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荒原·纠缠——格非《登春台》读札
格非早年以先锋小说家的姿态而闻名，在极具革命性的叙事形式实验中不断表达历史与记忆、自我与时间等经典母题，与马原、洪峰、扎西达娃、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人一起，共同推动了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崛起。但是，格非进入新世纪之后奉献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却风格陡变，由先锋而写实，由虚幻而真实，以优雅而诗意的文字，通过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故事，书写了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知识分子乌托邦理想的追求与幻灭。到了《望春风》，格非更是深入中国社会的乡村民间，描摹江南乡村的历史巨变，深情回望逝去的故乡，探寻故乡大地上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2024年格非的长篇新作《登春台》，可以视作这种现实与历史取向的延续。小说讲述的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在改革浪潮中应运而生，其中的参与者各有来路，命运迥异。小说聚焦其中四位人物，叙写他们的身世起落，从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侧影。这家科技公司主营网络物联，网络物联的功能本来应该是联通世界，打通壁障，但格非似乎有意制造反讽，采取《史记》式的列传叙事，以个人为中心，不断强化人我的隔绝和自我的孤立。世事变动，时代奔涌，都隐然牵动着个体的情绪，影响着命运的走向。《登春台》中四位主人公的命运遭际和悲苦欢欣当然是一个时代的表征，也不妨视为一个时代的“存在诗学”。
我们往往愿意将个人命运的遭际置于宏大的时间节点中来打量，时代巨变之下，自然免不了伦理秩序的变动、情感结构的位移和个人命运的转折。19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全民经商蔚为大观，社会风貌为之丕变，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复杂的时代，同时也是可以大肆书写的时代。作为过来人和亲历者，格非不愿因袭旧章，只是书写时代转折的宏大叙事，相反，经过30年的时间淬炼，他有心想为一个时代转折中的个体代言发声。无论是沈辛夷、陈克明，还是窦宝庆、周振遐，在时代裹挟尘埃落定之后，回首过往所泄露出来的种种不为人知的苦楚和隐忧才是格非最有兴趣表达的内容。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但仍脱不了青春和童年的羁绊，资本积累的背后是无数次的挣扎和拼搏，无论是什么人，最终都不得不回归根本的生死问题。生死大限之间处处有故事，但归根到底，这些人物的故事哪能与生死相提并论。人生的根本问题只能是生死，所以小说开篇的第一句便是：“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的，但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1]
《登春台》写改革，写个人成长，也写风光背后潜伏的幽暗和惘惘的威胁。有人莳弄花草，拿起放下；有人意乱情迷，束手就擒；有人赴汤蹈火，甘之如饴。众生百态，熙熙攘攘。格非由四个人物出发，辐射出一个时代的喧嚣和躁动，回望他们所来的路径，也叩问其人未来的走向。繁华落尽之后，是最朴素的生死，也是最玄妙的哲学。
书名“登春台”自有出典，语出《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通行的解释是说此句写和乐之象，描写如织的游人如何登上高台饱览春色。如此说来，“登春台”似乎暗示作者有意勾勒改革盛况，叙写一个时代的风华。不过，“如春登台”还有后半句：“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在众人趋之若鹜登高赏春的时候，“我”居然懵懵懂懂地生出了落落寡合、无所归附的感受。在浩荡的春风里，“我”却有着个人的意难平和情难诉。众人与“我”的对立，虽不必解释成屈原式的道德自诩，但在“昭昭”“察察”“昏昏”“闷闷”之间，老子相信这些不成形、不入流的感受，是近乎道，“贵食母”的表现。由此可见，“登春台”应该是“我”的故事，而非时代的史诗。
近20年前，王德威倾注心力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以此对话“五四”以来的启蒙与救亡话语，呼应沈从文1952年提出的“事功”与“有情”[2]的人间分野。大时代的波涛翻涌营造出史诗般雄浑的叙事基调，建功立业、改天换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革命的志士或史诗时代中的个体，是否也有一言难尽的爱恨意绪？王德威以为，“抒情”正是史诗时代情感的微妙出口，“抒情”不是个人的小情小感，而是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建立起桥梁和可能，是“感情”和“事情”的遇合[3]。如此看来，面对“如春登台”式的历史时刻，“我”讲出“我”个人的故事和感受，也是一种“抒情”的方式。
