主义喧嚣”变成了常态,化作了舒适区,仿佛为每个人都强制播放着一段背景音。在这样的环境下,阅读便成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行为。
我所说的阅读,并非划着屏幕、任由算法施展 “魔力” 时,对文字的匆匆扫过与对转瞬即逝信息的被动接收。而是静下心来,让一本好书所带来的沉默陪伴自己。而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一本好书留给人的,从不是答案,而是疑问。但仅仅有疑问还不够,因为并非所有疑问都拥有同等价值。比如,科学家的质疑是为了探寻真相;而诗人的质疑,却是为了传递某种东西。
曾有一次,我与一位泰塔在厄瓜多尔的圣巴勃罗湖畔休憩时,他对我说,西方世界——此处并非指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的问题在于“不会质疑:他们的质疑太过理性。他们质疑,是为了停滞不前、拖延行动,或是为无所作为找借口。质疑成了他们的托词。”而诗歌所引发的质疑,则全然不同。它不求终极答案,而是在喧嚣中不断开辟道路,如同有人走进沙漠寻找水源一般。也正因如此,诗歌才具有危险性。“要学会更好地质疑,” 当我们重新启程,三月的天空中太阳像一颗熟透的桃子时,泰塔接着说道,“……但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学习。因为‘知道’和‘学习’并非一回事。”从那时起我便明白,不会质疑,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意味着未曾学会真正的阅读。一首好诗,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们对自身、对所处的时代与历史,产生更有价值的疑问。
在安第斯世界中——我指的不是某些出版社或社交平台上所售卖的、经过商业化简化的版本,而是植根于其自身思想与哲学的深层认知——阅读绝非仅是对成行排列的任意符号进行解码的过程。它是一种“智慧”行为,是与世界的记忆-知识建立联结的方式。在这里,语言、人,乃至时空本身,都是承载着意义-灵魂的载体。阅读不是被动的个人行为,而是参与到一种鲜活知识中的方式——这种知识超越了文字本身,融入了共享的体验之中。
几年前,我有幸在神圣峡谷与一位库斯科诗人交谈。我们分享并探讨了诸多观点,其中最让我产生共鸣的是:与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在安第斯世界中,其哲学与知识的构建并不依赖字母文字或亚里士多德逻辑,而是以一种“关系性认知体系”为基础——在这一体系中,记忆、语言与行动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安第斯文化未能发展出传统书写体系并非偶然:他们的知识通过结绳、织物、口头相传以及与环境的联结来表达。这种“记忆-语言”并非单纯的数据储存库,而是一种流动的存在,贯穿于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并以此维系着与世界各个部分的关系。而诗歌的真正价值维度,正蕴含在这一流动过程之中。
与安第斯知识体系相似,诗歌并非试图“驯服”世界。相反,它是一种倾听世界的方式——与世界的声音、节奏及沉默保持共鸣。它将我们带回最初的孤独,这种孤独不会将我们隔绝,反而会让我们与其他孤独相连;在这份联结中,我们得以映照自我、看见彼此。诗歌由此成为一个“主动质疑的空间”,一个让人“跳出固有视角”的场域,更是对“主流思维”的打破。或许在这个充斥喧嚣的世界里,这正是我们仅存的少数抗争方式之一。
毋庸置疑,世界的节奏已急剧加快,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漩涡——在这漩涡中,现实仿佛成了即将崩塌的虚构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绝不能只满足于做一个“舒适惬意的空间”、一处“让人忘却窗外风暴的感伤避风港”。它应当回归“壁垒”的本质。这是一个抗争的场域——不仅要对抗吞噬一切的喧嚣与犬儒主义,更要直面那些 “让我们逐渐失却人性的空洞叙事”:它们不断要求我们 “为拍照而微笑”,却无视真实的处境。
奥尔多·佩莱格里尼(Aldo Pellegrini)认为,诗歌与爱一样,都是“本源能量”——它们为我们在浩瀚宇宙中的存在赋予意义,而这份意义,等同于不再畏惧生活所蕴含的风险。然而,日复一日,诗歌正被那些掌控经济、文化与符号权力的人“驯服”。一些诗人选择屈从,渴望权力与不朽,他们游走于世,却对本可震撼时代的真相缄口不言,忘却了同胞的苦难,一心寻求与“权力喧嚣”为伍。
另一方面,罗克·达尔顿(Roque Dalton)、奥托·雷内·卡斯蒂略(Otto René Castillo)、阿玛达·利伯塔德(Amada Libertad)以及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都是“生命诗歌”“壁垒诗歌”的典范。这些诗人毫不畏惧深陷时代的泥沼,他们的作品成为反抗压迫的象征。他们让我们明白:要想不让敏锐的感知被商业化的犬儒主义所取代,就必须在面对不公与人类苦难时,保持一颗纯粹的心。他们的生命与作品证明,诗歌远不止是文字——它已成为触动人心、直面现实的工具,是对抗掠夺与流亡的主动抗争,是困境时代里捍卫尊严的壁垒。
我再次想起安第斯山脉——那是我的壁垒。我忆起那些与我同行的无名诗人(我也如他们一般):他们是安第斯之夜的后裔,孕育着新的混血朝阳;他们在漠不关心的人群中保持警觉,在沉默中热切求索;他们踏过无数迁徙飞鸟的血迹前行,在每一块我们雕刻、啃咬的石头中,寻觅先祖的印记。我的心,有一部分正属于他们。我认为 “安第斯未来主义” 是对被动消极的主动挑战;它是一条道路,和其他所有可能且必须出现的道路一样,让诗歌得以继续战斗。我想到这些诗人如何成为一声原始而古老的呐喊——他们是“肉体诗歌”,啃噬着资本主义的喧嚣,唾弃僵化的美学,点燃属于我们“被遗忘未来”的吞噬之火,以此延续先祖们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