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故事与抗战记忆 —— 从《支山》到《铜墙》
云舒最擅长“金融”故事的编织，她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文本风格，行业术语的刚性框架与人性本真的柔性流动间暗藏着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和生活况味，令读者沉浸其中。作为多年的银行从业者，同时又是深耕多年的作家，云舒兼具金融人的职业熟稔、敏锐与小说家的叙事“魔法，其小说总带有双重聚焦。信贷风险评估议程中的多方博弈、银企之间的矛盾与合作、经济账与社会效益的掂对考量……这些金融日常在云舒笔下总能被重构为精彩故事的演绎和复杂人性的呈现，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与互文。这种独特的视角，又让文本呈现出一种“金融 +”的复调结构，从《女行长》《K线人生》到《筹算》《小石楼》，云舒的小说表层叙事中随处可见信贷合同上的条款、银企谈判的交锋、财务报表里的曲线，像精密运转的金融仪器，专业而精确，尽显行业肌理；表层之下还有“精密”和“准确”间复杂混沌的人间百态、工业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以及红色金融史里未曾褪色的精神传承。而所谓“金融 +”，也不是简单的“金融背景+故事”，而是将这一场域作为叙事基底，让商业逻辑、行业规则与人性主体、历史纵深在文学重构中发生反应，互为表里。这种写法在其近作《支山》与《铜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支山》的开篇便以颇具戏剧性的金融场景切入，石城国投负责人章小溪正被“围追堵截”，为躲避从前的恋人、现任云渡县县长史大可而仓皇躲入三字禅茶社。而三字禅茶社门厅的南瓜产品从易拉宝到数字影像的变迁暗合着地方经济从传统农业到文旅IP的转型焦虑，史大可反复推销的“南瓜光伏大棚”项目反映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企业三方在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上的深层博弈，更是将投资方与项目方的拉扯、农业科技与金融杠杆的关联具象化。章小溪对“自融”风险的职业本能警惕与史大可近乎偏执的生态理想主义形成小说中一重戏剧张力，而当章父珍藏的军用药箱与三字禅茶社南瓜茶具都出现在叙事之中时，历史记忆便更加具象化地悄然介入到现实抉择中，接下来史大可、常行长、万总的陆续出场，则将围绕项目的一场四方金融博弈推向高潮。云舒的妙笔在于，项目拉扯过程里穿插讲述了章父的革命峥嵘以及日常生活，太行山抗战往事被巧妙地嵌入当代金融事件之中，形成跨越时空的叙事张力，搭建起一座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革命战争年代的热血与英勇，与今时今日人们的行动和选择，在纸页间完成了血脉相连的精神对话。
《铜墙》作为《支山》的姊妹篇，在情节线与时间线上构成自然的“续集”。小说叙事场域从都市金融中心转移到大山深处的红岭，章小溪以国投机构负责人的身份深入太行山腹地，处理万氏集团的不良资产，围绕生态园区项目与稻田画的争议展开新篇章。与此同时，地方官员史大可的讲述揭开了另一重历史纵深，抗战时期八路军后方医院与冀南银行印钞厂利用冰河陷阱抗击日军的故事。相较于《支山》聚焦金融博弈的表层线索，《铜墙》更着力于将现代经济理性与抗战历史记忆进行创造性连接，“冀钞”这一特殊时期的货币符号被赋予传奇色彩，它从区域流通工具到紧急关头充作疗伤纱布，又在诱敌深入的陷阱布置中成为至关重要的炸弹包裹，而多年后当史大可将一张沾染烈士鲜血的冀钞送到章父手中时，货币的流通价值被置换为历史记忆的传承载体。这种“货币考古学”式的叙事设计，令抽象的抗战精神获得可触可感的物质依托，实现了历史记忆的立体重构。而万氏集团老总万金龙从坚持开发别墅到态度转变的过程，史大可与章小溪之间复杂的情感互动，则进一步呈现了历史如何渗透当下，革命年代的英雄故事不再是教科书里的铅字，而是成为当代人决策时内心的重要力量，在利益与良知的天平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支山》到《铜墙》，云舒以“金融+抗战历史”的复调叙事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两篇小说如同太行山上竖起的两面镜鉴，既映照出现代金融场域中利益与理想的角力，又将抗战烽火中淬炼的红色基因融入当代叙事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