应该说，王德威的“抒情传统”其实预设了一种“不兼容”的情感模式。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幽微复杂，总有难以归类的部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见证时代与个体以及人我之间的拉锯，理解人间情绪的复杂多样。更进一步，这些复杂幽微的情感之所以难以融入主流，接轨时代，很有可能与情感主体的创伤记忆有关。情感主体被时代伤害或排挤，以至于生出格格不入的感觉。那种进不去怕落伍，进去了又怕受伤的“围城”感受，正是抒情发生的动力所在。那些完全沉入或者超离时代的人，也许不会有身心上的撕裂。回看《登春台》里的四位主角，沈辛夷少年时被侵害，陈克明经商时遇背叛，窦宝庆目睹至亲的受辱自尽，周振遐一生被周遭的喧哗所扰而不得清净，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抚平的创伤，自然而然地成为抒情书写的对象。相比起那些描摹改革阵痛的作品，格非笔下的这些人物并不为改革本身的艰难困苦所伤，而是在此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不确定性带来了重重危机或生机。
《登春台》以“春”字入题，其实完全没有写时代的春光明媚，而是叙说一路走来的艰辛困苦，背后似乎也有玉汝于成的寓意。当然，以如此积极正向的世俗教训看待《登春台》，未免小瞧了格非的用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重心虽然指向过程的艰巨性，但也暗含了事业的完成或价值的实现等内容。《登春台》所揭示的四则故事，是否传递了一种成功感，其实一目了然。尤其是窦宝庆身负命案，情到浓时向郑元春吐露心迹。他本有心忏悔，但无奈郑元春理性胜于情感，最终让他锒铛入狱。法理昭彰的时刻，不是他的玉成，玉成往往暗含了脱胎换骨的寄托，对他而言，这是玉碎。这些人物的过去固然成就了今天，但是，过去最终是要被升华超越的，所以过去原本不应该成为叙述的重心。可是，《登春台》所展示的恰恰是过去的如影随形。沈辛夷的人生渐入佳境，但她母亲却不断带来麻烦，这个在时代变革中摸爬滚打的女性，一生经历无数失败，但是越挫越勇，矢志不改。她甚至利用女儿的伤痛牟利发财，对金钱的痴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格非的品弹于此可见，父亲的爱孱弱短暂，一击即碎，而母亲的欲望则入木三分，百折不挠。这些所谓的成功者背后始终有着种种无从摆脱的过去，登高所见，未必是当下花团锦簇的春光，可能更多的是过去肃杀冷冽的寒冬。
对于熟悉全球化理论的读者，或许容易想到“带着历史记忆进入全球”的提法[4]。全球化许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人人都可以参与世界进程的运转，从而创造出一个标准统一、人人平等的新世界。显然，这样的许诺其实遮蔽了全球参与的背后权力强弱和资源不均的问题。全球一体化的标准是西方的标准，这个标准抹平了地方差异与文化鸿沟。如果我们要想保持独立的自我，那么牢记历史（过去）与捍卫记忆是最关键的一环。《登春台》是否承接这样的教义与思考，我们不得而知。但小说的故事明确提醒读者，改革的故事与全球化一样，历史记忆（过去）须臾不可忘却。“我”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借助那些光彩或不光彩的记忆，我们得以演绎个人的故事，塑造鲜活的“我”。特别是在卷入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成为世界人之际，回首来时路，将有助于我们辨明身份，看清未来。
讲述过去的故事是一方面，怎么讲述过去的故事则是另一方面。讲述本身并非清晰明了、自然而然的行为，总是牵涉谁在怎样的语境里、用何种语言、取哪种立场等复杂的话语政治。《登春台》里的人物都是半路出家，尤其是对于讲求高精尖的IT行业来说，他们的出身或者掌握的本领似乎很难在此行业风生水起，但格非偏偏写这些门外汉的“华丽转身”。他是有意写改革的鱼龙混杂，还是这些杂牌军不得不然的时代转变？无论如何，格非都不建议用行业精英的职场逻辑来理解历史的展开。格非小说的处理提醒读者历史所具有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想象，某种层面上，甚至接近于无序和混乱。正因为这样的无序和混乱，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被动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塑造同质单一世界的进程。相反，它为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这些人提供了华丽转身的可能，借着打破职业的疆界、阶层的固化，从而赢取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就此而言，格非的改革叙事，当然与那些要将中国故事并轨到西方叙事的“全球化”叙事格格不入，更揭示了来路艰辛的中国改革的复杂性，也许改革的意义并非只是实现行业内部的迭代升级，而是整个社会的再结构化。这些人物的创伤记忆与幽微情感也是在社会的再结构化过程中不断显现与抒发的。或许这就是《登春台》的“独泊”，格非所见的“未兆”！
