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三部曲中的乡土书写
青年作家孙全鹏的文学实践有两个方面的明显表征：一是他的创作迄今为止全都在小说领域耕耘，鲜见有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二是他的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围绕一个叫作将军寺村的豫东南自然乡村展开叙事，这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乡村生活记忆和经验，而且也是作者从创作伊始便着意打造的属于他个人的一个文学地标。
孙全鹏力图通过将军寺村基层人物跨年代的叙事展现时代变迁。无论是其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跨越30多年的叙事，通过个人生活和命运的沉浮，表现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到本世纪20年代初的豫东南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迁，还是其短篇小说集里的《你就这命》（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等作品，以较小的体量，试图透视30多年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演进，都可以见出这一点。这种文化自觉与他的文体自觉（包括语言和叙事风格以及长篇叙事中的形式求变），在他的写作中是并置的。这也凸显了文学的责任和使命。
孙全鹏的“幸福”三部曲（《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种子》《幸福的花子》）是可以放在一起相互参照阅读的。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里，我们看到他对写入中短篇小说的、自己在将军寺村早年生活的经验的揉碎重组。这种对于所积累的素材的反复变更使用，反映出作为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无论怎样将记忆中的经验打碎重组，其作品和笔调的方向总是一致的，即平和向善，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积极乐观。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尽管都处在过去物质不发达的岁月，但所有的挣扎和努力都具有向上、向善的亮色，这也让他的小说因人物的美好而折射出生活的美好。
从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学经验来自几个方面。一个明显的经验宝库是沈从文聚焦湘西的小说。另一个显在来源是当代中国小说，如莫言之于山东高密、刘震云之于豫北延津。但这种文学地标的过早确立，也反映了作者的某种刻意追求。在完成了“幸福”三部曲的系列出版后，希望作者早日跳出这一略显故步自封的地标化写作，让自己的笔走进更广大的社会和生活。
总体而言，孙全鹏对乡土社会的书写居于他所打造的文学地标豫东南将军寺村一隅，形式上草蛇灰线，有迹可循。他的乡土写作为当代中国的乡土书写增添了一抹新笔，但他写作的未来究竟会在内容上“破圈”还是继续深耕？在手法的化用上究竟会更脉络分明还是大象无形？不同的方向通往不同的空间，答案都在纸上。
（赵立功，河南日报社《河南新闻史料》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