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副笔墨、同人诗学与跨界实验
《希孟之死》至少包含四副笔墨。
第一章是典型的奇幻文学写法,经由画鬼这一神秘中介,个体的生命选择得以和宇宙规律相连接,在文气斐然的铺排中,青绿冶艳、山河浩荡,卷过读者的视线。
第二章可改名为《1793:乾隆、望远镜与“奇形怪状之学”》,青色的天王星与青绿山水遥相呼应,勾勒出 18世纪末热热闹闹的知识图景。往远处看,是年,路易十六上断头台,而马拉死在浴缸里。赵汗青并未选择致力于保存该作的鉴藏名家梁清标,而是笔锋一转,以讽刺手法写起乾隆的形容举止,将政治视野引入艺术之中,拉开“堂下何人,为何状告本官”的滑稽戏,颇有变风、变雅之意。
第三章,突然跳到22世纪,从18岁小孩的赖床起笔,写智能家居,写大型沉浸式戏剧,写《千里江山图》如何在每个人眼中褪色,看似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恰恰把握住了“电子复制时代”艺术观赏的核心症结:有多少人看过《千里江山图》的实物?有多少人看的是网络图片——模糊不清的预览图、包浆浓重的缩略图、经滤镜渲染的处理图,甚至不同的屏幕,如手机、电脑或相机,本就携带着色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接触的作品看似批量生产,实则各有“视差之见”。
那么剩下那副笔墨呢?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能从《希孟之死》中辨认出某种“同人诗学”,会心一笑,浮想联翩。所谓“历史同人”,是一种基于历史事件、人物或文本的二次创作,考虑到历史本身具有叙述的性质,“历史同人”与“历史书写”“历史小说”之间的边界本就模糊不清。以此反观文学经典,则不仅《波斯少年》是希腊史的同人,《三国演义》亦成为《三国志》的同人。
我们不难揣摩赵汗青的创作初衷:为自己喜欢的《千里江山图》还原历史情境,点染王希孟与徽宗之间涌动的暗流,探讨艺术与权力之间微妙的关系。
于是,到第五章,紧绷在小说背面的那条丝带,骤然松快起来,笔触灵动,步步生莲——终于不用“端着写”了。雏鸟情结、君心难测、蚌病成珠,必然错位的情感需求和价值投射,一轻,一重,这是赵汗青的“本色当行”,是同人创作者从《三国演义》写到《大明王朝》的看家本领。赵汗青进一步将其深化为对艺术、情感与政治的探讨:徽宗对希孟的破格提拔,与乾隆对艺术的占有干预,存在什么区别?预支一生的《千里江山图》,对于身处“禁中”的创作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希孟之死》最终想说的是:
对宇宙奥秘的窥探必然成为创作者的负担。一切如同尼采笔下的《俄狄浦斯王》,智慧的锋芒转而刺向智者,智慧乃是一种对自然的犯罪。经由一点同人的兴趣,统合四副笔墨,不回避艺术诞生与流传情境中的毛刺,最终抵达对于艺术本体的讨论。可以说,作者借助“同人诗学”,撬动了关于经典艺术表达的成规。这需要作者具备强大的信念感和说服力,也涉及从同人创作转向时必然面临的问题:起初,是为的这碟醋包的这盘饺子,但包饺子必然要添加馅料,如何保证蒸煮时外皮不破?如何在饺子上桌时保留醋的香味?这也是写作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赵汗青最终完成了这场实验,她也确实在探索一种新的写法,把原发的同人兴趣和学术的、艺术的关怀结合。理解这样的小说,需要具备一种倾斜的视域、跨界的能力。无论是正统的批评家、正统的类型文学读者,抑或正统的同人创作者,都会觉得它尚有不足,不够“严肃”、不够“奇幻”、不够“历史”。然而,上述种种“正统”固然纯粹,却缺少一味“无中生有”的能力。这样杂糅的笔墨与跨界的野心,恰是赵汗青的新风格,也是新的故事生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