《登春台》里的人物来路不同，但目标一致地都想寻求归宿安稳度日。大家摸爬滚打，表面看来是为金钱牵引，但落到实处只为心安，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无奈天不遂人愿，沈辛夷的母亲一心想发家致富，病入膏肓之际仍视女儿为无物；陈克明功成名就，居然遥念糟糠之妻，回味吃苦岁月；窦宝庆将心事和盘托出，本以为会得来包容与慰藉，结果却锒铛入狱；周振遐急流勇退，养花养草，都是因为家庭的分崩，儿子的叛逆。大浪潮里大家苦心经营，希望家庭富足生活美满，可往往事与愿违，貌似成功的时候，那个最初的理想反而分崩离析，一片狼藉。由此，我们想到西方社会有关“荒原”的文化论述。在论者看来，“荒原”（wasteland）和“荒野”（wilderness）虽一字之差，但内涵已千差万别。“荒野指的是未开发的自然，荒原指的是被荒废或被污染的自然。”荒原一体两面，“既是文明的对立面，又是文明的产物”。“既用来指代一片荒漠这样的地区，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洗礼；也用来指代一座废弃化工厂厂址这样的地区，它已经由于工业开发过度而被消耗殆尽。”[5]《登春台》里的“家”，是人人期盼回归的地方，也是暴力和创伤滋生的温床。他们从一个家逃到另一个家——一个似家非家的所在。在新的“家庭”里，充满道德的暧昧性，彼此是家人，还是伴侣，或是上下级，都难以一言以蔽之。家庭的组成方式变得多元，是更在意感情的重要性，还是依靠金钱的牵引，谁也说不清楚。周振遐的伴侣姚岑，不是其他人，正是他旧友蒋承泽的情人。周振遐的儿子另有其人，但对陈克明另眼相看，视如己出。如此复杂错乱的关系，见证了“家”如同“荒原”一般的二重性。
在比喻的意义上，不妨把市场经济对伦理关系的破坏和重组，也视作荒原生成的过程。荒原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技术的介入而发生，废弃的工厂、污染的土地，无不关乎人们对技术的推崇以及对自然规则的无视，荒原是人与自然关系破裂的直接表现。现代经济生活则变相破坏了既定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家庭的解体最为直观。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所代表的技术力量，以及旗下老板、员工支离破碎的生活，恰恰可视为“城市荒原”的缩影。维多利亚·迪·帕尔玛说：“荒原固有的抽象性使其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景观——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地方。”[6]尽管“荒原”会引发种种不快的联想，但她分析说：“与荒野概念不同，荒原提供了一种更负责任地理解我们在环境中所处位置的可能性。荒原概念并没有将‘自然’局限在无人存在的区域，而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它假定我们的行为只是一系列活动，以及一系列反应和回应，与环绕在我们周围并与我们互动的岩石、植物、动物和大气层的活动、反应和回应相互关联。”[7]
如此说来，“荒原”可以引导我们正视人际、人物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受到外部的影响而产生或消失。在此意义上，《登春台》似乎让读者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家园作为一个地方，是开放的、可渗透的，也是社会关系和各种情感交织而成的产物”，它“既不是完全私人化的，也不是完全公共化的，而是兼而有之”[8]。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家园的荒芜。小说里这些北漂族们，离开故土在都市谋生立足。他们为家奔波，得到的是“似家（homely）的家”和“无家（unhomely）的家”。虽然北京是他们家的所在，可是周振遐的别墅空无一人，似家非家，妻离子散是无家之家。吊诡的是，这空荡的所在却让他安心，让他躲避喧嚣，又俨然是另一意义上的无家之家。有家与无家可以随时转换，在家却有非家的感觉，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暗恐”（uncanny）的寓意所在。“在某些感知的层面上，一种怪怖的经验可能产生于一个人对家园变得陌生起来的时候。人都可能具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感觉到自己既安适其位（in place），又不得其所（out of place）。”[9]
格非耗费大量笔墨写周振遐痴迷养花，钟情生命力极强的月季，花团锦簇的花草和门可罗雀的景况形成对照，似有反讽意味。周振遐有心修复“荒原”，赋予家以勃勃生机。小说里写到，本来是抗病性比较强的大型藤本月季，对水、土、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较容易养护的海格瑞，竟然萎靡不振，行将枯萎。一番折腾过后，周振遐才搞清楚海格瑞的病源是阴凉潮湿的土壤中，藏着一个巨大的蜗牛巢穴。一株花容不得一只蜗牛，一个家也容不得小小的伤害。家很容易就可以建立起来，但是经营好一个家是一门大学问。那些外来的物，看似无关痛痒，却能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周振遐有心借莳花弄草躲避世俗生活，将韭菜、莴笋、葱蒜、茴香隔绝在外，但反讽的是，有时候荒原的表现形态不是匮乏和缺少，而是满溢和丰沛，譬如荒草萋萋、蝇蚊不绝。周振遐在月季无声的开落中，体味到了寂寞和疏离。格非已在他处说明，现代社会高速运转，便利的通信使得人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繁复，但是，这种高密度的社会网络，非但没有减缓人间的隔阂，反而使得个人的孤绝感更加深厚[10]。至于原因，诚如韩炳哲所说：“人们踏遍千山万水，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11]
