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直面文学文本

文学批评是横跨文学、美学等学科的实践。特别是在现代人文学科的规范下，它既属于文学，又属于科学；既可以自由地创作，又需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则。如何面对阅读中的直觉感受、如何处理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如何在遵守规范的同时彰显出批评的个性，这些都影响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对这些现象，批评家却往往习焉不察，也缺乏应有的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主体性理论兴起。对于该理论，很多人认为它只是谈文学创作问题，只关涉创作主体。实际上，学者们所探讨的“主体”包括三个部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因此，该理论认为，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的主体。在整个文学系统中，无论是创造主体，还是对象主体，抑或是接受主体，都具有自由、自主、创造的本质和特性。这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创作界、批评界。批评家们意识到，批评与创作，并不是一种谁依附谁、谁支配谁的非正常关系。它们紧密相依，但又是平等、自足的。批评来源于创作，但当它把创作作为对象时，它有着自己的宗旨、规则、追求。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诸多批评家展开了具有创造性的批评实践，文学批评的声誉和地位越来越高。

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在谈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时，着重强调的是批评实践的独立性和批评见识的深刻性。例如，於可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中写道：“所谓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指作为文学批评主体的批评家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批评活动的过程和最后结果中所留下的个体的精神印记。”这番言简意赅的阐述，突出了批评家在整个批评活动中，不需要听命某种外部指令，也不必臣服于作家言说。他需要做的是，按照学术规则，自主作出学理的批评与判断。同时，在整个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过程中，从阅读到理解到阐释，不仅要准确、深入、创造性地解读出批评对象来，而且要努力体现出批评家的思想、修养、风格乃至人格来。这样的主体性批评不是那么容易抵达，但却是批评家应该追求的。

文学批评是一种十分复杂、微妙、混沌的思维与精神活动。它首先遇到的是如何阅读作品、感悟作家，这是文学批评的第一个“关口”、第一道程序。批评理论中的感受、感悟、体验等概念，都指的是这一批评行为，笔者则更倾向于用“感性直觉”这一概念。按照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大辞典》中的说法，感性直觉是“感官感觉、知觉、表象中尚未积淀主体理智、情感的审美直觉”。它一般指的是普通读者初读作品时，那种朦胧、变幻的意识活动与审美感受。批评家的阅读感受可能更复杂一些，但也离不开这一规律。阅读、接受文学作品的最佳状态是，既没有外界的干扰，又没有内心的阻隔，捧一本自己真心喜欢的书，从容、自由地走进文本世界，让其中的形象、色彩、声音等，与自己的灵魂相遇、拥抱，在自己的大脑与心灵中，形成较完整、鲜明的感觉、知觉、表象。这种审美直觉可以使读者或批评家快速地进入艺术世界，领略其中的全貌，并朦胧意识到文本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感性直觉并不深入，也很短促，但它却是极为珍贵的，它铺就了批评家走向作品深处的通道。

那么，怎么阅读和感受文学文本呢？许多学者和批评家都作出过精彩阐述。陈思和是竭力倡导文本“细读”的，即细致、深入、反复地去阅读、感悟文学文本。首要的一条就是“直面作品”，“以我们赤裸的心灵和情感要求来面对文学，寻找一种线索，来触动文学名著所隐含的作家的心灵世界与读者参与阅读的心灵世界之间的应和”。这意味着，批评家要把自己的情感、心灵投入进去，在阅读中发现线索、奥妙。只有达到这样的阅读境界，批评家才会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愉悦与思想启迪，才有可能走进作品的纵深之处。因此，一些批评家特别主张对批评对象的“主观选择”，因为你主动选定的，往往是与你“声气相投”的。

