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边境的人
9年前，我在茫然中开始了家乡的乡村漫游。那时我需要一些系列化的写作，我选择吾乡作为写作对象。语言上的便利，使我的行走极有收获。但我多数时间还需要留在广州陪家人，且我在广州还有一份松散的教职。于是，我又把足迹引入广州的大街小巷，并延伸到可以当天来回的珠三角地区。不知不觉中，我的工作模式变成了“城乡漫游+写作+教书”。
那些年的漫游中有很多珍贵的瞬间。有一次，一个老船工跟我讲到几十年前在韩江上“放竹排”的细节。他用谚语来描述“行船人”和“种田人”的区别。后者是“日双夜也双”，前者是“半夜如托梦”，把行船人的孤独漂泊表达得又心酸又喜感。还有，“种田白一圈，行船全身乌”——这要说到岭南四季烈日暴晒。种田白的那一圈，是因为穿了大裤衩。行船的人为何全身黑呢？说是江上常常空茫无人，衣裤又常被江水打湿，干脆都不穿了。
这可以称为吾乡船家诗经。它们都正在消失中。随着最后的行船人离世，我们将没机会得知，在江上连续漂流几天的放排人曾以什么心情站立在水面。
有一次，我在村里认识了一个多年前从越南过来的女性。那段时间，我住在她家，非常真切地体验到一个女性以什么样的时间统筹能力和力量，支撑起一个家庭的运转，而这种运转，是在以体力为重的乡村社会，主体还是一个“孤鸟入丛林”的外乡女性。她讲她如何3个月学会听本地话，如何半夜到山上放鞭炮吓退偷袭柑园的野猪，如何像男人那样去砍树、搬水泥。
从2020年开始，我很少回家乡，而是把足迹更多地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当时我接到一项工作，参与一部和顺德相关的纪录片拍摄。后来我参与的程度很浅，但对顺德的介入很深。
顺德乡村有很多河涌和池塘，有天我在杏坛镇龙潭村的池塘边拍照，手机掉进了池塘。池塘的主人、养鱼的大哥纵身跳进水里并飞快地潜进塘底，久久没有动静。他好一会儿才浮上来，对惊惶的我说一声“没事”。随后他又潜下，如是三次，方把我的手机摸上来，他说摸个手机比摸河蚌难多了。
路涌村也有很多河道，奇怪的是该村河道上方结了一张网，系在河两岸的栏杆上，网上落着零星的鸡蛋花。原来是村民接住这些落花，回家煲汤或煮茶。而河渠旁边的石长凳上，偶有一些男人光着膀子躺卧，岭南乡间常有类似的场景。李白的“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也差不多如此吧？不对，李白的青林中怎么可能有一张用来接落花的网呢？这难以复制的诗意，若非亲自到场，我怎能遇见。
2021年，我开始在广州开设写作课程，后来又到广州市老年大学开了阅读和写作课，学员中有很多本地人。当他们带着我回到他们的童年现场，我认识了以前从未认识过的广州。
我们确实总是通过人来认识一个地方的。70多岁的学员阿富带我到东湖边，看那棵从他童年就伫立在那里的鸡蛋花树。当年，他爬到这棵树上坐着的时候，才七八岁；另一棵鸡蛋花树伫立在学员阿冬的童年。那是在高第街许地的一个小杂院里，阿冬在这里从7岁住到20岁。现在这个小杂院，如果把里面的结构摊开，就是一部天然的长篇小说。
海珠区前进路的深夜街头，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我与研究生物学的好友在路边摊吃夜宵。路边的黄葛榕展开了它恢宏的落叶计划，这是独属于广州的春天的奇观，好友说，这种落叶叫“细胞程序性死亡”，也叫编程死亡。跟病理性死亡所不同的是，时序一到，新叶的基因表达就启动，老叶的细胞凋亡也开始表达。
这个说法让我想到，每个人的生命史，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死亡及重生。如同苏珊·桑塔格说的“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不是认同的关系，而是变异的、创造的、革新的”，我觉得正是这种“不认同”驱使我不断行走。
我生命中的那个阶段，因为经常在城市的边界线徒步而成了“住在边境的人”。我“盗用”了《美食祈祷恋爱》中的名词。作者认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代名词”，而女主角的代名词就是“住在边境的人”。虽然小说并不是很对我胃口，但这个代名词太打动我了。
我想成为一个住在边境的人。也许我已经是住在边境的人了。在我看来，“边境”的意思是保持边缘、保持变化。住在广州，也如同住在“边境”，我在这座城市所待的时间远超过我待在故乡的时间，而即便在故乡，我们也都是异乡人。我们都在这个星球上短暂地流浪，却对经过的地方永恒地爱着。我经常记录我待过的地方的一些东西，记下如“雪狮子向火”般快速消失的时光。这就是我的爱，以及我为这份爱所做的一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