改革让城市越来越现代，越来越便捷，也让个体有机会脱离固有的人地关系，在随机、流动、先进的状况里不断营造与提升家的品格，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带来非家、无家的感受。大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格非这里并未成就一种改革文学，相反却促成一种新的伤痕书写——一种物质、技术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废弃的荒原之感。
《登春台》所描写的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和周振遐四个人，相互之间本来并无瓜葛，在时代的变动中却上演了一出出生活的悲喜剧。他们的性别、年纪、阶层、背景各异，却因为对财富的共同追求而有了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视为某些社会类型的缩影或表征。但是，所谓缩影或表征主要是说明这些人所具有的类的特质与群的特性，不见得是说明类与类、群与群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荒原的表述中，重要的问题不是土地本身的状况，而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换句话说，小说固然采用人物列传的方式呈现，但不同的人物风景背后，其实有一条隐秘的丝线牵连，或称之为时代，或呼之以命运，抑或视为意外或偶然。无论如何，它们都表明宇宙中存在着一股躁动纠缠的力量。
“纠缠”（entanglement）本来是一个物理学的专业术语，而非一般的浮泛用词，更精准的表述是“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这个术语指向经典物理学之外某种不可思议、无可名状的情形。两个或多个粒子在相互作用之后，都带上了彼此的特质。它们各自的特性被改造或综合之后成为一种群体特征。更为神奇的是，即便日后它们相距遥远，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介质，一个粒子的行为仍能影响另一颗粒子。这种神秘的互缘共生现象，正是所谓的“量子纠缠”。撇开物理学的专业概念，不妨放大这种彼此牵引的关系，把它看成一种对人间情境的隐喻：“各种各样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这样千丝万缕地纠结在一起，你以为理清了很多的关系和秩序，你以为清理了各种各样的立场、不同的眼光或者是知识的范畴，但事实上也许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纠缠’不断在你我所感触的、所认知的、所理会的状态之下继续进行着。”[12]
在量子纠缠的视域里，所谓“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过小巫见大巫，它所代表的无形的幽暗力量已近乎运势风水等玄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无论苏浙皖交界的山坳，还是北京郊区、甘肃农村，抑或长江北岸的村庄，都隐然进入纠缠的状态。《登春台》开篇便说：“宇宙中充满着各种基本粒子，像什么夸克啦，轻子啦，规范玻色子啦，希格斯玻色子啦，还有什么引力子啦，不一而足。它们一刻不停的微弱振动，赋予天地万物以能量。”[13]天体转动、四季交替，我们因此产生秩序恒定的幻觉，这种秩序如此坚固，永恒复归，甚至“可以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14]。但是，不可解释的纠缠，却时时带来事件的发生与人间变化。每一个普通个体身后都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经历，彼此经历交叠相错而成为万花筒式的故事。小说中嘴拙的窦宝庆在郑元春的怂恿下鬼使神差地用第二人称讲出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在真假虚实之间，窦宝庆意乱情迷。而所有故事的起点，是马家河石窟遗址的一桩强奸案。某个雨天，落单的少女，黑色的大伞，20出头、脸色煞白、身体单薄、穿深黑色旧西装的青年，一切似曾相识。若干年前，在苏州木渎灵岩山风景区，沈辛夷也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显然命运已经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缠，只是时间过去，那个强暴者依旧20出头。这不是连环案，而是暴力的永恒复归。时间似乎已经暂停，或者时间根本不存在。
我们热衷于谈论人世无常，可偏偏伤害和苦难总不缺席，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郑元春用少女的受辱来刺激性欲，而窦宝庆则借此步步走向内心。情与欲的纠缠，苦与乐的交织，是人间最真实的写照。故事中最神秘的纠缠，当推出身厦门茯西村的姚芩，她是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两位老总的情人。20年前两位老总曾因台风紧急避险于厦门，他们遥望对面山坳中的渔村，激辩洛伦兹的名言“世界上那些看似没有瓜葛的事物，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是否可信。周振遐务实谨慎，认为偶然不过是偶然，路过离开，从此关系杳然，而蒋承泽则浪漫天真，愿意“将一件平常之事极力渲染为神奇命运的微妙暗示”[15]。20年后茯西村的少女现身，他不问缘由直接录用。命运齿轮的转动，肇始于这样细微的姻缘。而读者知道，正是在这风雨之夜，周振遐的发妻快要临盆，他们未出生的孩子取名为周南。南地的淳朴，寄寓给了一个北地的婴孩。日后他恶习难除，赌博嫖娼，完全与名字的美好寓意背道而驰。现实的残酷和浪漫的奇想、温婉可人的少女和劣迹斑斑的少年也有了最不可思议的纠缠。