当下一些批评文章，之所以显得平庸、肤浅、空洞、概念化，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批评家“选错”了批评对象：选非所愿、评非所能。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遵命批评”，听从他人（特别是出版商、作家朋友）的指令，去为一些自己所不认可、不喜欢的作品撰写评论。这些作家作品，往往并不是那么出色，但批评家却出于某些顾虑，不敢批评，甚至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好话。批评家心知肚明，因此阅读作品蜻蜓点水，撰写评论敷敷衍衍，其情感、心灵与作品距离甚远。批评家的主体情感、意识甚至还未唤醒。这样的批评写多了，形成套路，是有损批评家形象的。另一种是“勉力批评”。批评家虽然选择了他喜欢的作家作品，但他的艺术感受、文学修养、人生经验等，却与作家作品隔着一层。特别是阅读方法上，不会细读，难以把自己的感觉、知觉、情感投放进去。阅读的粗疏、肤浅、隔膜，自然形成了批评的浅尝辄止、勉力而为，作为批评家的主体情感、思想，当然难以彰显。如果说“遵命批评”从外部扼制了批评家的主体性，那么“勉力批评”则从内部瓦解了批评家的主体性。

理性的观照

好的批评文章，往往不能只靠审美直觉，还必须依托批评家深入的理性思索。童庆炳在他主编的《文学概论》中写道：“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这番话清晰、准确地昭示了文学批评实践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特别是理性观照在批评中的突出地位。艺术感受是个体的、心灵的，而理性观察是群体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要把个人感悟和社会语境、审美直觉和理性分析更好地融合起来。

文学批评要从文本的、艺术的层面，竭力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洞察、去审视。尽管感性与理性在批评活动中，呈现出一种缠绕、交替、混沌的状态，但二者的运动还是有章可循、职责分明的。在孜孜矻矻的批评写作中，批评家先是“一身轻松”地走进文本的形象世界，尽情地观看、欣赏，获得感官上的印象、知觉、享受。接着，他就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知识与积淀，譬如文学理论、美学理论等，对文本进行梳理、解剖、辨析，进而达到对文本深层结构与内在意义的深刻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他还需要结合时代的语境、社会的语境进行分析。这后半部分程序，对文学批评来说尤为关键，它集中体现了批评家作为主体的文学修养、思想高度乃至人格操守。

正是在理性观照这一环节上，暴露了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局限与问题。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队伍在壮大、新生力量源源涌入，文学批评成果显著，论著、文章不断生产出来。但文学批评如何实现质量上的突破、提升，却成为一个令人关注、忧心的问题。众多平庸、媚俗、吹捧的文章，冲淡、拉低了文学批评已达到的高度。其中一个扎眼的问题，就是文学批评缺乏思想内涵与理论高度。时下文学批评特别是那种“名家新作”“新人佳作”的“时文”批评，作品甫一推出，批评家就迅速出手，撰文评论，作品还未消化，也来不及细读品味，只能粗枝大叶复述故事，牵强附会拼凑意义，且一律是“上天言好事”。但一些报纸、刊物，就青睐这些时文批评。他们追求的就是“短平快”的效果！笔者并不反对时文批评，但这类文章更需要批评家拥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丰厚的理论积累和严肃公正的批评态度。

要想进行理性的观照，批评家需要具备丰富的理论修养、强劲的思辨大脑。在批评家的理论、知识建构中，文学理论、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的宏观理论，思考、论述的是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着引导、校正的多重作用。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发展历程，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参照和坐标。与此同时，其他的人文社科知识也是一个优秀批评家应该具有的思想背景。现代社会科学越来越多样、精细，一个人不可能穷尽全部，但有几种却是格外需要的。譬如现代社会学，可以帮助人从更理性的层面认识现实；譬如历史学，能够引导人认识过去以反观当下；譬如心理学，有助于人洞悉各种人物的心理、人性内部。还有哲学，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用哲学的眼光去洞察、去审视。一个批评家只有具有了丰富而厚实的理论与知识，他的批评才更有根基、有气象。

但是，我们在强调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批评写作陷入一种“理障”。这让我想到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的论诗观点。他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严羽的意思很明确，在写诗的过程中，不能掉书袋，不能陷入空泛的理论腔。但是，诗人平时还是得“多读书、多穷理”。文学批评家也类似，平时得多积累理论知识，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视野和思路。但是，一旦进入批评写作实践，不见得非得引用很多理论，更不可用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中国当下的作品。当下很多批评家擅长使用社会学的视野，擅长使用西方的批评理论，看上去很有理论的深度、理论的高度，但在操作实践中，却让文学作品沦为了理论的附庸。