格非以这样的纠缠提醒读者注意，人世间的交缠多数引而不发，但可一旦落到实处，则可能妨害一生，这就是所谓的“提婆达多”——“在你的一生中始终会妨害你的那个人”[16]。沈辛夷父女在寂照寺旧事重提，父亲说：“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婆达多’吧。”[17]对于某个人而言，“提婆达多”可以是人生的业障，是创伤，也可以是心结，是内心的幽暗意识。母亲之于沈辛夷、妻子之于陈克朋、姐姐之于窦宝庆、邻居之于周振遐，都是“提婆达多”。但是，指认伤害是一方面，以行动响应伤害又是另一回事。格非的用心当然不止于写实揭露“提婆达多”，如何面对和化解“提婆达多”才是他更有兴趣的方面。有学者指出：“响应苦难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悲伤。悲伤是要我们省思，伤悼，并体认生命的脆弱与软弱。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思考非暴力的伦理，同时认知到‘我们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密切牵连’。巴特勒更进一步指出，悲伤所展现的，是我们与他者的关系，我们既为这些关系所役，也未必能够清楚重述或解释这些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全然自主或主宰自我因此不无疑虑。”[18]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我们必须不断面对和化解“提婆达多”，才有悲伤，才有抒情，也正是因为纠缠，才更需要我们思考作为自我个体如何在与世界、与他者的相处中“全然自主”。借用陈嘉映的话说：“自我认识不是像所谓的科学认识、外在的认识，自我认识不能只是把‘自我’当作一个宾语，当作认识对象，‘自我’还是个副词，是以‘自我’的方式，在‘自我’的层面上的一种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并不是把‘自我’限制起来，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你也在认识他人、认识世界。”[19]套用这样的思路，我们不妨理解围绕春台路67号所发生的故事，是格非用作为副词的改革重新认识改革，认识改革就是用改革的方式重新认识过去和现在，重新理解自我和他者。实际上，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纠缠，原本泾渭分明的规则和禁忌被打破，人与人、人与物有了各种各样可能或不可能的集合，也才有了《登春台》中林林总总的故事。
格非五年磨一剑，在《登春台》中写情感、写欲望、写危机、写人与人的纠缠。这个春天的故事，从秋天开始一路往回看，有人看尽繁华，有人乐此不疲，有人见证伤痕，但无论如何，格非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处理过去与现在、时代与个体、情感与欲望、在家与非家、时空与纠缠等诸多面向，春台之上，目力所及，每个人的风景都各各不同，沌沌兮，傫傫兮，不必千篇一律，正如书的封面所示：“人的一生，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时空中的梦的万花筒。”
注释
[1][13][14][15][16][17]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第1、1、2、286、62、62页。
[2]沈从文：《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载《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318-319页。
[3]参阅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麦田出版，2017。
[4]参阅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6][7]维多利亚·迪·帕尔玛：《荒原：一部文化史》，梅雪芹、刘黛军、颜蕾译，译林出版社，2024，第3、5、310页。
[8][9]艾莉森·布伦特、萝宾·道林：《家园》，刘苏、王立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第32、31-32页。
[10]格非：《没有什么时代会真正过去》，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43948。
[11]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第4页。
[12]参阅王德威：《在“遭遇”与“纠缠”中拓展文学空间——王德威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演讲》，载《大西北文学与文化》第7辑，作家出版社，2023。
[18]李有成：《他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第96页。
[19]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第284页。