对话与创造

文学批评从最初的感性直觉、艺术欣赏，再到理性观照、深度解读，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新的创造。这种创造，往往是基于多重的对话关系。在这个一路“寻美探险”的过程中，文学批评自有它的逻辑与“自律”。它容不得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更容不得蝇营狗苟、弄虚作假。因此，批评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学术的良知与底线，努力坚守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在我看来，批评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是多维度的，包括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批评家与作品的对话、批评家与读者的对话等等，但最核心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的对话。有一种批评属于主观性的批评，即采用“我注六经”的方式。另一种则属于客观性的批评，即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这两种批评方式，均有局限与弊端。当下批评界竭力倡导一种主客观相融合的方式，即“我与六经”的“对话”模式。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观，就已经体现了对话的精神。西方的批评家也多提倡“对话批评”。法国文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一书中就有相关论述。其基本观点是，文学文本中蕴含着深层的意义与价值，文学批评家只有通过同作家进行平等、自由的对话，才能发掘出其中的艺术规律与深邃真理。

在批评实践中，文学作品成为了最重要的对象与中介，一边是实有的批评家，一边是“虚有”的作家。“缺席”的作家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他隐身在文学文本以及相关传记、资料、言论背后，需要批评家去构想。对于当下的作家，批评家还可能与他们有着直接的交往。这也构成了很重要的背景。双方就作品展开对话、交流、探索。就作品本身的故事、人物、结构、叙事，乃至其中的矛盾、空白、缺陷、问题等等，展开广泛而精细的讨论、探索。有时双方的观点是一致的、相近的，有时是矛盾的、错位的，对话在逐步深入中推进。这种对话，贯穿在批评写作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理性观照之后，对作品的评判、对意义的确定、对作家的定位等，更需要同作家深入地探讨、交流、商榷乃至争论，才能真正把握到作品的深层内涵、艺术规律乃至奥秘。而那种主观武断的指导式批评，或那种仰人鼻息的迎合式批评，既体验不到批评的乐趣、收获，又失去了批评家的主体性。

文学批评的“创造性”问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难题。笔者以为，文学批评既然属于文学学科，而它的对象又是作家作品，且其中的多数批评是提供给普通读者阅读的，因此文学批评就应该具有创造性，还应该有文学性。当然，文学批评种类繁多，有些是研究古代、现代、外国文学创作和作家作品的，有些是偏向于写文学历史的，还有些是考证史料、探索专题问题的等等，自然不必一律要求有创造性、文学性。它们主要是提供给专业读者的，更注重的是史料性、学术性。而对于当代的作家作品评论，强调其创造性、文学性，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进行这一创造性活动时，批评家要把创造精神贯穿于全过程。

文学批评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文学文本的再创造。文学文本呈现出一个独立、自足的形象世界，怎样解读、评判，要看批评家的感受、理解以及审美偏好。其中一个核心的关节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经过细致、反复的“隔空”对话，实现“视域融合”。由此，批评家从文学作品出发开拓出崭新的文本世界、意义世界。这是对原来文本世界的升华、再创造。当然，对话式批评既是自主的、自由的，又是“自律”的、有限的。那种放大作品的“过度阐释”，以及解读不力的“欠缺阐释”，都是应该避免的。另一个是对批评文体的创造性。批评的属性是理性分析，但它依托于作家的感性直觉。在批评过程中，批评家又会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个性乃至人格、意志。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就有可能展现出批评主体的风姿与精神来。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既体现在批评家敏锐的审美直觉中，更体现在他对文艺实践的理性观照中，最终体现为他在解决诸多现实性议题的基础上展开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建构。新时代的文艺实践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呼唤更多的188金宝搏自信推荐家关注文艺现场，从鲜活的文艺实践中提炼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批评话语。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